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奇怪！究竟还要付出多少代价，王蒙才能懂得生活的复杂与严峻？懂得复杂与严峻后，他还能这样向往光明和快乐吗？

4月初，冰雪还没解冻，就迎来了1965年的初春，一切都办好了，王蒙准备去伊犁。他一人先去，等安顿好，我和孩子再去。

我赶忙给他准备行装。几件随身替换的衣服，加上盥洗用具，很简单。4月中旬的一天，我送他到车站。在公共汽车的站牌下，他满怀信心地对我说：

“要不了多久，很快我就会接你们来，等我的消息吧！”

两个孩子与我更是相依为命了。幸亏有亲家奶奶帮着照看他俩。我的工作繁重——任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还兼两个年级的课；晨起带学生训练，晚上辅导自习。孩子们总盼望我早点儿回来，每到晚上大儿子就趴在窗户前，望眼欲穿。见到我办公室的灯熄了，就立刻跑出来迎我，远远一通狂呼，然后两只小手拢住我的双膝不放。

这期间，王蒙隔三岔五地有信来，他极其兴奋地向我描述伊犁的风光、风土人情，叙述他在伊犁的所见所闻及各种感受。

这一年6月，王蒙在一封信中诚恳、真挚、热情地要我也去伊犁。

真是奇怪，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了，王蒙仍然那样透过玫瑰色的色彩描绘着、感受着边疆大地，用无比光明与欢乐的胸怀去拥抱着生活。究竟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他才能真正懂得生活的复杂与严峻呢？而且，在懂得了生活的复杂与严峻以后，他还能这样向往光明和快乐吗？

我不知道。我只想尽快去到他的身边。

王蒙不断来信，叙述在伊犁的生活。他说，伊犁是一个亦城亦乡的“具有共产主义风貌”的地方。他去了距伊宁市8公里的巴彦岱，被分配在二大队一生产队参加劳动。他学会了使用砍土镘；爱上了维吾尔农民的食品；他住在老乡家里，努力学习维语……看他的信，就像他在那里留学，在那里旅游，几乎是乐不思家了。但他还是思家。从去了伊犁，我们通信讨论的第一主题便是：什么时候我也去伊犁，实现我们的团聚呢？

调动工作，准备搬迁，成为我生活议程中的首要项目。

我所在第七中学的张校长，平素有些待人拘谨，例行公事，但逢到关键时刻，很仗义，通情达理。他说：“你们去边城，是到下面去，这里工作再离不开也得放你。我支持你们。王蒙那里，需要你去，你们一定会有作为的。”第一关就通行无阻，于是我抓紧工作，在完成教学进度的同时，提高质量，给后进生辅导补课，为的是期末取得优异成绩，要善始善终嘛！

“我看，等你来时，还是要把老小送回北京去。毕竟这里是边境，如果有风吹草动，扶老携幼总不方便……”这是王蒙在离开乌鲁木齐时做出的果断安排。

1965年7月，我利用暑期，送回亲家奶奶和两个半懂事又不大懂事的儿子。“没想到，刚来还不满一年，又回去了。”亲家奶奶不无遗憾地说。我也没想到，那次竟是跟她诀别了。倒是两个儿子很高兴，说：“太好了，回北京找姥姥去了。”

在和王蒙的通信中，我们约定8月20日赶到乌鲁木齐碰头，他把“家”接去。那天的列车，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破天荒地准点抵达。12点40分，阳光耀眼，我在人群中挤着，刚出站口，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我在这儿哪！我在这儿哪！”我顺着熟悉的声音，一眼望到了他。他身穿在北京时我给他买的银灰色衬衫，戴一副茶色窄边近视镜，满面洋溢着微笑，兴奋掩盖着倦意。

“我等你半个小时了，来早了。”他赶忙接过我的手提包，“要搬家，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

“没什么，这是他爷爷给你带的信远斋的酸梅糕。”

他为之一震，但什么也没说。

我们回到家，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孩子不在身边，好冷清啊！再一看，房间内窗台上、桌子上洒满了灰尘。顾不上打扫，简单吃了碗挂面卧鸡蛋，就开始筹划搬家和工作调动等事宜。

几天之后，阳光变得柔和了，已经是夏末，大西北的夏天本来就不长。那天下午，凉风习习，我俩漫步在乌鲁木齐西公园。西公园又叫鉴湖公园，风景优美，位于市政府近旁。其实我们并不单纯是逛公园，我还肩负重任，要去市教育局人事处办理调离手续。入园后，我们又计议了一下，王蒙在池塘边那张靠背椅上等我的消息。工作调动在市教育局遇到了麻烦。

“教师紧缺，上面有精神，不放人。”乍一听我几乎要昏过去。随后，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和勇气，我振振有词地与之理论，最后人事处的那位女干部给我开了绿灯。

“放了，凭了我的一场舌战。”我告诉王蒙。

“好极了！好极了！我早就说过，你办事行，你办事比我自己办事还有本事呢！其实你是真正的人才……”王蒙不顾周围的游人，高声地说。看来他已经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临启程的前一天，我们夜宿在朋友陈柏中家（我们自己的家当除了随身牙具外，其余全部卷进了行李箱，在乌鲁木齐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他们住在市总工会的宿舍内，地点在旧市区西侧红山商场附近，距离我们将要搭车离去的老满城货运站很近。他们家房间窄小，两个女儿平时睡上下铺，但是陈柏中、楼友勤夫妇珍重友谊，非留我们住下，一则离上路时的车站最近，二则可以畅谈心曲。他俩为我们准备了美味佳肴，有梅菜扣肉，水磨年糕汤……当然，还有绍兴黄酒。他们二位是浙江人。

“你们下去好。王蒙有了生活，凭你的才能，将来肯定会给人们、给历史留下万古流芳的佳作。”陈柏中夫妇争先恐后地说。时过境迁，这一席话却始终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次日凌晨5时许，陈柏中夫妇站在老满城货运站门口为我们送行。（陈柏中同志后来长期担任《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现为新疆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一辆接运水泥的巨型解放牌卡车，外带一个拖斗，便是我们的旅行搬家车了。水泥比重大，占的地方小，这样，车槽的上部就有空处满载我们所带的全部家什。家具杂物高高堆起，上面蒙上一层草绿色的帆布，远看简直像一尊庞然大炮。我俩坐在司机楼里，就算是“一等舱”的雅座了。司机马师傅，回族，对我们十分关照。

1965年9月8日，天气凉爽。王蒙披上墨绿卡叽面料风衣，我穿上王蒙从南疆为我买的那件银灰色的款式新颖的风衣，一同坐在司机楼内，开始了远赴伊犁的征程。

一路颠簸剧烈，视野倒还开阔，可以边走边欣赏天山北麓的大好风光。我们用手抓住扶手，头向下缩着，以防一不小心撞着车顶。

“昌吉，呼图壁，离开乌鲁木齐了！”

“石河子，建设兵团，周总理来视察过的。”

岔路口有通向油城克拉玛依与通往独山子、奎屯的指路标，“这一带有许多上海支边青年！”

一路上，王蒙充当了热心导游，不仅介绍地理、气温、特产、风土人情，还时常有所发挥，说明它的由来及发展。他有一种由衷的地理热情，对于新地域、新城市、新乡村、新生活、新事物、新环境、新人以及新的一草一木，都抱有极大兴趣。哪怕是在逆境中，他的心态仍是如此佳好，实在不同一般。

下午5点到达乌苏。车要在这里过夜，旅客全部下车住店。这种晓行夜宿的旅途生活，颇有点古代情调。

第二天中午经过精河县。这里处于沙漠地带，有全疆及全国著名的治沙站。勤劳的维吾尔人在沙漠中开拓出一片绿洲。过了精河，地貌果然不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沙丘，使我们想起童年读过的《沙漠历险记》之类的书，在困顿中不乏浪漫感受。

快到了，这里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地——五台。五台四面都是山，中间一小块平地，从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博乐等地到伊犁，都必须经过这个要塞式的地点。这里没有居民，只有为公路运输服务的加油站、旅舍、维修站和饭馆，也有邮局及银行。我们夜宿在兵团农五师经营的红星旅店。我们入睡前去农五师食堂，要了个红辣椒炒的回锅肉和丸子汤、米饭，还要了二两白酒。途中能吃得如此解馋，令人喜出望外。后来回想起来，有一种“文革”前最后的快乐生活之感。王蒙老说，五台红星饭店的酒肉晚餐甚至令他想起《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一开始描写的克里米亚海滨疗养地的腐朽的快乐生活。真是与俄罗斯没法比，人家的腐朽生活是海滨疗养地，我们俩的最后享受的记忆只不过是一碟粗糙的肥肥的回锅肉与二两白干酒。

吃完，感觉出白天跋涉的疲劳，不到9点就熄灯就寝，凌晨3点40分，传来阵阵嘈杂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强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司机同志说要早起赶路，大家谁也没有怨言，同住招待所的人们睡意蒙眬地各自对号入座，新的旅程又开始了。

王蒙兴奋地告诉我：“今天会很早就到伊犁，这一路上净是风景。”

我顾不上旅途中的疲劳，把牢扶手，凝视远方。车子逐渐减速，爬坡，是蛇形的盘山路。偶尔车子弹跳很高，类似朝鲜同志表演的在弹簧垫上的飞人。这时我就得紧紧用双手护住头顶，生怕撞上车顶壁。

果然，似乎进入了世外桃源。没有人烟，两侧都是高高的山岭、原始森林、雪松、野生植物、山峰上积年不化的冷傲的白雪……山坡上还时而看到羊群与护林人盖的木房子。山坡上修了一些挡雪的栅栏，是为了保护牲畜的。往下看，是流水潺潺的山涧。

“请司机同志就在这儿给我们拍个照！”王蒙高兴地喊着。

咔，一张双人照，永恒地记载下我们双双赴伊犁的形影，也记载下天山山脉二台林区的风光，它是我们最珍贵的纪念。

再向前行进，好险啊，我几乎要吓昏过去。公路依山傍水，一个90度转弯之后，沿坡直下，好似直向湖里冲去。我不禁失声喊叫。王蒙特别兴奋地说：“这是赛里木湖了。它藏在高山里面，究竟怎么形成的，还是一个谜！”

我望着湖水，真想跳下去。我蹲下，用双手捧起湖水，刚要送到嘴边，王蒙说：“这湖水是咸的，不能喝。”湖边风大，吹得我头发飘扬，就这样，王蒙给我拍摄了一张当时叫作“小疯子”、现在该叫作“现代派”的照片。

当我俩再次在车里坐稳后，不约而同地说：“咱北京香山的眼镜湖，还能称得上湖吗？！”伊犁还没到，就有点踌躇满志而且“忘了本”似的嘲笑起北京来。如今回想，这种嘲笑又焉知不包含着“吃不上的葡萄是酸的”那种可怜的意味呢。不过当时我俩都情绪高涨，至少是“做高涨状”。

一路风光，一路深情，一路向往，一路感慨，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到果子沟了，就只剩下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了。”王蒙又作了预告。不知不觉中越过了天山，眼前穿行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路边一堆堆的苹果，小贩就地摆摊。

到了霍城县的清水河子镇，汽车在这里休息。这里是中苏边界，离苏联只有40公里。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十分紧张的时期，遥望边界，回想起当年我们参加革命时对苏联的向往，不禁哑然若失。

车过巴彦岱了。那是王蒙在伊犁“蹲点”的地区。他和那里的维吾尔族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巴彦岱的公路平坦，路旁不停地传来一串串马蹄声，是四轮马车，上面坐着穿红挂绿的男女老少维吾尔族农民。公路两旁，家家户户架起葡萄架，宅院中还有果园。

“你看，这就是我的房东阿卜都拉合曼的家！”王蒙说。两扇掩不住的对面开的木制门，院墙里可以看见果实累累的苹果树。可惜车子飞速掠过，还没等我看清王蒙住在哪间房子，车子已经越过了那扇他时常进出的小院门。

“你看到这个水磨房了吗？伊犁一带都是水磨，格林童话集里描写过水磨房主。再看，这是多么大的苹果园，园门锁上了。契诃夫写过《樱桃园》，将来，咱们写个《苹果园》吧。这是皮革厂，伊犁的高腰皮靴，穿起来神气活现，像顿河的哥萨克……”

三十多年以后，回想旧事，我忽然发现，以王蒙的气质和性格、口才，也许他本来应该去当一名导游。如果他当年选择做导游而不是写小说，他的一生，我们的一生，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了呢？ ZG9YTq/fyy2X21LgAGbz5ZNx8tyIzPZ2y+UXf8cKa1pMd5IS/WbCZDLjMlTQSa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