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规划局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张国梁，张国梁第一个谈到的是牟易之。
牟易之是有来头的人，沂蒙山里打过游击，北京城里当过司长，据说与朱德、邓小平一起骑过毛驴，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也过往甚密。一九五〇年因为警卫员开枪打死了人，被降职到济南担任城建局长时，肖华特意送给他一辆美国吉普。他是坐着那辆美国吉普，在济南开始他的开创性事业的。
那时战争创伤刚刚医平，济南正像一张白纸，在等待着人们描图作画。而牟易之恰恰有着足够的才华和激情。
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都市规划纲要》。一个没有总体规划的城市，就像一只没有罗盘和航向的轮船，才华和激情是很难找到去处的。他请出的是一位留美归来的规划专家，曾任国共合作三人小组成员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胡道远。他让胡道远坐着他的美国吉普，在市里市外转了不下几个月，终于转出了一份《纲要》。没等《纲要》由文字变成图纸，他便率领一队队人马，在城区东部开出十几条道路，建起了几座大学，同时开始了王舍人庄工业区和西南工业区的筹划，打响了西郊北太平河疏浚排涝会战。
《都市规划纲要》勾划了济南的远景和布局，而牟易之行雷走地般的动作，使那远景和布局旋即便在大地上留下了钢打铁铸般的印记，以至后来的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们发现了《纲要》的某些致命弱点——两大工业区恰巧处在济南冬春两季的主导风向上——试图纠正时，已经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济南的今天和明天，几百万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和生存境地，就这样被一位共产党的干将和一位国民党的专家，须臾间界划和决定了。
如果说还有第三位参与者，那就是张国梁。这更是一个奇特人物。日本鬼子占据济南时考上的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从学校毕业，在鬼子统治下干过几天技佐（工程师），鬼子投降后作为留用人员，成了国民党公务局的技士（主任工程师）和科长。四七年济南解放他又做为留用人员，担任了共产党的规划科长。他是胡道远的助手，也是牟易之的左右臂。五八年，后任城建局长王善志请来建设部和苏联的专家，对《都市规划纲要》进行调整补充，并且制成挂图在大明湖公园公开展览，张国梁是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位三朝元老、一辈子不过问政治的老工程师，偏偏又栽在政治上。苏联专家与中国姑娘亲亲热热他看着不舒坦，说：“大姑娘小媳妇都叫苏联专家弄去了，咱到现在还搂着一个脚趾头（小脚）的老婆睡觉。”报上说苏联产的钻石牌自行车如何如何优良，他听着扎耳，说：“我骑着猫牌（日本产品）就比钻石牌结实。”济南钢厂规划时有意避开铁路，一位省委领导人说了句：“沈阳有个铁东铁西，咱就不兴来个铁南铁北？”一句话，厂区和宿舍区硬硬被分割至铁路两边。他忿忿然，说：“千规划万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几件事加到一起，他便成了地地道道的“右派分子”，没等规划展览结束就被“改行”扫起了厕所。
此后十几年风风雨雨，“大规划”成了罪恶的渊薮和无人敢于问津的禁果，直到一九七八年，接力棒才交到一个名叫于书典的年轻工程师手里。
于书典应该算是牟易之、胡道远、张国梁的小跟班、小弟子。五〇年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时，就为《都市规划纲要》跑前跑后。五八年《纲要》调整补充，他成了主要干将之一。文革期间“大规划”成了靶子，他却把能够找到的国内外有关规划的著述，咀嚼得只差没有吞进肚里去。可是把编制济南这样一座省会城市总体规划的责任压到这样一个刚刚评上工程师职称的人身上，实在让于书典和他的同行们震惊了好一阵时间。
更难为的是，恰在其时，在北京当了好一阵子建设部公共事业局局长、又返回济南定居的牟易之，和光荣退休多年的胡道远先后辞世，于书典有心想找个“监制”、“顾问”之类的人物壮壮威风压压阵角也莫可奈何了。
关键是调集各路人马。于书典想起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国梁。其时张国梁的“右派”已经改正，可让那样一位老专家、老领导出山，听候他一个既无功名也无职权的晚辈调遣，于书典实在不敢奢望。
他且恭且敬找到张国梁面前：“张老总，您是前辈，请您扶持我们一把，给我们指点指点、当个高参行不行？”
张国梁正在画图，他收起纸笔摘下眼镜，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书典，我问你一句：你是真心想让我出山还是只跟我客气客气？”
于书典说：“我好几天觉都没睡好，怎么还能是客气！”
张国梁说：“那不得了！让我出山我就干点实实在在的，高参不高参我不感兴趣。你要不反对，防洪那一部分我担起来就行。”
张国梁有此一举，其他原先有些想法的人也没了话好说。靠函授和自学成材的年轻工程师于书典，率领一伙老工程师和名牌大学毕业生，几年苦斗，终于顺利完成了济南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任务。
在庆祝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宴会上，于书典、张国梁遥向远方，庄重地为牟易之、胡道远举起了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