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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在民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有个名字异常耀眼。在民国外交舞台上,这个名字同样熠熠生辉。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怀太史公之才,抱张骞之志”的民国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先生,加在他头上的光环还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瓷器店里的猛牛”“文人从政的典范”。

在上世纪20年代呼唤“史学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仍然是一片荒漠,在美国学成归来的蒋廷黻执掌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近代史外交史的开拓性工作。他引进了国外的历史治学方法,创立了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标准。在治学方法和治学观念上,蒋廷黻开风气之先,率先提倡研究原始档案,重视口述历史和社会调查,并且主张历史学也应当和自然科学一样,以事实为基础,充分参考各方面观点,尤其是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观察历史,以得出客观的结论。在近代中外交往的研究中,蒋廷黻打破了传统窠臼,反对谩骂式的伪爱国,不再对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一味做情绪化解读和道德评判。他主张既然外来入侵无法避免,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指责毫无意义,不如研究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冷静分析各种应对措施的得失利弊。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蒋廷黻按照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出了中国第一部近代外交史著作《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后世的近代外交史研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虽然受的是西式教育,但蒋廷黻身上仍然有那种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民族危亡之际,他并没有做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隐者,而是投身于时代大变革的洪流中,弃文从政,为民族复兴以及中国现代化殚精竭虑,奉献出全部智慧,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之后,蒋廷黻与胡适合办《独立评论》,以一个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评论时政,1935年被国民政府政府征召,担任行政院政务次长。面对日本步步紧逼,蒋廷黻主张“光荣和平”,即“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并提出一整套发展铁路、振兴工农业的计划,主张国力增强之后方可再战,这些观点遭致很多人反对。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蒋廷黻绝不是什么“妥协投降”之辈,只是对救国的方法理解不同罢了。在随后的驻苏联大使的任上,蒋廷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争取苏联与中国一起对抗日本,然而因为苏联明哲保身的政策,这一努力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蒋廷黻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对共产主义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但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任署长时,在分配联合国救灾物资问题上,他又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坚持对国统区和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不问政治,不考虑党派之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平等对待各个政治势力,纵使可能最后双方都不讨好,但却对得起自己的原则。

作为中国近代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蒋廷黻先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本书收录了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以及其写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蒋廷黻先生在近代对外关系上的一些主要观点。

编者 NBy6On3So9seczl97C8a6VSiwPPDEIrvMvWLZL4laanC7yHInLYFeiHGHA66QnWL



■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即莫斯科,下同)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即涅瓦河,下同)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即斯大林,下同)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PmU2RPCQ33KlZfwQ2OizD3lvutEdtyh+48F/Y5ueVxf25eJibEyiXRyG6E30Ac8X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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