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问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也许回答起来要远比“谁是最能干的将军，最杰出的哲学家、诗人”容易得多。亚历山大，在这位33岁的“马其顿国王”、“希腊统帅”、“埃及法老”、“波斯大王”、“亚洲之王”殒命巴比伦之前，他的头衔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位显贵都耀眼。不过所有这些头衔，都无法和他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高加梅拉以及海达斯佩河等会战中的卓越战术相提并论，更无法与他在小亚细亚、腓尼基、美索不达米亚、索格迪亚、巴克特里亚等战役中迅雷般的行动比肩。

不过，每当提到亚历山大，我们所想到的，总是壮观的马其顿方阵和英勇的伙伴骑兵，却很少将他和海战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在亚历山大远征的最初几年中，他完全把时间花在了获取制海权上，直到取得整个地中海东部的制海权后，他才终于敢一路向东，直捣印度。与我们常见的方式不同，亚历山大并非依靠强大的舰队来赢得决定性的海战，而是利用陆军，一路攻陷了沿岸所有波斯的海军基地。本篇将解读这一系列围攻战中最重要、最困难也是亚历山大唯一一次动用舰队进行跨海作战的战役—泰尔围攻战。

从希波战争到马其顿霸权

公元前480年，统治着大半个亚洲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继承了其父大流士一世的遗志，率领超过30万大军跨过赫勒斯滂海峡入侵希腊。这场希波战争分为两次大规模的战役，第一次战役以波斯人跨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马其顿和色雷斯作为开端，以萨拉米斯海战作为终结。在这一年中，薛西斯在温泉关会战中取胜并占领了雅典，但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被希腊联合舰队击败，放弃了从科林斯地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企图，并率领主力撤回亚洲。第二次战役则为希腊联盟陆军与马多尼奥斯指挥的波斯留守部队的对抗，并最终以希腊人在普拉蒂亚会战的胜利告终，将波斯人彻底赶出了希腊。

在取得希波战争的胜利之后，希腊原本应迈入自己的黄金时代。但与此相反，当危险离去之后，希腊立刻便恢复到了城邦分立的状态中。凭借着萨拉米斯海战的余威，雅典人建立了提洛同盟，但事实上这只是他们建立雅典帝国的幌子。在雅典人的紧逼之下，斯巴达也建立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二者最终爆发了从公元前43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巨大的决定性会战，战争双方也因此都陷入了对国力的无限制消耗之中。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所有希腊士兵都是志愿兵，不收军饷。但由于大片土地被毁，希腊的公民们不再愿意离开自己仅剩的土地为国而战，除非城邦向他们支付军饷。这样一来，他们就逐步成为了职业的雇佣兵，丧失了他们因爱国而战的荣誉。

在战乱之中，原先在希波战争中失败的波斯帝国对希腊的影响力不降反升。波斯大王不断用黄金收买、挑拨各城邦，让他们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后被迫向波斯靠拢。另一方面，波斯军队中也雇佣了越来越多的希腊佣兵，这些佣兵逐步成为了波斯步兵的主力。为了波斯雇主的大量黄金，他们不惜与同胞作战。斯巴达更是与波斯签订了条约，二者共同对抗雅典，还耻辱地承认波斯对希腊具有宗主权。在波斯的资助下，斯巴达人组建了一支舰队，击败了雅典舰队，毁灭了雅典赖以自立的海权，迫使雅典求和，承认斯巴达的领导地位。事实上，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希腊内斗画上了句号，但像斯巴达这样一个不重视商业、文化的城邦，是无法像雅典那样将希腊重新带入黄金时代的。

公元前401年，波斯王室发生内战，小居鲁士试图抢夺兄长阿尔塔薛西斯的王位。在小居鲁士被杀之后，受雇于他的13000名希腊佣兵在色诺芬的领导下，突破了波斯人的围追堵截，从幼发拉底河一路撤退到黑海。紧接着，在公元前399年到公元前394年，斯巴达与波斯又爆发了战争。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率军入侵小亚细亚，成为第一个入侵波斯的希腊人。不过，波斯的黄金和斯巴达的暴政又一次使希腊陷入内战，迫使阿格西劳斯回国。

在新战争中领导底比斯军队的将军伊巴密浓达，要算是有史以来对大战术贡献最大的人。他发明的斜形序列在后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都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会战战术。凭借着斜形序列，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和曼丁尼亚两次会战中击败斯巴达人。若不是他死在了公元前362年的曼丁尼亚会战中，底比斯很有可能会成为希腊的新主宰者。当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相继精疲力竭之后，希腊便只好等待着一位外来者来统治了，此人便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

腓力二世早年曾作为人质留滞在底比斯，见识过希腊璀璨的文化以及伊巴密浓达的卓越将才。当他取代阿明塔斯四世成为马其顿国王之后，便开始对军队和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将这个在希波战争时期还是波斯属国的半野蛮国家，改造成了一个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强大王国。其军队核心由本族的常备军组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腓力则用色雷斯的金矿和借款供养他们。利用这支军队和手中的金矿，腓力镇压了马其顿西北的野蛮人，还迫使希腊人屈服在他的脚下，任命他成为整个希腊的统帅，只有斯巴达仍坚守独立。

腓力十分清楚，波斯帝国的黄金对于希腊的反马其顿势力而言，无疑是最坚强的支援，也正是引发希腊人不断内战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出于上述原因，还是为自己担任希腊统帅寻找理由，进攻波斯都是腓力唯一的选择。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将领—帕尔梅尼奥和阿塔拉斯率领10000人进入亚洲，命他们在那里等待自己的到来。可腓力却在参加自己女儿婚礼时突然遇刺。这位马其顿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伟大国王，为自己的儿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留下了一支极为强大的军队、一个改革一新的繁荣希腊化王国、一个远征波斯的梦想和500台仑黄金的欠款。

亚历山大

▌自称亚历山大后裔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所铸造的奥林匹亚斯头像纪念币。由于此时已是奥林匹亚斯卒亡500年之后，其形象并不可信。

▌亚历山大少年时期的导师亚里士多德。

对于亚历山大这样一位人物，我们绝不可能仅仅用一篇文章或是一个章节将他的一生叙述完整，他的伟业恐怕要再写一部鸿篇巨著才能彻底描述清楚。因此，我们在此只对他出征波斯之前的情况做一简述。

公元前356年7月20日，亚历山大在马其顿的佩拉出生。其母亲是一位因政治原因与腓力结婚的伊庇鲁斯半野蛮部落的公主，名为奥林匹亚斯。奥林匹亚斯的家族自称拥有阿喀琉斯的血脉，而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也声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后裔。亚历山大在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多半来自于母亲的家族，导致亚历山大或多或少地相信了自己拥有阿喀琉斯高贵血统的说法。

11岁对亚历山大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开端，因为亚里士多德这位在知识领域征服了世界的人，成为了这位未来世界征服者的老师。从这位伟人身上，亚历山大学到了最富有智慧的知识，并因此获益终生，印证了“名师出高徒”这句话。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学生后来失去了导师兼朋友的信任。

从母亲那里，亚历山大继承了狂热、多愁善感以及英雄的气魄；而从他父亲那里，亚历山大得到了强健的体魄、理智的思维、冷静的判断力以及万无一失的洞察力。驯服战马布塞弗勒斯的故事可能也并非谣言。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当天在场的任何人都无法驾驭这匹精神紧张的骏马，多半是因为他们都略有些粗暴。亚历山大却能细心观察其性格，温和却又无畏地跨上马背，轻松地驾驭了它。从那天起，布塞弗勒斯始终至诚地为亚历山大效力，直到死于海达斯佩河会战后对波鲁斯的追击中。

在亚历山大16岁那年，腓力出发围攻拜占庭，将儿子留在首都佩拉担任摄政。亚历山大不仅很好地处理了内政事务，更率领手中的部队镇压了一个色雷斯部落的叛乱，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一个城镇，并将其改造成了一座亚历山大城，这也是第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两年后，他又在喀罗尼亚会战中指挥马其顿左翼击败了底比斯精锐的圣团步兵，为腓力赢下了这场决定希腊统治权的决定性会战。

在腓力遇刺后，亚历山大被拥立为王，他立刻杀死了腓力的后妻、后妻之子、腓力的前任国王阿明塔斯，以及腓力后妻的舅舅阿塔拉斯。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在公元前336年至公元前335年间平定了西北方向试图叛乱的野蛮人以及再次举兵反对马其顿的底比斯，并夷平了这座古城。

在这一连串行动以及后来为入侵波斯所进行的准备中，亚历山大非但没有清偿腓力留下的债务，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800台仑。也许这些债务数字在古代战争中并不算显眼，但事实上，它却为亚历山大制海权政策的制订带来了巨大影响。资金的匮乏使亚历山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维持舰队的正常开销，致其行动处处受限。若非波斯内部的不团结及其将领的无能，亚历山大很可能会因制海权的被动而在亚洲陷入绝境。

海权对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沿着当年薛西斯入侵马其顿的旧路，率领大约30000名步兵、5000名骑兵以及160艘战舰进入小亚细亚。对他而言，首要任务便是要在亚洲获得一个落脚点。早在亚历山大本人率军进入小亚细亚之前，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便已经派出了他手下最能干的将领，一位来自罗德岛的希腊佣兵的将军—门侬来统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的所有波斯军队，并给了他20000名希腊佣兵和多达400艘战舰的支援。此前门侬已经击败了帕尔梅尼奥所率领的一部分军队，使其除坚守海峡桥头堡以外一无所获。

早在亚历山大进入亚洲之前，门侬便已制订了一个计划。他并不打算利用舰队的优势在赫勒斯滂海峡将亚历山大拒之门外，而是试图将亚历山大引入小亚细亚，在陆上使用焦土政策消耗亚历山大的实力，又在海上利用占绝对优势的舰队切断他与希腊的交通线，使亚历山大无法回国；之后，他打算与斯巴达、雅典等反亚历山大的希腊城邦联合，入侵马其顿本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一计划都无懈可击。门侬不但认清了波斯在小亚细亚的陆军根本无法抵挡马其顿的精兵和亚历山大本人的事实，也非常睿智地意识到，自己对抗亚历山大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波斯的舰队以及爱琴海、地中海的海权。若能以波斯的海上优势来抵消亚历山大的陆上优势，那波斯人便一定能获得成功。可由于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不愿意毁坏自己领地上的财产，也不愿意听从门侬这样一个希腊人的指挥，强迫他在格拉尼卡斯河上与亚历山大进行了一场陆上会战，才让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站稳了脚跟。

可即使到了此时，门侬还是有可能实现他的计划。虽然小亚细亚方面的波斯陆军已经被彻底击碎，但门侬本人却已经逃到了巨大的港口城市哈利卡纳苏斯，波斯舰队仍然完整无恙，亚历山大对于小亚细亚各地的攻击，也使他完全有时间将舰队动员起来。

亚历山大自然清楚自己在海权方面的劣势，在分兵两路去征服小亚细亚时，他决定亲自负责波斯舰队所在的爱琴海和地中海区域，把威胁较小的黑海沿岸交给由帕尔梅尼奥率领的另一半军队。自从亚历山大进入亚洲后，后方便不断传来希腊可能与门侬联合的消息，他知道自己若不解除波斯的海权威胁，后者便会如梦魇般在远征期间阻碍他的每一步行动。他面临的选择变得很简单—要么将征服的目标限制在小亚细亚范围内，要么毁灭波斯的海权。但此时亚历山大手中并没有足够强大的舰队，如果他沿用150年前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策略—以一场决定性的海战来决定海权的归属，那他本人将注定是失败的一方；海战失败的打击将使希腊重新起兵反对马其顿，而他本人也将被困在小亚细亚。

事实上，在亚历山大与帕尔梅尼奥重新汇合围攻米利都时，亚历山大的舰队曾与赶来增援的波斯舰队相持，当时帕尔梅尼奥就曾建议亚历山大在海战中试试运气，亚历山大并未采纳。亚历山大的决策不无道理。且不论此时他已经占领了米利都的海港，帕尔梅尼奥的建议听上去毫无战略价值；更重要的是，此刻他更忧心海战失利带来的后果—这会使他丧失本就不强大的舰队，使波斯人更能发挥他们的海战优势。从这点不难看出，帕尔梅尼奥的战术眼光实在不怎么高明—每当亚历山大准备与数量庞大却绝非无法击败的波斯陆军开战时，他便会提出反对；可当亚历山大遭遇不占优势的海战时，他又去怂恿亚历山大试试运气。

无论哪个时代，想要削弱或彻底剥夺一个国家的海权，方法无非两个—摧毁敌方的舰队或占领敌方的整条海岸线。1500年之后，日本的武士家族源氏就曾占领了平氏的海岸线，又在决定性的海战中击败了对方，从而成功摧毁了平氏的海权。到了19世纪，拿破仑曾指挥自己的陆军向英国的海权发起了挑战，他征服了整个欧洲海岸，将英国人封锁在本土和海外殖民地上，但由于当时其他的欧洲国家并不支持他，最终他还是被英国的海权所拖垮。

所幸亚历山大的对手并非英国海军那样的正规军队，而是类似于源平合战中平氏手下那样的乌合之众，波斯的舰队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腓尼基城邦和埃及，因为波斯本族的土地位于内陆。在亚历山大征服了小亚细亚之后，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已经触手可及。虽然大流士三世正在组建一支庞大的波斯陆军，但此时他们连天边的乌云都算不上。亚历山大决定攻陷从小亚细亚到埃及的整片东地中海海岸，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夺得波斯所有的海军口岸，一旦腓尼基人倒向自己一边，波斯舰队的主力也将化为乌有。

话虽如此，亚历山大却因缺少人员和资金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33年冬季解散了舰队。虽然这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也使他得以将舰队中的大约三万人补充到陆军中以进行接下来的一系列围攻。但无论如何，这都算一次极大的冒险，因为这样一来，不仅是小亚细亚和希腊的海岸线，他甚至连军队的侧翼都已经无法保护了。门侬的舰队不仅能够不受阻挠地进攻海岸线，甚至还可以从海上威胁亚历山大的侧翼。

幸运的是，在亚历山大攻陷哈利卡纳苏斯后不久，门侬就因病去世了。此时，门侬从海上扼杀亚历山大的计划才启动没多久。接替其位的是门侬的侄子发那巴扎斯，发那巴扎斯不过是一员庸将，也不具备门侬对腓尼基人那样巨大的影响力。亚历山大穿过名为“叙利亚门”的一系列谷地进入腓尼基时，就有一些在波斯舰队中效力的腓尼基人动摇了。公元前333年11月初，亚历山大又在伊苏斯会战中击败了波斯大王大流士三世亲自率领的数十万大军，这一胜利如同地震一般，使整支波斯舰队分崩离析，绝大部分腓尼基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投奔亚历山大。现在，就只剩一座不情愿接受亚历山大统治的腓尼基城市，挡在亚历山大与整个世界之间—泰尔。

希腊时代的海军

与今天相比，当时的海战与陆战之间的区别要小很多。所有希腊士兵都可以被当作水兵，所有的陆军将领也都是舰队司令。

在传说的英雄时代，战舰只被海盗用作抢劫的工具。当商业有所发展之后，海盗才逐渐减少。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时代，希腊海军正处在自己的巅峰期。地米斯托克利创造了雅典海军，而直到叙拉古陷落之前，雅典始终主宰着希腊的海洋。在希腊人的战争中，舰队经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腊的海岸线形状复杂且暗礁密集，再加上时常发生来势突然的风暴，导致希腊人只能使用较小型的船只作战。当时的战舰以人工划桨作为主要动力，风帆则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推进手段。这些战舰体型修长，吃水很浅，甲板下安装有一排到三排甚至更多的划桨。除用于容纳划桨手和士兵的空间外，舰上剩余的空间十分狭小，因此难以携带太多食物和饮用水，只能由运输舰步步紧随或在海岸线附近行动。通常而言，舰队每晚都会上岸宿营，绝大部分战舰也会被拖到岸上。一旦遭遇风暴，当时的战舰便很可能会遭遇不测，舰队也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与战舰不同，当时的运输船和商船会更多地使用风帆而非人工划桨，船型与澡盆非常相似。正因如此，运输船、商船也被称为“圆船”，战舰则被称为“长船”，二者皆由外形而得名。

在希腊城邦中，身份等级较高的公民都更愿意成为重步兵或骑兵，只有低等公民、自由人甚至奴隶才会进入舰队服役。不过，在危急时刻，也会有大量步兵登上战舰。三列桨战舰拥有100至150具甚至更多的划桨，可以搭载40至50名或更多的重步兵。当时的海战场局限在海岸附近，但舰队本身的机动性却非常优秀，很容易进行调动。在战斗中，只要彼此的划桨不会搅在一起，各舰就会尽可能互相贴近。冲撞对方舰体中部是最有效的攻击手段，所有希腊战舰也都为此装备了铁质的冲角。一旦某艘战舰的船舵损坏，它也同样只能任由对方宰割。海战通常都会演变为接舷战，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和划桨手都会参加到战斗之中。

当时的海战战术与陆战几乎相同。舰队和陆军之间也乐于互相支援，甚至会分享人力和攻城机械。比如，舰队上的人员可以在海岸登陆参加陆战，而在围攻海岸城市时，海陆两军也经常协同作战。

在地面上，希腊人、腓尼基人、波斯人可能会信仰完全不同的军事哲学；但到了海上，无论是希波战争时期，还是亚历山大远征期间，双方所装备的武器、防具等等的设计都非常相似，有时甚至还装备了完全相同的三列桨战舰。三列桨战舰的设计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地中海东岸，爱奥尼亚希腊人的造船技术直接影响着欧洲希腊人。三列桨战舰最早的用途被设计为运输船只—将战士们运送到海岸上进行战斗(在船上，这些人也可以担任划桨手)。海战要求战舰必须拥有更好的机动性，如果甲板上的步兵不能俘获敌方的战舰，那么己方的战舰就必须拥有使敌方战舰失去行动力的功能。在大型战舰仍然要充当甲板步兵战斗平台的同时，冲撞战术开始浮出水面了。直到公元前4世纪结束时，装有冲角的三列桨战舰一直统治着爱琴海、南意大利、西西里以及东地中海地区。

希腊三列桨战舰

一艘建造完毕，搭载全部人员、物资的三列桨战舰，其排水量在40吨到50吨之间。包括舰体两侧伸出的半米宽的顶层桨座在内，这种战舰宽度通常在五米左右。从甲板到船底最深处，三列桨战舰的深度在三米左右，吃水在一米左右。甲板建筑的高度占水线以上战舰全高的三分之一。三列桨战舰重量较轻，非常耐用，设计者还会根据最新的造船技术，选用更适合的建材对船体的设计进行改进。这些特性都赋予三列桨战舰以海战所需的速度和机动性，也使其寿命达20年之久。由于这种战舰吃水较浅，战士们可以轻松地在海滩上将其拖上拖下，它们也很适合在接近海岸的浅水中进行战斗。不过三列桨战舰的适航性能并不优秀，倘若海面浪高超过一米，海水就会通过桨窗灌入船体内部，舰体两端也会被海浪向上托起，舰体中部则会下沉，对舰体强度造成不利影响。

三列桨战舰的船壳本身就是承重结构，其与甲板之间依靠木榫进行连接，每块木板之间的缝隙都会用一种沥青和树脂的混合物进行填充，舰体下部也会用沥青覆盖，这样不仅可以防水，也可以防止污垢和船蛆腐蚀木板。涂抹在船壳外的沥青也会混入一些石蜡来使船壳的外形更加流畅，以减少船体与海水的摩擦力。

战舰的龙骨采用坚实的橡木打造，船壳和甲板则通常会使用重量较轻的杉木，不过由于杉树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有时也会采用松木来替代杉木。希腊北部、马其顿和色雷斯是杉木的主要产地，波斯人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大，在击败波斯之前，雅典人很可能被迫使用了大量松木。松木很容易从希腊中部的高原和欧波亚岛买到，西西里和南意大利也可以作为松木的来源地。

三列桨战舰的舰体内部还会设置一些垂直或者横跨舰宽的圆木来加强船壳的强度。除此以外，在龙骨以上两米左右的舰首与舰尾间还紧紧绷着两根缆绳，当战舰受损时，这两根缆绳能起到保持舰体结构完整的作用。从舰首延伸至舰尾的甲板在为下方的划桨手们提供防护天棚的同时，也为步兵们提供了战斗的场所。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地米斯托克利麾下的三列桨战舰甲板并不完整。虽然这条记载看起来非常容易理解，但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上方保护的划桨手如何能在箭雨中幸存下来—任何一艘波斯战舰都可以从80米以外射出大量弓矢，且希罗多德笔下的甲板步兵也需要面积较大甲板平台展开战斗。若划桨手们真的没有头顶的保护，唯一的解释就是波斯弓箭手并不擅长射击海上移动的目标。在甲板以下两米的舰体中线上，还设有一架与甲板连通的扶梯，船上的人员可通过它在甲板和桨座之间移动，来自长官的命令和鼓励也可以通过它从舵手的位置传达给划桨手。

三列桨战舰的长度仅为现代八人划桨赛艇的两倍，其设计原则在于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将最多的划桨手安置在最小的船体内。被三列桨战舰取代的50桨战舰虽然长度与前者相当，但航速较前者慢，船体重量也不及前者，在冲撞中占不到便宜。由于桨座总共分为三层，三列桨战舰可在相同长度的船体内容纳三倍以上数量的划桨手(通常有170名)，每侧的85支划桨间可拥有30厘米的空当。划桨本身由杉木制成，长度接近四米。划桨较为窄小的一端需要刨削工艺加工，较为宽阔的一端则需加固。舰体首尾的划桨手使用的划桨桨臂较短，以适应舰体宽度的缩减。由于划桨较为脆弱，非常容易在战斗中折毁，因此每艘战舰都会搭载一定数量的备用划桨。

腓尼基人的战舰

在波斯人方面，来自爱奥尼亚和北爱琴海的三列桨战舰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雅典人使用的战舰是相同的，只不过这些编队的指挥舰上会飘扬一些标识性的旗帜。来自腓尼基的战舰在很多方面就有所不同了，这些舰只并没有使用杉木或者松木建造船壳，而是使用了雪松木，它们的冲角也更尖锐，长度也更长。这些战舰的甲板四周都安装有护板或是由盾牌加以覆盖的护栏。腓尼基战舰更适宜在海浪比爱琴海更高的东地中海航行，因此其船体可能比希腊人的战舰更宽一些，同时也没有伸出舰体以外的桨座，所有的划桨手都被安排在护板以内。相比起希腊人的战舰，这些战舰较为宽大的舰首更容易被冲角撞坏，但较大的甲板面积、四周封闭的护板以及被舱盖覆盖的扶梯舱口，使其可以在甲板上搭载更多的士兵。这些战舰的舰尾甲板可能比前方的要更高一些，以便舵手和指挥官的目光越过护板和更多的士兵去观察前方。除此以外，波斯人对战舰所做的装饰范围也更广、颜色更鲜艳。据记载，希罗多德在很多场合下都说波斯人的战舰要比希腊人的好，但他的这种说法很可能是结合了诸多要素而得出的结论，诸如波斯战舰使用的建材更轻，结构更合理，在高海况条件下适航性更好，建造和保养水平更高，成员训练水平更高，舰队指挥人员素质更高以及拥有更丰富的海战经验等等。

战舰乘员

希腊战舰上的170名划桨手中，有70名位于舷外桨座，54名位于中层桨座，54名位于下层桨座，所有三层桨座的划桨手都被分别安排在舰体两舷。大部分划桨手都来自于公民中的底层人士。在公元前480年的危机中，希腊人不得不利用更多的奴隶来充实划桨手。普拉蒂亚和卡尔吉斯(Chalcis)的同盟军也为雅典提供了一部分人力。划桨手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能连续几小时不停划桨所需的耐力和上肢力量，其中很多人在入伍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划桨和游泳。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开始，划桨手每天都可以领到一份军饷。但在希波战争时期，这些人除了食物和饮水以外，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军饷。只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才能得到一些津贴，来购买一些私人补给品。

与那些富有且必须自费购买全副盔甲、武器的重步兵不同，划桨手不需要为自己准备什么，划桨和桨栓都是城邦配发下来的，这些人的私人物品包括刮胡子用的刀片、一个装橄榄油的长颈瓶、一个皮质水袋，以及睡觉时使用的铺盖、上岸时穿着的一件斗篷和一件束腰外衣。船上没有搭载更多私人物品的空间了，其大部分空间都已经用于放置水袋和水瓶了。现代复制品的三层甲板战舰“奥林匹亚”号上，每位划桨手消耗饮用水的速度超过了每小时一升，据此推测，当时的战舰在每天出海时都会搭载几百升甚至上千升饮用水。出于这一原因，作战地区附近的海岸是否拥有足够的淡水供应，也成为了指挥官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希腊舰队中的大部分划桨手都是希腊人，无论法定公民，还是那些拥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外来定居者，甚至是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奴隶，在受命担当这一舰队中极为重要的角色时，都会身负一种使命感，愿意保护其奴隶主或城邦。相比之下，波斯人的舰队中根本就没有波斯划桨手，事实上波斯也根本没有一支属于自己民族的舰队。波斯帝国所有的舰队都由那些臣服于波斯大王的海洋民族组成，这些民族的海员也只是在按照规定服役而已。战斗动机和热情的不同给海战中的双方舰队带来了重大影响。

除划桨手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三列桨战舰还拥有16名水兵和指挥人员，同时还搭载有10名重步兵和4名弓箭手。

萨拉米斯海战时期的舰队编制则较为杂乱，平均每艘战舰搭载士兵30名左右。一旦超载，战舰的性能会有所下降。为保证战舰航行的稳定性，甲板上每名人员的位置都要小心安排，以免引发船体突然失衡而导致翻船。希腊战舰上没有安装护板和护栏也是必须小心安排人员的原因之一。战舰正在运动时，重步兵和弓箭手通常只能蹲坐，甚至趴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舰只互相接近的过程中，弓箭手将发射箭矢以干扰对方甲板上的人员，而重步兵则负责保护己方的指挥官和舵手。在蹲跪姿势下射箭和投掷标枪的能力，在这一阶段会显得非常重要。如果双方的战舰在发生冲撞后被缠在了一起，甲板上的士兵就要负责保护己方的战舰不被对方夺走或者抢夺对方的战舰。对在战舰上服役的重步兵来说，身体的灵活、敏捷与力量、武艺同样重要。所有的舰载重步兵都携带有与普通重步兵相同的重型圆盾和长度将近3米的长矛，其中大部分人还佩有短剑。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将领们出于行动不便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很少会把携带着萨里沙长矛(其长度超过6米)的马其顿方阵步兵部署在战舰上。士兵们应该能自由选择是否佩戴头盔，但却一定不能穿着胫甲。与方阵步兵不同，舰载重步兵更加强调装备的敏捷和灵便，一旦落水还要靠游泳求生，所有这些都要求舰载重步兵放弃胫甲。弓箭手大部分由外国雇佣兵(如克里特人)组成，其中也包括一些最穷的公民或者没有公民资格的本国人。

希罗多德说波斯战舰上的人数总计也在200人左右，包括14名携带有陆战武器的本族士兵。同时每艘船上还会搭载30名来自米提亚族、波斯族或者萨卡伊人(Sacae)等薛西斯大军核心民族的士兵，这些波斯步兵配备了标枪、长矛、短剑和柳条盾牌，虽然希罗多德并没有告诉我们安排这30名士兵上舰的目的，但这些人无疑可以增强波斯战舰的弓箭火力。不过由于他们装备的长矛要比希腊重步兵的更短，盾牌也并不结实，在数量相近时很容易被希腊人击败。战舰上搭载有大量步兵，说明波斯人对接舷战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冲撞，也表明其充分掌握了在甲板士兵数量及战舰敏捷性之间寻求平衡的战术方法。

希腊战舰的指挥官在舰尾拥有一个单独的座位。由于其地位的重要性，指挥官很可能要穿戴全副盔甲，同时还要依靠周围士兵的盾牌保护，保护其免受箭矢和标枪所伤。

在希腊城邦的舰队中，这些指挥官都是由将军们从地位最高的公民中挑选出来的，但这些通过抽签交付给他们指挥的战舰仍属于城邦的财产。将军们也同样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将征召来的劳动力和士兵分配到哪艘战舰上。在马其顿军队中，战舰指挥官则是逐层任命而来，一名指挥官的职责包括监督战舰舾装、维护战舰以及严格训练船员。

舵手通过较长的舵柄来操纵战舰的双舵，其位置形似一个驾驶舱，位于扶梯的后侧、指挥官座位的前方。密集的舰队冲撞战术要求舵手必须拥有优秀的预见力，对航速和距离的精确判断力以及对战舰和成员能力限制的全面了解。“奥林匹亚”号的实验证明舵手不光要有足够的体力，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灵敏度和迅速的反应能力，甲胄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种累赘。舵手的位置虽然比指挥官更隐蔽，但却无法得到后者那样的保护。

比舵手地位再低一级的就是划桨长，或者也可以称为水手长。战斗时他们站在扶梯上，仅将头部和手臂露于甲板以上，其所处位置须与舵手足够接近，以确保其能够听到舵手对改变划桨速度的指示，并将指示准确传达给划桨手。一名优秀的水手长必须能够清楚地解释并传达舵手的命令，而且还要维持划桨手的士气，使他们随时可以贡献最大的力量。根据“奥林匹亚”号的实验经历，在噪杂的背景噪声中，水手长的声音根本无法传达至全舰，因此舰首还专门安排了一名所谓的“舰首划桨官”，他们负责通过识别水手长的手势和口型来配合水手长一同发令，这样一来，二人的和声即可传遍全舰。此外，还有笛手吹奏有节奏的尖锐笛声来帮助划桨手保持节奏的一致，任何节奏上的混乱都有可能导致划桨绊在一起，甚至成为战斗失败的诱因。据修昔底德的著作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名将伯里克利(Pericles)曾阐释航海技能训练的重要性：“与其他所有事情相同，海战也要依靠水兵的技能，当机会来临时，这并不能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来慢慢培养。与之相反，在技能训练前，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公民舵手和甲板人员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我们拥有的人员比整个希腊其余所有城邦相加起来更多，素质也更为优秀。”在三列桨战舰上作战需要比在方阵中作战更高超的技巧和团队配合。在“奥林匹亚”号上担任过两年划桨长的波利斯·兰克夫(Boris Rankov)这样写道：“确实很难想象古代人是如何行动的，即使在现代，要让这么一大群人做到动作同步，也仍需要高水平的技巧。”

每艘三列桨战舰上还会搭载一名木匠，他们携带有大量工具和各种资材，以便使战舰可以在海上实现自我修复。在“奥林匹亚”号的试航过程中，该舰经常出现需要小规模修理和维护的情况，而真正的战斗对木匠的能力无疑会有更严峻的考验。一支舰队无疑需要各种大批量的木材及绳索的储备，而且还要准备好备用的划桨和冲角，以及用于舰体防水的沥青和石蜡。在需要大规模维修的情况下，战舰会被直接拖上岸，若情况允许，还要放置很长时间，直到将舰体水线以下晒干，再清理舰底并重新涂布沥青和石蜡。一艘舰体干燥、舰底整洁的三列桨战舰在性能上要比一艘在海中航行了数月的战舰强很多。由于将舰底彻底晾干需要数天时间，加上希腊人拥有的舰只数量居劣势，因此除非必要，希腊人是不会让战舰在岸上停留太长时间的。

此外，舰上一般还会配备九到十名机动人员，他们被编为舰首班和舰尾班，负责操作风帆(希腊时代双方战舰在战斗时都要将风帆收起)，替补受伤或筋疲力竭的划桨手，替换损坏的划桨或桨栓，排出灌入舰内的海水，帮助或替换舵手，拉战舰上岸、下水或者下锚等。必要的时候，这些人员还需抓起任何能找到的武器登上甲板与士兵们一起战斗，或者在撞击过后及撞击过程中用杆子将敌舰撑开。波斯战舰上似乎也有这种与希腊类似的人员安排。

在等待行动或是暂停航行补充食物、饮水时，战舰都会采取冲角向海、舰尾上陆的方式上岸，舰体两侧则会布置供人员上下船使用的梯子。在“奥林匹亚”号上进行的测试表明，三列桨战舰能够在岸上以短时间搭载全部人员。从舰首至舰尾方向首先搭载最下层的划桨手上舰，其后是上方的两层划桨手，最后则是甲板人员。人员上舰之后，战舰需要由岸上的人力来将推下海。不过由于很多划桨手在上舰之后就可以开始划桨，而且战舰的冲角又指向大海方向，因此将战舰推下水的过程通常也是非常迅速的。在海水中直接下锚在当时并非常见的停泊方式，因为这样一来搭载人员和物资上舰都要耗费很多时间，而且舰上也没有供水手睡觉的空间，食品供给也十分有限。通常水手们都会在船边宿营，互相分享食物。大麦粥加咸鱼是在希腊水兵的食谱中十分常见，甚至有可能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战舰性能

古代文献中关于一些航行花费时间的记录显示希腊三列桨战舰巡航航速应在六节到七节左右，这一速度可维持数小时之久，而且这种战舰在短时间内进行冲刺的话还可以达到10节极速。当战舰仅有一侧划桨，另一侧木浆抬出水面的情况下，其回旋一周的直径不超过自身长度两倍。而向一侧旋转90度只需两秒，旋转直径不超过半个舰身的长度，即使是划桨出力达到最大的情况下，旋转直径也不会超过舰体本身长度。除此以外，三列桨战舰还可以做到以Z字形航线进行精确的曲折航行，同时其瞬时加减速能力也颇具潜能。三列桨战舰完全能够进行更为灵活的佯动、迂回或者冲刺。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曾领导著名的“万人大撤退”的希腊名将色诺芬说道：“为什么一艘满员的三列桨战舰在敌人眼中如此可怕而在朋友眼中如此惹人喜爱？因为它越水而行的速度！为什么船上的人们能保持秩序井然？因为纪律要求他们坐在他们该坐的位置上，因为纪律要求他们按照他们应该的节奏前后划桨，因为纪律告诉他们应该什么时候上船下船！”

海战战术

关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三列桨战舰战术并没有一本存世的著作来记载，因此希罗多德对于海战的描述就成为了第一手资料，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叙也是重要资料来源。

在希波战争的年代里，海战中最为常用的两种机动动作分别为环航(Periplous)和急航(Diekplous)，这两种机动的用意都在于调整自身位置以撞击对方船舷或者船尾。而撞击本身的目的有两点，其一是击穿对方船壳，使对方进水沉没，二则是在不损坏己方船桨的同时撞毁对方船桨，使其丧失行动能力。一队训练有素的划桨手能够在撞击前的刹那间将敌舰方向的船桨收入船内，而另一侧则继续划桨以保持本舰动力。

环航属于一种侧击和包围机动，防御这种攻击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舰队两翼都拥有沙洲或地岬掩护，如果舰队侧翼和后方的地面都由己方部队占领着，那么对一场海战而言其阵位就要算是占了相当大的优势。如果一支舰队不得不在开阔水域中面对占据数量优势的敌人，为避免侧翼遭到袭击或者包围，指挥官就有可能使用“圆阵”。该阵虽然名为圆阵，但很明显舰队是无法在海上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编队的。在两艘战舰之间间隔距离与战舰本身长度相等的情况下，一个由200艘战舰组成的环形队形周长将达到10公里，直径也将达到3公里左右，这样一个庞大而笨拙的环形队列是根本无法在海上进行灵活机动的，从纵队或横队变换成圆阵也需要相当长时间，而这段时间内舰队秩序将会发生混乱，极易遭受攻击。因此所谓圆阵只是让舰队组成一个弧形序列，中央部分突出，两侧内收，并通过高强度机动时刻保持以弧形的中央部分面对敌军，弥补舰队侧翼没有陆地掩护的劣势。即使是这种较为简单的圆阵，对将领指挥艺术和水兵技能的考验也绝非等闲之辈能够胜任。

无论是单艘战舰、一个战舰分队还是一整支舰队，都可以使用急航战术。在第一种情况下，往往都是该舰的舵手发现对方阵线上出现了空洞，便冒险转舵直冲进这个空洞。而对于编队作战中的情况而言，编队指挥官应在恰当的时间通过号手或旗帜发令，将阵型从横线队形改为纵队，某些情况下这一阵型变换并不需要指挥官下令，只需要僚舰紧随旗舰行动即可。阵型变换完成后，舰队会以全速突破对方阵列，之后再四散开来，攻击敌舰队后方或侧翼。通常而言，在于敌方接战之前，指挥官必须尽量避免编队在复杂的机动过程中过分丧失秩序。

围攻的技术

师从于东方国家，希腊和地中海沿岸城市通常会拥有高大石墙的保护。在这些城墙的转折处，还设有石制箭塔，沿着城墙顶部还会拥有一条道路，外侧由附加的掩体保护。掩体本身为齿形结构或设有箭眼，以便向周边的城市发射矢石。城墙外设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或护城河，内部也会在最适合防御的地方设有建有一个或更多的卫城。卫城在形式上与外墙相差不多，但更为坚固。在雅典，卫城被称为亚克罗玻利，在底比斯则被称为卡德米亚。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进攻城市的手段并不高明。修昔底德对围攻普拉蒂亚的记载是对当时围攻战的第一份详细描述。而亚历山大对围攻战术发展也有着巨大的推动。在所有门类的战争艺术之中，围攻是最接近纯科学或几何的。如果不能通过饥饿迫使守军投降，那么围攻的手段便只剩下攀登城墙或打破城墙。而对于后一种手段的实施，又有必要尽可能不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与之相反，守军也必须摧毁对方攀登或打破城墙的工具，并尽可能给对方造成最大的损失，以使其放弃围攻。

攻城梯是最早的攻城工具，它们的首次应用是在七英雄远征底比斯的战争中。其中一位国王，也就是发明攻城梯的坎帕纽斯据说就是从一架他自己制造的攻城梯上跌落而亡。

在攻城梯之后出现的是乌龟阵。密集的士兵将盾牌互相紧靠在一起举过头顶，另一支部队站在盾墙之上，借此攀登城墙或组成第二层乌龟阵以供后续部队攀登。

不过这些原始办法很快即被一些更为常规的手段代替了。围攻者们开始建立防御阵地，既用来阻止包围圈内发动的突围，也用来抵御包围圈外的解围部队。他们建造抵御对方火力的掩体，发动的进攻也更加高效有序。

围攻时，首先要围绕着城镇或者要塞修建一道闭合的设防城墙来将驻防军包围在内，之后在这道城墙外侧合适的距离上修建另一条城墙，以阻挡外来的解围部队干扰围攻。

在内侧的围攻线前方，围攻者会垒起土丘，并由此进攻城镇的城墙。在建造土丘的过程中，进攻者也会使用掩体或者木棚(有时这些掩体也会被称为“乌龟”)来保护自己的人员。最常见的木棚会拥有一个由厚重横梁支撑的顶盖，其上覆盖有湿泥土、瓦片、新鲜兽皮和其他防火材料，底部则装有车轮。有时围攻者会呈角度地建造两排木棚，并在距离城墙一段距离的位置使二者交汇起来。这些木棚前部面对着敌军的一面由生皮和绳股制成的帘子加以保护。

土丘四周由泥土、石头、树木、藤条等材料堆砌城一道框架，其中的空隙则用泥土、石头或者任何可以最快收集起来且能够负担攻城塔重量的材料填满。土丘本身为斜坡状，自城墙由远及近高度逐渐增加，但在接近城壕时会尽量建成一个平面。在建造过程中，围攻者也会在土丘上或土丘两侧建起攻城塔，并从上面发射标枪和矢石，并阻止对方干扰建造工作。当土丘建造完成后，城壕也将被填死，攻城锤或其他攻城武器便将从这里打破城墙。土丘本身并非直接攀登或攻击城墙的工具，而是利用其高度，在其上安排投射部队、攻城塔或投射武器以压制或驱散城墙上的守军，使己方能够不受干扰地填满城壕，将攻城锤等机械运到城墙脚下。

围攻者的攻城武器能被安放在土丘上，具有高度优势，而被围者的武器通常却只能放在城墙后的平地上，难以准确射击。不过守军有时也会在城内建起相同大小的土丘来发挥自己的火力。即使考虑到整支军队，甚至周边地区所有人口都被迫加入工程的情况，这些巨大土丘的建造速度也还是十分惊人。凯撒围攻阿瓦利肯时曾用24天便建起了一个80英尺高、330英尺宽的土丘，其两端还建起了攻城塔。锡拉在围攻马萨达时据说曾建造了一个286英尺高的土丘，而在它上面更是还建起了155英尺高的建筑！这些数字很有可能并不准确。即使我们以巴比伦的高大城墙作为参考，这些数字也毫无疑问是过分夸大的。不过无疑，这些土丘的尺寸肯定非常巨大。

城塔每一层中都配有士兵，四周也开有可以向城墙上守军投掷矢石的射击孔。这些攻城塔被安装在数个宽阔结实的轮子上，需要数百人来移动它们。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德米特里厄斯在围攻罗德岛时曾让雅典人伊皮马格斯建造了一个150英尺高、75英尺见方的攻城塔，其底部装有八个轮圈达到六英除土丘以外，有时围攻者也会单独建造尺宽的轮子，同时轮子和攻城塔主体都拥有攻城塔，因为其建造速度更快，而同时它们铁甲保护。为推动这个攻城塔，多达3400的尺寸也同样惊人。据说其高度有时能达到20 层，即使普通的攻城塔也有 10 层高。攻城塔每一层中都配有士兵，四周也开有可以向城墙上守军投掷矢石的射击孔。这些攻城塔被安装在数个宽阔结实的轮子上，需要数百人来移动它们。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德米特里厄斯在围攻罗德岛时曾让雅典人伊皮马格斯建造了一个 150 英尺高、75 英尺见方的攻城塔，其底部装有八个轮圈达到六英尺宽的轮子，同时轮子和攻城塔主体都拥有铁甲保护。为推动这个攻城塔，多达3400人轮班工作。所有这些攻城塔的前进速度无疑都会非常缓慢，而且可能在轮子内侧安装了手柄，以供人员在内侧推动。普鲁塔克说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让一座大攻城塔前进250 步，而狄奥多拉斯却说这些攻城塔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移动 1000 步。攻城塔中也设有蓄水池，用来扑灭守军可能点起的火焰。一般攻城塔下层会装有攻城锤，抛射武器被安放在中层，而士兵则占据上部的几层。当攻城塔被推动时，其中几层的士兵们便持续不断地向城墙上的守军发射弓箭、标枪和其他矢石，以防他们干扰围攻行动。到足够接近城墙时，攻城塔会将安装在铰链上的吊桥放下到城墙上。而围攻者就从吊桥上发动进攻。很多情况下，攻城塔也会被建造在固定的底座上，而且也经常采用砖块砌成。

攻城锤最初只是由士兵徒手使用的铁棍或者铁头木梁。普林尼认为特洛伊木马其实就是一个攻城锤。修昔底德清楚地记载了攻城锤曾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萨默斯围攻战中。在那之后出现了将攻城锤吊装在框架上的形式，操纵方式也变成用绳索拉动，这就使其冲击力倍增。后来这些攻城锤也被装上了轮子，并沿着铺好的轨道行动。最后所述的这种攻城锤长度平均在50英尺左右。德米特里据说建造过两个长达120英尺的攻城锤。攻城锤两端经常会被加上配重，以使它们的冲击力更大。这种攻城锤需要大量人力来操纵，其重量也往往能达到数百吨之巨。狄奥多拉斯曾提及，运输一个巨型攻城锤曾动用过100对驮马，而包括换班人员在内，总共使用了1500人来操纵这个攻城锤。

围攻者会通过挖掘地道来破坏城墙，被围者则会用挖掘地道来破坏围攻者的土丘和攻城塔。由于当时并没有炸药，双方必须在目标下方挖掘足够大的空间才能破坏掉整个建筑。在挖掘时，空间的顶部会用木梁加以支撑，完工后空间内会被填进引火物并点起火焰。火灾烧毁木梁后，土地、城墙或者地基都会跟着受损，最终导致上面的建筑倒塌。

地道和反地道(即一方通过挖掘地道的方式来破坏对方地道)的使用非常广泛。地下交战时有发生通过聆听金属工具在附近地下发出声响来判断地道位置的办法也有所实践，攻守双方都曾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科学技巧。

希腊人会使用移动雉堞来保护那些在城墙下守卫工事或进攻城墙破口的士兵，它们既有手持的，也有安装在轮子上推动的。另外，希腊人也会使用移动护廊或上述的木棚。

按照罗马史学家普林尼的说法，巨弩是由叙利亚人发明的。它们相当于安装在平台上的巨型弓弩。其推力来自于绑在弓背上，拧成股的绳子或者动物筋脏。弓弦则与绞盘相连，发射时则利用一块弹簧释放。这些巨弩可以发射重量在10至300磅之间的巨型铁头箭矢或者整根长矛，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弹射器似乎可以被称作古代加农炮。它们的射程可以达到将近半英里，并在500步距离之内保持不错的精确度。有些弹射器还被设计用来发射大量的沉重霰弹，而非箭矢。

抛石机源自于腓尼基人，可投掷50磅或者更重的石块，相当于古代的臼炮(注：即曲射火力)。可将弹丸投掷大约半英里远。抛石机拥有一根粗重的木制梁臂，其末端为勺形或碗状，另一端则被固定由绳股或动物筋脏连结在木制骨架上。在发射时，通过绞盘拧紧绳股将梁臂拉至接近水平位置，将弹丸放在梁臂末端的勺形或碗形结构中。绳股被忽然释放之后，梁臂将带着巨大动能向前转动。在被骨架顶部的木梁或绳索阻挡住之后，弹丸便会飞出，并具有相当的精确度。抛石机也可以发射被烧得炽热的弹丸或者火球，有时还会将染病的尸体扔进城市中以散播疾病。这些武器具有相当的效率，在某些方面甚至能与我们现代的炮兵相提并论。在亚历山大手下，马其顿的战争机械经常能像现代炮兵一样发挥巨大作用。在搬运这些武器时，马其顿人只会带走它们的关键部件，沉重的木料则可以在任何有树的地方就地取材。在经由亚历山大的工程师们改进之后，一架抛石机或弹射器的关键部件仅需一匹驮马或者骡子便可运载。

腓力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对当时的炮兵也做出了巨大改进。亚历山大是第一位用合理方式建造这些攻城机械，并将其安装在四轮车上，以使他们能像今天的野战炮兵一样随部队行军的统帅。在那之前，这些战争机械只会被用在围攻战之中。因为随时可以使用这些武器，亚历山大经常使用它们来攻击隘路、防御工事、掩护渡河或应付各种突发情况。腓力和亚历山大还将这些武器组成炮兵连，仅腓力在时代其手中便拥有150个炮兵连，同时还有125个炮兵连留作备用。

亚历山大手下的工程师迪阿迭斯发明了一种安装在高大垂直支架上的巨钩，它可以钩住并拉倒对方城墙上的石块。此人还发明了一种“起吊器”，由一根竖直的桅杆、一根安装在桅杆上的横桅、以及挂在横桅末端可以容纳士兵的篮框或箱子组成。篮框的升降由固定在横桅另一端的绳索操纵。这种装置可以将一小队士兵直接起吊到对方城墙的高度，借此爬上城墙攻击守军。

作为防御一方，被围者则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阻止对方士兵进入城内。他们使用长柄的叉子推倒攻城梯；他们拥有可以迅速烧热热油、沥青或者热沙并将它们泼洒到攻城者身上的容器；他们甚至会将一切能发出异味的材料全都扔到对方的攻城机械上。他们破坏土丘的速度和围攻者建造土丘的速度一样快。在敌军选作攻击点尝试打破城墙的区域背后，防御者又会建造第二道城墙、掩体或者半圆形城墙，当攻击者真的打破外墙之后立刻便会面对一道新墙。他们也会在城墙上建起箭塔，以压制围攻者建造的攻城塔。守城者会不间断地用巨弩射出火矢，用抛石机投掷火球，以求点燃进攻者的工事。在预计会遭到攻城锤攻击的部分，城墙也会被加上护垫。这些护垫可以用床垫、绳子或者任何软质材料制造。城墙上的士兵会使用吊钩钩住并拆毁攻城锤，也会投掷重物来砸坏攻城锤或吊装攻城锤的绳索。

守军会不断地出城突击，尝试烧毁攻城武器，扰乱围攻者的行动。很明显，古代人在围攻战中对资源利用的想象力与现代人同样出色。即使他们的炮兵威力不及我们的炮兵，他们的攻城机械也仍要算是非常有效。

只要有可能，希腊人总会尝试用诡计来攻克设防城市。若将领选择强攻，轻装部队便将利用矢石将守军驱离城墙，而一部分精选的重步兵则会利用攻城梯或让他人举高互相连结的盾牌来攀爬城墙，或是尝试从城门攻入城内。围攻者会修建一条面对着城市的城墙来构成围攻线封锁对方，有时还会在外侧合适的距离上再修建一道城墙，以阻挡对方援军。在正常的围攻战中，进攻方会首先在城外以合适的间隔修建一系列营地，并修建工事将营地连接起来。在那之后，围攻者会使用巨弩和抛石机将守军驱离城墙。此后，他们还会建造通向城墙的掩蔽通道，同时建造巨型的土丘压制城墙，并填充城外的壕沟。一旦攻方能够在有掩护的情况下接近城墙，他们便会用挖掘地道或攻城锤的方式来打破城墙。只要能够在城墙上打开缺口，进攻方便会从缺口处向城市内发动进攻。

围攻战极为消耗人力。而由于失陷往往意味着所有居民都被屠杀或卖为奴隶，守军也总是会做困兽犹斗。围攻战双方很少能够达成有条件的投降协议，即使达成协议，进攻者也经常在入城后便将其撕毁。这样一来，围攻战就演变得愈发旷日持久，其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也显得大而无当。

马其顿的陆军

亚历山大大帝从其父马其顿的腓力那里所获得的遗产，与腓特烈大帝从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那里所获得的遗产一样—一支组织、武器、装备、纪律远强于当时任何其他武装力量的军队。

腓力是第一位将当时由仅在战时强制成年男子应征的义务民兵军队转变成常备军的人。在他的统治之下，马其顿拥有一支人数四万的常备陆军。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国王担任统帅，在军队中将自由民置于专制指挥之下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马其顿压倒了希腊，因为后者的人民已经不再愿意服役，而大多只能依赖于雇佣兵、志愿兵或顶替服役的次等公民。即使是民兵兵役本身，若没有能与常备军相提并论的纪律和操典，也不过是一支义军，而不能算是正规军。早期的希腊人曾经拥有过与常备军非常接近的纪律水准，但之后凝聚力却逐渐从希腊的方阵中流逝。毫无疑问，希腊人依赖志愿兵役的习惯来自于他们对于自由发自内心的追求。但作为一架战争机器，马其顿人的常备军制度要远远领先于任何其他的希腊国家。

当腓力取代佩狄卡斯三世被拥立为王时，马其顿的步兵装备仍十分原始且参差不齐。步兵大多是穿着兽皮的牧羊人，使用着藤条编织的盾牌和各种拙劣的武器。与其称其为一支军队，倒不如说是一群土匪。骑兵的情况要好很多，他们事实上也是整个希腊最好的骑兵，而其余希腊城邦仍忽视着骑兵的作用。他们被训练以密集队形冲锋，使用一根较短的突刺长矛作为武器。但即使是这些骑兵，也很难称得上精兵。

腓力认清了自己的骑兵并不够好，而且他也必须建立一支能够对抗底比斯、雅典和斯巴达方阵的步兵。由于腓力曾在底比斯接受教育，熟知伊巴密浓达通过高超战术击败不可一世的斯巴达方阵的战史，因此他决定必须建立一支能够击败底比斯的步兵。希腊重步兵此前一直装备着一块大型圆盾、一柄短剑和一支单手使用的长矛，后者长度可能在6英尺至8英尺之间，很少能达到10英尺。在短兵相接中，重步兵使用盾牌挤推对手，保护自己，并视情况使用长矛或短剑攻击对手。腓力则发明了双手使用的萨里沙长矛，其伸出前排的长度足以让使用较短武器的希腊重步兵根本无法企及己方，腓力借此压倒了希腊方阵。在喀罗尼亚会战中，底比斯前排的重步兵几乎全被萨里沙长矛刺杀。凭借被萨里沙长矛武装起来的方阵，腓力使希腊跪倒在自己脚下，其子亚历山大则从他军事生涯的开端便始终因腓力的军事天才受益匪浅。

在征召士兵时，腓力首先会征召马其顿人作为军队基干；其次征召附庸部族士兵，包括色萨利人、色雷斯人、配奥尼亚人、特里巴利人、欧德利西亚人、伊利里亚人以及其他部族；再次则从同盟国，如希腊招募同盟士兵；最后，腓力也会从希腊或其他地区征召雇佣兵。在此之中，色萨利严格来讲是马其顿的同盟国，而且他们的指挥官也和希腊同盟军一样是马其顿人。

因为直到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之前，都没有任何关于希腊方阵阵型的准确描述，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任何关于两人生活时代之前的方阵细节。色诺芬时代的方阵与亚历山大的方阵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事实上，无论在任何时代，方阵的阵型、武器和操典都并不完全相同。不过通过对于马其顿方阵的详细介绍，我们也足以看到其他城邦方阵的大体情况。

马其顿军事体系的建立归功于腓力，而亚历山大也并没有对他所继承的军队进行实质性改变。只有在军队中编入了新的东方部队时，他才扩大了组织规模和架构来容纳它们，使军队的实力倍增。亚历山大明智地认清自己无法超越自己父亲卓越的组织能力。但他同时却将这支军队的能力发挥到他父亲做梦也无法企及的程度。

在人数上，马其顿方阵要比希腊方阵大得多。其冲击力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办法估算一下。按照1887年的法国步兵操典，包括预备队在内，平均每一米宽的正面拥有大约7名士兵。而在马其顿方阵中，算上轻型部队，每一米正面拥有28名士兵，而且从前到后距离十分紧密。如此密集的纵深，使其在队列整齐情况下的冲击根本无法阻挡。

方阵最基本单位为16名重步兵前后排列的“行”(lochos)，站在最前的一人为行长(lochagos，相当于士官)。第二位是一名领双饷的士兵，第三位的军饷也会因勇猛过人而比普通士兵更高一些。站在最后一位的也是一位副军士(uraogs)。各行之间的序列是以从右向左排序。

马其顿重步兵分为持盾兵(Hypaspists)和步行伙伴(Pezetaeri)两种。前者位于方阵中右翼的荣誉位置，但通常都会被单独使用在全军的其他部分；后者作为普通的重步兵，居于方阵的左翼。持盾兵完全由志愿服役者组成，在两种重步兵中地位较高，其中最英勇的成员则被组成近卫步兵，由一位显赫的军官指挥。剩下的持盾兵常被称为“其余的持盾兵”，他们被组成规模为500人的团(后期增加至1000人)，每团拥有一位团长(chiliarch)。持盾兵接受近距离格斗和快速行进的训练，尽管他们也穿着全套盔甲，但相比步行伙伴还是要更轻一些。持盾兵装备单手使用的绪斯同长矛、短剑以及一块大盾。持盾兵有时也会被称为银盾步兵(Argyraspid)，但这一名称也会被用来指代另一个兵种—轻盾兵(Peltasts)。

如《荷马史诗》所言，在早期的希腊军队中，贵族可能会作为“国王的伙伴”(Hetairai，在马其顿军队中意为伙伴骑兵)在军队服役，这些人可能是他们国土最早征服者的直接后裔。但相比这种世袭的说法，这些人更可能是财富达到标准，按照古代习俗可以在国王身边服役的阶层。在腓力的军队中，伙伴骑兵可能包括大量其家族原先统治山区，但后来臣服于马其顿的人。步行伙伴最初则是国王的近卫步兵，但后来其规模逐渐扩大，并最终在腓力手下成为了普通重步兵。与此相仿，直到今日仍有不少国家会将普通步兵团也冠以“近卫”头衔。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步行伙伴在平时会佩戴传家的宽边圆帽(Kausia)，但也有说法称宽边圆帽应是国王用来与他人区别的头饰。无论如何，在会战中步行伙伴都会佩戴头盔、胸甲(或护胸)、胫甲(或护腿)。他们所穿的鞋子很少会被提及，不出意外应是普通的草鞋或者靴子。步行伙伴使用萨里沙长矛，按照波里比阿斯的说法，其长度达到了14腕尺，即21英尺。而训练用的长矛还要再长两腕尺，达到24英尺长。他们的盾牌被挂在左肩上，以避免盾牌将左臂完全占用，其尺寸则以能够完全覆盖一名下蹲的士兵为限。另外，他们还佩有一柄可供劈砍、刺杀的短剑。盾牌正面大多会有所装饰，通常会被绘上鸟类、野兽或者出生城镇的标志。士兵们会握持萨里沙长矛距离末端6英尺的部位以保持平衡，因此向前伸出的长度为14英尺。方阵最前的五排士兵平握长矛，其余士兵则竖直握持或将长矛靠在前一名士兵的肩膀上。只有体力最好的士兵，辅以长期的体能锻炼和大量的军事操练，才能成为可以依照命令施展动作的方阵步兵。一些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始终质疑波里比阿斯对于萨里沙长矛的描述，认为其单位“腕尺”事实上应该是“英尺”，但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质疑这些绝对的数据，尤其是考虑到其他国家使用的长矛长度以及使用萨里沙长矛的方阵所达成的效果。

四个上述的行，组成一个拥有64人的“四行队”(tetrarchia，相当于今日的排)，并由站在最右侧一行前方的四行队长(tetrarch，相当于今日的排长)指挥。两个四行队组成一连(taxiarchia，有时也被写作“支队”taxis)，拥有128名士兵，由一位连长(taxiarch)指挥。最好的士兵位于全连的前后两端，不像他们那样可靠的士兵则位于全连的中间。由行长组成的第一线就如同是淬火过的战斧利刃一般锋利。两个连则组成一个营(syntagma或xenagia)，包括256名士兵。这个16行、16排的营，是马其顿基本的战术单位。其营长(xenagos或syntagmatarch)拥有一位站着全营后方的副营长(uragos，与先前的副军士名称相同)、一位副官、一位通过举高或放低营徽来传达命令的旗手、一位负责其他日常事务的传令官以及一位号手。这些军官军官为全营提供了充足的指挥官和督战官，每人都拥有自己明确的职责。

一个团(chiliarchia，有时也被称作“支队”，taxis)由四个营组成，由团长(chiliarch或strategos)指挥1024名士兵，人数与我们现在的团级编制相当。至于“支队”一词则经常会被滥用，很多历史学者会用这个词来称呼任何规模的分遣队，因此在不同场合下会指代不同的编制。

16个营，也就是四个团可以组成一个拥有4096名重步兵的初级方阵，并拥有常备的附属骑兵和轻装部队。与我们现代的旅概念相当，其指挥官被称为方阵司令(phalangiarch)，相当于旅长。另外，两个旅相加则成为一个双倍方阵(师)，拥有8192名重步兵，四个旅则组成一个大方阵或四倍方阵(军)，拥有16384名重步兵，双倍方阵的指挥官被称为双倍方阵司令(diphalangiarch)，大方阵指挥官则被称为四倍方阵司令(tetraphalangiarch)。但这两个编制和名称都很少出现，“团长”一词却会被用在各种官阶的人身上。

马其顿军队中拥有大量奴隶伴随方阵行军，为士兵驮运给养甚至武器。重步兵和重骑兵的给养和装备重量通常在60磅以上。有时由于一些情况或在指挥官直接命令之下，奴隶数量会被大幅削减，此时重步兵们便要自己背负武器和给养。

在使用萨里沙长矛的方阵步兵背后，按照规定应拥有数量相当于方阵步兵一半的轻盾兵，其正面宽度与方阵相同，纵深则减半至八排。其编制结构与方阵步兵非常相似。轻盾兵由雅典的伊菲克拉特斯首创，属于轻步兵，但装备介于重步兵和散兵(Psilos)之间，使用一块小圆盾、短矛和短剑，以一条宽阔的金属腰带保护腹部。虽然各时代的轻步兵在装备和纪律上都有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也相差不多。阿吉里亚人作为亚历山大手下最优秀的部队之一，装备与轻盾兵相近，只不过经常被划作非正规轻步兵。

一部分持盾兵是国王的近卫步兵，他们是整个步兵部队最精锐的力量。通常情况下，持盾兵所能负担的任务类型要比步行伙伴更多，其行动也要更为快速敏捷，同时又要比轻盾兵和轻步兵更具稳定性，非常适于进攻或驻守高地、强渡河流、支援骑兵、重要夜间值更以及夜间攻击等任务。他们可以按照命令执行轻重步兵的任何任务。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持盾兵由帕尔梅尼奥的儿子尼卡诺尔指挥。

在初级方阵的前方，还部署有1024名轻步兵，包括投石手、弓箭手和标枪手，他们是方阵前方的散兵。重骑兵(Cataphracti)，通常使用长剑或者长枪，但有时也会装备标枪、战斧，并配有小圆盾、头盔、胫甲和带马刺的靴子。按照操典规范，重骑兵应位于方阵两侧，但亚历山大会依照实际环境调整他们的位置。此外，骑兵和轻步兵的数量也并不固定。

按照阅兵/疏开队形，每个方阵步兵会占据一块六英尺见方的空间，并竖直握持萨里沙长矛。在密集战斗队形中(这也是通常在战场上使用的队形)，每名方阵步兵占据的空间将缩小到三英尺见方，左脚在前以确保身体左侧的空间能够被盾牌覆盖。方阵前五排水平握持萨里沙长矛，其余11排则竖直握持长矛或将其倚靠在前一排士兵的肩上，并借此阻拦大量矢石。第一排的萨里沙长矛伸出方阵前端14英尺，第二排伸出12英尺，第三排伸出9英尺，第四排伸出6英尺，第五排伸出3英尺。如果使用训练用的长矛，则前六排的长矛都能伸出前排士兵身前。所有水平握持的长矛前端都会略微向下倾斜。在采取防御队形，或进攻设防阵地时，方阵会结成乌龟阵(tortoise)或结盾阵(synaspism)。此时行列中的士兵互相紧贴，每人只占据1.5英尺见方的空间，第一排士兵用盾牌护住身体正面，其余士兵则将盾牌举过头顶，并连结在一起。盾牌连结起来之后，其坚固程度甚至足以供弓箭手或投石手从上面走过，或是像亚历山大在对付多瑙河蛮族那样让辎重车从上方碾过而伤害不到士兵。在抵御攻击时，重步兵右膝跪地，将盾牌靠在左膝上，其下端着地。这种姿势是由雅典将军卡巴里亚斯发明的。

伊巴密浓达可能是第一个完善了重步兵训练操典的将军，而伊菲克拉特斯是第一个完善了轻盾兵的将军。腓力和亚历山大又更进一步。在他们的操练之下，马其顿的方阵步兵受训可以组成或大或小的环形阵(其作用与近代士兵组成的四方阵相同);或是两翼突前的内凹的方阵以保卫敌军；或是两翼后退组成外凸的阵型来同时应对正面和两侧的攻击；或是组成第一排只有三人，其后人数逐渐增加，第17排至第24排固定为36人的楔形阵；或是组成钳形阵来阻止楔形阵的进攻(钳形阵事实上就是反过来的楔形，整个阵型中央留出一个与楔形阵完全相同的空挡)。事实上，只要是一个纵队的纵深超过了宽度，在当时都会可能会被称为楔形阵。

腓力和亚历山大的方阵能够做到向左右两侧旋转90度或45度，甚至完全转向背后。反向前进在横排前进或是纵排行军时都可以做到。如果想要将正面的横排人数加倍，则由每个纵行的双数排士兵向前一步站到前排士兵的左侧。方阵步兵们也可以在前进过程中为前排的两侧提供掩护，此时每行后半的士兵将不再跟随前排士兵，而是分成小队填充在左右两侧的空档之中。这些步兵还会接受使用武器的训练，以及用不同的速度向左、右两翼甚至背后前进。除此以外，马其顿人在训练中还会训练很多其他的阵型或者机动。不过这些阵型和机动事实上只是用来训练士兵适应不同战场情况的。实战中方阵步兵通常只采用最基础的一营16人宽16人纵深阵型，至多在纵深和宽度上进行取舍变更。如马拉松会战时将纵深削减为四排，又或者如马格尼西亚会战一样加倍至32排。

在通常的战斗队形下，一行的深度为48英尺。在每人占据3英尺见方空间的情况下，一个四行队正面宽24英尺，一营则宽48至50英尺。在不计每个营之间空当的情况下(关于这一点的史料记录往往互相矛盾，无法准确估计)，每个方阵步兵团的宽度即为200英尺。这样一来，在将轻步兵和轻盾兵分别布置在方阵前后的情况下，一个初级方阵将占据800英尺宽的正面，而一个大方阵则占据3200英尺的正面，也就是0.6英里左右。

亚历山大在军队中编入的骑兵，要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人都多，而且他对于骑兵的运用也是所有人中最好的。其在骑兵战术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在伊巴密浓达手下，骑兵数量约占全军的十分之一，在亚历山大手下则达到了六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他认清了为对付波斯军队中数量庞大的出色骑兵，自己也必须有用足够的骑兵部队。因为骑兵是亚洲人的主力部队，而且亚洲骑兵也都十分出色。

按照惯例，马其顿军队中的重骑兵由马其顿人和色萨利人组成，而轻骑兵则由色雷斯人和艾托里亚人组成。骑兵基本单位为64人的中队(ile)，在战场上采用正面16人、纵深四排的阵型，其地位相当于一个方阵步兵营。四个中队组成一个骑兵团(hipparchy)，由一位官阶与方阵步兵团长相当的骑兵团长(hipparck)指挥。两个骑兵团构成一个骑兵旅(ephipparchy)，与初级方阵地位相当。两个旅构成“一翼”，相当于双倍方阵。当64个中队或两翼被集中在一起时，他们便组成4096人的骑兵军(epitagma)，相当于大方阵。但很少有军队能够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骑兵，即使拥有也不会集中在一起使用。上述即为规定的编制，但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伙伴骑兵中队的人数便达到了150人以上，而他们的指挥官军阶也与普通军官不同。另外亚历山大在东方队骑兵进行改组后，其编制也发生了变化。不过亚历山大对其进行的改编也并没有触及其已经被证明极有效率的基础编制。

亚历山大对骑兵的大幅改良使他们远比先前的任何骑兵都要优越。这些骑兵以横排四骑的纵队行军，做小规模冲锋时则组成宽度、纵深均为八骑的正方队形。他们也能组成楔形或三角形的队形，视情况以正三角方向或倒三角方向发动进攻。有时他们还会以菱形队形发动冲锋，以便能够随时转向任何一个侧面。在面对数量更多的敌人时，马其顿骑兵经常被记载为“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地发动冲锋，而我们却无法准确获悉这一说法的具体战术意义。可能其代表着某种斜形序列。通常来说，骑兵会被部署在方阵的两翼，以保护其脆弱的侧翼。

马其顿的骑兵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为马其顿重骑兵，他们每人均拥有一个同样骑马的仆人或者侍从。最初马其顿重骑兵会拥有两到三名奴隶随行，直到腓力和后来的亚历山大认为有必要将侍从人数减少到一个才有所改变。这些马其顿重骑兵都是志愿服役，是整个民族的精英。

腓力将这些年轻贵族集中在一起，给予他们最好的军事训练和最有见识的政治教育。正因为此，他们不仅能够担任军事指挥官，也同样能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担任要职。马其顿重骑兵在战场上佩戴头盔，穿着全套铠甲，并且还配有盾牌。使用突刺长矛和短剑作为武器，其坐骑同样配有包括护额和护胸的全套装甲。他们便是著名的伙伴骑兵(Hetairai)。在他们中间，第一个中队还担任近卫骑兵的职责。在国王的注视之下，伙伴骑兵们会不停地争夺容荣誉和声望。伙伴骑兵是国王最得力的部队，没有任何亚洲骑兵可以抵挡他们的冲锋，也没有任何步兵能够抵挡他们的进攻。他们也是亚历山大所有会战的决定性力量。对大流士的追击则是他们行军能力的绝佳例证—当时他们在11天之内行军了3000斯塔德(366英里)，而这还是在顶着烈日，并且途中还要穿过一片沙漠的情况下。伙伴骑兵的团长由帕尔梅尼奥的儿子菲罗塔斯指挥，他也是持盾兵指挥官尼卡诺尔的兄弟。总计有八个中队的伙伴骑兵跟随亚历山大进入亚洲，分别由克雷塔斯、格劳西亚斯、阿里斯顿、索坡利斯、德米特里亚斯、梅利埃格以及赫格罗卡斯指挥，每个中队均拥有200名或更多的骑兵，其中克雷塔斯的中队为近卫骑兵，通常由亚历山大亲自率领。

马其顿全部的伙伴骑兵总计可能是16个中队，分别从国土的16个地区征召，人数在150人至250人不等。与底比斯圣团步兵相同，这支部队的价值在于其出众的战斗素养，其有限的人数在所有部队中则只占一小部分。

按照惯例，所有军官和行政官员都是从伙伴骑兵或近卫骑兵中选出或晋升而来的。伙伴骑兵也担任有军事法庭的职责，负责审判一些军事案件，而战争议会也由他们构成。这些职责是否仅局限于近卫骑兵则并不明确。但无论如何，伙伴骑兵在军队和政府都极具影响力，同时也是宫廷帮派的核心人物。

色萨利人同样也是重骑兵，其效率仅次于马其顿重骑兵。他们中的一些中队还包含了色萨利贵族。哈帕拉斯之子卡拉斯(Calas)负责指挥所有色萨利骑兵。由米尼劳斯(Menelaus)之子腓力率领的希腊辅助骑兵通常会与色萨利骑兵一同行动，但二者仍是互相独立的部队。

在伙伴骑兵和色萨利重骑兵之下，马其顿陆军中还拥有使用刀剑和标枪的轻骑兵，其中大部分均为佣兵部队。后来亚历山大还建立了一支专门的萨里沙枪骑兵(Sarissophori)。至于他们与普通枪骑兵的区别，只知道其使用的长枪要比普通枪骑兵更长。最后一等的骑兵则是希腊语中所谓的“两用战士”(Dimachias)，也就是既可以步行作战又可骑马作战的轻龙骑兵。他们拥有轻型的铠甲和盾牌，使用刀剑和既可用于刺杀又可投掷的骑枪。他们在会战中首先与对方接战，在战后则被用于追击溃败的敌军。这些轻龙骑兵可以算作骑马的轻盾兵，介于重骑兵和非正规骑兵之间，一些轻龙骑兵还会携带弓箭。

马其顿军队中的轻骑兵专门从同盟国中招募。亚历山大经常将弓箭手、轻盾兵之类的标枪手、甚至有时还将持盾兵与骑兵混编。这些步兵也证明了他们在阻止队伍发生混乱方面的作用，而弓箭手更是在所有的行动中都能跟得上骑兵的速度。

当时的骑兵并没有马镫，马匹也不钉掌。但这些骑兵能够安然度过漫长冬季并能够在山地行军，证明古代人对马蹄的处理方法非常有效，而这些马匹本身更是极为坚韧。这些骑手坐在一块由马肚带系在马背上的毯子上，其中有些毯子很像后来的鞍架。骑兵所受的训练很大程度上使他们能够像拥有马鞍和马镫一样稳坐在马背上。当然，他们不能靠着马镫从马背上站起来砍杀或刺杀敌人，因此行动也受到限制，但敌人的骑兵也同样如此。而训练也使他们强壮而活跃，尽管有着这些限制，这些骑兵仍能安坐在战马上。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再找到像帕特农神庙的装饰雕像中那样的高超骑手了。古代骑兵必定是完美的骑手，否则那些雕像便不可能被依样制造出来。

由马其顿人、配奥尼亚人组成的轻骑兵由阿里斯托指挥，而欧德利西亚人在阿伽托带领下也赢得了高效的声誉。马其顿枪骑兵则由林卡斯人阿明塔斯指挥。以上所有这些骑兵都被称为“先锋战士”(Prodromari)，即骑兵中的散兵部队。最后，亚历山大还拥有从亚洲征召的大批非常规部队，既有步兵也由骑兵，包括投石兵、弓箭手和标枪手。其运用方式很像后来的俄国哥萨克骑兵。从哈伊莫司山征召而来的阿吉里亚标枪兵由阿塔拉斯指挥，他们是轻装部队中地位最重要的，也是人数最多的。西塔西斯指挥下的色雷斯标枪兵也同样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有效使用。以上这些轻装部队都是军队的侧卫部队。克里尔库斯是著名的克里特弓箭手首任指挥官，但史料中经常提及他们的指挥官常因阵亡或受伤而更换。这些弓箭手曾三次失去他们的指挥官。

步兵依照装备轻重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为步行伙伴，即使用萨里沙长矛的方阵步兵。第二等为使用绪斯同长矛，即单手长矛的持盾兵。第三等则是轻盾兵，他们可以算作组织整齐，装备精良的轻步兵。第四档则是非正规轻步兵，包括弓箭手、投石手和标枪手。在骑兵中，第一等为伙伴骑兵、色萨利骑兵以及一部分希腊重骑兵。第二等为轻骑兵和装备优良的雇佣骑兵。第三等为枪骑兵和龙骑兵。第四等为非正规游牧骑兵，其装备五花八门。

在腓力之前，轻装部队并不受希腊人重视，很少使用，而且也没有太多声誉。他们从贫民中征召而来，装备恶劣，而且纪律也很差，在战斗中既不坚定也不可靠。直到亚历山大终于将他们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并让其执行合适的任务，才终于彰显出轻装部队的价值。

在全军排成战斗序列时，虽然序列会因环境不同而随机而变，但方阵总是位于中央，几个方阵步兵团或者旅总是在他们各自的指挥官带领下从右向左排列。按照惯例，这些旅每次都会根据一定的规矩改变排列顺序。持盾兵会被部署在方阵右侧，其中近卫步兵会占据最右侧的位置。在持盾兵右侧则是八个中队的马其顿骑兵，同样会在每次会战中改变排列顺序，只有近卫骑兵似乎应该始终被部署在最右侧。在他们的右侧，还部署有轻装部队，包括枪骑兵、配奥尼亚人、阿吉里亚人和右翼的弓箭手，这些部队作为侧卫和散兵，保护全军右翼，并负责发动会战。在方阵左侧，如果没有被指派用于保护营地，则色雷斯标枪兵会被部署在这里，与方阵右侧的持盾兵位置相当。在他们的左侧是希腊同盟骑兵，再左侧是色萨利骑兵，之后则是阿伽托率领下的欧德利西亚骑兵等轻装部队。左右两翼的界限则位于第三个和第四个方阵步兵旅之间。马其顿军队在会战中通常会被分为两翼，由国王指挥右翼，而由其副帅指挥左翼。而在会战中出现的脱节，也总是会出现在第三个和第四个方阵步兵旅中间。因为由精锐部队组成的右翼在亚历山大亲率之下总是处于进攻之中。帕尔梅尼奥率领的左翼往往疲于防御，无法跟上右翼的行动。

上述序列绝非一成不变的。亚历山大特别乐于研究战术和阵型，并依据所面临的情况来调整部队。有时方阵会被分为右翼、左翼和中央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再被一分为二，留出空隙以前方的散兵撤退。而除此以外，似乎在行列中还会有其余的空隙。方阵最右侧是荣誉位置，其指挥官会站在这里，他的职责并不仅仅是指挥战斗，同时也要作为作战人员中最勇敢的一个引领战斗。

腓力以及他之后的亚历山大大幅改进了依照希腊范本建立的方阵的组织结构和纪律性。为了使他们能够面对可能面对的一切，马其顿方阵被打造得至臻化境。他们被教导永远不要等待对方攻击，而要主动出击。重步兵和轻盾兵受训以冲力作战，在由各旅形成的小方阵之间保持20至40英尺间隔独立运动，互相支持，以此来形成互相所需的预备队关系。骑兵的进攻更是拥有超群的快速和锐利，他们仰赖于自己的冲锋气势，就如同方阵仰赖于自己的重量一样。即使被击退，他们也总是能一次一次地集结起来再次冲锋。轻步兵和轻骑兵在战线中没有固定位置，但通常会填充在各重装部队之间的空隙中，凭借不知疲倦地行动来保护各个部队，以及方阵暴露的侧翼。

国王的命令是军队中的最高法律，但国王也会经常召开战争会议以决定一些重大决策。依照法律或者先例，具体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召开战争会议则并不确定。但它们的次数很多，而且似乎是依照硬性规定而来。在这些会议中，无论马其顿、希腊、辅助部队、佣兵、色雷斯、阿吉里亚、欧德利西亚、配奥尼亚人，只要军阶足够资格，均可向国王提出建议。不过在这些会议之中，马其顿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可能要比其余军官更大一些，而七位近侍副官的意见分量最重。不过除了在希发西斯的一次例外，亚历山大向来依照自己的见解行事，而其说服力的影响力也总是能够和下属对他的尊敬、热爱相当。

围攻泰尔

在伊苏斯会战之后，波斯的海军将领们试图拯救那些仍有机会摆脱厄运的土地和军队。为避免开俄斯岛变节，发那巴扎斯带着12艘三列桨战舰和15000名雇佣军前往那里。但门侬去世以及伊苏斯战败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不久之后，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的波斯盟友们便显示出分崩离析的信号，这对于波斯帝国的海上力量打击要比前面两件事更为严重。当亚历山大没有像波斯人预期一样前往幼发拉底河，而是开始向腓尼基前进时，沿岸城邦的国王们立刻便感到自己统治受到威胁，这也使他们对于波斯的忠诚再次受到巨大削弱。门侬的巨大影响力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

波斯舰队在开俄斯岛留下了卫戍部队，之后又向科斯岛和哈利卡纳苏斯派出了几艘战舰，最终驶到了锡夫诺斯岛(Syphnus)。仍在抵抗亚历山大的斯巴达国王阿吉斯试图劝说波斯将军们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派出舰队，以便斯巴达人能够与波斯舰队联手，积极地袭扰马其顿领土。可虽然阿吉斯态度积极，不断地推进着这些宏大计划。波斯人在伊苏斯战败的消息还是阻止了所有这些行动。发那巴扎斯立刻回到了开俄斯以免当地发生叛乱，这在此时已经并非不可能了。阿吉斯仅从波斯人手中争取到了30台仑黄金和10艘三列桨战舰，只好借此派他的兄弟阿格西劳斯到克里特和其他爱琴海岛屿去煽动反乱，之后再与奥托夫拉达提斯一起前往哈利卡纳苏斯。

在伊苏斯获胜之后，亚历山大并没有直接向幼发拉底平原前进，从而进入波斯腹地，而是向南进入了腓尼基。因为只要压平这块沿海地区的诸城邦，亚历山大就能消灭远至埃及的所有抵抗。在深入内陆之前确保对整个海岸线的控制，原本便是他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这些计划是在这位国王从马其顿启程之前便已经制定好，还是当他愈发深入亚洲，制海权问题愈发严重才随之诞生的。但有必要怀疑的是，亚历山大在远征开始时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地理情报可供他制定这种计划。可无论如何，他的整个战略行动都非常完美而平衡。

与波斯大王统治的其余地中海沿岸地区不同，腓尼基并没有彻底陷入暴政统治。波斯非常依赖于腓尼基各城邦海员的技艺以及他们的舰队，同时这里也是波斯政府最倚重的通商口岸。这就使它们拥有了与后来德意志自由市相似的地位。虽然它们的地理条件，并不具有完全独立所必须的与世隔绝，但它们位于黎巴嫩山以及大海之间的地形还是足够险要。它们中有不少城市都建立在沿岸岛屿上，还有一部分则建立在无论陆路、海陆都难以接近的位置上。每座城市都控制着一片或大或小的地区。这些城市的大量贸易以及手工业虽然没有像其它城镇一样在东方统治下衰败，但也已经被最大限度地纳入了波斯管辖之下。

腓尼基各城邦的战舰此时均在波斯舰队中服役，这些分队的指挥官大多都是国王本人。但如上所述，伊苏斯会战的结果直接动摇了这些城市的根基，被留在家乡的政府也看到了倒向亚历山大的必要。如果这些城邦能够联合起来，它们本来能给亚历山大造成不小的麻烦。但它们之间的隔阂和嫉妒，再加上亚历山大的聪明引诱，阻止了这种可能。占领腓尼基对亚历山大而言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只要大流士仍保持对腓尼基的控制或影响力，即使仅是与这些城邦维持正式的合作关系，他便始终能拥有一支舰队。而一旦这些城邦不再忠于波斯，波斯大王最有力的武器便将转投对手阵营了。

在向腓尼基前进时，亚历山大首先遇到了阿拉达斯(Aradus)的国王格罗斯特拉塔斯(Gerostratus)之子斯特拉唐(Strato)。虽然国王本人正在奥托夫拉达提斯的舰队中服役，但斯特拉唐还是主动向亚历山大献出了自己最大、最繁荣的首都马拉苏斯(Marathus)及其附近的阿拉达斯岛、塞贡岛(Sigon)、马瑞尼亚岛(Mariamme)以及所有受他和父亲统治的领土。这要算是亚历山大在腓尼基获得的第一个，也是重要的成功。为表示臣服，斯特拉唐向亚历山大献上了重礼，还按照当地习俗将一顶黄金王冠戴在了亚历山大头上。

亚历山大在马拉苏斯停留了几天时间。在这里，他收到了一封大流士派使节送来的信，大流士希望亚历山大能将他在伊苏斯会战后被俘的母亲、妻子以及孩子交还给他，并提议两国应成为朋友和盟友。大流士在信中将亚历山大的胜利归功于某位神祗的眷顾，并重提波斯与马其顿早年的友好。他本人作为一个国王也恳求另一位国王将家人还给自己。亚历山大对此做出回应。由一位地位相当的使节将回信送给大流士。他在信中列举波斯对希腊造成的伤害、大流士一世挑发的敌意以及波斯宫廷对杀父凶手的教唆。他在信中强调自己拥有征服整个亚洲的权力，要求大流士承认亚历山大是自己的主君，而非对等的国王，并威胁大流士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他都将紧追不舍，直到完成毁灭波斯统治的使命为止。作为亚历山大性格的侧面印证，他在信中的一些话非常耐人寻味：“尊我为亚洲的主人，前来拜谒，你的请求便能够得到满足。但如果你拒绝尊我为君，那你就应当据守阵地，为你的国土而战。因为不论你逃到哪里，我都将紧追不舍。”

同样在马拉苏斯，亚历山大从大马士革接收了一批希腊人，他们是斯巴达、底比斯、雅典派到大流士宫廷中的使者。考虑到这些人的地位，亚历山大给予他们额外的宽大处理。他释放了底比斯人，但仍暂时将斯巴达人握在了手中。雅典的伊菲克拉提斯之子(其父便是那位轻盾兵的创始人)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被亚历山大安排在了自己身边的一个荣誉职位。

接下来，亚历山大开始向比布拉斯(Byblus)前进，并接受了后者的有条件投降，而其国王也同样在波斯舰队中指挥着自己的分队。按照阿里安的说法，比布拉斯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掌握着一片相当可观的土地。出于对波斯人过去恶行的憎恨以及对泰尔的嫉妒，西顿(Sidon)也打开了城门。泰尔，整个地中海东岸的明珠，同样派来了由国王阿泽米卡斯(Azemilcus，此时他也在奥托夫拉达提斯麾下服役)之子带领的使团表示臣服，条件却是亚历山大不能进入泰尔。亚历山大回答说他希望向泰尔的赫拉克勒斯神庙献祭。但泰尔人还是对此加以拒绝。因为在进入以弗所时，亚历山大曾将全军集结在阿耳忒弥斯神庙的门前一同献祭，如果现在亚历山大又要再来一次这样的献祭，那泰尔人就会失去一切自由—因为他们认为马其顿人一旦进来就不会再走了。他们愿意将自己的舰队和忠诚献给亚历山大，但不愿交出他们的性命、自由以及对欢乐的追求。

毫无疑问，泰尔人的本意是保持足够独立，以便在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二者其一成为最终胜利者时投入胜者麾下。他们自知自己对这两位国王同样重要，因此不愿在局势未定前将自己交给任何一方。如果大流士最终获胜(在当时看来这也绝非不可能之事)，泰尔人将因自己是唯一保持忠诚的腓尼基城市而获利。即使大流士再次失利，泰尔人也仍有能力长期坚守，单独与亚历山大妥协。对泰尔人而言，这种考量是非常自然而且明智的，但他们却并不了解亚历山大。泰尔拒绝了这位马其顿国王的条件，公民们紧闭城门，国王也从海外归来保卫城市。

亚历山大已经拟定了一系列非常清晰的战略计划：首先对埃及进行一次远征，以完成对东地中海所有沿海城市的征服，摧毁波斯的海权；之后再向巴比伦进军，只要能够掌握整个海岸线，后方的马其顿和希腊便能不受斯巴达和她的波斯盟友威胁。但这一切的前提便是占领泰尔，否则他就不能在这个腓尼基最大、甚至是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位于自己背后的情况下，安全地向埃及或巴比伦前进。为此亚历山大按照惯例或者法律规定召集伙伴骑兵、方阵步兵的团长、连长、骑兵中队长以及同盟军军官举行战争会议，说明军队面临的情况。军官们同意必须攻克泰尔，但他们对于如何围攻泰尔，却根本没有头绪，因为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亚历山大却回答说，无论对任何人而言，只要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都绝非无法完成。依靠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亚历山大决定先将泰尔孤立起来，之后再对其发动进攻。一次冗长的围攻随这一决定而来，如果波斯将军们仍有像门侬那样的勇气，这次围攻就将使他们占尽优势。但大流士并没有与亚历山大对抗的才能。时间在战争中往往至关重要，但这一次却并没有成为亚历山大的敌人。

不少批评者质疑亚历山大为何不在伊苏斯会战之后直接追击大流士，占领巴比伦和苏萨，控制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带，阻止大流士组建一支新军。事实上，亚历山大对于自己后方以及马其顿本土的担心要远远大于他对前方任何敌人的担心。虽然波斯舰队正在被迅速地摧毁，但却仍然掌握着爱琴海；阿吉斯国王的兄弟已经控制了克里特；希腊诸邦虽因最近的胜利而暂时平静了下来，但仍随时可能爆发叛乱。在将从赫勒斯滂到尼罗河的整个海岸线都握在手中之前，向内陆发动任何远征都要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无异于赌博。伊苏斯会战的胜利，并不是亚历山大的行动目的，而只是他下一步行动的基础。这条海岸线是他庞大计划所必需的最小基地。而亚历山大征服计划的宏大和条理性，正可以从他在泰尔海岸上的耐心等待和行动中得到最好证明。直到攻克泰尔之后，他才终于越过了幼发拉底河。

到达泰尔之后，亚历山大发现位于大陆上的旧城已经被放弃了，其居民已经撤退到了所谓的“新城”中。后者位于一座长两英里，宽度略窄的岛屿上，与海岸相隔一条半英里宽、18英尺深的海峡，在接近海岸的一侧水浅而泥泞。整个海岛均由高大的城墙环绕。海岛拥有两个港口，一为位于北部的西顿港，一为南部的埃及港，二者均面对大陆。即使远没有新城坚固的老城，也曾经抵挡住了尼布甲尼撒长达13年之久的围攻。泰尔城拥有大量的武器、英勇的人民(据称其守军人数多达三万人，但这很可能是所有能够作战的居民总数)、一切可以用来抵抗围攻的战争机械以及不在少数的战舰，后者正是阿泽米卡斯国王在新城被彻底封锁前从波斯舰队带回来的。同时城内也拥有能够长时间支撑的粮食。亚历山大希望能够获得腓尼基人的支援，泰尔人则相信过去的友邦能够加入己方，而不会去帮助亚历山大毁灭曾经的盟友。

由于亚历山大此时手里没有船只，只能从海岸对泰尔发动进攻，因此他决定从大陆起建造一条堤道穿过海峡。按照计划，这条堤道有200英尺宽，在两侧将木桩打入海底，中间则用石头、沙土和木材填充。工程在亚历山大到达城下之后立刻便开始了，劳工则从周围所有地区征集而来。从黎巴嫩山运来的雪松被当作木桩，非常容易打入松软的海床。石头则来自于海岸上的旧城，这座遭到居民放弃的城市现在被拆解用来对付它原来的主人。海岸湿地上的草丛也被做成了结实的绳索。为避免堤道两侧被海浪冲刷损毁，整株整株带着枝叶的大树被扔到海里，减缓因西南大风而产生的汹涌海浪。为了建起这条奇迹般的堤道，亚历山大耗尽了一座城市和一片森林的所有资源。

亚历山大亲自监督着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并时常用振奋人心的言语和他的亲自到场来鼓励那些夜以继日工作的马其顿士兵和其他劳工。工程进展非常迅速，但当他们接近城墙附近的深水区，并进入了对方矢石射程范围之后，工程的困难便只能用灾难来形容了。泰尔人将攻城机械架在城墙上，使出浑身解数来毁坏堤道。他们时常乘着战船从不同方向对劳工进行攻击，还派遣潜水好手在水下破坏堤道。泰尔人施展的技巧令人超乎想象，向无礼的马其顿后来者展示了自己自古传承的才能。不久之后，亚历山大便被迫在堤道末端建造了两个攻城塔，以便将泰尔人驱离。他在这两个攻城塔上部署了士兵和攻城机械，还在正面铺上了兽皮以免攻城塔被城墙上射来的火箭引燃。马其顿人还用柳条和兽皮制成可移动的掩体，并竖起栅栏和棚车来掩护劳工不受攻击。在得到了这些掩护之后，工程才重新获得了实质性进展。

泰尔人知道自己必须摧毁这两座攻城塔。他们将一艘拥有宽阔甲板，内部能够容纳大批货物的老旧双桅运马船改建成了火船，在其内部装填了大量沥青、干柴以及其他易燃物。在像天线一样伸出的横桅上，还挂上了装满了硫磺、石脑油和类似物质的火盆。在一个风向朝向内陆的大风天里，泰尔人用两艘三列战船将火船拖到了堤道末端，在留下引火人员由其自行尽力游回城内后，两艘三列战船撤退到安全距离，发射矢石阻止马其顿人灭火。为让火船能够冲上并固定在堤道上，其船尾还专门加了配重来抬高船头。攻城塔、柳条制成的掩体以及马其顿的攻城机械都被火船引燃，横桅大锅中的燃料也被倾泻一空，风势更助长了大火。尽管马其顿人英墙上发射的矢石使他们根本无法扑灭迎面而勇地与大火搏斗，但所有工程还是被焚烧殆来的火焰。泰尔人还从城池中乘着船只在堤尽。因为猛烈的西北风和泰尔人从战船、城道的上风方向登陆，借着大火推倒掩体，烧毁攻城机械。最终大火不仅烧毁了两座攻城塔，堤道末端也受到了严重的损毁，不久后便在海浪冲刷下垮塌。无数劳工工作数月的成果在短短一个小之内便毁于一旦。

这场灾难并没有让亚历山大气馁，这位国王天性不愿接受任何失败。寇蒂斯和狄奥多拉斯记载亚历山大曾在此时与泰尔协议暂时停战。但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都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这与他的个性也完全不符。事实上，他立刻便开始着手建造一条更宽的堤道，以便在上面建造不止两个攻城塔，同时他也开始建造新的攻城机械来取代被烧毁的那些。新的堤道据说要比先前更加正对海浪冲刷的方向。而老的堤道曾因前端遭大量海水冲击而逐渐损毁。亚历山大拥有大量的工程师和优秀的机械师，师出于波利塞德斯(Polycides)的迪阿迭斯和查理亚斯(Chairias)则是这些工程师的领袖。

到次年早春季节。亚历山大终于认清，只要泰尔人仍然掌握着制海权，他便永远无法攻克这座城市。在留下佩狄卡斯和克拉特鲁斯指挥围攻之后，亚历山大自己带领着持盾兵和阿吉里亚部队前往西顿征召三列战舰，这一工作很快便告完成。两位原先在奥托夫拉达提斯舰队中效力的国王，阿拉达斯国王格罗斯特拉塔斯和比布拉斯国王埃尼拉斯，在得知自己的城市已经向亚历山大投降后，立刻便离开波斯海军，将自己的船只交给了亚历山大。二者的舰队与西顿提供的三列战舰相加，总共达到了80艘战舰。同时罗德岛也派来了城邦的旗舰和其余9艘战船。而塞浦路斯人听说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的胜利后，由国王尼塔戈拉斯(Pnytagoras)亲率120艘战船加入马其顿一方。在所有这些船只之中，不少都是四层甚至五层桨的大型战舰。这对于亚历山大的影响力来说是决定性胜利，这位征服者也非常愿意对这些过去的敌人既往不咎。

在自己的海军做好战斗准备，而攻城机械也在建造之中的同时，亚历山大带领着一个中队的骑兵、持盾兵、阿吉里亚人以及弓箭手对黎巴嫩山附近的山地部落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天的战役。这些部落控制着欧戎提斯山谷以及通向山谷的道路，已经造成了不少麻烦。这次战役的结果与镇压西里西亚山区时一样彻底，亚历山大攻克了一系列山地要塞，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山地。关于这次行动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细节记录，但从这位不知疲倦的国王的其他类似武功中，可以推断出这一工作进行得非常彻底。而从这块地区的地形复杂程度之中，也能看到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是何等困难。其所花的时间在别人眼中，仅够来回行军之用。普鲁塔克曾根据卡瑞斯的记录，提及这位国王在这次远征中曾多次表现出个人的英勇。英雄般的英勇行为在亚历山大身上不过是惯常之事，我们也不再对此赘述。当他回到西顿时，克林德已经带着4000名希腊佣兵的增援等在那里了，同时舰队的备战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舰队完成准备工作之后，亚历山大在船上安排了足够接舷战的持盾兵，并在第一个顺风天里(虽然当时的战舰几乎完全依靠划桨动力，但也并不情愿在顶风中作战)便启航向泰尔前进，试图尽早与对方进行海战。亚历山大本人亲自率领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右翼，克拉特鲁斯和尼塔戈拉斯则指挥左翼。在这支壮观的舰队接近泰尔之后，亚历山大暂停了前进，以便重新整理阵线。直到行动缓慢的舰只跟上行列之后，这位国王才重新下令前进。原本决心抵抗，并且已经证明自己技艺的泰尔人，惊讶于亚历山大所集中的舰只数量已经超过己方，原先盟友的抛弃也令他们倍感沮丧，而更令他们大吃一惊的还是亚历山大向他们大胆挑战的绝对信心。因而他们拒绝出港，而只是在西顿港的出口处布置了一排尽可能多的三列战舰，以此来封锁港口，并为避免船只遭俘而将舰首指向港外。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亚历山大也并没有试图突破到港内。不过腓尼基的舰队，还是通过高超的机动，切断并摧毁了三艘冒险驶出港外的三列战舰，后者的水手则游回了海岸。亚历山大将他的舰队停泊在堤道两侧，在那里躲避海风。安德罗马科斯(Andromachus)带领塞浦路斯舰队面对着西顿港停泊，腓尼基舰队则面对着埃及港停泊，亚历山大的指挥所则设在腓尼基舰队一侧。到了此时，泰尔的陷落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大量抛射机械或从塞浦路斯、腓尼基征集而来，或在当地建造而成。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和一些全新的发明几乎全都派上了用场。在这些攻城武器中，一部分被布置在堤道上，其余则被安装在平底船、商船或部分航速较慢的三列战舰上。一些战舰上还建造了攻城塔，其上安装有能够搭靠对方城墙的吊桥。这些浮动的攻城武器船面对着城市停泊，开始施展它们的威力。但泰尔人却还是能灵活熟练地与之对抗，其手段则是在面对堤道和攻城战舰的城墙上修建箭塔。这不仅使对方无法将吊桥搭靠在城墙上，而且也让己方的优秀抛射机械能够发扬火力。它们向接近的船只发射带火的箭矢，还用抛石机投掷火球。泰尔的城墙高达150英尺，相对也十分宽阔。其结构则由凿成正方体的巨石组成，并由水泥填充在石块之间。这种极具技巧和耐心的建造方法具体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考了。除城墙上射出的矢石以外，城墙脚下的海床上也布满了专门防止敌人接近的石块，这就使攻城战舰几乎无法接近城墙。亚历山大现在便开始着手打捞这些石块，这一工作所需的技巧和耐心也绝不容小视。而且不久之后，那些停泊在城墙下进行这项工作的船只就遭到了泰尔人一些附满铁甲的三列战舰干扰—泰尔人在这些战舰上，利用长柄镰刀砍断打捞船的锚链，使它们无法停泊。亚历山大也如法炮制，将一部分战舰装上铁甲，布置在打捞船前方，以免它们再被泰尔人割断锚链。但泰尔人却还是能利用蛙人在水下割断锚链(泰尔是海绵的交易中心，因此蛙人数量很多且技艺高超)。亚历山大则通过改用铁质锚链来使蛙人无计可施。在那之后，这些石块终于在大量的人力劳动下，利用带活扣的绳索和吊车拖出水面，之后再运走并抛到深水区。通过这些工作，攻城武器才终于得以接近并攻击一部分早前即被选作攻击点的城墙。

很自然，泰尔人指望自己最富庶的殖民地迦太基能够提供支援。早在亚历山大的堤道形成实际威胁之时，他们就已经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那里。但最终迦太基并没有给泰尔提供任何支援，这无疑使他们对忘本的迦太基人失望至极。必须提及的是，迦太基自己也在与他国交战。但无论如何，就像她在后来汉尼拔时代所做的那样，迦太基始终秉承着非常自私的国策。

泰尔的舰队分为两部分，分别停泊在两个港口之内。而马其顿舰队也就部署在港口出海口，阻止泰尔舰队突围，使他们的舰队无法汇合发动反击。泰尔舰队实力并不足以进行任何有效的行动，但在饱受骚扰之后，泰尔人还是决定进行一次迅速的出击，准备攻击停泊在堤道北侧的塞浦路斯战舰。

泰尔人假装晾晒风帆而把它们挂在海港出口，借此阻挡了亚历山大的视线，并将精悍的划桨手和最勇敢的士兵布置在13艘战舰上—3艘五列战舰、3艘四列战舰、7艘三列战舰。到正午左右，当亚历山大的水手们都四散在岸上就食，他本人也正在堤道另一侧面对埃及港的指挥所里休息时，泰尔人驶出了港口。一开始他们尽可能压低航行时的噪声，航行到一半距离之后，他们突然发出巨大的吼声，全速冲向塞浦路斯舰队。突然的进攻使泰尔人在一开始占据了优势，将不少塞浦路斯战舰击沉、击伤或赶到了海岸上。不过亚历山大的哨兵也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也有记载说亚历山大恰好当天从营帐里出来的时间比往常更早，从而亲眼看到了这一攻击)，他立刻集中了堤道南岸所有能够立刻调集起来的战舰，用其中一部分不满员的舰只去封锁南部港口以免这里的泰尔战舰也趁机突围，他本人则带着全部的五列战舰和5艘三列战舰前往堤道北侧的战场。由于此时堤道距离城墙已经非常接近了，亚历山大不得不围着泰尔城绕了整整一圈，才到达西顿港对面泰尔战舰正在大肆进攻的地方。不过，亚历山大现在的位置也使他能够打击泰尔战舰的背后。看到亚历山大的迅速行动(这些划桨手的速度之快，甚至能够等同于早期蒸汽船的平均航速了)，泰尔人从城墙上向自己的战舰发出了返航信号。但在被战场噪音覆盖并被罕见胜利冲昏头脑的泰尔战舰听到信号开始撤退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开始了攻击。泰尔人立刻四散而逃，但亚历山大还是彻底摧毁了数艘战舰、俘获两艘(一艘五列战舰和一艘四列战舰)。通过这样一次行动，亚历山大证明了自己同样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将领。

亚历山大现在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堤道已经建造了足够的长度来攻击城墙；战舰已经获得了安全的泊地；海峡已经被清理干净，可以供攻城战舰接近城墙；泰尔人的舰队也已经被他逐回港内无法突围。剩下所要做的，就只有打破城墙对城市发动进攻。但这正是最困难的工作，泰尔人在绝望之下也变得更加危险。

除这些困难之外，亚历山大还发现堤道面对的城墙太过坚固，他所建造的任何攻城武器都无法给这段城墙造成实质性损伤。同时攻城战舰也无法打破西顿港一侧的城墙。这位马其顿国王虽然对此感到失望，但远没有气馁。直到马其顿人尝试攻击了每一处城墙之后，攻城战舰才终于成功重创了面对埃及和外海的一段城墙，并将其打破。泰尔人从不认为这里也会遭到攻击，因而这段城墙并不像其余部分那样坚固。

被围攻的泰尔人数月来始终显示着自己的发明能力和机械技巧，亚历山大的工程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才得以与之抗衡。在此之前，马其顿士兵们已经愈发急不可耐，对于攻克这座非凡要塞的信心也发生动摇。但突破口的开辟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勇气。亚历山大在突破口上架起来一座栈桥，并派出突击部队加以攻击。但泰尔人凭借暴雨般的矢石、火球和其他办法将他们逐退，并在突破口建造了弧形内墙将其堵住。亚历山大只能等待更好的进攻机会。虽然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在此期间曾打算放弃围攻继续远征，但亚历山大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能印证这种理论的行动，而这种理论与亚历山大坚忍不拔的性格也完全不相吻合。

进攻失败三天后，海浪十分平静，亚历山大准备进行一次新的进攻。此时已经是七月底了。他将自己的攻城锤集中在城墙的西南部，这里也是最容易攻击的地点。同时他还命令一部分搭载着巨弩、抛石机和投石手、弓箭手的战舰环绕全岛进行射击，以使对方无法确定主攻方向。一部分战舰被部署在海岸附近，准备凭借猛烈的攻击和密集的矢石来威慑对方。另一些战舰则装载着亚历山大最精锐的部队—阿德米塔斯的近卫持盾兵和寇纳斯的方阵步兵旅，亚历山大也准备亲自领导突击。舰队的其余部分全部被派到了两个港口的入口，准备尝试切断入口的拦阻绳攻入港内。除此以外，全军剩下的所有其他部队也都将在这次总攻中提供支援。在几个小时的尝试后，亚历山大终于在城墙上打破了一个更大的缺口。装载着攻城锤的战舰后撤，两艘带着栈桥的战舰向前将栈桥搭靠在海滩上。紧接着，在亚历山大亲自监督之下，近卫持盾兵开始发动突击。泰尔人也以最高的勇气抵挡着他们的进攻。可一旦马其顿人在城墙上站稳了脚跟，其一如既往的勇猛便很快将对方逐退了。持盾兵指挥官阿德米塔斯被长矛刺穿，成为了第一个阵亡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则与寇纳斯的方阵步兵紧随在近卫持盾兵之后，攻克了数座箭塔以及连接着它们的城墙，一路沿着城墙向泰尔的卫城前进。这样一来，就要比他们先从城墙下到地面，再从地面进攻卫城要容易得多，因此卫城很快即被攻克了。

▌在泰尔城墙被打破之后，亚历山大的持盾兵首先冲进了城内，而他们一马当先的指挥官阿德米塔斯也成为总攻中第一个牺牲的马其顿人。

▌在进攻城墙缺口的同时，马其顿人也从攻城战舰的攻城塔登上泰尔城墙。

与此同时，负责进攻两座港口的舰队(腓尼基人负责攻击埃及港，塞浦路斯人负责进攻西顿港)全部成功突破到了港口内。他们摧毁了泰尔战舰，并占领城市外围的北部和南部，不久后便架设云梯攻入城内。在两面夹攻之下，泰尔人放弃了城墙，在阿革诺耳(Agenor)神庙附近重新集结。在阿德米塔斯阵亡后直接指挥近卫持盾兵的亚历山大从卫城中冲出来，不久后便击溃了所有抵抗。在寇纳斯以及舰队四面八方的攻击之下，城内的战斗很快就演变成了屠杀。泰尔人早前曾在城墙上拷打、屠杀马其顿俘虏，把尸体扔进大海使他们无法下葬，甚至连亚历山大的使节也被他们从城墙上抛进海里，这些残酷行径以及他们的顽强抵抗，都激怒了马其顿人。按照寇蒂斯和狄奥多拉斯的说法，总共有8000名泰尔人被杀，2000人被钉死或吊死在海岸的十字架上。在其余居民中，亚历山大赦免了所有在赫拉克勒斯神庙中避难的人(其中包括泰尔国王和不少高级官员)，然后将其余所有30000余名居民和佣兵卖为奴隶。女人、儿童以及老人大部分早已被送到了忘恩负义的殖民地迦太基。在最后的总攻中，只有20名持持盾兵阵亡，在整个围攻过程中也只有400名马其顿士兵丧命。除此以外，无疑还有3000到4000名马其顿士兵受伤。据说有一部分居民在腓尼基舰队的默许下逃离了城市，战事平静后又回到泰尔。寇蒂斯记载有15000人因此得救。

泰尔的结局虽然残酷，但不过是古代围攻的惯例而已。也许这种残酷看起来是不可原谅的，但直到30年战争期间的马格德堡(Magdeburg)围攻也同样以相似的残暴结局收场。如果在基督教盛行了16个世纪之后，还能出现以宗教为名，在36000名男、女、儿童中屠杀30000人的悲剧，那亚历山大的所谓“残暴”恶名，便也不应承受如此之多的批评。面对乌合之众，古代军队需要这种屠杀来保持士气。哪怕是伟大如亚历山大这样的国王，即使他想要阻止屠杀，也必须三思而后行。在那个年代，如果剥夺了士兵们的这些“权利”，统帅在军队中的威望便会严重受损。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亚历山大在某些时候也像手下那些方阵步兵一样渴望复仇。

现在亚历山大终于得偿所愿地用军事礼节向赫拉克勒斯献祭，整个军队排成阅兵队形从神庙门前通过，攻破城墙的那架攻城锤则被当作谢礼献给了赫拉克勒斯。亚历山大的舰队也排成战斗队形接受检阅。被俘获的赫拉克勒斯圣舰，被刻上献词之后重新献给神庙。此外，亚历山大还在神庙地界上举办了运动会以示庆祝。

就这样，在一场长达七个月的围攻之后，泰尔陷落了。毫无疑问，这座城市的英勇抵抗和悲壮的命运，给世界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伊苏斯会战。泰尔城数百年来的荣誉，最终屈服于亚历山大百折不挠的勇气、能力以及军事才华之下。

亚历山大仍然把这里当作海军基地使用，但泰尔城本身却被完全摧毁了。不过按照斯特拉堡(Strabo)的说法，这里后来又重新成为了繁华的城市。建造起来的堤道甚至彻底改变了海峡的潮汐，使原先的海港被淤泥填满，新城所在的海岛也因此变成了半岛，这无疑成为了大自然为这位最伟大统帅的武功所修建的纪念碑。

围攻泰尔期间，亚历山大还曾收到第二封来自大流士的信件，后者提出以一万台仑黄金的代价，换回自己的母亲、妻子以及孩子，并愿意将女儿斯塔蒂拉嫁给亚历山大，甚至同意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全部土地。亚历山大将这封信念给伙伴骑兵，帕尔梅尼奥便建议亚历山大接受这些条件。据说为此两人曾发生下述对话：

“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会接受它们”。

“如果我是帕尔梅尼奥，我也会接受，但我是亚历山大，所以我不会接受。”

“如果想要征服全部已知世界，便必须先征服全部已知海岸线”

对于泰尔围攻战和他的整个海权战略而言，围攻开始前亚历山大自己在泰尔城下对伙伴骑兵和将军们的演说，要算是最简洁明了的解释：

只要波斯人仍然掌握着制海权，我们向埃及发动远征就是不安全的；而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尤其是希腊目前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若是我们在后方留下忠贞存有疑问的泰尔城，再加上埃及和塞浦路斯也都还在波斯人的占领之下，此时若是去追击大流士，便是绝对不安全的。我担心假如我们向巴比伦前进追击大流士，波斯人就会再一次尝试占领大海沿岸，并把希腊人也拉进战争之中，斯巴达人现在仍然与我们敌对，雅典也只是害怕而不是尊敬

我们。假如我们攻克了泰尔，整个腓尼基都将为我们所有，而腓尼基舰队正是波斯舰队中数量最多、素质最好的部队。只要我们占领了腓尼基的城市，他们的水手和水兵就会归顺我们，而不会冒险为别人战斗。在那之后，塞浦路斯也可能会立刻向我们投降，又或者被归顺我们的腓尼基舰队轻易攻占。塞浦路斯降伏后，我们再建立一支马其顿舰队与腓尼基人汇合，便可建立绝对的制海权，远征埃及也将变得轻而易举。埃及征服后，我们对于希腊和马其顿也将不再有后顾之忧。此后再向巴比伦远征，就比较安全，再加上我们已经征服了波斯的沿海诸省以及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所有土地，声威也将大振。

攻克泰尔，使亚历山大不受阻挡地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通过这一次围攻战，他成功地控制了整个东地中海海岸线。波斯的舰队已经不复存在，所有一切的海军基地也已经被握在了手中，希腊与波斯的联系也已经被切断。从此之后，亚历山大对于希腊、马其顿的作战基地再无担心的必要。以后当他进军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索格迪亚纳、巴克特里亚、甚至印度时，他也再没有受到对方从背后进行的骚扰。

诚如西奥多·道奇在他的巨著《亚历山大战史》中所言—“如果想要征服全部已知世界，便必须先征服全部已知海岸线”。在攻陷泰尔之前，亚历山大的行动处处受制，使他无法既无法离开海岸，也不敢远离本土。直到泰尔陷落后，亚历山大这位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征服者，才终于踏上了征服世界的征程。 NS+ecGszCEtMIQZNEBow+p8grIaJ8kFXy/IxImay+Ox6lgs25HehVSWPR5kx5c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