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一年后，王蒙成了“右派”。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却浑然不觉，一派欢天喜地。多年以来，王蒙不断地感慨：“爱情和文学的成功，使我成为幸运者。”

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

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

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

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采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

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很自然。

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拘谨。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

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

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

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

婚后不久，1958年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

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桑峪一担石沟劳动，我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儿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

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却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

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和王蒙相识、相恋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18岁——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十分贴切的名字，或许我最能心领神会。

王蒙曾问过我：“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

我说：“有你了。”

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

我说：“有我了。”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人生旅程，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婚外的风流故事，他更不会去“拈花惹草”，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自己。

王蒙常常感慨地说：“家庭就像健康，你得到的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之；而当你失去之后，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应该失去。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我是一个幸运者。” AQXXLxpCS9meP0674j9BE7oVduoomJ/hnypH2TDqRk1nuHhn4iqX1CMaCp1C2a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