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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婚礼

结婚一年后,王蒙成了“右派”。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却浑然不觉,一派欢天喜地。多年以来,王蒙不断地感慨:“爱情和文学的成功,使我成为幸运者。”

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

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

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

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采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

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很自然。

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拘谨。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

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

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

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

婚后不久,1958年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

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桑峪一担石沟劳动,我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儿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

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却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

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和王蒙相识、相恋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18岁——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十分贴切的名字,或许我最能心领神会。

王蒙曾问过我:“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

我说:“有你了。”

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

我说:“有我了。”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人生旅程,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婚外的风流故事,他更不会去“拈花惹草”,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自己。

王蒙常常感慨地说:“家庭就像健康,你得到的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之;而当你失去之后,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应该失去。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我是一个幸运者。” w2q52hNAFX8qvHfUKPtEyQsVSR06Mc8E+Sk68gnokeO51UmahDV3/gJX7iwkLg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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