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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们：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到的更加全面更加极端的战争吗？
——约瑟夫·戈培尔
在欧洲东部准备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战斗的军队，与1941年夏季彼此对峙的大军有很大的不同。战争初期的战役——1939年的波兰战役、1940年的比利时和法国战役、甚至是1941年入侵苏联的行动——创造出德军闪电战天下无敌的传说。实力强大、势不可挡的德军装甲师轻松绕过动作迟缓的对手，散布着混乱和破坏。头顶上，德国空军统治着天空。这个传说中有许多真实的内容，但被神话的东西也很多。从一开始，德国国防军的表现就有问题，只是在苏联的广袤空间里，这些问题才变得危险起来，但当时已来不及采取补救措施。
德军装甲师是一种强有力的编制，由几个不同兵种组成：坦克兵、步兵、炮兵和工兵。他们也配有侦察营和反坦克营，以及充分整合的补给和维修单位，这使他们可以独立行动，通常每次能维持数日。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装甲师成批投入战斗，使用原则是：利用这些部队，给敌军造成最大程度的混乱。
相比之下，德军步兵的机动性较差。他们极大地依赖于马匹拖曳他们的大炮和装备，投入战场的方式与之前几个世纪里的步兵们一样——步行。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即便在有利的情况下，步兵部队也难以跟上速度更快的装甲师。1939年的波兰战役中，德军装甲师迅速超越为他们提供支援的步兵单位——第4装甲师率先到达华沙，但又不得不撤离，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获得支援。1940年跨越比利时的“镰刀”推进中，德军装甲师与步兵师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缺口，英军和法军试图以坦克部队发起一场反击，插入德军装甲师身后，恢复己方防线。按照计划，这本该是一场双管齐下的攻击，英军从北面发起突击，法军从南面展开进攻。可是，发动进攻的法国军队寥寥无几，英军的攻势也没能作到倾尽全力。尽管如此，这番尝试还是给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造成极大的恐慌和破坏。
英军与德军坦克这场短暂的交锋暴露出德国人的第二个问题。每辆坦克都是装甲防护、火力和机动性之间的一种平衡。通常说来，德军在1940年面对的英军和法军坦克，防护性更好，火力也更强。因此，在与敌坦克交手时，德军坦克往往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但在1939年和1940年，这些缺点并未造成严重后果——英军和法军试图发起反击时，战役的结局早已被德军迅速推进造成的大规模混乱所决定。可是，在东线战场，德军装甲部队的不足之处会被放大。
从人员方面看，1941年的德国国防军也许是其实力的顶峰。当年6月，沿东部边境线集结并投入战斗的德军士兵，大多训练有素。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们的军官和军士普遍素质较高，并在过去的战役中接受过考验和证明。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插手干预日常作战行动。起初，“巴巴罗萨”行动以一种与过去战役相类似的方式进行。德国空军迅速夺取制空权，各装甲师顺利绕过抵抗中的苏军部队，形成巨大的包围圈。但是，前进速度相对较慢的步兵立刻造成了问题。德军装甲师也许能构成包围圈，但他们无法封闭包围圈，同时保持快速推进。一些被围的苏军部队趁机向东逃窜。最后，德军装甲师不得不放缓速度，等待步兵单位赶上。
随着战争的继续，德国军队的第二个缺陷(较差的坦克)也变得越来越显著。战役初期，苏联红军拥有1 200多辆T-34，这种坦克在装甲防护、火力和速度方面，都比德军的任何一款坦克更加出色，尽管苏军糟糕的训练和零配件的严重短缺大大降低了它们的作战效能。德国的坦克制造业需要一年多时间才能生产出与T-34相抗衡的装备。在此期间，尽管遭受到巨大破坏，苏联工业中的大多数不得不向东搬迁，以避开德国人的推进，但苏联坦克的生产一直优于德国坦克制造业。
1941年、1942年和1943年的战役使德国国防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十万经验丰富的德军士兵阵亡、负伤或被俘。他们的接替者，尤其是1944年的新兵，与他们相比明显缺乏训练，也不再抱有对胜利的信心。这些新兵中的许多人是从后方单位中梳理出来的，对前线服役既没有热情，也缺乏能力。而来自国内的新兵带来了英国和美国的空袭给德国造成巨大破坏的消息。有些人希望能恪尽职守，还有些人则被他们的指挥官在报告中称为“缺乏训练”、“士气低落”。
德军装甲师的装备也发生了变化，就像他们的编制那样。原先的德军装甲师拥有一个装甲旅，下辖两个装甲团。到1944年，这种编制缩减为一个装甲团。该团辖有两个装甲营，一个营配备四号坦克，另一个营配备新式的五号坦克(黑豹)。自战争伊始，四号坦克便已在军队中服役，并推出了数种不同的变款，每一种变款都比上一代具有更好的防护性或更强的火力。到1944年，四号坦克上配备的75毫米主炮依然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尽管其装甲按照东线标准来看较为薄弱。
“黑豹”是德国人针对T-34开发的新型坦克，至少在装甲、火力和机动性方面能与后者相抗衡。但与T-34这个对手不同，“黑豹”是一款结构复杂的战车，需要经常加以维护。工程问题延误了这款坦克在1943年的大批量列装，甚至到1944年，它还是容易发生故障。但“黑豹”受到车组人员的喜爱，坦克上配备的75毫米主炮，比四号坦克上的主炮威力更大，能够应对遭遇到的任何一款坦克。
装甲团仅仅是德军装甲师作战力量中的一部分。每个装甲师还辖有两个装甲掷弹兵团，每个团由两个营组成。到1944年，这些部队中，至少有半数搭乘着半履带车，另外还有他们的支援性武器。这些营往往遭受到较重的伤亡，这也导致了相当大的人员流动性。在各个层面，从军官到军士再到普通士兵，随着战争的持续，其素质令人担忧；面对不断被消耗的人力资源，部队运行良好所需要的团队精神和密切合作已无法维系。
除了坦克和步兵单位，装甲师也辖有一个完整的炮兵团，配备的多是自行火炮。师里还有一个反坦克营。反坦克猎兵们通常为师里的装甲掷弹兵提供直接支援，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也经常被“借给”邻近的步兵师，为对方提供深受欢迎的援助。装甲师并不喜欢这种做法，因为这使他们的实力被削弱，“借兵”往往发生在他们急需所有火力的时候。
装甲师里还有一个战斗工兵营和一个侦察营。侦察营最初是充当师里的耳目，配有轻型装甲车和一小批搭乘半履带车的步兵。但随着战争的延续，装甲侦察营经常发现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守住孤立的阵地，直到援兵赶到为止。因此，他们配备的火力越来越强大，1944年时，许多装甲侦察营拥有100多辆汽车，有的还配备了威力强大的75毫米反坦克炮，完全能作为一个独立战斗群投入使用。
截至1944年秋季，一连串失败已给德国军队造成难以弥补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军方高级将领们在年初时就已经很清楚，这么长的防线很难守住。但在“巴格拉季昂”攻势和另外几场灾难造成损失后，再加上抵御西线盟军需要的部队越来越多(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胜利令德军损失了40余万人)，守住目前的防线已变得毫无可能。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是让“北方”集团军群撤出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赶往东普鲁士边境。这就可以腾出兵力，加强其他地段的防线。
但在希特勒看来，这样做无疑要放弃许多领土。他已在7月中旬宣布过，德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波罗的海诸国。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理由。首先，芬兰仍是德国的盟友，撤出波罗的海国家可能会导致芬兰背弃德国。其次，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拉脱维亚，许多人在武装党卫队里服役，失去这批人会严重削弱德国的抵抗能力。最后一点，坚守北部领土非常重要，日后可以以此为跳板，对俄国人发动进攻。实际上，尽管德国军队继续留在波罗的海国家，但芬兰还是在当年10月脱离了轴心国。3个波罗的海武装党卫队师是德国武装力量中很小的一部分，为了区区3个师而将26个德国师留在波罗的海国家，这种主张极其荒谬。至于日后对敌人发动进攻，至少在大多数高级将领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东线南方的战况同样如此，苏联红军一路势如破竹。德国“北乌克兰”和“南乌克兰”集团军群被逐出苏联国土，8月23日，罗马尼亚向苏联投降。罗马尼亚的投降对德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国家不仅为东线南方战场提供了大批兵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德国获取石油的主要来源。没有了这种供应，燃料短缺问题迅速变得紧迫起来。
尽管防线得到恢复，但据守防线的各个师实力大不如前。装甲师仍有理由将自己视为一支精锐部队，但步兵师根本无法从夏季的灾难性损失中得到恢复。1944年底，一个典型的步兵师由三个掷弹兵团组成，外加一个炮兵团。另外，师里可能还辖有一个反坦克猎兵营。但从战斗力看，这些步兵师远不如一年前德军部队那般顽强。多年战事耗尽了他们的实力，征召来的补充兵根本无法承受东线的残酷战斗。这些步兵师拥有的反坦克火力，在战争初期就很薄弱，而以1944年的标准看，则是完全无法胜任。苏联红军沿着相同的路线，以机械化程度更高的部队对德国人发起了“闪电战”。苏军的机动性，再加上他们配备着大批战车，使得缺乏反坦克火力的德军几乎无法实施防御。
1944年夏季的另一起事件对德国国防军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月20日，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把一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拉斯滕堡附近希特勒大本营的临时会议室内。平日的会议室是一座混凝土掩体，目前正在维修，因此，军事会议转移到一座木屋中。在混凝土掩体内，公文包的爆炸会把掩体里的全部人员炸死；即便在木屋里，它也足以炸死希特勒，但这只放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被转移了位置。
这起未遂暗杀发生后，许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暴露出来。密谋分子本打算利用补充军夺取国内重要岗位的控制权，纳粹党迅速将这支具有潜在危险的力量(补充军在国内有数万名武装士兵)掌握到自己手里。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位野心勃勃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已经是党卫队和警察头子，现在，他又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
担任新职务后，希姆莱最初的创造发明之一是组建了几个人民掷弹兵师。人民掷弹兵师通常以在战斗中被歼灭的德军师残部组建而成，与普通步兵师一样，人民掷弹兵师也由三个步兵团组成，外加一个炮兵团和一个燧发枪手营。这些人民掷弹兵师的战斗力比步兵师更弱——大多是没有经验的士兵，许多人过去在海军和空军中服役。但这些人民掷弹兵师却被视为“齐装满员”、“战斗力充分”，并被赋予守住整段防线的重任。
汉斯·于尔根·潘特纽斯的经历非常典型。在前线服役了一段时间后，7-20事件期间，他在一个训练单位工作，1944年9月，他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第337人民掷弹兵师。该师师长埃伯哈德·金策尔中将迎接了潘特纽斯，并谈及分配到师里的人员普遍素质较低。金策尔曾是“北方”集团军群的一名参谋军官( 译注：1943年1月-1944年7月，金策尔一直担任“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 )，经历过该集团军群从列宁格勒缓慢、艰难的后撤，非常清楚东线的战斗需要何种士兵。他欣然接受了潘特纽斯的建议：潘特纽斯将返回他的训练单位，挑选出优秀的军官和军士，加强新组建的这个师。尽管没能找到任何军官(他认为合适的唯一人选已被分配到其他单位)，但他还是带着一小批相对有些经验的军士回到第337人民掷弹兵师。潘特纽斯的第690掷弹兵团组建完毕时，该团拥有42名军官；但他们当中，只有7名正规军军官，剩下的都是预备役军官，其中一些人年龄太大，并不适合在前线步兵师里服役。
这些新组建的师，武器装备也是个问题。尽管他们收到了编制表上的全部武器，但燃料和弹药的短缺往往使这些武器无法使用。另外，配发给他们的一些重武器是1940年战役中缴获的法制火炮，已完全过时。最要命的是，师里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战车噩梦”(类似于美国的“巴祖卡”火箭筒)能够击毁战场上几乎任何一款坦克，但其最大射程只有200米，因此，除非战斗发生在林地或建筑区，否则它就派不上什么用场。
潘特纽斯得出的结论显然不仅仅是针对人民掷弹兵师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是，对有经验的前线师加以补充，限制组建新师，这种做法是否更加合适些，特别是在(现有部队的)总体损失需要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最起码能节省下大批工作人员和后方单位。
人民掷弹兵师的编制为三个团，每个团辖两个营，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传统部队通常采用“三三制”，这使其指挥官可以将两支部队部署在前线，第三支部队留作预备队。由于手上只有两个营，团长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拼凑起局部预备队，用于反击或加强受到威胁的前线地段，最要命的是，这些两个营的团仍要坚守与过去三个营的团同样长度的防线。因此，团长们被迫从据守前线的两个营里各抽调一个连，以此充当预备队；这样一来，前线营的实力被削弱，据守漫长防线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失败的7-20事件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军队里开始采用纳粹礼。这个举动极不受欢迎，甚至在大批对暗杀行为深感震惊的士兵中亦是如此：
这项新措施被证明是个失算。士兵们觉得这种敬礼方式让他们沦落到纳粹党员的级别，他们看不起那些党员，讨厌他们……新的敬礼方式在部队日常生活中显得滑稽可笑。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把饭盒拎在右手，以避免举手敬礼。
早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希特勒便开始在党卫队的主导下组建一支与陆军相平行的部队。战争期间，武装党卫队稳步发展，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他们提供了慷慨的补充。1943年，首次被集体投入使用时，武装党卫队的这些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实力强大。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不断被投入战事最激烈的地段，这使他们伤亡惨重，而补充到的新兵，在素质上又无法与原先的党卫队士兵相提并论。武装党卫队获得极大的扩充，到战争结束前，他们总共组建了38个师，尽管其中的许多师被证明很短寿。但是，这些师占用了国防军的大量资源，特别是因为武装党卫队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后勤机构。这些师的作战表现不尽相同。有些师，特别是最早组建的师(尤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骷髅”师和“维京”师为甚)，可以列为整个战争期间德军最顽强的部队。而后期组建的武装党卫队师，通常是由从被占领国家或盟友国家招募来的志愿者组成，战斗力较差。
自1941年以来，东线德军部队的指挥官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负责据守从波罗的海到东普鲁士附近防线的“北方”集团军群，从1944年7月底起，由费迪南德·舍尔纳指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于巴伐利亚的舍尔纳带着非凡的勇气在德国军队服役，战争结束后依然在军队里担任军官，1919年晋升为中尉。作为一名纳粹党的早期支持者，他获得了快速晋升。1944年初，在乌克兰指挥“南方”集团军群时( 译注：应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 )，他以铁的纪律树立起一种可怕的名声，也因“源自恐惧的力量”这种政策而臭名昭著。舍尔纳是个身强体健的壮汉，希特勒曾开玩笑说，每逢外国政要来访，他都希望舍尔纳在场，因为他的模样看上去很吓人。但舍尔纳不是个没头脑的大块头。苏军逼近克里木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之际，舍尔纳宣布，任何一个放弃阵地的士兵都将因“怯懦”被枪毙，但任何一个击毁一辆敌军坦克的士兵都可以获得回国三周的休假。鉴于德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绝望态势，对普通士兵来说，一张休假通行证不啻为死里逃生的最后希望，毫无疑问，这种政策激励起许多士兵对敌坦克发起打击的勇气。
舍尔纳是个有趣的人物。以今天的眼光看，他残酷地使用严厉措施似乎令人憎恶，但他手下的许多士兵都认同这些措施——毕竟，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继续奋战于前线，没时间留意那些试图溜往后方的人。舍尔纳坚持认为，必须对后方单位加以梳理，从而组建起更多的步兵连，这个举措也受到前线士兵的欢迎，与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的前线士兵一样，他们对后方人员冗余的现象普遍评价较低。另外，由于前线的后方潜在着混乱，缺乏纪律导致帝国败亡加速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舍尔纳的“临时军事法庭”(由军法官和行刑队组成，可以立即执行死刑)往往行事武断，容易引起士兵们的反感。第21装甲师的汉斯·冯·卢克上校描述过一起发生于1945年的典型事件，当时，舍尔纳被调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已被逼退到德国。冯·卢克派他手下最好的军士(是一位获得高等级勋章的军人)，带上一个排去师里的维修站收集正在维修的车辆。这位军士发现，修理工作还需要一个晚上才能完成，于是带着排里的士兵安顿下来等待。后来，排里的一名士兵将随后发生的事情告诉给惊骇莫名的冯·卢克：
突然，房门被推开，一名参谋军官带着几个宪兵冲了进来。“我是奉舍尔纳元帅直接命令的首席军法官。前线英勇的士兵们正在舍生忘死，你们为何坐在这里？”
我的排长回答道：“我奉团长冯·卢克上校的命令，尽快把在这里维修的几辆装甲车带回前线。维修工作还要持续一整晚，明天早上我们就将返回前线。”
军法官问道：“派您执行任务的命令在哪里？”
排长回答道：“我接到的是团长的口头命令。”
军法官说道：“我们知道，那些逃避战斗的家伙都这么说。我宣布，以元首的名义，经‘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舍尔纳元帅批准，您因为开小差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尽管这位军士不停地抗议，但军法官的行刑队还是把他拖到屋外执行了枪决。排里的其他人被迫挖了坑把他埋掉。
对舍尔纳的军事才能加以判断很困难，因为他的命令几乎都是在不可为的情况下下达的。可是，尽管他无情地命令士兵们坚守前线，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他却放弃了指挥，逃往奥地利，在那里，他被美国人抓获。他们很快把他交还给俄国人，在苏联战俘营里一直被关押到1955年，期间经常受到残酷的对待。返回西德后，舍尔纳又因为战争期间下令处决一名睡着的士兵而被起诉和囚禁。
1944年底，沿东普鲁士东部边界和维斯瓦河河谷设防的“中央”集团军群，由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将军指挥。莱因哈特过去曾担任过第4装甲师师长，1939年波兰战役期间，他一直率领着该师。后来，他在东线战场上指挥第3装甲集团军，是德国军队中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从1944年8月起，莱因哈特奉命指挥由重建的集团军组成的“中央”集团军群——第4集团军位于北面，第2集团军据守维斯瓦河。另一个集团军是第3装甲集团军，被暂时调拨给“北方”集团军群，这样，东普鲁士边境的整个北部防线可以由一个集团军群加以控制。尽管这些集团军在字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是由一些实力严重受损的师和希姆莱新组建的几个人民掷弹兵师拼凑而成。
莱因哈特麾下的两位集团军司令都是老资格的指挥官。指挥第4集团军的是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与许多同龄人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皇军队中服役，1918年时，曾短暂地指挥过一个步兵营。1919年，在“自由军团”里干了一段时间后，霍斯巴赫再次返回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其间至少担任了四年元首的陆军副官。1939年战争爆发后，霍斯巴赫先是担任第30军参谋长，随后出任第2军参谋长，后来又两次担任步兵师师长，直到1943年夏季被任命为第56装甲军军长。他一直指挥着该军(其间因生病短暂离开过)，直到1944年夏季出任第4集团军司令。
值此关键时刻，霍斯巴赫丰富的战地经验使他成为第4集团军的理想人选。他以精心策划防御阵地而著称，擅长准备两处阵地：一个是前沿阵地，另一个是位于稍后方、经过巧妙伪装的主阵地。东线的苦涩经历使他知道苏军炮火准备的强大威力，霍斯巴赫和其他人构想出阻止苏军通过炮火准备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唯一办法，在苏军发起炮击前的最后时刻放弃前沿阵地。这样一来，苏军的炮火便会落在空无一人的阵地上，俄国人向前推进时，会在稍后方遇到真正的、完好无损的防御阵地。主防御阵地呈纵深构设，并获得大炮和反坦克炮的加强。这些阵地奉命不得开火，以防其位置被时常出现在空中的苏军侦察机发现。实施这种策略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资源进行准备，另外还需要适当的地形，在这片地形中，既能构设主阵地，其位置又不能被敌人发现。它还需要准确掌握敌人的行动时间安排，当然，这一点并不总是能做到。
霍斯巴赫集团军辖下的15个师，只有7个师久经沙场，拥有东线作战经验。能否守住防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人，当然也依靠其他师里较为脆弱的单位。
第2集团军自1943年初起便由瓦尔特·魏斯指挥，他深受部下们的喜爱和尊敬。他的三个军辖有8个正规步兵师和1个人民掷弹兵师；实际上，这些师里的大多数，实力不超过一个团，就薄弱的兵力而言，他们据守的防线实在太长。
监督这些指挥官的是由希特勒主导的德国军事统治机构。他越来越多地以一些低级别的决策去干涉前线的指挥，1945年1月，希特勒下令，未经他批准，就连军和师一级的部队都不得擅自调动。对东方战事的控制被分为两块，分别是OKH(陆军总司令部)和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H专门负责东线；OKW负责巴尔干地区、西线和地中海地区，在普鲁士陷落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OKH的总参谋长是海因茨·古德里安，这位普鲁士人是德国装甲部队获得发展的先驱人物，现在，他不得不设法挽救自己的家乡。战争的这一阶段已让高血压和心脏病缠身的古德里安变成与1939年和1940年那位急躁、果断的坦克指挥官完全不同的人。
德军部队内部的士气也变化无常。第4装甲师师长克莱门斯·贝泽尔在他的月度报告中，将日益减少的老兵相对较高的士气与补充兵的冷漠和失败主义情绪作了定期对比。
对大多数师来说，这种分裂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师的整体精神状态取决于补充兵在部队中所占的比例。人民掷弹兵师几乎是“全新”的部队，其士气也是最低的。他们的一些营是在“巴格拉季昂”攻势中被歼灭的德军师残部；这些师里的大多数人从未在一起战斗过，根本没有部队凝聚力的意识。
陆军中的所有人，老兵也好，新兵也罢，都对德国空军牢骚满腹。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空军的实力已节节下跌，越来越多的战斗机飞行员被调至西线，试图打击西线盟军的轰炸机部队。与此同时，苏联空军的力量却得到稳步增长，尽管他们的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及其机组人员)并未达到皇家空军和美国陆航队同行们的高标准，但他们在东线战役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兵员短缺的问题愈发严重，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将可用的人手作为补充兵调拨给陆军。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不愿失去自己的人员和威望，于是组建了一系列空军野战师。这些部队首次投入战斗是在斯大林格勒，第6集团军遭到包围的前夕，事实证明，他们并未对东线战事的残酷性作好准备。最终，大多数空军野战师被纳入陆军。
但另一支地面部队继续留在空军中。与英国和美国的同行们不同，德国伞兵部队一直是德国空军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的空降部队一样，德军伞兵被视为精锐部队，尽管其素质随着战争的继续而不断下降。德国空军里最出色的地面部队也许要算“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军。这支部队的存在归功于德国空军司令把持的多个职位，1935年，他以东普鲁士警察为基础，组建了一个“戈林将军”团。当时的戈林既是德国空军司令，也是普鲁士邦总理，同时还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前警察团被纳入德国空军，并渐渐获得扩充，先是成为一个装甲师，后来又扩大到辖两个师的装甲军。原先的装甲师依然是一支实力强大、经验丰富的部队，但第2“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掷弹兵师却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一些前伞兵单位被合并到这个师里，但他们当中的老兵寥寥无几，师里的高级军官们对该师的作战实力深感怀疑。尽管该师的番号是装甲掷弹兵师，但主要由两个步兵团组成，这两个团都没有获得足够的卡车以实现机动性，搭载装甲掷弹兵首选的半履带车也很少。师里一再要求将部队调离前线接受强化训练，但这种请求遭到拒绝。两个团的“伞兵”们不得不以艰难的方式学习作战技能。
1944年下半年，这些饱受摧残、疲惫厌战的士兵据守的防线身后就是东普鲁士。纳粹党在1934年对德国实施了重分，各个省之间原有的边界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党定义的区域。每个省(或称为“大区”)又被细分为一个个县(Kreise)。东普鲁士大区领袖，当然，就是科赫，他的东方帝国已在1944年底被剥夺。尽管掌管的区域面积庞大，但他在东普鲁士一直保持着强烈的个人存在，每年都要花上数周时间视察全省，并在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对最终胜利的乐观展望，媒体依然予以优先关注。科赫的看法是，从1921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夺取政权的尝试遭到失败，到最终获得政权的这段时间里，国社党已经历过艰难的斗争岁月，因此，德国也将遵循相同的模式，这是合乎逻辑的观点。到1943年，这种语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普鲁士将成为一座抵御东方入侵的壁垒，唯一的选择是，要么赢得最终胜利，要么彻底覆灭。这场战争代表着希特勒与国际犹太人集团之间的一场搏斗。后者的胜利会导致德国被彻底毁灭。就算东普鲁士的民众猜测过曾跟他们住在一起的犹太人究竟遭遇到什么，他们也会小心翼翼地不事声张。
早在1939年，科赫就被提名为帝国防务专员，但现在，这个头衔基本上已是一种荣誉性称谓。随着“巴格拉季昂”攻势中被打垮的残兵败将向西退却，科赫开始采取措施，以防这些后撤中的部队在他的省份里散布令人泄气的消息。他在东普鲁士东部边境部署了大批警力，未经许可，任何一个试图跨过边境的军人很可能被安排到东普鲁士从事“重要”任务。在很短的时间里，参加德国空军的拉脱维亚人、托德组织的几个劳工单位和少数苏联“党卫队志愿者”遭到抓捕。
纳粹高层人物间的争权夺利使一切既定政策的实施远比其应有的难度更加困难。多年来，科赫和戈培尔一直公开敌视对方；被任命为东普鲁士大区领袖前，科赫曾涉嫌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讥讽戈培尔的身体残疾。可到1944年下半年，这两个曾经的敌人却齐心协力起来。科赫在三十年代降低失业率的成就被夸大，并被树立为德国其他省份的榜样，现在，戈培尔看到了将东普鲁士列为表率的另一个机会。这一次，它将向全世界展示德国如何保卫自己，抗击入侵，军人和平民将团结一致地击退布尔什维克游牧民族。戈培尔越来越多地躲入到党的神话里，在这个神话中，对元首的绝对信心和夺取胜利的意志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同意这些原则的人就是叛徒，而加强这些观点的一切都会不加鉴别地受到欢迎。
整个1944年7月，强化帝国边境以抵御盟军推进的准备工作引发了诸多争执。几个机构(德国国防军、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军备部和国社党)争相获取构设这些防御工事的权利，但在当年8月，希特勒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各位大区领袖。科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任务中，并派库尔特·克努特监督该项目的实施。可以预见，派驻各个区的军方人员会决定构设防线的具体位置，而党的作用就是确保足够的人力和物资。军方会给每个施工队派去一名工兵军官，为他们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工兵军官可派，结果，这些工事经常被构设在错误的地段，施工质量也很糟糕。工程进行了四周后，科赫得意洋洋地宣布，他已完成近23 000公里的战壕，挖掘的土方超过4 100万吨。但这些战壕不是太浅就是构设在完全错误的地方。
另外，在党文化中占据极大比重的任人唯亲现象也使科赫的一些亲信获得了个人收益：
臭名昭著的消防队将军费德勒发明了一种带有顶棚的单人隐蔽所(所谓的“科赫锅”)，以此来防御敌坦克的侵袭。费德勒先生在他设于梅特格滕(Metgethen)的水泥厂里制造这些“科赫锅”。这种掩体由一根密闭的水泥管再加上一个混凝土顶构成，作为面对敌军坦克时的保护。整片地面上嵌满这种掩体，通常处在错误的战术位置。这种水泥管只能容纳一个人，他在里面会感到孤独，就像钻进了一个老鼠洞。它被炮弹击中的话，会造成大量碎片。因此，这些“科赫锅”毫无用处，是对人力和物力一种可耻的浪费。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东普鲁士防御工事还是被广泛赞誉为一个巨大的成就，希特勒宣布，科赫对构设防御工事的管理工作应该成为所有大区领袖学习的标准。就连科赫的宿敌戈培尔也被打动，他在日记中写道，科赫无疑是一位风云人物。
构建一道防线，哪怕是一道设计不良的防线，这是一回事；但找到据守防线所需要的士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计划中在西线发起的攻势，以及部队后来又被调往匈牙利，这一切都导致“中央”集团军群无法获得足够的援兵。但科赫没有气馁。要是国防军无法提供所需要的兵员，那么就由党来完成这个任务。1944年7月21日，在发给党务秘书鲍曼的一封电报中，科赫提议组建一支新型民兵力量，并将其置于党的控制下。十九世纪，冯·约克将军转而反抗拿破仑后，普鲁士人民挺身抗击法国，并在1813年为迅速扩充的、对抗法国的普鲁士军队提供了必要的人力。同样的事情肯定会再次发生，德国人民会为一支新的力量提供人手，这支力量将由一位人民的将领来统率——这个角色，当然，科赫建议由他自己来担任。
整个战争期间，组建一支民兵的计划曾在各种级别的党务会议上讨论过，军方人员甚至考虑过如何使用这样一支民兵守卫既设阵地的问题。1944年9月6日，古德里安与希特勒再次商讨了这个问题，组建一支新型民兵力量的计划被正式批准。纳粹德国的各个权力竞争者立即要求获得统率这支力量的权利。为防止希姆莱获得这股民兵力量的控制权，马丁·鲍曼于9月26日宣布，希特勒已将民兵(很快将被称为“人民冲锋队”)的组建和领导工作交给党。
一旦敌人跨过德国边境，就将动员组建人民冲锋队，德国媒体对此大肆宣扬了一气。很快，问题出现了：组建人民冲锋队没有足够的武器和军装，接受训练的机会也受到严重限制。尽管宣传铺天盖地，但大多数德国民众并不认为人民冲锋队有什么战斗力。至于各人民冲锋队的领导，科赫委派了那些值得信赖的，仍对希特勒、对党、对最后的胜利抱有坚定信念的党员担任。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军事经验。
科赫再次倾注了大量精力，这次是设法为东普鲁士的人民冲锋队搞到武器。为购买武器和军装花费了近50万帝国马克，许多武器购自意大利黑市，有些装备甚至是从反纳粹的意大利游击队手中购得。
尽管如此，人民冲锋队的军事价值仍是个问题。人民冲锋队组建后不久，科赫和希姆莱在莱比锡发表了讲话，但他们没有使用过度夸大的言语，也许是因为这里距离前线尚远，他们不希望当地居民被这种绝望措施的要求吓得惊慌失措。
事实上，帝国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认为敌人离得尚远。成千上万名市民离开德国国内遭到轰炸的城市，被疏散至东普鲁士，但就算在那里，盟军轰炸机也能对其发起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苏联红军的逼近还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这种入侵早在1870年便已被预见到，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德国军队不可能既守住东普鲁士，又在其他地方从事战斗。因此，制订的计划是一场分阶段后撤，也许要一直退到柯尼斯堡和泽姆兰半岛(Samland peninsula)，直到西线获得胜利后再调集起足够的兵力，将俄国人赶出沦丧的领土。这个计划要求在那些将被放弃的地区实施有序疏散，这些计划一直定期加以修改，直到希特勒上台。
这种事在战争初期无关紧要，但随着战线越来越逼近德国边境，已经很清楚，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希特勒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坚持实施刚性防御——如果说他不愿考虑在被占领的敌国领土上实施后撤，那么，放弃德国领土简直会让他破口大骂。其次，许多未被党的教条蒙蔽的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线不可能在突然间赢得胜利，因此，根本无法迅速有序地调集部队赶至东线。
不过，在靠近边境处的一小片领土上实施疏散的计划还是被制订出来。另外，许多从国内遭受轰炸的城市逃至东普鲁士的难民，现在又被送了回去，但科赫说得很清楚，谈论大规模疏散等同于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会遭到相应的惩处。在帝国境内进行长途旅行，可能会被当作一个离开本省的机会，因而遭到禁止，除非事先获得批准。预先准备大规模疏散计划不在考虑范畴内。党认为，只有在苏军达成突破的情况下才会组织疏散。他们没有考虑该如何完成这种疏散，也没有考虑该如何组织疏散所需要的交通工具。来自西面的难民返回到他们满目苍夷的家乡，再加上普鲁士最东部所作的有限疏散，使省内总人口从1944年初的240万下降到年底的175万。
对留在东普鲁士的居民们来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德国国防军和人民冲锋队挡住伊万们。
* *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益偏执的斯大林动手消灭有可能攫夺最高权力的对手时，整个苏联陷入动荡中。谢尔盖·基洛夫是个深受群众欢迎，拥有一批追随者的人，1934年，他被一个身份不明者杀害，但有证据表明，苏联安全机构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卷入到这起谋杀案中。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帮助斯大林驱逐托洛茨基，现在却因密谋杀害基洛夫被判有罪，并于1937年被处决。推翻斯大林，这个虚构的政治阴谋，成了大规模逮捕和处决政治人物的借口，NKVD也遭到整肃。但在这场政治大清洗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苏联红军。
1937年，斯大林曾在他的内部圈子里公开谈及他的打算是消除一切威胁。1937年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游行结束后，斯大林告诉他们：“(是时候)消灭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就在参谋部里，在军队里，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里。”
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天赋的军事指挥员，对未来机械化战争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三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使用装甲部队对敌防线实施纵深突破，这个理念受到俄国内战时期斯大林的两位老战友，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的激烈反对。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访问西欧，有人怀疑他(可能有些根据)趁机会见了被斯大林驱逐到国外的政敌，并商讨了搞掉苏联独裁者的事宜。
斯大林向他的同事们宣布自己准备动手清除他的敌人后不久，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几名高级指挥员遭到逮捕，并被指控为与纳粹德国勾结，密谋颠覆苏联。没过三个星期，他们被判有罪，并遭到处决。这使苏军最高统帅部被斩首，从这一刻起，斯大林的屠刀向下层延伸，杀气腾腾地清洗了数以千计的军队指挥员。1934年，苏联军事委员会有80名成员，到1938年年底，他们当中只剩下5人仍在岗位上。11名副国防委员被全部清洗，所有军区司令员都被处决，而接替他们的人，许多也惨遭毒手。15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3名，85位军长中的57名，195位师长中的110名，406位旅长中的220名遭到逮捕、审讯和处决。下级指挥员被杀的数量同样多得惊人。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红军军官团刚刚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许多留在指挥岗位上的军官，更多的是因为政治忠诚，而非军事才能。他们错误地学习了西班牙内战的教训，致使苏军坦克被分散在军队里，而不是加以集中使用。1939年-1940年期间，红军在短暂的苏芬战争中拙劣的表现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但他们并未对此加以改变。军事训练很糟糕。弹药和装备的短缺造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就像缺乏有经验的士兵带领训练工作那样。下级军官们努力训练着那些通常是无礼而又不太配合的新兵，却发现政委们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在后者看来，质疑并阻挠那种在他们听来思想意识上不健康的训练是完全应该的。
不过，苏军士兵(还有苏联公众)却得到了充分的政治教育。1923年出生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的伊萨克·科贝良斯基，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官方的历史和时事观：
作为所有大众媒体、出版和审查机构的控制者，我们的统治者意在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苏联人民。一个庞大的宣传机构被建立起来。它不断揭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怖和强烈的不公，揭露它对劳动人民的无情剥削，揭露它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关系。它还对我们的光明未来大加赞颂，那就是共产主义。政治教导从小学开始。例如，那个时代的识字课本教育学生们：“我们不是奴隶。奴隶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课本的阅读部分，你能找到讲述列宁童年的一个故事。他最喜爱的歌曲中有这样一段话：“富农们夜里无法安睡。一贫如洗的人们歌舞快乐。”
现在，我以绝对的诚实公开指出：无孔不入的宣传达到了预期效果，特别是在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和受教育不多的人当中。例如，我对我们的历史和社科课本中所写的一切毫不怀疑，针对青年人和成人的报纸上刊登的内容也都是真实的。我绝对相信“社会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阶级友爱高于爱国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原则……大众媒体发布信息的绝对一致性，再加上媒体缺乏公众的争议和辩论(这一切源于公众对国家镇压的恐惧)，致使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丧失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我的父母和我所认识的一些成年人，他们的观点也许跟官方的说法有冲突，但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看法藏匿起来。我在场的时候，没人谈论政治。
1937年的大清洗开始时，苏联媒体公布了数十起反苏阴谋的报告。其中大多数声称受到外国机构的煽动，读者们被鼓励为政府提供帮助，时刻警惕间谍和破坏分子。这种行为通过各种方式被加以激励。例如，科贝良斯基所在的《青年报》连载了一个少先队员如何揭露一名间谍的故事，编辑们希望以此号召年轻人向这位主人公学习。随着逮捕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开始陷入沉默，以明哲保身。科贝良斯基的父亲将一名遭到逮捕的高级官员的脸从一张合影中小心地涂抹掉，以此来确保他不会玷污到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的其他人。
1938年，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史诗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公映。尽管描绘的是一个较早期的时代，但俄国人战胜其条顿邻居这一信息在影片中表露无遗。如果有谁对此有疑问的话，不妨看看这部电影，片中的一些条顿骑士，手持的盾牌上篆刻着稍稍风格化的反万字标志。紧随其后的是另一部更具时代感的电影，名字是《如果明天爆发战争》。德国人被公然描绘成苏联的入侵者，尽管他们被恶搞到滑稽可笑的程度。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背信弃义的敌人发起入侵，但被英勇的苏联军队挡住，红军随后冲向柏林，感激涕零的柏林人民奋起推翻纳粹政权，加入到共产主义兄弟的怀抱中。
这些电影被共产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接受。他们没有外出旅行的机会，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被灌输的一种经过严格审查的选择性观点，科贝良斯基和他的同伴们真诚地相信，尽管处在严峻的状况下，但他们注定要开创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任何阻挡这种趋势的力量都将被历史必然性扫到一旁。
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给一直将纳粹描述为共产主义敌人的苏联当局造成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份条约的详情并未被弄清。瓜分波兰和苏联吞并波罗的海诸国的秘密协议从未在苏联公开过，直到1991年才首次出现。官方的新说法是，德国是苏联的一个朋友，这与前几年的说法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对德国军队的报道几乎不加修改地予以发表，意识形态上的一切难题都被新观点取代：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呼吁推翻资本主义。像科贝良斯基这样的犹太家庭心生疑虑，特别是当德国境内的反犹迫害在苏联得到广泛报道之际，但他们很明智，没有公开自己的观点。
与德国爆发战争的事实令人震惊，就连高层领导也是如此。苏联的各个城市里，成千上万名青年男女自愿参军入伍。但在农村，矛盾的心理更为严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极不受欢迎，特别是在乌克兰和波兰被占领地区，许多人既敌视德国人，也仇恨高度集权的苏维埃体制。但是，尽管面对着敌人空中优势造成的巨大困难，繁琐的苏联动员机构还是展开了行动。新兵们投入战场的速度取决于他们距离前线有多远，但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没有接受过有效的训练。
令斯大林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德国人发起的进攻，也因为他的军队无力阻止对方的推进。苏军受到缺乏最基本装备这一因素的掣肘；许多师连步枪的数量都不够，更别提弹药了；苏军的23 000辆坦克中，需要维护或修理的比例超过70%，由于零部件短缺，这些坦克几乎无法开动。
对红军庞大编队的控制超出了指挥人员的能力，他们的通讯设备就算能用，也极为落伍。战争的第一个冬季到来前，和平时期部署在西部的苏军部队几乎都已被消灭，许多师对德国人发起毫无意义的正面进攻，冲向对方猛烈的火力，结果被白白地浪费。冬季结束前，位于苏联东部的师被及时调至西部，以挽救莫斯科，这些部队同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敌人被挡住，莫斯科得救了。次年冬季，遭人痛恨的法西斯分子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的信心再次得到增长。
这种增长基于多方面因素。苏联的军工生产在战争第一年混乱不堪，现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他们制造出大批坦克，其数量多到德军情报人员汇报时，希特勒完全不相信的程度。其他补给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来，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商船队运抵的卡车、食物和燃料。1941年时，苏军部队里满是新兵，但现在，如果他们还活着，就成了老兵，拥有足够的经验在战斗中生存下来。政委的作用在部队里已经下降，这使指挥员们可以放手从事作战工作，与努力协调“党决定一切”的学说，使之与1941年坦克战的现实相一致的政工干部相比，这些军事指挥员更具能力，更足智多谋。步兵部队缩小了规模，使之更容易管理。相反，他们的坦克部队(1941年时，每支坦克部队只有20-40辆坦克)得到扩充，这使他们迎战德军装甲师时有了更大的胜算。从1942年起，诸兵种合成部队开始出现，到1943年，已于去年夏季率先部署的各坦克集团军按照更加规范的标准实施重建，每个集团军辖两个坦克军(每个军有168辆坦克)和一个机械化军，另外还配有诸如炮兵和工兵这些部队。
训练工作也得到改善，新的重点是军事技能，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撤至苏联的中亚地区后，科贝良斯基加入到一支炮兵训练单位，这里的训练计划被缩短，对一名炮兵少尉来说，训练时间从两年缩减为一年，但训练项目更加密集，更让人疲惫不堪。刚过去两个月，科贝良斯基和另外一些挑选出来的学员被告知，他们马上要被派到一个师里；斯大林格勒的情况越来越危急，这使原先的训练计划不得不告一段落。科贝良斯基这些人颇具数学才能，因此被挑选出来作为炮兵加以培养，在他们看来，中断训练计划的做法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他们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抱有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科贝良斯基后来估计，与他一同赶赴前线的人，活到战争结束的不到2%。
苏军对1942年和1943年获得的胜利加以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并采取了弥补措施，最终在1944年的“巴格拉季昂”攻势中一举歼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随着战争的持续，苏联红军对作战失利的处理比德军高明得多；斯大林允许他的指挥员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不像希特勒那样立即将他们撤职。红军迅速从挫败中学习经验教训，并对战术作出相应的修改，而希特勒却拒绝采纳良言，越来越固执于坚持刚性防御的教条。
斯大林格勒战役到达高潮时，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被任命为第65集团军司令员，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指挥着该集团军。第65集团军的沿革透露出苏联红军整体获得改善的许多原因。该集团军的前身最初是1942年初组建的预备队第28集团军，当年春季，第28集团军过早地投入到谢苗·铁木辛哥重夺哈尔科夫的灾难性尝试中。德军的反击将铁木辛哥的部队歼灭大半，第28集团军也被赶回到顿河，集团军司令部奉命将部队交给友邻集团军，开始在伏尔加河流域组建坦克第4集团军。巴托夫赶来接掌该集团军时，惊讶地发现他们只剩下4辆坦克；他将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后，坦克第4集团军改称第65集团军。
与战争的头几个月不同，巴托夫这个新集团军里，几乎所有高级参谋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经历过艰苦的战斗。唯一的例外是通讯科科长鲍里索夫上尉，但他确保集团军司令部与辖内各师之间通讯联络的技能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赞誉，第65集团军在德军围绕斯大林格勒形成的突出部的侧翼所从事的连续作战，很快使鲍里索夫也成了一名老兵。集团军投入到为包围德国第6集团军而发起的大反击时，司令部参谋人员都成了配合与协调作战的专家。
1944年下半年，无处不在的T-34坦克配备了威力更大的85毫米主炮，为其提供支援的不仅有美国制造的谢尔曼坦克，还有新式的JS-2和JS-3“约瑟夫·斯大林”坦克。(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认为谢尔曼比不上他们自己的坦克；由于这种坦克很容易起火燃烧，在西线首次遇到这种坦克的德国人将其戏称为“汤米炉灶”。)JS坦克上配备着硕大的122毫米主炮，这令德国人深感畏惧，但真正在战斗中遭遇这种坦克后，恐惧感多少被驱散了一些。1944年8月，德军第4装甲师首次与JS坦克交手，迅速击毁了其中的8辆，打破了施加在这些“车体庞大，配有大得惊人的炮塔和树干般的火炮”的坦克上的魔咒。
德国人惊讶地发现，这种重型坦克携带的炮弹极为有限，这使它们无法长时间从事战斗。在某些方面，苏制坦克在技术上不如德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糟糕的瞄具和电台)，但它们的装甲很优秀，发动机简单、耐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弥补作用。另外，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德国坦克。
到1944年底，一些苏联坦克集团军撤消了辖内的机械化军，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通常配有600辆坦克和近200辆突击炮。其他红军部队被编为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的兵力多达10万人，拥有460辆坦克和200辆突击炮。苏军所有的集团军、军和师都有完整的炮兵单位，但也有专门的炮兵军和炮兵师；这些部队有效地抵消了红军在战争末期步兵兵力短缺的弊端。
苏联红军组建起一系列方面军，每个方面军辖有数个集团军。北部，三个波罗的海方面军面对着库尔兰。在他们南面的是三个白俄罗斯方面军。
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指挥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面朝东普鲁士的东北部。方面军辖有19个步兵师、3个坦克军和1个炮兵军。战争开始时指挥一个坦克师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是苏军中最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员。1942年至1944年，出色地指挥了第60集团军后，他率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及时参加了“巴格拉季昂”攻势，并展示出他在指挥大规模战役中的即兴发挥能力，他曾建议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在另一处投入战斗，而非按照原先的计划安排。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方面军的南面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是半个波兰人，非凡的职业生涯使他跻身于苏军高级指挥员行列。1937年，斯大林对军队实施清洗，时任骑兵军军长的罗科索夫斯基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受到虐待，1940年获释后，很快便参加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的反击，这场战役改变了战争的进程。虽然罗科索夫斯基再次回到高级指挥员的岗位上，但斯大林显然认为1937年对他的指控悬而未决——战场上的任何失利都会使他被再次投入监狱。尽管如此，罗科索夫斯基还是展现出强烈的独立性思维，并敢于大胆说出不受欢迎的想法。“巴格拉季昂”攻势的策划阶段，斯大林建议对博布鲁伊斯克实施单路突击，罗科索夫斯基不同意，坚持要发起双管齐下的钳形攻势，因为这能有效地减少伤亡。斯大林让他到会议室外好好想想。待罗科索夫斯基回到会议室，斯大林问他是否同意单路突击是最好的办法。罗科索夫斯基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让他出去再想想。尽管斯大林最亲密的政治盟友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一再劝说，可罗科索夫斯基还是拒绝让步。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惊讶的是，斯大林最终承认罗科索夫斯基的计划确实比自己的想法更好。
可是，斯大林依然不信任罗科索夫斯基，特别是因为这位苏联独裁者不喜欢波兰人。罗科索夫斯基原先指挥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位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正南面，已被指定为进攻柏林的部队。1944年底，他被调去指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原因是斯大林想让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来率领对希特勒老巢的进攻。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新司令员确实是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被征召进一个骑兵团服役。他的军事技能显然来自一段较早的时期，由于他对贵族阶层的藐视，十月革命后，他获得快速提升。朱可夫很早便倾心于机械化战争，并在斯大林对军队的清洗中生还下来，尽管他在1939年被打发到蒙古。事实证明，这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在那里指挥着驻蒙古第1集团军群，粉碎了日军对该地区的入侵。与他的英国同行蒙哥马利一样，朱可夫对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花了很大的力气集结起大批兵力，以确保对日军发起压倒性攻势。
1940年，朱可夫返回西部，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时，他是苏军总参谋长。斯大林拒绝批准他让红军撤离基辅的命令，并解除了他的职务，他被派往列宁格勒加强那里的防御。很快，朱可夫又被调回中央地区，指挥莫斯科的防御，次年，他被派往南部，策划并执行在斯大林格勒发起的粉碎性反击战。后来的“巴格拉季昂”攻势中，苏军集结起庞大的兵力，确保了战役的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朱可夫的精心策划。现在，他指挥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伫立在维斯瓦河河畔，准备率领他的部队杀向柏林。
朱可夫赢得的一连串胜利使他成为了一名深受爱戴的指挥员，但他对手下士兵的使用通常都很冷酷无情。他遭遇到的军事败绩不多，其中的一场发生在1942年底，苏联红军试图消灭勒热夫突出部，德军防线上的这个突出部伸向莫斯科西面。代号为“火星”的这一攻势导致一场灾难，红军损失了20-50万人，只推进了不到20公里。他还无情地使用行刑队和惩戒营来执行纪律，这些手段往往在最危险的任务中加以使用。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得了决定性的战果，斯大林相信他能胜利地率军杀入敌人的老巢。朱可夫的部下们对他的能力深信不疑，“你在哪里看见朱可夫，你就能在那里见到胜利”这个口号在红军中广为流传。
1944年下半年，苏联红军队伍里的情绪呈现出两种矛盾的趋势。一方面，伴随着苏军不断推进的势头，士兵们的信心稳步增长；另一方面，老兵们越来越厌战。一名士兵除非受伤，否则根本不可能离开前线，战地邮政服务时有时无，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战士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后方传来的消息通常是讲述平民生活中的艰辛和短缺，他们为保证红军能得到武器和装备的补充而辛勤工作，这些消息引起士兵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前线部队(尤其是步兵师)的编制基本上都不满员。新来的补充兵大多是从刚刚“解放”的领土上强行征召而来，心神不宁地安排在生还下来的老兵们身旁。这些新兵几乎没受过什么训练，这就意味着他们通常会被投入到“人海”攻势中，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作战技能，无法以其他方式投入战斗。
1944年，对苏联红军来说是个好年份，对德国国防军而言却遭透了。但战争尚未结束。在斯大林的将领们看来，冬季到来前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测试“弗里茨们”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的决心，也来得及再次尝试隔断舍尔纳的“北方”集团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