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并用这一生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1951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的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
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些甜,看上去很朴实。她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
这时他已经走近。
果然是王蒙。
他看着我,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
“就我一个。”我说。
“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前院的办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
“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同在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我见王蒙打好饭,往前院走去,隔几步还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朝我笑笑才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有意思,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5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待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还做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
“你们好辛苦啊,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也是嘛!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
“不,不去了,我的事还没干完呢!”
他不走,一步也不动。
“去吧,外面的空气特别好。”他怯生生地说。
“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去,我的事还没做完呢。”我不知该怎样推辞。
“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
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跟陈大姐说:“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
陈大姐会心地一笑,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走出办公室,就看到王蒙掩饰不住他的得意。
“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他建议。
“好吧,听你的,我不熟悉。”
走出正院,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见那里有一架双杠。他问:“你练吗?”还不等我回答,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前后摆动,还做了前翻。
我笑了。
他问我:“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还在笑,心里却在想,工作上是我的“前辈”,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
大概已进入午夜了,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性单独待到这么晚,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所以感觉很不自然。走前走后,离远离近,都觉得别扭。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话,话题无论好不好笑,都刻意去笑,而且一笑笑半天。
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那天,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分手时他跟我说:“回见!”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淡漠了,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
很快开学了,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校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开始是这样写的: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