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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代表，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使用“战车”作为战争工具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夏、商时期便出现了使用“战车”作战的文字记载，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逐渐成熟，其中“平原车战”将它的发展推向了高潮。与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齐名，被后人誉为《武经七书》之一的《司马法》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意思是：战车（或称兵车）在夏代称为钩车，重视的是车辆行驶的平衡问题；商代称为寅车，注重的是车辆的速度迅捷；而到了周代被称为元戎，即戎车，重点在于车辆的制作工艺。
在西周早期吕尚（姜太公）的兵法著作《六韬·犬韬·战车》里，他对战车和车战所使战法也有一番精彩的描述，其言曰： “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而异用也。凡车之死地有十，其胜地有八。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也；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也；前易后险者，车之困地也；陷之险阻而难出者，车之绝地也；圮下渐泽，黑土黏埴者，车之劳地也；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也；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也；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也；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车之坏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者，车之陷地也。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故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能避也。” 即步兵作战贵在熟悉战情的变化，车兵作战贵在熟悉战场的地形，骑兵作战贵在熟悉便捷的通路，三个兵种虽同是作战部队却有使用方法的不同。车兵作战时有十种死地、八种胜地的情况。只能前进不能撤退，被称之为战车的死地；跨越险阻，长途追击敌人，被称之为战车的竭地；前方地形平坦，后方山岳丘陵，是战车的困地；陷入阻碍而无法撤退，被称之为战车的绝地；进入积水和淤泥地带，是战车的劳地；一侧地形险要，一侧路途平坦，来往需攀爬的地带，被称之为战车的逆地；野草茂盛，还需要渡过水沟的地带，被称之为战车的拂地；车少地平，且战车与步兵配合不当，被称之为战车的败地；后有沟渠，一面深水，一面高坡，被称之为战车的坏地；昼夜大雨，连日不停，道路毁坏，不能前进也不能撤退，被称之为战车的陷地。这十种都是战车的死地。所以愚将由于不了解这十种死地而被擒，智将由于了解这十种死地就能避开之。
此《战车篇》论述了中国古代战车作战的十种不利地形，道出了车战的战术特点和车战的“十死之地”，最后指出，将领如果能 “明于十害、八胜，敌虽围周，千乘万骑，前驱旁驰，万战必胜”。
古代中国战车的主要构成和特点有：
其一，以车上的冷兵器或火器进行近、远程攻击，摧毁或破坏敌方工事及有生力量。
其二，轮式运动为主，并由人、畜为动力的战场机动性。
“雁型”车阵
其三，以木质结构组装而成，重要部位加装皮革或青铜、铁等金属作为保护，增强战车的防护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战车已经基本具备现代坦克战车的基础理念。而自春秋战国之后随着步、骑兵兵种的兴起，战车与车战的地位随之衰落，秦汉时期便少有使用，但到了宋元时期，在以车制骑的思想主导下，战车的形制与功用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其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夏、商时代（商朝晚期）战车的形制主要为双轮单辕木质车体，少数部件为青铜制造。商朝战车编制为车前驾马2匹或4匹，车上编有甲士1人，随车步卒为15人，此为一乘。车上甲士，1人居左，以远程弓射为主，一般称为“车左”或“甲首”（类似于车长之职），1人居右，以近距离击刺搏杀为主，一般称“车右”或“骖乘”（类似于警卫之职），1人居中稍前，专职负责驾车，一般称为“御手”（类似于驾驶员之职），此编制一直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
夏、商战车
《吕氏春秋·仲秋纪第八·简选》记载： “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墨子·明鬼下》中记载：“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伐夏。约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夏朝末年，成汤与夏桀决战于鸣条之野。此一战，成汤军以战车70辆，死士6000人，对夏桀军发动突袭，双方在鸣条展开决战，而汤军所用之“鸟阵雁行”即是模拟鸟飞雁翔之“人”字形队列组成的战车车阵。商朝末年，商纣王重蹈覆辙，骄奢淫逸，整日饮酒作乐。周武王姬发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及“诸侯兵会者四千乘，陈师牧野”，一举击破商军，纣王见大势已去，逐登鹿台自焚而亡，武王亦从车上而下，斩落纣王之首，商灭。此战即为公元前1072年中国古代初期车战的著名战例—“牧野之战”。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战争最频繁也是战车及车战最为兴盛的时期，各国争霸战均是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联合作战，并且按对敌作战和屯守、运载辎重的运用不同，分为攻、守两种。春秋时期的战车形制基本继承西周战车形制，然而冶铸造技术的提高使得兵器日益锋利，战斗也愈加激烈，战车的防护系统因此有了较大的改进，最明显的就是在车舆即车厢外侧钉装的青铜制护甲，每辆车约有八十块护甲板，护甲板一般厚度约为两毫米。而大量增加护甲板也导致了战车载重的增加，设计者和工匠采用增加轮辐、加粗车轴等方法进行加固。车战兵器除了使用远程进攻的弓弩外，还配备近战使用的戈矛等兵器以及用于近身防御的短兵器—青铜剑。
公元前354年，桂陵之战爆发，赵国都城邯郸遭到魏国率领的魏宋卫联军包围。次年，赵国紧急向齐国求援，齐国军师孙膑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以轻便快捷的战车为主力直趋魏国国都大梁，迫使魏军丢弃大量辎重，日夜兼程急速回师自救，终解赵国邯郸之危，齐军后于桂陵设伏，大败魏军。
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之战，魏国发兵攻韩，齐国派兵伐魏救韩。齐国军师孙膑用“减灶诱敌”之战法，再次诱使魏军于马陵道进行伏击，并用战车和兵器作为障碍阻挡魏军，使魏军陷入“窘处隘塞死地之中”，全歼魏军主力，魏将庞涓亦自刎而亡。
孙膑与“马陵之战”
东汉末年，随着骑兵的日益发展与强大，为了在战争中对抗骑兵的冲击，秦汉时期一时没落的战车以防御车阵的形式重新登场，后勤运输的轮式车辆也有了一些改进。
三国时期作战用的战车主要以“武刚车”为主。武刚车的形制一般为独轮，车身蒙上牛皮犀甲作为防护，外侧捆绑枪矛，前立屏风牌。屏风牌上多开有射击孔，弓箭手可以躲在屏风牌后，通过射击孔对目标进行射击。《兵法》内有云： “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车长二丈，阔一丈四，车外侧绑长矛，内侧置大盾。”
蜀汉的军师诸葛亮为了对抗曹魏的强大骑兵，用八阵图阵法结合步、弩、骑、车诸兵种协同作战。八阵中将武刚车组成车阵，作为障碍以阻挡敌军的冲击和机动，同时为八阵中的步骑兵提供良好的保护和隐蔽。
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是从武刚车所演化而来，专门用于地形复杂的西蜀栈道及山地，缓解和保障了诸葛亮北伐的粮草等辎重物资的运输。木牛流马的实物和细节图样没有流传下来，仅有部分文献与古籍进行了简单的记载，后人多以这些文献记载进行复原，但都未能完全实现。
武刚车图
《三国志·蜀志·本传》裴注引《诸葛亮集》中记述： “作木牛流马法：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颔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后略。”
流马设想图之一 |
云梯 |
司南车后视图 |
最早诞生于夏商时期，至春秋时期由鲁国著名工匠公输班（鲁班）加以改进。云梯的形制主要为三部分构成：底部装有四轮或六轮，用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以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有钩状结构，用以钩搭城缘，保护梯首免遭守军的推拒和破坏。公元229年，蜀汉第二次北伐的 “陈仓之战”中，诸葛亮率领大军围攻陈仓城时，就曾大量使用云梯用来攻城。
中国古代文化著作《古今注》中记载： “黄帝与尤战于涿鹿之野，尤作大雾，军士皆迷，故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尤而即帝位。” 公元235年魏国明帝下诏令博士马钧造车，马均依照文献，试验制造出一种名为“司南车”的战车（后人称为指南车）。
此时“司南车”的形制据《晋书·舆服志》记载： “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为木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转 而手常南指，大驾出行，为先启之乘。” 马钧所制造的“司南车”主要利用差速齿轮原理，以齿轮传动系统，根据车轮的转动，由车上木人指示方向。不论车子转向何方，木人的手始终指向南方。
隋唐时期的中国虽然开疆拓土、经略四方，但是战车和车战却再一次没落，据《旧唐书》记载，马燧 “又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 可见唐代车阵战法依旧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同。
然而，轮车式攻、守城器械在继承后汉三国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却得到了持续发展。为了战争的需要，隋朝也常令工匠大规模制造攻、守城需要的车辆装备。隋朝末年，魏国公李密就曾令护军将军一次性制造了300辆“抛车”（或称投石车）。至唐代，“抛车”的外型和威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使用也更为普遍。“抛车”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以人力抛掷石弹的抛射式兵器，根据战场所需分为轻型、中型、重型三种。轻砲型主要用于野战，中、重砲型则主要用于攻、守城池。初期形制以大木为架，金属件联接，砲架上横置可以转动的砲轴。固定在轴上的长杆为“梢”，可以起到杠杆作用。“梢”的一端系有皮窝，内装石弹，“梢”数越多抛射越重越远。早期砲架固定在地面上或埋在地下，后期因为安装麻烦，便在砲架下安装了车轮，并且根据实战所需可以水平移动和旋转，能够向各个方向抛射石弹。
抛车
公元757年的“安史之乱”中 ，叛军安禄山意图夺取河东而攻打山西太原，太原守将李光弼当即动用了体积巨大、威力强劲的重型“抛车”（当时被称为“塌石车”），此车需以两百人方可拉动，一砲可击杀数十人之多，凭借此车，李光弼最终一举击杀叛军数万，粉碎了叛军的战略意图。《新唐书·李光弼》内记载： “李乃彻民屋为礌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死。”
抛车（旋风炮）
而除“抛车”外，唐代攻城战车主要还包括：“撞车”、“搭车”、“饿鹘车”、“木驴车”、等。这些特种车辆一般用来撞击敌军的防御工事，如城门、城墙、垛口等。
撞车
“撞车”的形制主要是在四轮车车架上系一根撞木，撞木前端用铁叶裹覆，在敌军云梯靠近城墙时，推动撞木将其撞倒或撞毁。
“搭车”的形制是将装有长柄木杆的耙钩安于车架横梁上，利用杠杆原理操纵钩耙将城墙挖出缺口，用以保障己方部队从缺口向城内进攻。
“饿鹘车”形制结构与“搭车”相近，主要区别是将木杆前端的耙钩换为铁铲，用以铲掘城墙。《旧唐书》记载：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月，吐蕃军约十五万众，围我（唐）盐州数重，党项首领亦发兵驱羊马以助，贼以飞梯、鹅车、木驴等四面齐攻，城欲陷者数四。”
搭车 |
饿鹘车 |
在四轮车的基础上，加设屋顶形木架，并以牛皮遮盖涂以泥浆，用来掩蔽和保护车内进行挖掘城墙和地道作业的兵士，最初是平顶式样 ，因易被敌军破坏，后改为等边三角形，称“尖头木驴车”。 唐代杜悠在《通典》中记载： “轒輼，四轮车。皆可推而往来，冒以攻城，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
轒輼车 |
尖头木驴车 |
轒輼车于作战中应用 |
自汉代骑兵开始兴起后，古代中国的战争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车战和战车地位直线下滑，一度一蹶不振，即所谓“自骑兵起，车制渐废”。宋神宗时期朝廷曾多次为了抵抗外族的骑兵而试图制造能够有效抗击各种骑兵的战车，然而虽然当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尚可，但受许多客观条件所限，能够真正实现有效“以车制骑”用途的战车没能制造出来。不过宋代“以车制骑”的战术思想也变相促进了战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形制奇特、功能多样的各式战车。
这两种独轮平板车的左右两侧装有方木，方木上绑有枪矛，平板上安有虎、象形状的车厢，以彩绘油漆装饰后，连毛发细节都清晰可见，如工艺品般精美。虎、象兽口昂张，内装多支枪矛，枪锋向外伸出。战车根据车载枪矛的数量多少而划分为轻、重两种，“虎”车为轻型战车，而“象”车则为重型战车。对敌作战时，排成车阵以士兵在后推动，对敌阵进行冲击，配合步、骑兵作战。
虎车 |
象车 |
《武经总要》中绘制的绪棚接续头车 |
绪棚接续头车（挖地道和反地道） |
在以原始的“轒輼车”或“尖头木驴车”进行攻城作业时，人员虽可受到掩护，但完全不具备攻击性，因此宋代发展出了一种集攻击和防御效用于一体的组合式战车，名为“头车”。
该车主要由“屏风牌”、“头车”和“绪棚”三部分组成。
“屏风牌”是木制结构的挡板，上设箭窗，两侧附有侧板及掩手，外蒙牛皮，当在接近城墙时，不仅可抵御掩护车内人员不受矢石的伤害，同时还可以利用箭窗予以还击。
“头车”的构造与之前的轒輼车类似，车顶上改用两层牛皮覆盖，中间隔层多填充干草以增强防御，顶中央留有一方孔，为车内人员上下之用，车顶前部留有一天窗，窗前设一小型屏风牌，屏风中央开有箭窗，以供观察和射箭之用，车两侧悬挂牛皮，外涂泥浆，以防敌纵火焚烧。
“绪棚车”连接在头车之后，形制与头车略同，用以掩护替换的作业人员、运土及输送土木器材等，绪棚后设有一“找车”，用绳索和绪棚连接，以便绞动头车和绪棚，使其能往返移动，用以运土。
《武经总要》中记载： “绪棚接续头车，架木为棚固曰绪棚，其高下如头车，棚上及两边皆设皮笆，以御矢石。若头车进，则益设之，随其远近。若敌人以火焚车及棚，则设施泥浆麻搭，浑脱水袋以救之。”
形制略同于尖头木驴车，车内配备用来破坏城墙、城门的各种兵刃和撞木。
车上装设锅灶，锅内盛满油脂，用炭火烧沸，车周围堆集干柴，将车推至敌军城门下纵火后离去，如敌军倒水灭火，由于油比水轻，火焰反而更高，可更快将城门烧毁。
相传此车最早为姜太公所设计，至宋代成型，车外以牛皮被覆，车分为5层，每层内皆有木梯供人员上下。车内配备各种武器和破坏工具，进攻之时，将车推至城脚，车顶设有天桥，兵士可利用天桥冲至城墙上与敌军近距离拼杀，车下有撞木 ，可破坏墙基。但此车因形体笨重，容易受地形限制，难以发挥威力，不过若是突然出现，却可对守城兵士形成巨大的威慑力，从而乱其阵脚。
钩撞车 |
火车 |
吕公临冲车 |
此车形如城垛，用木板制成，高六尺、宽五尺，下设木轮，用以堵塞被破坏的“女墙”（城垛）和城墙缺口。可谓是能移动的城墙，即可攻又可守。
在两轮车的前侧，装满枪刃等兵器，如城门被敌军破坏，就以此车堵塞城门。
明、清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两个封建王朝。然而传统古代战车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和走向。虽然自春秋战国后骑兵兴起，战车一度被淘汰和忽视，仅偶有昙花一现，但是到了千年后的明代，战车再度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角。在明代，随着中国火器迅猛的发展，加之又引进了西洋火器，如佛郎机和鸟铳，明代的战车也加装了各种的火器，发展出众多“火器战车”。这类战车以车为运载工具，车上载有各种火药和火器，由兵士推动并发射车载火器对敌进行近、远程的攻击，不但机动性强，又可临敌发射，摧毁威力得到增强，可谓是中国古代战车发展的顶峰。
木女头 |
木女墙 |
塞门刀车 |
木火兽 |
明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孙承宗于《车营扣答合编》中指出，要使军队 “动如雷，不动若山，莫如战车。其用车载火（器），其火在阵。” 即孙承宗认为，装备火炮的战车是强攻坚守取胜的必需条件，而要发挥炮车的威力，必须将车、步、骑混合编成，协同作战。可使火炮同冷兵器在不同距离上作多层次的配置，先后逐次灭杀敌军的有生力量及战具工事，从而一举获得胜利。
用轻质木材制成架子，安装头尾，高三尺 、长五尺二寸，四脚装上木轮，里外糊纸，用颜料画成虎、豹、龙等形象，再涂上白矾，耳内藏两个烟瓶，口中装置竹喷筒，左右两侧安装火铳，眼内放置火药，用引信连接在一起，使用时一人推行，冲入敌阵之中，在后面点火后，耳、口烟焰喷射，两旁火铳自发，可以杀伤、扰乱敌军人马，将敌阵击溃。
此车为箱式结构，前面下边架枪矛五杆，上面列火箭百支，由两名士卒推动，并且随车燃放火箭，向敌阵冲击。
火炬攻战车
此车为独轮推行，车前设有兽面屏风牌，装利刃，上蘸虎药，车内藏火器二十四种，由屏风牌上兽口内喷吐，屏风牌两旁装有飞翅神牌遮挡矢石。作战时，冲入敌阵，万将莫挡。
此车与城门等高，内藏各类火器十二件。敌人攻城时，车上万火齐发，为守城最佳之器械。
此车与宋代“火车”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车上锅灶内盛满熔化的铁水，用以泼向攻城的敌军，对有生力量的杀伤远胜宋代的“火车”。
此车为七根铁制枪管组成，每根长一尺三寸，一管居中，六管围绕排列，外面用厚铁皮包裹，以三道铁线捆扎，各根枪管的尾部相连一处，安装五尺长的木柄，装置在直径一尺五寸的两轮横铁轴上，只需一人便可以推挽。各枪管内装多枚铁铅制弹药，于敌阵之中瞄准对方目标即可点火发射 ，可高可低，其功能类似近现代的加特林多管式机枪。
此车最早为东汉末年诸葛亮所设计，后晋马隆在此基础上，将此车与鹿砦、拒马等障碍物结合，组成车营，以防敌突袭。进攻作战时可在护板掩护下，从护板的箭窗中发射弓弩，边攻击边前进。发展至明代，偏厢车已有很大不同，由原先的独轮改为双轮或长轮，两头都可驾牲畜，每车配以两匹骡马，车厢用薄板制成，上装鸟铳，编配十人使用，车载衣、粮、器械等。隆庆三年（1569年），明朝大将戚继光曾将其改造为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车重六百斤以上的新式“偏厢车”。因其仿古之制，导致车体太重，需要人马太多，不宜涉险，所以不适用于进攻战斗。随后兵部尚书魏学曾又作改进，每二辆中设拒马枪一架，填塞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两挺，下置“雷飞”炮，快枪各六杆；另每架拒马枪上束长枪十二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六杆，每车用士卒二十五名。
火龙卷地飞车 |
万胜神毒火屏风车 |
铁汁神车 |
偏厢车草图 |
偏厢车 |
七星铳车 |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战车发展，至明代时达到了顶峰，然而游牧民族满清政权倡导“骑射得天下”理念，清朝政府对火器和军工业的发展向来轻视，到了清朝中期，其发展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清朝政府才又重新开始了火器和军工产业的制造，但结构仍沿袭祖制而毫无创新，致使其制造的武器性能大大落后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