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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签合同

自从元年冬季,袁总统颁布正式国会召集令,到民国二年四月的时候,国会议员都已选出,并会集北京。于四月八日,举行国会第一次开会礼。

开会当日,高悬国旗,盛列军乐。所有人都站在国旗下面,向国徽行三鞠躬礼。议员中年龄最长的杨琼担任临时主席,宣读开会词。宣读完毕,本应由袁总统致颂词,但偏偏这天,袁总统说有要务在身,无暇到会,只派秘书长梁士诒做代表,致颂词。颂词读完后,大礼也算完成了。就在这一天,巴西电达国务院,承认中华民国,大家欢欣鼓舞,都说:“巴西承认民国之时,正好是国会成立之日,此乃列强公认民国的先声,真是内治外交,日臻完善。我中华民国的声威,将从此照耀神州。”两院议员更是兴高采烈。

参、众两院要选举正副议长,作为全院的主席。当时的议员共分四党: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各党员都争着想当议长,谁也不愿落后。国民党人数最多,几乎有压倒两院的气势,其余三党不肯降服,必然与国民党为敌。

民主党为前清时代老人物,如各省咨议局及联合会人员,与政府不相为谋;统一党是新建立的组织,多是袁政府手下健将;而共和党本来就认定国权主义,与国民党人可以说是势不两立。三党宗旨虽然不同,但仇视国民党的心理却是一致的,因此互相联结,渐渐地合并起来。再加上统一党帮助政府,暗受袁氏密嘱,吸合余党,张大势力,得以与国民党对抗,甚至打算推倒国民党。国民党昂然自大,哪知人家的密谋?开会这一天,统一党议员才不过二、三十人;过了几天,其他议员陆续到会,人数竟然过百。从此,众议院内三党合并,与国民党声势相当,不过参议院中还是国民党员占着多数。就两院议长问题,选举两三次,直到二十日才将议长选出。参议院的议长是直隶人张继,属国民党;众议院的议长是湖北人汤化龙,属民主党。

就在两院为竞选议长争得天昏地暗的时候,袁总统趁此机会做了一件专制的事——未经议会讨论就擅签借款合同。于是两院议员提出异议,议员反对政府,议员反对议员,闹得一塌糊涂。

原来,自从上次六国银行团与熊总长商议借款谈崩后,连每月数百万两的垫款也没了下文。熊希龄辞职后,继任财政总长周学熙遵照袁总统的意思,一面向六国团声明另筹借款;一面暗托洋顾问莫理逊赴英国动员,借到伦敦债款一千万镑,商定本年交三百万镑,明年再交七百万镑,用盐税作押。

但六国银行团对伦敦贷款颇为不满,说盐税已抵还前清庚子年赔款,不应再抵与伦敦新借款。外交部答复说:“前清所抵赔款的盐税,当时每年所收只有一千二百万两,现已增至四千七百五十万两,除一千二百万两外,余款还很多。前为旧额,今为新增,两无妨碍。”六国银行团不甘心,还想再磋商。袁总统正苦无钱,巴不得借款解燃眉之急。因此,派财政总长周学熙同银行团再次商议借款事宜,准备贷款两千万两。银行团提出四个要求:一、从前的垫款与现在的大借款,应用中国全国盐务作抵押,聘用洋人管理,除还本付利外,若还有余款则任中国自由支用。二、中国政府应请借款银团指定洋员,驻财政商办处,期限五年。凡关于财务岁入等事,必须备政府顾问。三、中国政府应自行聘用洋人,作为财务商办处洋人代表,取银票当面签字,随时取用借款。并聘用稽核洋人若干,稽核借款账目,分别公布中外。借款兴办实业时,应用银行团所认为的适当洋人监理事业。四、银行既代中国出售巨款债票,若票卖完,中国政府不得另借他款。

周学熙因银行团的条件过于苛刻,特开国务院会议,自拟借款大纲五条提交参议院议决。五条大纲为:

一、中国自行整顿盐务。惟制造盐厂及经收盐税之处,中国可酌量自聘洋人,帮同华人办理。所收盐税,可交存于最妥实之银行,以备抵还借款之本息。

二、借款用途,以参议院议决之款目为准则,其表面之签字,应由财政总长自委一中国人,与六国银行团代表一人,会同签字。

三、稽核账目之事,归入中国审计院办理。中国对于借款一部分之用账,可兼备华洋文册据,华洋员同押。

四、中国以后兴办实业,如需借款,只可商聘洋技师,按照普通合同办理。

五、此项借款债票,未售完之前,倘中国续借款项,如六国团条款与别家相同,可先尽六国团承办。但在本合同以前所订之借款合同条件,仍得继续进行,不受本条件拘束。

众议员认为如照此进行,并无损害,便一律认可。谁知周学熙又与银行团会议数次,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正在庆幸伦敦借款还可勉强支持财政的时候,英使竟来了一照会,声称如民国元年末,中国不将之前赔款、借款一概还清,就将作抵的厘税厘金等没收。俄使也主张这样做,幸亏法使和日本银行代表斡旋,才使银行团与中国政府重开谈判。

英使代表银行团向赵秉钧总理、周学熙总长提出:一、要委定办理借款的专员;二、要取消伦敦新借款的优先权。赵、周二人转报老袁,袁总统当即委任周为办理借款专员,接着又与伦敦新银行团,取消优先权成约。伦敦新银行团怎么肯答应?周却想出妙法,要求伦敦新银行团在明国元年内再借一千万镑,还要将明年应付的七百万镑一并在年内拨付,好偿还一切欠款,不用再与六国商借。而且债票应尽快销完,避免与其他银行团借债时冲突。否则,伦敦新银行团就将明年二月应付的二百万镑,在年内付讫,其余五百万作罢,打消前约,并取消优先权,由中国予以赔偿。

这种论调明明就是强人所难,伦敦新银行团一时交不出巨款,再加上英政府处处掣肘,伦敦新银行团只得承认后一种办法。于是,周总长与六国银行团正式开议。从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二月下旬,双方大致商定,借额本定两千万镑,因伦敦新借款中,减去五百万镑,现需转向六国银行团添借,合计两千五百万镑,并拟借款合同二十一款。当即由国务总理赵秉钧动员参议院议员,召开秘密会议。命财政总长周学熙到参议院报告,只将紧要条件交议,其余只以“普通”二字含混过去,并无原文。议员们早已心心相印,根本就不反对。

然而,就在马上要和银行团订约签字的时候,银行团以欧洲金融遭遇危机,提出要再加添半厘利息。袁总统认为太吃亏了,只好暂时搁置。同时给各国公使发去照会,要求赔款、欠款一概延期,并提出三种方案:要么延期一年;要么将所欠数目作为短期公债,分五年还清;要么等大借款成立后再做清偿。照会交去,俄公使首先拒绝。法使与俄使本是一个鼻孔出气,当然不从。唯独英使赞成最后一种方案,愿归入大借款下划付。并代为疏通俄法二使,决定按此方案行事。随后,英使又函致中国政府,要求先聘定洋员充任稽核,由六国公使通告六国银行团,然后才能签合同。于是由周总长出面,聘定三名洋员,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丹麦人。这时,法使出来作梗说:“意大利、丹麦两国并未列入银行团,既已拟聘非银行团的洋员,为何又聘德国人?既然聘德国人,为何不聘我法国人?而且也未聘及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政府无话可说,美公使又出来调停:“中国只聘一人为会办,由银行团推举,另用各国洋员为顾问,不必列入合同。既可以避免纷争,又容易办到。”周总长表示赞成,但五国公使却不答应,仍坚持必须每国各用一人。美使调停无效,竟电达美政府,想退出银行团,并得到美总统威尔逊的同意。

五国银行团都疑心美国脱离团体,是为独占中国利益,不由得惊慌失措,甚至自相疑忌,竟打算解散。各公使为了顾全利益,命银行团自相联合,将承借股份重行支配,并稍微降低条件。袁政府急着用款,也顾不上什么主权,除聘定德国人为国债局委员外,改聘英国人为盐务稽核员,并用法国人、俄国人为审计顾问官。之后,双方渐渐允洽,利息仍照之前商定的五厘,债票价格拟定百分之九十,由银行团扣去六成付给中国净额,实得百分之八十四。合同仍是二十一款,袁总统不再交议院议决,当即命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和财政总长周学熙,于四月二十四日,在草合同上签字。两天后,在正式合同上签字。又因急需钱款,袁总统不等各国发售债票,便先向银行团借垫款二百万镑,另订垫款合同,利息七厘。千波万折的大借款至此成立,共计两千五百万镑,约合当时的华币两万五千万元。 8NXE+k8H+3ZL6EOsUdpOK7XJH2RXQbChrlKy0yGUP6rCrgglVZVYacxssb7SC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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