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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波折

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儿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年你多大?”

“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我有点儿累,就说:“咱们坐电车吧!”

他不肯。谁知电车一进站,他却把我推上去,自己关在电车外。我在上面着急,他在下面笑。电车当当地往前开,他就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

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

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

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

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

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象。

我问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是不是也同样?

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

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

“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

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

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

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音未落,他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

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生意红火。那个年代,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头戴小白帽,一手高举着菜盘子,脚下生风满堂飞,口中吆喝着:“来了!三鲜汤一碗!”……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那种热情,那种微笑,那种从容,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鳞与爪》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

那一次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3ZRtSbbAXvY/xTNI3tKd+vDwL6Xq9i6mrY3B12f2S7lwoal0DiGvV7PUMDlztn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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