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研究

王春玲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未能实现7.5%的增长目标。为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实施了包括继续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对小型微利企业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完善企业重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旨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看，税收政策在国家政策组合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分析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稳定经济增长的长效税收措施，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判断

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因为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稳定的物质保障。 回顾过去的30多年，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一）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

自1978年，除了个别年份，中国经济增长率均超过8%，37年间平均增速为9.44%。尤其是1984年、1992年和2007年，增长率均超过14%，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GDP总量由3645.2亿元上涨到2014年的636462.7亿元，绝对量增长173.70倍。中国经济已经今非昔比，经济总量、经济增速、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产业业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63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的大国。中国已经从短缺经济体成为过剩经济体，从工业小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从一个温饱经济体正在嬗变为小康经济。具体如图1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处于脆弱时期：欧元区面临着6年以来的第三个衰退期，尤其是最近的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将欧元区带入万劫不复的衰退泥潭；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安倍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主要新兴经济体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增速明显放缓，经济增长都远逊于中国经济的表现；尽管美国经济已经从危机中解脱，但无力抗争全球衰退的大趋势。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但相比全球经济整体疲软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高度不平衡：英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3%和1.22%；日本在2011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增长率为-0.45%；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也在2011年以后出现增速下行，2013年增长率不足6%。唯有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中国目前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多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生产高污染、人口老龄化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频现。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2012年在专栏文章中阐述了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大变化：“较低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更为显著的经济周期”。由此可见，发展速度放缓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必然。

2014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极其困难的局面，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贯穿全年，很多指标的表现差强人意，其原因主要有：第一，中国政府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和影响认识不足，因而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对新兴市场的冲击估计不足，应对措施不够及时、完备，致使经济受到强烈冲击；第二，过去10多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由于房地产行业不景气而产生的连锁效应；第三，政府金融改革的滞后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成了普遍性现象，实体经济发展遇到障碍；第四，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政府连续扩张的刺激经济手段，导致房地产行业泡沫经济、房地产企业债务杠杆高企的问题开始凸显；第五，厨房经济模式对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和环境红利的过度消费，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愈加突出。多种效应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引发系统风险的概率大大提高。

2015年1～5月，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1245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比1～4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58357亿元，同比增长10%，比1～4月份小幅回升0.1个百分点；1～5月份，新开工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计划总投资134787亿元，同比增长0.5%，虽然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增速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3445亿元，同比下降20%，新开工大项目不足问题更为突出。我国自2012年3月以来的38个月PPI一直负增长，如此长时间同比回落的景象，过去仅在2008年至2009年、1997年至1998年等经济疲软的时段出现过。具体如图3所示。

2015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5万亿，同比下降0.8%。数据表明，经济在4、5月份呈现出一定弱企稳态势，但稳定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社会总需求继续疲弱，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二、税收政策对经济稳定的调控机制

（一）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当经济的有效总需求低于总供给就会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工人大量失业。政府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投资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逆经济运行调节，可以有效“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由于GDP=居民消费+政府支出+企业投资+（出口-进口），而政府支出可以分解成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将其分别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合并，国民收入账户等式简化为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由此，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即在经济衰退时期，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加可以刺激整体经济增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往往通过刺激这三者来调控经济运行。

我国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4所示。

图4显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的贡献，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不高，1990—1995年、2003—2008年间有所贡献，但贡献率不超过20%。2008年以后，随着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我国出口严重萎缩，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为负数，已经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诱因。

（二）我国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1.基本理论

尽管税收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但税收对GDP增长的直接作用不明显，它是通过对需求、投资和净出口施加影响，进而调节经济运行。税收对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各不相同。

政府征税一方面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消费能力，产生收入效应，减少总需求；同时，征税导致不同商品相对价格变化，产生替代效应，增加低税产品的需求量而减少高税产品的需求水平。此外，税收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价，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税收对社会需求影响的总效应是负的，政府税收增加的结果是社会总需求的减少。

政府的减税政策刺激投资增加，因为减税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私人储蓄和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对社会投资的产业和方向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即政府通过减税鼓励私人投资于基础产业和经济落后地区。但政府减税同时会减少财政收入，降低政府公共投资的能力。只有当减税所增加的私人投资大于相应减少的政府投资，才能增加社会总投资。由于税收乘数小于财政支出乘数，等额的减税和减少财政支出，乘数效应总是下降的。但投资与需求对GDP的拉动效果不同：消费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在通货紧缩、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可以直接引致GDP增长；投资增加引起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但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效果不确定，只有当企业产品能实现最终消费，才是有效的社会产出，投资就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出口的刺激主要是出口退税政策，与减税政策效果类似，出口退税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削弱政府财政能力。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证明，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以换取自己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可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由此获得经济利益。可见，促使企业出口的主要动因依然是产业比较优势，税收政策的鼓励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我国出口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近几年呈不断下降趋势，政府应将税收调控经济的着眼点放在刺激内需、扩大出口企业产业优势两个方面。税收政策对投资的鼓励，应“以需求为导向”，即投资的项目以产品能最终产生有效需求为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变量的选取

影响GDP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消费和投资。虽然净出口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之一，但自2008年以后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数，因此我们选取GDP为被解释变量Y，消费支出为X 1 ，投资需求为X 2 ，设定二元回归模型。

3.建立回归模型，绘制散点图

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GDP增长率与消费和投资增长率大致呈线性关系。故选择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图5 GDP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散点图

图6 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散点图

LNY=C+β 1 LNX 1 +β 2 LNX 2 +β 3 LNY(-1)+β 4 LNY(-2)+Ui

4.参数的估计

因此，所估计的回归方程为：

LNY=2.235622+0.937510LNX1+0.152972LNX2+1.19389LNY(-1)
-0.379019LNY(-2)

5.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斜率系数β 1 表示在投资不变的条件下，消费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β 2 表示在消费不变的条件下，投资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两者均为正数，符合经济学理论。

（2）拟合优度检验

判定系数R 2 为0.999772，非常接近1，说明模型对实际经济拟合优度非常高。

（3）统计检验

设定显著性水平α为5%，β 1 对应的P值为0.0000<0.005，拒绝原假设；β 2 对应的P值为0.0021<0.005，拒绝原假设；β 3 对应的P值为0.0000<0.005，拒绝原假设；β 4 对应的P值为0.0549>0.005，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消费、投资和上一年GDP对GDP增长率存在现象相关关系。其经济学含义是，在投资不变的条件下，消费增长0.94%可以带动GDP增长1%；在消费不变的条件下，投资增长率0.15%可以带动GDP增长1%。

GDP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有线性相关关系。

三、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合理性分析

（一）从极长时期视角看经济增长率很难维持高水平

1.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率水平极低

自1860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平均增长幅度1.6%，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1913—2012年，10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3%。具体如表3所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长期增长率仅仅达到1.6%，其中发展最快的近100年也仅仅能够维持3%的发展速度。

2.经济累计增长效果惊人

从极长的时期看，即便是很低的年增长率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依然会带来巨大的累计增长，产生爆炸式效应。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9.44%。按照累计增长率定律，增长乘数为23.5051，即2014年GDP对数额已经是1978年的23.5倍。如果经济能长期保持5%的增长率，30年以后经济总量会膨胀到现在的4.32倍，足以深刻地影响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使整个社会面貌彻底改观。

（二）人口增长率下降

GDP增长包含着人均产出增长（即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两部分，即年平均增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多年来国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2012年甚至出现了劳动人口负增长。尽管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在延长，但由于经济、心理和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一点已经明显拖累经济增长速度。

图7显示，我国GDP增长率主要来自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人口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很低，而且不断下降，未来有拖累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

（三）生产过程越来越大的熵值阻碍经济增长

近年来，能量守恒定律被用于解释生产过程和经济现象。能量守恒法则会产生生态约束，而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与生态约束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无法被毁灭，从宇宙诞生到毁灭，能量的总量会保持恒定。虽然总量保持不变，能量的形态却在不断变化，它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一种形式的能量减少，一定有其他形式的能量增加，且减少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某个物体的能量减少，一定存在其他物体的能量增加，且减少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能量的流向总是从热到冷、从集中到分散、从有序到无序的。例如，一桶汽油的能量总量是固定的，但在燃烧过程中能量会以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其他气体的形式散发到大气层。虽然能量总量没有消失，但散发出去的部分对正常生产和工作不产生效率，物理学家将这种无法利用的能量称为“熵”。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将自然界的可用能量（包括固体、液体、气体三种形态）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任何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都包含着有用的能量和附加的熵。最终，商品或者被消费和被遗弃，能量得以再次循环进入自然界。工业化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熵值积累的总量越大。因此，在经济活动中能量永远不会出现净增加值，相反，将自然资源转化成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有用能量不断被损耗，无用的熵值不断增加。自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熵值积累越来越大。熵值过高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后果：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速度加快；农村土壤和水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锐减，生物资源危机凸显；工业固体废物大量增加，威胁着人类身心健康。

生态环境的破坏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减缓了经济发展进程。首先，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根据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发布的《2014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显示，2014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24353.7万人次受灾，1583死亡，235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3373.8亿元。 其次，大量废弃物的排放导致大气、水资源和土地遭到污染，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资源，包括廉价环境资源。当前，几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国都稳居世界第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座大山，北京等主要城市出现的雾霾天气是熵值过大的一个例证；此外，政府每年在环境治理上的投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国每年投入环境治理的费用占GDP的1.5%以上，2013年高达9516.5亿元，近千亿元的治污费用就是熵值对有用能量的直接消耗，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治理费用的支出会越来越大。

四、稳定经济增长的税收对策

（一）确定经济新常态下的适度增长率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每增长百分之一代表的产值绝对量越来越大，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却代表着越来越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政府应以经济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源配置潜力确定适度的水平，而不应片面地追求8%或者9%的发展速度。依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确定5%的增长速度比较合适，一方面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总量需求，同时也可以使经济比较稳妥、扎实地推进，减少由于熵值积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二）实施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

首先，降低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率在20%左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这一比例不算高。但由于我国税制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结构，再加上税收征管水平不高、非税收入比重占财政收入50%左右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居民实际负担过重，居民消费能力不强。按照实证分析的结构，我国消费每增加0.94%可以带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消费需求无疑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来源。

其次，调整税制结构，引导消费结构。我国流转税占税收收入50%左右，流转税由于其税负转嫁和累退性等特性，使得税收在引导产业结构等效率目标和促进社会公平目标两个方面均出现功能弱化。税负转嫁使税收由最终消费者承担，企业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忽略税收负担的高低；累退性使得税收主要由低收入者承担，由于低收入者主要消费生活必需品，商品价格弹性小，低收入者被迫承担更多的税负。因此政府应重新调整税制结构，确定所得税主体税种的地位；提高非生活必需品的税负水平，降低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发挥税收在调节经济运行和促进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功能，促进社会需求总量的增加，增进人民福祉。

再次，发挥所得税和财产税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减效应，即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通过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课征，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就能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

（三）发挥税收对投资的鼓励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一定程度刺激投资，但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企业有盈利。由于市场经营的风险性，没有盈利的企业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和基础产业尤其如此。很多企业还没有机会享受优惠就已经破产，影响税收优惠鼓励投资的效果。此外，投资引起的产出增加必须被需求，才是构成社会有效产出。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徐策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元进的研究，2009年和2013年，“无效投资”占中国经济总投资的近一半。 因此，实施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和民间投资，才是税收政策刺激投资、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支点。当前，我国投资每增长0.15%就可以带动GDP增长1%，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四）调整税收政策，以培育产业优势方式刺激产品出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避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国实施了提高出口退税率、鼓励企业产品出口的税收政策，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一度高达20%，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也依据出口优势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国由此发展成为世界工厂。2007年10月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化成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度回落，我国出口产业受到强烈冲击。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和技术出口提供了新契机。因此，政府应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依据“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精神，扶持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和企业消化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将产业优势转化成出口优势，使出口成为拉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黄益平.经济增长的新常态[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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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VQyWY4AYsFBHXrhWUTN74WNF0z6X/rHAb0sutsKqf89FMpRTAX4Vi37pkXvjoz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