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儿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年你多大？”

“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我有点儿累，就说：“咱们坐电车吧！”

他不肯。谁知电车一进站，他却把我推上去，自己关在电车外。我在上面着急，他在下面笑。电车当当地往前开，他就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

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

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

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

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

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象。

我问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是不是也同样？

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

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

“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

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

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

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音未落，他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

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生意红火。那个年代，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头戴小白帽，一手高举着菜盘子，脚下生风满堂飞，口中吆喝着：“来了！三鲜汤一碗！”……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那种热情，那种微笑，那种从容，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鳞与爪》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

那一次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EUVucKu5wNB8cSvtScEbj1fEBnJyc0QPCVLf/h4gdTVinfAsazMelQrJhHcTYS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