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死了

金鱼不能适应新疆的水土，人总应该比金鱼强吧？

我们抵达乌鲁木齐已是深冬腊月，满处是内地罕见的冰天雪地。

友人说：“你们为什么这时候来？现在正是最冷的季节。何不选一个好季节？”

这话不无道理，但当时，王蒙那股热劲儿是等不及的。他这个脾气至今还是如此，做任何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办就办，性情急。当然在当时的处境下，王蒙清楚，有必要去一个新地方，寻找新的机遇。他担心夜长梦多，如果不是趁着文联读书会的东风把调往新疆的事办好，今后，又有谁来过问他的工作安排？王蒙热爱文学，也自信有搞创作的本事，然而他毕竟刚一发芽就被掐了尖儿，连一本书也没有出过就成了“右派”。

到了乌鲁木齐，我们被热情地接到文联南门家属院。

一进院子，就给我们一种好感：一扇大黑门，经过门厅是个四合院，后跨院有一排很整齐的平房。院墙粉刷得洁白。其中有两间房是纵深相通的格局，王谷林走到这间房前，止住脚步，“这就是你们的家。”

迈进家门，一股暖流迎面而来，和在户外冰天雪地的寒冷形成明显的反差。

房间整整齐齐，连接里外间的是一扇火墙。做饭和取暖用的火炉，是砌好的一个砖灶。炉灶内的火焰烧得正旺，原来是邻居徐广华提前两天就已经把火点起来。他们还把自家的茶具拿过来，给我们使用。我们感动极了，这就是我们温暖的家。

到新家后不久，食堂做的饺子就端了上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介绍新疆羊肉如何肥嫩可口，新疆牛奶如何浓香醇厚、营养丰富等。新疆购物按公斤计量，价格比北京高，但工资标准也高。初次与大家见面，王蒙非常高兴。最后同志们为了照顾我们的休息，赶紧告辞了。

煤在炉灶里噼里噼里燃烧着。王蒙望着熊熊的火焰，有兴致地拿起火钩和煤铲，不停地添煤。添进去新煤，又拿出将要烧尽的煤，不厌其烦地摆弄着。

陌生的环境带来了新鲜感，当然也带来不适应，当天夜间王蒙就捂着肚子叫苦不迭。不知道是在从火车站到家的途中喝了凉风——当时乌鲁木齐的气温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还是新疆饺子的羊肉馅太肥，或许是他太兴奋了。幸好没有酿成大病。

第二天晚上，四条小金鱼全都死了。

说起来，同志们都问：“你们换水了？”

答：“换了！”

同志们说，新疆的水硬，怎能不晒几天再换水呢？本来在新疆养鱼就不容易的呀。王蒙相当扫兴。金鱼是不能适应新疆的水土了，人呢？人总应该比金鱼强吧。

没有几天，火墙也出了问题。王蒙添煤太多太勤，反而使煤得不到充分燃烧，不但火经常灭，而且燃烧不充分的烟郁结在火墙的烟道里，使烟道很不畅通。随着严寒的加剧，房间里愈来愈冷。我们没有足够的防寒物品，带来的只有在北京时用的被、褥、衣、帽。于是赶紧添置了新疆毛毡，花50元为王蒙买了一件栽绒外衣。这件外衣他穿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我们返回北京时，又把它传给了正在新疆大学读书的儿子。

房外到处是冰，厕所好像一座冰丘。除了冰，看不到地面。茅坑深有10米，底部是一个大的连通池，望下去如临深渊，望而生畏。使用时找不到可以蹬踏的一小块地面，净是高低不平的若干小冰峰。

上街步行，原本是件极平常的事，可是对于初去的人，不亚于走钢丝。大街小巷，处处是坚硬、光滑、污浊的冰，简直令你寸步难行。尤其过马路，更是提心吊胆，唯恐在你滑倒的时候，正好过来车辆。王蒙还算心细，他观察了当地人走路的样子，很快总结出诀窍：勇敢迈开步伐，用力往下蹬地。王蒙打趣地说，到处是冰场，滑冰不用买门票了。

当然，与这些小小的不适应相比，初到新疆的我们，感受更深的是同志们的热情关怀。自治区文联的同事、作家前来看望，帮我们整理行李物品。文联的同志还为我们两个儿子找好了幼儿园——自治区妇联幼儿园。王蒙很快到《新疆文学》编辑部上班，立即适应了工作。关于我的工作，出了一点儿麻烦，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是教语文的，所以就为我安排了教授语文的岗位。其实，我是物理教师，而当时似乎乌鲁木齐的中学不缺少物理教师。最后，有关部门与我商量，让我到市三中去教地理，并打趣说，反正物理地理都有一个“理”字。于是，我当了三个月的地理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