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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展翅

寂寞中王蒙写下了一首诗,有这样几句:“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飞。”明显感觉生命被搁置的痛苦。

我们到新疆一年来,王蒙几乎没有几天留在家里。1964年春天,他去了吐鲁番,写下散文《春满吐鲁番》,发表在《新疆文学》上。这给了我们相当的安慰。5月,他又去了边远的南疆喀什地区。

对于初到乌鲁木齐的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难自不待言。一天,我病倒了,发烧39摄氏度,昏迷过去。醒来时口干得要命,尽管热水瓶就在床头柜上,我却硬是抬不起胳膊,喝不上一口水。当时,我是多么希望王蒙就在我身边啊!

当年秋天,王蒙风尘仆仆地从南疆回来了,带来了欢笑和作品。

出人意料,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拒绝与排斥。

初下去时,他是受到称赞的。《新疆文学》的一位负责人刘波给正在南疆的他写信说:“你来了,很快就下去了,而且写出了作品,东西写得好,区党委和大家都很满意……”

但是,等他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文艺整风”已经开始。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正在接受批判,对《海瑞罢官》也已开始“商榷”、“争鸣”,气氛极为肃杀。在这种气候之中,怎么会有王蒙写作与发表作品的可能呢?已经排好版的《红旗如火》,在付印前被抽了下来。人们窃窃私议:“王蒙这样的人是不能用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仍然是‘摘帽右派’……”难道他永远被排斥在革命文艺队伍之外吗?我们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万里迢迢来到新疆,到头来竟仍然是“不能用”!

王蒙对我说:“这种事情真是毒化我们的生活啊!什么时候生活里能够消除这些毒素呢?”

文章虽然发表不成,王蒙心里却留下了去南疆的深切感受。他瞻仰了世界驰名的喀什大清真寺,目睹了在尘土弥漫的街道上行走的戴面纱的女人,品尝了南疆盛产的各种瓜果,还结识了不少少数民族友人。其中麦盖提县文化馆的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当我们1990年秋再次访问喀什的时候,还特意赶来看望我们!

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蒙买了两顶精致的羊皮小花帽,微型的,用针别在头巾上作为饰物,据说这是于田妇女特有的装饰。直到如今,我仍把它保存得完好无损。还有一件质地上乘的风雨衣,王蒙说那是在喀什一家进出口贸易商店买到的,底灰色,袖口、衣领、口袋和前襟都镶嵌有淡蓝色的宽绒边,式样新颖,色彩协调,我很喜欢它。以至于到了80年代,我穿上那件风雨衣,仍然觉得式样并不落伍。

年底,又说下乡搞社教,王蒙也榜上有名,并参加了集训。但后来传出消息,有三个人“没资格”,不配当社教干部,被“退回”。一位是画家,因有海外关系;另一位是个维吾尔族女同志,据说在“反修”斗争中有思想问题;第三位就是“大右派”王蒙。当时,下乡搞社教条件很艰苦,要求也很严,不过像王蒙这样的体质,下去搞上几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现在不用去了,这对于我倒不是坏事。但他再一次被排斥,被打人“另册”,又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渺茫。

当然,也有许多好心人设法帮助他,保护他。

当时的文联有关负责人请示自治区党委主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同志,把王蒙怎么办才好。研究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找个条件好一点儿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长期蹲点,同时兼一点基层工作,这样既有劳动锻炼的性质,也有作家深入生活的意思,而且还可以把家也搬了去,安心在农村多待几年。

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佳方案了。第一,有利于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开拓眼界,扩大知识面。这对王蒙和他的文学生涯肯定是有好处的。当初我们决心离开北京到新疆来,追求的不正是这个吗?第二,王蒙早就下决心要学习维吾尔语,在南疆已经学了一点,但因为身边有翻译,学得不算快。这回去农村落户,干脆把他“抛”到一个维吾尔农民聚居的村落,不管怎样,也得学好维语,以至多年以后,他竟自诩在“伊犁语言学院”进修了6年——一个硕士生的学习时限。第三,他正好躲了风。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紧张,王蒙如果待在乌鲁木齐,无异于坐以待祸,自找麻烦。不光是自己,还会连累文联和区党委。到了农村,目标就小得多了,谁问起来都好说,下去了嘛!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有这样的大字报:“质问文联及区党委,为什么把‘大右派’王蒙调至新疆?”

所以我们是心甘情愿到边城伊犁去,高高兴兴地“服从党的安排”。

但也有许多好心肠的人来劝说:“那地方不能去,要去,让他一个人先去。”

“怎么你也跟着一块儿去?那里是边界城市,现在中苏关系紧张,有个风吹草动的,那里可不太平。”

“乌鲁木齐是首府,你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偏要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净是少数民族,汉人寥寥无几。”

我别无选择,也无须选择。既然我和王蒙一起从北京来到大西北,就早已下决心放弃大城市的生活。至于乌鲁木齐还是伊犁,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伊犁更富有民族色彩,更令我向往。何况最重要的是,我们全家能够在一起,即使发配到天涯海角,也是我的幸福。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只要一块儿,到哪儿都行。”我说。

王蒙给予我会心的苦笑。

说去伊犁,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要与伊犁区党委宣传部的宋彦明同志取得联系,而他恰巧正陪女儿去北京治病,不在本地。领导说,等宋彦明同志回来再联系吧。也是熟人好办事的意思。

于是只有等待。整个寂寞的冬季,很清闲。除了每星期六下工厂劳动,王蒙没有任何事情,谁也没有别的办法,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记起王蒙的一首诗作,诗的题目是《养生篇·拉力器》。其中有这样几句:“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飞。”

诗句很平常,但没有切身体验是写不出这种生命被搁置的痛苦的。有时候我们也反问自己,为什么就这样凄凄惶惶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难道不能利用这段时间写作吗?或学一种语言,钻研一个课题?于是我常劝王蒙:“别管那么多,要拿起笔来写,不能发表也要写!”但是他说,不行,没有那种情绪,没有那种胆识。他是从小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党让他改造他就改造;党说××不能用,这个××他就不敢用、不想用、没有兴致用了。这不但是政治的、社会的废黜,更是个人的自我废黜。这才是那种年代里最可怕的呢!

当然,人毕竟是不甘自我废黜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困惑和迷茫,也还充满着信任、天真、欢乐和种种新鲜的经验……

这期间,我调到乌鲁木齐七中任教。我们想从七中申请一套房子,我上班方便,王蒙也可避免以一个“游魂”的姿态出没在文联各位同志及家属的眼皮子底下。

没等我细说理由,学校就答应分给我们一套三间平房。我们非常惊讶,这么容易就把房子要到了手,如果在北京,工作一辈子也未必做得到。

定好了日子,由文联派车,司机老张一鼓作气把家具运到了我们新居门前。

当我们跨入门槛,把大大小小的家具、行李搬入室内之后,全愣了。

扑鼻而来的是小孩的尿味,桌、椅、床、沙发腿沾满了灰尘,还陷进泥里半寸,室内全是土地,连砖都没铺;三间房处在这一排房屋的终端,正是风口。这样的房子,一般人是不愿意住的。同志们议论起来:

“你们怎么能住这房?”

“你们事先没来看看房?”

“没事!”我和王蒙相视回答。

“在新疆,哪有像你们这样的,连房都不看就往里搬。”帮忙的朋友都这样埋怨。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我们真是多么无知幼稚、荒唐可笑而又单纯可爱;虽然百经磨难,也仍不失天真烂漫。不过现在有时候,我们倒宁愿回到那个天真烂漫的时代。

几天之后,家安置就绪了。

我们把远在东北农村的亲家奶奶接了来,为的是助我一臂之力,帮我们照料孩子。

直到现在,有两件事我们一想起来就谴责自己。一是太难为亲家奶奶她老人家了。我们汇给她坐卧铺的钱,她舍不得花,硬是乘硬座从东北来到西北。那年她已70有余,让她吃了那么多苦。她用省下来的钱做了一件黑平绒罩衣,穿起来显得很富态。最令我们后悔的是,由于我们忘记了分辨时差,错把火车到站的北京时间当成当地通用的乌鲁木齐时间(晚于北京时间2小时)。结果,没等我们去接站,老人家已经来了。她下车后在车站着了半天急,自己叫了一辆三轮车来的。

老人家生性好热闹。为了弥补过去的不周,每逢节假日,我们就带上两个儿子陪老太太去“南梁”看电影。当时正上演一大批战斗片子,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机枪嗒嗒声与手榴弹抛掷的“弹光枪影”中度过。王蒙还经常代笔为老人家写家书。老太太逢人就称赞王蒙。

我们在这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这是进疆以来第二个春节。这回有经验了,不像头一年,大年初一睡午觉,总被一批批来拜年的人从床上叫起来,十分被动。这一年我们早做准备,桌上放好了糖、豆、大红枣和小点心,每样一盘,再备些红酒、烧酒来。拜年的人依旧是三五成群,络绎不绝。

年初二,王蒙带两个儿子去北京老乡、歌词与剧本作者刘家琪同志家做客。两个孩子不知怎么玩得高兴,一边吃一边打架,还爬上餐桌用手抓鱼,险些把成桌的酒菜打翻。刘家琪同志的爱人因被打成“右派”,不在乌鲁木齐工作,刘家琪为招待我们,排队买鱼,把棉袄都丢了。他自己连采买带掌勺,费了老大劲才对付上一桌菜,却被我们的两个儿子搅得天翻地覆。为这事,我不能不埋怨王蒙,只因为那天我不在场,就闹成那个样子。山儿和石儿也很奇怪,此后再没发生过那种大闹餐桌的事。那天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童年时代顽皮打闹的一个“顶峰”。

有一天,风暴骤起,王蒙叫孩子去取报。他的目的,其实是立下章法锻炼孩子。我们住的家属院离收发室有一定距离,去取报要经过一个风口,那里风大得行人站都站不住,王蒙却坚持要4岁的石儿去取报。

“你闭上嘴,使劲向前冲!”他说。

勇敢的小儿子,抖擞精神与大风搏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只有那一次,王蒙摆出一副训子有方的得意架势。

冬季,鹅毛大雪白花花,急促促,倾泻而下。房檐、屋脊、树梢、路边和住地到处是白茫茫的。屋前堆成雪山,推门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这是雪中游戏的良机。

30岁的父亲跟6岁和4岁的儿子尽兴地、认真地打起雪仗来。先是教孩子滚雪球。王蒙双手合拢把一团雪捏紧,放在雪地上,从这边滚到那边,愈滚愈大,然后再用力拍紧,这样做了许多雪球,当作武器。父子双方交战,激烈万分,如果我不加干涉,他们是不会轻易“停火”的。

乌鲁木齐的春天来得晚,我们度过了一个无聊的、漫长的冬天。王蒙平时情绪还可以,只是常常消化不良,从中医院拿来许多“香砂养胃丸”、“香砂正气丸”,吃了都没有效果。有一天一位来自上海的医师认出了王蒙,以极为尊敬的态度和他大谈文学,使王蒙又尴尬又欣慰。回来说了,我俩相对唏嘘不已。 NNJpR83Kkiidi6sUg8roQXbe4j/n8gwGKXXYjtFwTBWfAvQtpdvENpO1MQmot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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