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严酷的时代，严酷的处境，被毒化了的生活，但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一个个的好人。我们愿意记住这些人而不去斤斤计较或耿耿于怀另一类落井下石的人。

王蒙充当了三天导游。我们怀着几近于补度蜜月的心情，在1965年9月8日15时50分抵达西陲边城——伊宁市，当地人俗称它为“伊犁”。

伊犁汽车站位于工人俱乐部和食品门市部对面的白杨林中，一下车便是一番尘土飞扬、熙熙攘攘的景象。卖瓜子的、卖莫合烟的、卖卷烟用的旧报纸的、卖自制酥糖的，还有卖电影明星照片的，都聚集在汽车站门口，十分热闹。听说伊犁居民有从事小商小贩的传统习惯，即使在“批资本主义”最厉害的年月，也是禁而不止，停而不绝。

我们的车在汽车站略作盘桓后便按事先约定，向在伊犁区党委宣传部任秘书的宋彦明同志家驶去。

宋彦明夫妇很热情地迎接我们，并留我们先在他们家住下。他们的房子原是伊犁中苏友协的办公室，客厅很大，地上铺着漂亮的地板，屋子一侧还堆放着木材和办公用的书架等杂物。西边有个套间，想必是宋彦明夫妇的卧室了。

王蒙抢先说：“我们就住这屋，睡地板。”并解释这几个月在巴彦岱农村，已习惯了“打地摊”。

“那怎么行，你们还是住里面套间。”宋彦明同志一再说。他原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很有兄长风度。

“这里就很好，行，谢谢了。”我补充说。那些木材和书架等正好组成一道屏障，我们把行李堆放进去，真是再好不过的栖身之地。

宋彦明同志又说：“崔老师的工作，我和州文教局谈过了，尽量安排在城里，离巴彦岱近一些的学校，这样王蒙回城方便些。”

我连声说好，一时不知该怎么感谢他。

依然是严酷的时代，严酷的处境，被毒化了的生活，但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一个个的好人，帮助我们的人，我们愿意记住这些人而不去斤斤计较或耿耿于怀另一类落井下石或者嫉贤妒能的人。

夕阳快落山了，我们婉转谢绝主人的款待，出门去逛伊犁。我早已按捺不住地想看一看，这座被王蒙誉为“共产主义型”的城市，是个什么模样。

从解放路拐向斯大林大街，我目不暇接地望着，走着。走过红旗百货商店、市银行、市图书馆、文化馆，再往前，便是一片片的私人摊贩了。卖羊肉的，把羊腿高高挂起，吆喝着招徕顾客。从正面看，肉又厚又新鲜，翻过来，里面却藏着筋头巴脑的劣质货；另一边，打馕人盘腿坐在地下（馕是新疆特有的一种面食），巨大的馕坑边沿，许多刚烤好的馕堆成一座小宝塔，香喷喷的，很诱人。打馕人高声叫嚷：“不要粮票，一角五一个！”这里的东西显然比乌鲁木齐便宜，鸡蛋也才要6到8分钱一个。卖货的维吾尔族同志说的汉语大都带有西北腔，又夹杂着维吾尔族特有的发音，en和eng不分，p和f也常混淆，听起来别有一种味道。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小汽车，偶尔走过一辆苏联吉普“嘎斯69”，便是豪华车辆了。马车、牛车和驴车很多，不时还有哈萨克牧民骑着大马走过。车马过处，尘土飞扬，空气中充溢着牲畜粪尿的气味。

街头巷尾常能见到几座俄式建筑。褐色的拱形屋顶，屋檐延伸出来，由四根雕花柱子撑着，形成一把美丽的伞。王蒙说，这里受俄罗斯影响很深。沙皇时期，伊犁曾被帝俄侵占10年，后来经清政府力争，特别是左宗棠率大军开过来，才收复失地，但仍留下不少俄罗斯居民，十月革命后又有些“白俄”迁过来，现在他们都成了中国的俄罗斯族。伊宁西部的努海图地区，便是俄罗斯族与塔塔尔族聚居的地方。我仔细观察，确实看见几个披着大披肩的俄罗斯妇女在那座屋檐下进进出出。

走了没多久，王蒙就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其实，你已经走完了伊犁的主要街道。这里就这么一条大街。伊犁的市容我们已经欣赏完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就是你所称赞的“共产主义型”的城市吗？你也太会吹牛皮了！“真让我失望！”这句话刚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既然已经来了，我就应该懂得怎样去发现生活内涵的价值，埋怨又有什么用？！

夜幕降临，很多店铺开始上门板。王蒙建议我们赶快找个地方吃点什么，否则这里的店铺关门早，我们只好饿肚子了。

我们在红旗百货商店三楼找到一家红旗食堂。女服务员很热情地请我点菜，我不知道怎么竟鬼使神差地点了一个烹大虾！王蒙说他当时几乎昏倒——在那样的年月，那样的地方，居然想吃烹大虾，真是太浪漫、太“幻想曲”、太“资产阶级”了。女服务员眼睛睁得圆圆的，半晌才摇摇头回答：“没有！”后来许多年，王蒙一直拿这个“典故”讽刺我，认定他抓住了我的短处。每当我做了不切实际的事情，或者进了饭馆而定不下来点什么菜，或者他点了菜我听着无法苟同死不点头的时候，他就会半调侃半义愤地问：“您用点儿什么？烹大虾！”

不过，平心而论，我们初到伊犁时，那里的商品供应还是十分充足的。当地盛产的奶油、蜂蜜、瓜子，等等，商店里都能买到，而且价格很便宜。我们在农四师商店里买的羊毛毡子，质量极佳。小餐馆里，每天都供应热气腾腾的羊肉包子和拉面，后来许多年我们都习惯于用“小半斤”来充饥。“小半斤”是当地行话，拉面分“大半斤”、“小半斤”两种，“小半斤”就是四两。那手工拉成的细面条，浇上羊肉、番茄酱、土豆泥，色泽鲜红，味道十分鲜美。

几天以后，我调到伊宁市二中任教，“家”也落在那里。由于家属院的住宅尚未建成，我们暂时住在办公室。所谓办公室是指曾经充当过办公室的几间房子。长长的走廊两边，依次挂着“团委”、“工会”等牌子，实际上已没人在里面办公，有的已做了仓库。我们住了一大间，它原是二中汉语教员祖尔冬·沙比尔的住房，因为我们来，特地腾出来让我们住，他自己克服困难住小间。

说起祖尔冬，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那天，我们从宋彦明同志家搬出来，由于装车技术太差，刚上解放桥，大小沙发椅就从车上滑落在地。正在狼狈不堪时，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问：

“你们去哪儿？从哪里来？”

“去二中。从北京来。”

“哦，欢迎欢迎。我叫祖尔冬·沙比尔，也是二中的教员。”

他汉语讲得很流利，身体也壮实。一只胳膊挎起一个沙发就往前走，主动充当了义务向导兼搬运工。我们就这样和祖尔冬成了朋友。“文革”中，我和祖尔冬在一个“战斗队”里“闹革命”。后来，祖尔冬也搞起了写作，而且成为维吾尔族著名作家，担任过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受到德国一个研究东方语言文学的机构的重视，曾经被邀请到德国住了一段时期。

“家”安置好了。一间约15平方米的木结构房屋，集卧室、书房、起居室、工作间、餐厅、厨房于一体，布置得合理、舒适，我们很满意。

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情。

砰砰！家里从早到晚总有人敲门。

“我是××单位的，慕名而来看望您。”

“我是您的读者，通过作品与您相识，今天见到您，很荣幸。”

“您是北京的大作家，能来伊犁，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骄傲。”

不速之客络绎不绝。我来伊犁之前，王蒙长住巴彦岱，人们找不到他，现在却找到家里来了。

几天之后，又听到一些离奇甚至荒唐的传言：

“他是‘大右派’，毛主席亲自给戴的帽子。”

“他们两口子都是犯了错误才下放来的。”

“听说他爱人上大学时就有作风问题。”

王蒙从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总是这样自我安慰：“让他们说去吧，光听这些还有个完？”

我所在的伊犁二中，是一所“民汉学校”，校内大都是民族班，由维吾尔族老师任教，我教汉族班。学生们很欢迎我，尤其爱听我说北京话。老师们也是一见如故，我工作得很开心。然而，打击马上就来了。

9月底，我上班不久，正和大家一起喜气洋洋迎接国庆佳节与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典时，传来消息，说贺龙元帅率领一个分团到伊犁来慰问各族人民。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翘首以待。但万万没想到，校方竟通知我，不允许我参加欢迎活动，而且据说这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决定的。我气得几乎发疯，王蒙也说太没道理，这是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但他反过来又劝我：“算了，算了。”那一时期，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算了”，他总是这样向后退缩，委曲求全。按我的性格，决不忍气吞声，于是我义正词严地通过各种方式澄清事实，表示强烈抗议，最终取得了胜利。校宣传委员正式向我赔礼道歉，并允许我参加了后来的一系列活动。 iWLNbwZp26zfoJyzqpcmzDgX0DZmU8KZvAY8ZF/4TvAONY+END8Fp6o92qKQqn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