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展翅

寂寞中王蒙写下了一首诗，有这样几句：“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飞。”明显感觉生命被搁置的痛苦。

我们到新疆一年来，王蒙几乎没有几天留在家里。1964年春天，他去了吐鲁番，写下散文《春满吐鲁番》，发表在《新疆文学》上。这给了我们相当的安慰。5月，他又去了边远的南疆喀什地区。

对于初到乌鲁木齐的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难自不待言。一天，我病倒了，发烧39摄氏度，昏迷过去。醒来时口干得要命，尽管热水瓶就在床头柜上，我却硬是抬不起胳膊，喝不上一口水。当时，我是多么希望王蒙就在我身边啊！

当年秋天，王蒙风尘仆仆地从南疆回来了，带来了欢笑和作品。

出人意料，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拒绝与排斥。

初下去时，他是受到称赞的。《新疆文学》的一位负责人刘波给正在南疆的他写信说：“你来了，很快就下去了，而且写出了作品，东西写得好，区党委和大家都很满意……”

但是，等他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文艺整风”已经开始。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正在接受批判，对《海瑞罢官》也已开始“商榷”、“争鸣”，气氛极为肃杀。在这种气候之中，怎么会有王蒙写作与发表作品的可能呢？已经排好版的《红旗如火》，在付印前被抽了下来。人们窃窃私议：“王蒙这样的人是不能用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仍然是‘摘帽右派’……”难道他永远被排斥在革命文艺队伍之外吗？我们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万里迢迢来到新疆，到头来竟仍然是“不能用”！

王蒙对我说：“这种事情真是毒化我们的生活啊！什么时候生活里能够消除这些毒素呢？”

文章虽然发表不成，王蒙心里却留下了去南疆的深切感受。他瞻仰了世界驰名的喀什大清真寺，目睹了在尘土弥漫的街道上行走的戴面纱的女人，品尝了南疆盛产的各种瓜果，还结识了不少少数民族友人。其中麦盖提县文化馆的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当我们1990年秋再次访问喀什的时候，还特意赶来看望我们！

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蒙买了两顶精致的羊皮小花帽，微型的，用针别在头巾上作为饰物，据说这是于田妇女特有的装饰。直到如今，我仍把它保存得完好无损。还有一件质地上乘的风雨衣，王蒙说那是在喀什一家进出口贸易商店买到的，底灰色，袖口、衣领、口袋和前襟都镶嵌有淡蓝色的宽绒边，式样新颖，色彩协调，我很喜欢它。以至于到了80年代，我穿上那件风雨衣，仍然觉得式样并不落伍。

年底，又说下乡搞社教，王蒙也榜上有名，并参加了集训。但后来传出消息，有三个人“没资格”，不配当社教干部，被“退回”。一位是画家，因有海外关系；另一位是个维吾尔族女同志，据说在“反修”斗争中有思想问题；第三位就是“大右派”王蒙。当时，下乡搞社教条件很艰苦，要求也很严，不过像王蒙这样的体质，下去搞上几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现在不用去了，这对于我倒不是坏事。但他再一次被排斥，被打人“另册”，又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渺茫。

当然，也有许多好心人设法帮助他，保护他。

当时的文联有关负责人请示自治区党委主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同志，把王蒙怎么办才好。研究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找个条件好一点儿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长期蹲点，同时兼一点基层工作，这样既有劳动锻炼的性质，也有作家深入生活的意思，而且还可以把家也搬了去，安心在农村多待几年。

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佳方案了。第一，有利于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开拓眼界，扩大知识面。这对王蒙和他的文学生涯肯定是有好处的。当初我们决心离开北京到新疆来，追求的不正是这个吗？第二，王蒙早就下决心要学习维吾尔语，在南疆已经学了一点，但因为身边有翻译，学得不算快。这回去农村落户，干脆把他“抛”到一个维吾尔农民聚居的村落，不管怎样，也得学好维语，以至多年以后，他竟自诩在“伊犁语言学院”进修了6年——一个硕士生的学习时限。第三，他正好躲了风。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紧张，王蒙如果待在乌鲁木齐，无异于坐以待祸，自找麻烦。不光是自己，还会连累文联和区党委。到了农村，目标就小得多了，谁问起来都好说，下去了嘛！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有这样的大字报：“质问文联及区党委，为什么把‘大右派’王蒙调至新疆？”

所以我们是心甘情愿到边城伊犁去，高高兴兴地“服从党的安排”。

但也有许多好心肠的人来劝说：“那地方不能去，要去，让他一个人先去。”

“怎么你也跟着一块儿去？那里是边界城市，现在中苏关系紧张，有个风吹草动的，那里可不太平。”

“乌鲁木齐是首府，你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偏要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净是少数民族，汉人寥寥无几。”

我别无选择，也无须选择。既然我和王蒙一起从北京来到大西北，就早已下决心放弃大城市的生活。至于乌鲁木齐还是伊犁，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伊犁更富有民族色彩，更令我向往。何况最重要的是，我们全家能够在一起，即使发配到天涯海角，也是我的幸福。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只要一块儿，到哪儿都行。”我说。

王蒙给予我会心的苦笑。

说去伊犁，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要与伊犁区党委宣传部的宋彦明同志取得联系，而他恰巧正陪女儿去北京治病，不在本地。领导说，等宋彦明同志回来再联系吧。也是熟人好办事的意思。

于是只有等待。整个寂寞的冬季，很清闲。除了每星期六下工厂劳动，王蒙没有任何事情，谁也没有别的办法，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记起王蒙的一首诗作，诗的题目是《养生篇·拉力器》。其中有这样几句：“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飞。”

诗句很平常，但没有切身体验是写不出这种生命被搁置的痛苦的。有时候我们也反问自己，为什么就这样凄凄惶惶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难道不能利用这段时间写作吗？或学一种语言，钻研一个课题？于是我常劝王蒙：“别管那么多，要拿起笔来写，不能发表也要写！”但是他说，不行，没有那种情绪，没有那种胆识。他是从小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党让他改造他就改造；党说××不能用，这个××他就不敢用、不想用、没有兴致用了。这不但是政治的、社会的废黜，更是个人的自我废黜。这才是那种年代里最可怕的呢！

当然，人毕竟是不甘自我废黜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困惑和迷茫，也还充满着信任、天真、欢乐和种种新鲜的经验……

这期间，我调到乌鲁木齐七中任教。我们想从七中申请一套房子，我上班方便，王蒙也可避免以一个“游魂”的姿态出没在文联各位同志及家属的眼皮子底下。

没等我细说理由，学校就答应分给我们一套三间平房。我们非常惊讶，这么容易就把房子要到了手，如果在北京，工作一辈子也未必做得到。

定好了日子，由文联派车，司机老张一鼓作气把家具运到了我们新居门前。

当我们跨入门槛，把大大小小的家具、行李搬入室内之后，全愣了。

扑鼻而来的是小孩的尿味，桌、椅、床、沙发腿沾满了灰尘，还陷进泥里半寸，室内全是土地，连砖都没铺；三间房处在这一排房屋的终端，正是风口。这样的房子，一般人是不愿意住的。同志们议论起来：

“你们怎么能住这房？”

“你们事先没来看看房？”

“没事！”我和王蒙相视回答。

“在新疆，哪有像你们这样的，连房都不看就往里搬。”帮忙的朋友都这样埋怨。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我们真是多么无知幼稚、荒唐可笑而又单纯可爱；虽然百经磨难，也仍不失天真烂漫。不过现在有时候，我们倒宁愿回到那个天真烂漫的时代。

几天之后，家安置就绪了。

我们把远在东北农村的亲家奶奶接了来，为的是助我一臂之力，帮我们照料孩子。

直到现在，有两件事我们一想起来就谴责自己。一是太难为亲家奶奶她老人家了。我们汇给她坐卧铺的钱，她舍不得花，硬是乘硬座从东北来到西北。那年她已70有余，让她吃了那么多苦。她用省下来的钱做了一件黑平绒罩衣，穿起来显得很富态。最令我们后悔的是，由于我们忘记了分辨时差，错把火车到站的北京时间当成当地通用的乌鲁木齐时间（晚于北京时间2小时）。结果，没等我们去接站，老人家已经来了。她下车后在车站着了半天急，自己叫了一辆三轮车来的。

老人家生性好热闹。为了弥补过去的不周，每逢节假日，我们就带上两个儿子陪老太太去“南梁”看电影。当时正上演一大批战斗片子，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机枪嗒嗒声与手榴弹抛掷的“弹光枪影”中度过。王蒙还经常代笔为老人家写家书。老太太逢人就称赞王蒙。

我们在这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这是进疆以来第二个春节。这回有经验了，不像头一年，大年初一睡午觉，总被一批批来拜年的人从床上叫起来，十分被动。这一年我们早做准备，桌上放好了糖、豆、大红枣和小点心，每样一盘，再备些红酒、烧酒来。拜年的人依旧是三五成群，络绎不绝。

年初二，王蒙带两个儿子去北京老乡、歌词与剧本作者刘家琪同志家做客。两个孩子不知怎么玩得高兴，一边吃一边打架，还爬上餐桌用手抓鱼，险些把成桌的酒菜打翻。刘家琪同志的爱人因被打成“右派”，不在乌鲁木齐工作，刘家琪为招待我们，排队买鱼，把棉袄都丢了。他自己连采买带掌勺，费了老大劲才对付上一桌菜，却被我们的两个儿子搅得天翻地覆。为这事，我不能不埋怨王蒙，只因为那天我不在场，就闹成那个样子。山儿和石儿也很奇怪，此后再没发生过那种大闹餐桌的事。那天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童年时代顽皮打闹的一个“顶峰”。

有一天，风暴骤起，王蒙叫孩子去取报。他的目的，其实是立下章法锻炼孩子。我们住的家属院离收发室有一定距离，去取报要经过一个风口，那里风大得行人站都站不住，王蒙却坚持要4岁的石儿去取报。

“你闭上嘴，使劲向前冲！”他说。

勇敢的小儿子，抖擞精神与大风搏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只有那一次，王蒙摆出一副训子有方的得意架势。

冬季，鹅毛大雪白花花，急促促，倾泻而下。房檐、屋脊、树梢、路边和住地到处是白茫茫的。屋前堆成雪山，推门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这是雪中游戏的良机。

30岁的父亲跟6岁和4岁的儿子尽兴地、认真地打起雪仗来。先是教孩子滚雪球。王蒙双手合拢把一团雪捏紧，放在雪地上，从这边滚到那边，愈滚愈大，然后再用力拍紧，这样做了许多雪球，当作武器。父子双方交战，激烈万分，如果我不加干涉，他们是不会轻易“停火”的。

乌鲁木齐的春天来得晚，我们度过了一个无聊的、漫长的冬天。王蒙平时情绪还可以，只是常常消化不良，从中医院拿来许多“香砂养胃丸”、“香砂正气丸”，吃了都没有效果。有一天一位来自上海的医师认出了王蒙，以极为尊敬的态度和他大谈文学，使王蒙又尴尬又欣慰。回来说了，我俩相对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