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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4日上午，围绕第1专题“税收经济宏观形势分析”，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范建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上海财经大学著名教授胡怡建、上海市国家（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刘新利等专家学者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问题及应对政策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在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又分别提出一些自己对新常态的补充认识，并就适应新常态深化税收改革、税收增长方式、货币政策应用和税收经济周期规律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下面是专家学者的观点综述。
一、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与政策选择（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观点）
（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失衡
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2014年GDP达到63.7万亿元，接近1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达12%以上，排在世界第二位，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新常态首先表现出一个特点，进入新的起点，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同时，经济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四个方面大幅度上升，逼迫增长方式必须根本转变。新常态下，失业的主要人群是青年大学生，这些人有政治诉求，失业可能导致聚众结党，后果非常可怕。
（二）新常态下新失衡产生的动因
中国宏观经济当前存在着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和威胁。与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看似总量失衡，仔细分析根本原因是结构问题，是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收支失衡；二是产业结构失衡；三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这些新常态下的新失衡，与双重风险并存。
（三）新常态下新失衡要求新政策
中国宏观经济当前的双重风险，要求宏观政策不能沿用过去单一政策，或者全面扩张，或者全面紧缩。应采取所谓的松紧搭配，或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新失衡、新特点下，国家新政策首先就是松紧搭配要有一个力度、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可能和目标的要求。以此，中国经济增长给出三个数：下线6.5%，能够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的实现；上线8%，能够保证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5%；中间有一个均值，能够保证2020年中长期目标的实现，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松紧搭配的力度。
（四）新常态下新政策配合新方式
经济政策松紧搭配的力度，除了新政策有波动范围、波动幅度的选择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松紧搭配方式。在危机的时候，扩张的货币政策是不管用的，扩张的财政政策才管用。
当前经济的根本问题，总量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结构失衡，必须进行干预、缓和，使得总量趋于稳定。要特别强调需求的短期管理政策，逐渐转向兼顾需求管理的同时，兼顾供给管理的政策。另一方面，供给管理能真正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效发挥供给管理的方式，更加符合中国地方政府利益驱动。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起主导作用。实现良好的供给关系，一定要同时在制度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否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中国很重要的就是在需求管理的同时引入供给管理。供给管理引入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条件，就是要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
二、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观点）
（一）全球经济处在大调整时期
2008年之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现在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分化、大变革的新时代。整个世界治理体系也跟着发生重大变化，危机率先发生的发达国家话语权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开始上升。今天中国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困难，原有的动力、原有的治理和原有的发展格局，已经不能支撑现代发展。
（二）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可用1、2、3、4进行简单的梳理。
“1”是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升级的爬坡过槛的困难阶段。“2”是中国正在上演两台大戏。一台戏是在国内上演升级版发展大戏，以“新四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为主线；另一台戏是在国际上演全球化发展的大戏，这就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一带一路”战略为重要内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投融资平台为支撑的全球化的发展大戏。“3”是中国正在出现三大趋势，即跨国经营的发展趋势，跨界融合发展趋势和跨所有制发展的新趋势。“4”是中国正在形成或者正在积蓄四个新红利：第一是人口质量的红利，每年有数百万个大学生毕业；第二是正在积蓄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的红利，特别是打破垄断、解除管制，所带来的制度性的红利；第三是全面开放的红利，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这种红利，会成为中国经济新阶段新时期和未来发展的新力量；第四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个创新型的红利。
总结，在爬坡过槛的阶段，可以守住底线，但不再会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借助两台大戏形成新格局，借助三大趋势资源配置优化，借助四个红利能激起更大的发展动力。只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实现欧美式发达经济体，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三、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税收改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观点）
适应经济新常态，深化税收改革，主要有三点：
（一）正确理解新常态
新常态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整个经济社会都是新常态，包括资源环境、社会阶层和财政缺口。全面把握新常态，才能真正地从整体上把握财税的新常态。
（二）经济社会新常态与财税关系
经济社会新常态与财税关系，实际上就是风险相互转化的关系。经济的风险可以转换为财政的风险，风险转化不是等比的，有放大效应。
（三）经济政策是风险权衡的抉择
财税政策怎么去决策？一方面减税，一方面增资。现在是以扩大财政风险的办法，去对冲经济的风险。同时，不断加大对民生的改善，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财政承受更大的压力、更多的风险，去降低社会的风险。以财政风险扩大对冲经济风险，理论上可以对冲，但是实际上对冲的效果是要分析的。比如说减税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鼓励大众创业创新，它的效果怎么样，这方面的分析是缺乏的。可考虑用其他办法去对冲经济下行风险。要唤醒沉睡的资金，用好这个存量。一方面创业，政策出来了；另一方面，有钱花不出去。说明现在的政策对冲经济，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出现了问题。所以，财税改革有很多深层次问题值得探讨。
四、经济新常态下税收增长方式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建教授观点）
刚公布的1—5月份的税收增长率是0.4%，在中国的税收历史上是罕见的，与我们国家前些年的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就此，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怎么看我国税收增长下行；第二个问题，如何看税收增长的走向；第三个问题，如何看税收增长的趋势。
（一）怎么看税收增长下行
当下税收增长下行的原因，是经济性、制度性和政策性三大因素合力作用的影响结果。首先，经济下行，使得税收也下行；其次，“营改增”带来税收大幅下行；第三，结构性“营改增”带来减税的大幅度上升。当前要推进金融、建筑和房地产业“营改增”，这些产业比重更大。所以，综合作用下，税收增长下行。
（二）如何看税收增长转向
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增长呈现三大特征：第一，增长率高；第二，增长持续时间长；第三，呈加速度。
税收是由经济带来的，还是货币带来的，为什么税收跟经济的相关性越来越远，而同货币的相关性越来越近。通货膨胀带来价格大幅度上升，包括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是交易带来的税收在GDP中的反应。经济的增量所带来的税收和经济保持不动，存量资产性交易的占比变化，使得税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三）如何看税收增长趋势
1994年税收增长不是很高，但是2010年和2011年到了最高点23.3%，2015年以来是2%，5月份是0.2%。如何看待趋势？
第一，税收下滑是暂时现象。一是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比重上升，新兴产业增长加快，这就为未来的税收提供了一个基础。二是税收的改革，未来的税收改革不是减税，而是在保持税收稳定情况下，进行优化。
第二，税收增长更多依赖资本市场。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由宽松财政政策向货币政策转变。税收新增量，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
第三，税制改革在稳定税制的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也为未来的税收增长提供保障。税收结构性的三个变化：一是提高直接税比重；二是提高个人税；三是减少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税收。这种转变，不但使税收结构优化，而且使税收分配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优化税收结构，将更多地发挥收入分配作用。
五、经济新常态与货币政策的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范建军观点）
（一）目前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个方面是缺简单、逻辑自洽、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指导货币政策实践；二是对货币政策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包括货币发行机构、作用和目标，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理解，货币量化效应，基准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及金融危机机理；三是缺乏合理可靠的统计体系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有力支撑。
（二）政策建议
基本结论是经济现在已经陷入通货紧缩。政策建议：一是调整到比较宽松的状态；二是在贷款方面，要保持一个软硬约束，比如日本走极端，导致了20年的低增长；三是要扩大财政赤字规模。
六、经济新常态与税收弹性的研究（上海市国家(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刘新利观点)
经济新常态下的税收弹性，有4个需关注的问题：一是税收、弹性与税负的六大特征；二是税收与GDP周期关系；三是税负变动趋势；四是税负未来走向。
（一）新常态下税收弹性与税负的六大特征
一是税收增长开始下滑，特别在数量级上进入了1位数增长阶段；二是税收经济弹性下降，逐步向GDP增长率回归；三是税负稳定，2015年可能要下降；四是第三产业税收比重持续提高，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结果；五是直接税的比重上升，显示税制优化迹象；六是个人所得税占所得税比重持续上升，国家整体分配向个人倾斜。
（二）关于税收与GDP的周期关系
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快慢是不一定的。周期关系表现：经济上行时，税收超过与GDP同速增长后，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弹性大于1；在GDP到达最高点时，税收也到达最高点；过交差点，税收增长会减速。总体上看，税收增长波动大于GDP波动。
货物和劳务税、所得税和财产和行为税三类税种影响不同。数据显示，主要的波动来源于所得税。
（三）税负变化关系
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关系，1994年提出提高两个比重，截至目前，中央税的比重提高了32个百分点，同时地方税的比重下降了32个百分点，效果已经达到。很明显，这种短期效应的中央收入爆增，非常危险，不可靠。
直接税与间接税关系，原来直接税和间接税是8∶2，现在变为6∶4，国际趋势则反过来是4∶6，特别是发达经济体。
税负变化，从1994年的11%上升到21%，整整上升10个点。三个方面原因：产业结构正在优化，促进了税收的提高；税制结构，间接税比重高时，附加税、所得税进一步提高税负；广义资产结构包括资源资产和财产，随着资产量增加，税负还会提高。
（四）税负未来变动趋势
公共需求，性质不是指政府需求，需要大家选择要不要做，如果做就提高税负。税负承受能力与公共支出效益相关，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估，确定税负理性边界。结合文化基础和公共需求理性分析，税负未来方向将从目前20%的低税负向30%靠近，其中包括社保资金。国家发展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即越过中等收入陷井后，再考虑向35%和40%走。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间接税在企业没有盈利之前就增加负担，会使很多有前途的小企业，倒闭在没有盈利状况下；直接税多，相对好一些。社保税应该尽快开征，关系基本社保，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