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和我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决定举家西迁新疆。而几年前,王蒙还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保护。他一身豪气地说:“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回?岂不是枉走人间?”
当外人问起我们是怎样去的新疆。恐怕没有人猜得出过程是这样轻而易举。
1963年秋的一天,我正在109中学上课,课间,有我一个电话,是王蒙打来的。
——我正在会上,号召作家们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
——我同意,新疆是个好地方。
——你同意,我就请新疆的代表王谷林给联系了。
——孩子呢?
——一起去啊,全带上。
前后通话不到5分钟,就定下了举家西迁的大事。放下电话,我忽然感到两腿无力,气血一直往上升。新疆,多么遥远的地方,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出过远门的。
但是我能理解王蒙。
正因为从来没离开过大城市,没有离开过北京,我们才有一种对于遥远,对于边疆,对于辽阔国土的向往。用王蒙的话来说,这里有拼搏,有冒险,也有自信。
王蒙悄悄对我说:“有本事走,就有本事回来。敢远走高飞,就敢做出一点成绩。如果什么都没做成,一事无成,老死边关,自然也心甘情愿。”
我俩商量定了,才分别告诉我们的双亲和朋友,自然遭到他们好心的质疑和劝阻。
——在北京,你们才安顿好家,还不好好过几天安定的生活。多好的地方也不如北京好。
——怎么还要带孩子去?你们太年轻,异想天开,这样考虑问题不实际。
——如果一定要去,先让王蒙一个人走,看情况,再考虑下一步。
亲友的话不无道理,但王蒙能安于在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的平稳生活吗?虽然他已博得学生们的喜爱,且拥有一个安逸的小家庭。
我们也知道这是去一个全新的环境,是边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我喜欢新鲜生活,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我有兴趣。我想即使环境再恶劣,生活再苦,条件再差也没什么,我能行。
我一心只求这个环境对王蒙比现状好,有这一条足够了。很多细微的事不必去想。
至于王蒙先去,这是不能考虑的。我俩必须在一起,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在一起,边疆也是家园;不在一起,家园也就不再存在。
我知道,虽然不正常的经历使王蒙变得畏畏缩缩,但他对自己的热情、才华和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我们都是这样浪漫而且自信,不怕背水一战。我也相信,新疆的辽阔大地对王蒙是有好处的:他的感情可以锻炼得更加坚强,他的经验可以变得更加丰富,他的心胸将会变得更加开阔,他的文学素材将在新疆得到积累,他的文章风格将会在新疆得到改变与发展。我认为,十年中王蒙将会做出卓越的成绩,十年后我们是可以胜利地回来的。
1963年12月23日,我们举家西迁。清晨,作家萧也牧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送行,出版社并派遣了车辆为我们代步。
登上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找好座位,把精心携带的一瓶小金鱼平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窗户,洒泪告别亲朋至友。
在嘈杂声中,听见人们议论:“还带小金鱼?”
是啊!我们四口之家,两个年幼的儿子——5岁的山,3岁的石,再加上必不可缺的行李包裹,“阵容”已够庞大的了。但是,金鱼非带不可。那是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且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亲自饲养的。金鱼陪伴我们,给我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列车疾驰飞奔,把村庄、农户、高高低低的山丘、树叶脱落的树干,相继甩在后面。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问。
“三五年,顶多十年。”他毫不犹豫地自信地说。谁料到,这一去就是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