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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九一年晚秋的一个午后，北京，临近北海的一座并不显赫的小楼里。窗外成熟的红叶正竞相投向绿地，极力试图改变那里的颜色。踏着落叶、沿着绿地向前不过几百米，就是中南海神秘幽深的回廊曲径。
墙上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案上一个旋转的地球仪，几上几杯有些乏味的热茶——谈话已经进行过一段时间了。
“……《古今注》上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什么意思？说古代的城市不过是些繁华热闹、被当做国都的地方罢了。现代城市的概念完全变了。这里有两个数字，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大多不超过本国人口的一半。到七十年代初，普遍超过百分之七十，联邦德国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二，澳大利亚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点六，比利时达到百分之八十六点八。另一个是，一九七二年，日本东京大都市圈内的国民收入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企业数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六，销售批发量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八，而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五还强！这是说的一个东京！说的是一九七二年时的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现在所处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侃侃而谈的是一位银鬓华发的老者，一位学富五车、经纶满腹，同时又足以对中国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威人物。为了写作这部以反映新时期城市建设战线生活为内容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们几经曲折，敲开了这位权威人物的书房。
“那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恐怕很难相比吧？”我们说。
“应该说现在不可设想，将来是必然趋势。”权威人物缓缓地品着茶，随手把桌上的地球仪一拨，整个世界都在我们面前旋转起来。“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可能离开城市化呢？至多形式上有所不同就是了。新时期十年，几百座大中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八八年与一九七八年相比，全国的城市数量增加了一倍还多！这不就是证明吗？”权威人物有力地拍着沙发扶手，神情中带出了几分激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无愧于古人、后无愧于来者的。深圳、珠海那些地方不算，你看看西安、哈尔滨，包括你们山东的济南和一些中小城市，三年五年不去你还认得出来吗？这是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都叹为观止的！可惜我们的文学作品对这方面反映得太少、太不充分！”
权威人物的话使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激流的冲击。“有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农村，中国的改革也只是在农村取得了成功。这恐怕也是反映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作品所以少的原因。”我们说。
“说中国的希望在农村是对的，但还应该加上一句：中国的未来在城市；说中国的改革只是在农村取得成功是不对的，但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在城市还没有取得像农村那样的成功。”权威人物又恢复了学者的安详和严谨。“有人说毛泽东搞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也搞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我赞成这个话，但这个话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在里面：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还是要夺取城市。打不开潍县、济南，攻不克长春、天津，踏不平南京、上海，到哪儿谈革命胜利去？现在的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七九年到八四年我们主要抓的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连带着乡镇企业；八四年以后，我们改革的重点就转到城市来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比这还要早，八〇年前后中央就提出，要把城市政府的职能从抓经济工作转移到抓城市建设和管理上来。这不是改革吗？这不是根本性的改革吗？没有这个根本性的改革，我们的城市能有今天这个样子吗？我们国家城市化——也即现代化的过程，能有这样的速度吗？……”
地图高挂，地球仪旋转，有些乏味的热茶变成了更加乏味的凉茶。我们的心绪随着这位学者型的权威人物，飞向了世界，飞向了全国，飞向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泉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