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入侵波斯帝国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在之后长达十年的东征里，这支由腓力二世一手组建的马其顿新军，在格拉尼库斯河、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战场上，无可辩驳地展现了其相对于波斯军队全方位的优势。在随后的数个世纪内，马其顿军队尽管在战场上遭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始终被证明是整个地中海世界里最先进和强大的战争机器之一。这支军队的核心打击力量，就是团结在马其顿及其他希腊化王国的国王身边的被称为“伙伴”的重骑兵部队。

在伙伴骑兵（Hetairoi）兴起的公元前4世纪之前，骑兵这一兵种已经逐渐在战场上取得极高的地位。然而，马镫和高桥马鞍等技术装备的缺失，仍然给骑兵作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骑兵的两大天然优势：机动性和冲击力，只有前者能够在这一时期不受阻碍地发挥，而骑兵的冲击力却始终难以在战场上被彻底展现出来。尽管在少数特例中，早期的骑兵部队能够冲垮包括步兵密集阵在内的强大敌人，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骑兵都回避进行激烈的冲击作战。无马镫的骑手难以解放双手，因此很难同时操控坐骑和使用武器，再加上相对步兵更松散的骑兵队形，使得这些骑兵在肉搏战上有着与生俱来的不足。而当骑兵想要发挥其冲击力时，这种不足显得更加明显。高速奔驰下的骑手间的队形维持要求，碰撞给骑手造成的困扰，还有面对密集阵形时带来的心里压迫，都使得冲击骑兵需要更高的训练水准和成本。

在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冲击骑兵这一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得到实现。使用枪类武器的骑兵部队并不少，但在冲击作战中有着良好的组织、秩序和战术指导的骑兵则寥寥无几。鲜有骑兵部队专门针对冲击作战，制订一套具体可行的作战原则和战术理论。而仅仅依靠个人武勇和有限的防护装备，显然无法让骑兵在近战中对步兵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这一尴尬的情况，在腓力二世时期终于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身处希腊文化圈边缘，长时间在“野蛮人”和“希腊人”的文化认同之间摇摆的马其顿王国，在骑兵发展上有着先天优势。马其顿南方的希腊骑兵，受到地形和军事传统的影响，作战风格更趋向于重装步兵。使用短矛、穿戴胸甲、排布成密集队形，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骑兵的典型形象。而在北方，情况则截然不同，色雷斯骑兵受到北方的斯基泰游牧民族影响，偏爱灵活机动的作战风格。在长时间的军事交流中，马其顿骑兵受到多方面的杂糅影响，终于在腓力二世时期开放出一朵博采众长的骑兵之花。

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在骑兵装备、战术和组织上的全方位革新，使得伙伴骑兵成为世界上第一支正规化的冲击骑兵。就如同后世的近代骑兵对古代骑兵获得优势一样，伙伴骑兵对同时期的其他骑兵部队有着类似的领先。尽管没有更重的甲胄、更锋利的武器，在骑手个人的骑术和搏斗技巧上也没有绝对优势，但伙伴骑兵仍然能够在与同时期优秀骑兵对手的对抗中屡尝胜绩。

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过去之后，狭义上的伙伴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各希腊化政权的军事体系中，仍有继承了伙伴骑兵作战方式和地位的同类继续存在。这些各自政权中的军事贵族，作为军队中的重骑兵精华继续服役，一如既往地维持着战场上的卓越表现。伙伴骑兵及其同类部队的作战方式和原则，也逐渐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尽管伙伴骑兵作为一个军事单位，最终随着希腊化世界的衰弱而消失无踪，但他们的发展成果和精华，却随着骑兵作战艺术一起流传下去。下面将从伙伴骑兵的装备、作战风格和实战经历等方面入手，为读者带来一幅伙伴骑兵的全景图，介绍从建军到消亡的数个世纪中，伙伴骑兵及其继承者的故事。

装备

伙伴骑兵最重要的武器，是被称为旭斯通（Xyston）的长枪。这种长度至少达到约3.5米的武器，在疾驰的骑兵手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威力。与之对应的，腓力二世改革之前的地中海世界主流骑兵，包括希腊、色萨利、马其顿和波斯骑兵在内，都习惯使用约1.8米长的标枪。波斯人称这种标枪为帕尔塔（Palta），这种既可用来投射也可用来刺杀的武器，使用方便、用途广泛。但当使用帕尔塔标枪/短矛的骑兵与装备长矛的枪骑兵陷入近战时，后者屡屡凭借一寸长一寸强的优势在骑兵战中占据上风。对于特化冲击用途的伙伴骑兵而言，旭斯通骑枪不可或缺，也由于这种武器的重要地位，马其顿式的重骑兵经常被称为旭斯通枪骑兵（Xystonphoroi）。旭斯通骑枪的枪杆由坚固的山茱萸木制成，在尾端置有配重的蜥蜴锥，略重于枪头，也可在枪头损坏或枪杆折断后当作枪头使用。旭斯通的重心在枪杆中央偏后，这在方便骑手平举骑枪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大了骑枪的攻击距离。实际运用中，伙伴骑兵的骑枪有更多不同的形制，有些骑兵使用比旭斯通稍长、稍重的康托斯（Kontos）骑枪。在古典历史学家的一些作品中，康托斯和旭斯通则没有明确分别，仅仅被作为同一武器的不同表述使用。此外的一些作品中，将一些极端轻装的马其顿枪骑兵称为萨里沙枪骑兵（Sarissaphoroi）。考虑到萨里沙是马其顿方阵所使用的超长枪，其长度至少达到了4.6米以上，对骑兵而言实在难以驾驭，这一称呼可能只是对长枪形制的误读；或者是骑手仅使用了半截萨里沙长枪（萨里沙长枪由两截枪杆合成，中间以金属连接器串联），而其大约2~3米的长度则较为符合现实。

除了骑枪之外，伙伴骑兵也配备贴身战斗的短兵器，最受欢迎的选择是著名的柯匹斯（Kopis）反曲单刃剑。这种刃长一般在60厘米左右的劈砍用武器威力巨大，但就骑兵武器而言有些过短了。此外，双刃的旭福斯剑（Xiphos）也是常见的骑兵护身武器，它比柯匹斯更适合刺击，但同样有着长度不足的缺点。

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伙伴骑兵，以骑兵短靴、白色上衣和深色斗篷作为标准的装束。最值得一提的是，伙伴骑兵的甲胄防护尽管比起同一时期的任何其他骑兵都更加倾向于冲击作战，但伙伴骑兵仅仅算得上是中型甚至轻型的骑兵。伙伴骑兵的坐骑大多没有任何铠甲，个别马匹在前胸以亚麻或皮革制的护胸保护，骑手的防护也仅限于头盔和胸甲，手臂、腿部则空空如也。伙伴骑兵最常用的骑兵头盔，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初期非常流行的皮奥夏式头盔，此后色雷斯式、弗里吉亚式头盔也逐渐普遍在伙伴骑兵中使用。伙伴骑兵选择的胸甲则视个人喜好有所不同。希腊式的骑兵肌肉胸甲是他们的第一种选择，其在不少考古发现中都出现过。这些骑兵专用肌肉胸甲与同类的步兵所用产品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仅覆盖到腰部为止，同时在肩部、颈部留有更大的开口，方便骑手在马匹上动作。另一种选择，是更轻便的亚麻或皮革胸甲，并在其中设置金属内衬。伊苏斯马赛克画中的亚历山大，就显然身着这种亚麻甲。这些胸甲的下缘还缝有重叠的亚麻甲条，被称为护腰甲（Pteruges）。还有少数伙伴骑兵，为了更灵活的行动，甚至拒绝着甲。为了方便使用骑枪，这段时期的伙伴骑兵都不使用盾牌。

然而在随后的希腊化时期，伙伴骑兵的装备随着战场需求的变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东方的游牧民族广泛地采用了具装化的超重型骑兵，伙伴骑兵早在与波斯军队的交战中就遭遇了这些部队。但直到希腊化时期，具装化骑兵才给马其顿式骑兵造成真正的威胁。于是，身处东方的继业者王国中，越来越多的骑兵开始受到具装骑兵的影响，甚至效仿具装化；而在希腊半岛，骑兵同样也开始通过佩盾来增强其生存能力。

其中最负盛名的，大概是塞硫西铁甲骑兵了。塞硫西帝国的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成功地进行了针对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的远征。在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帕提亚（或许还有巴克特里亚）具装骑兵的战场表现，却给安条克三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此前希腊人不乏对阵铁甲骑兵的机会，但安条克三世或许是其中第二位——第一位是两个世纪前的色诺芬——被铁甲骑兵留下极深印象的指挥官。于是在东征结束后，塞硫西骑兵立即开始具装化的改革。我们仍无法了解改革进行的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公元前202年开始的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中，塞硫西军队中已有铁甲骑兵的身影。国王直属的两支近卫骑兵较为保守，仅仅在伙伴骑兵的基础上，为骑手增加了环片式的金属护臂，为坐骑附属了铜制的马匹护胸，成为半具装式的重骑兵。其他的“伙伴”式样的骑兵，则改革地相当彻底。其中一部分在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会战中已经以铁甲骑兵的面貌出现。到了公元前190年的马格尼西亚会战中，塞硫西帝国的马其顿式重骑兵中，除了上述两支近卫单位外，其他已经全部换装成具装化的铁甲骑兵。优质胸甲、环片状的金属护腿、护臂和头盔，以及披甲的战马，使得具装化的伙伴骑兵和他们的一部分帕提亚对手别无二致。安条克三世之后，后续的塞硫西国王对铁甲骑兵的热情有所减退，但安条克四世时期的塞硫西军队中仍保留了大约1500人至2500人的铁甲骑兵，作为拳头力量使用。其他介于具装骑兵和早期伙伴骑兵之间的重骑兵，依旧承担着伙伴骑兵的旧时职责，兼具冲击力、灵活性和耐力。

在马其顿本土，马其顿骑兵逐渐开始运用盾牌，这个变化大致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初期的加拉太入侵之后。圆形的骑兵盾被广泛运用，这种周长超过一米的盾牌，在中央有铜钉或者加强筋，给予了骑手更周全的保护，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长枪的使用，削弱了骑兵的冲击力。这一变化趋势与其东方同行的重型化趋势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伙伴骑兵的后辈越来越果断地投入对步兵正面的强行冲击。在腓力五世统治期间有很多类似的记载：“腓力五世和他的近卫骑兵猛烈地冲击对方的步兵。”不过这样的暴虎冯河之勇，鲜有一蹴而就的记录。

在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移民和伊朗贵族组成的伙伴骑兵部队，或许比塞硫西帝国的骑兵，更早地完成了重型化、具装化的改革。受到更多来自游牧民族的影响，东方的希腊伙伴骑兵，在其重型化的进程中，更多地采用了扎甲。竖立在马臀部的“寄生”，也出现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的铸币上，成为伙伴骑兵东方化的一个象征。

组织

长久以来，马其顿王国的军事力量核心，是团结在阿吉德王室周围的贵族骑兵部队。仅从这点来看，他们确实更加类似于北方的野蛮人，而非希腊世界中的主流城邦。这些军事贵族在腓力二世时期之前，就享有“伙伴骑兵”的称谓。在腓力二世时期，腓力二世以土地为奖励，大举引入希腊人口加入伙伴骑兵，扩充了这一军事贵族阶级，也扩充了伙伴骑兵部队的实力。每逢一段时间，伙伴骑兵都会对骑手和马匹进行资质审查，只有被检查者的素质合乎伙伴骑兵的要求时，才会被登记到王国的骑兵员册上，并领取以土地或现金形式发放的津贴。到了公元前2世纪，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伙伴骑兵在检查合格后，可以获得每匹战马1000德拉克马银币的奖励，作为扩展骑兵人力和马匹储备的鼓励政策。

腓力二世时期的伙伴骑兵，以骑兵中队（Ilai）作为主要的战术单位。每个骑兵中队从固定的兵源地吸收人力，维持大约200人左右的实力。最基干的战术单位，则是中队下属的骑兵连队（Tetrarchiai）。每个连队的理论实力是49名骑兵和1名连队指挥官。若干个骑兵中队，则组成更高一级的单位骑兵队（Hipparchy）。当亚历山大大帝成为马其顿国王时，腓力二世的骑兵建设硕果累累，伙伴骑兵的数量从腓力二世登基时的约800人，扩充到了超过3000人，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混编。希腊中部以骑兵著称的色萨利地区，在附庸于马其顿的情况下，也进行了与伙伴骑兵相同的战术和装备改革，成为另一支马其顿式的精锐重骑兵部队。

跟随亚历山大进入亚洲的伙伴骑兵部队，大约有1800人。已知的单位番号，包括国王直属的皇家中队（双倍兵力），以及总计6个来自波提埃亚、安菲波里斯、阿波罗尼亚、安忒穆斯、上马其顿某地以及被称为“留盖安人”的骑兵中队，其他中队番号则由于史料不足而无法查明。在亚历山大东征的后期，越来越多留守本土的伙伴骑兵加入了东征军的行列中，连同加入伙伴骑兵的伊朗兵员一起，使得亚历山大的伙伴骑兵的数量一度达到了4000人之多。总之，伙伴骑兵在亚历山大时期大约维持着4~8个骑兵队的规模。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新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尼亚离世，但伙伴骑兵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由于此后帝国的分裂和继业者战争的开始，伙伴骑兵们被亚历山大生前的部将和行省总督所瓜分，并且加入到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继业者战争中。另一方面，马其顿式重骑兵在过去十余年中的杰出表现，和继业者战争的客观需求，使得继业者们开始训练非马其顿人的伙伴骑兵，越来越多的亚洲骑兵也采纳伙伴骑兵的作战方式。当继业者王国纷纷建立后，各个统治者或沿用伙伴骑兵的番号，或创立与之地位相似的新部队，作为建立属于自己的精锐重骑兵力量。

在马其顿本土，虽然亚历山大时期的伙伴骑兵老兵们纷纷退出战场，伙伴骑兵这一番号仍旧被沿用下去。但由于连续的战争消耗，以及来自东方的大规模移民，马其顿本土的伙伴骑兵实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统治马其顿本土的安提柯王朝，成为希腊化军队骑兵衰退的最好例证。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安提柯历任国王们所能动员的伙伴骑兵数量，仅剩下可怜的数百人。公元前222年的塞拉西亚会战中，马其顿伙伴骑兵仅有一个由300人组成的中队参战。在3年后的社会战争（Social War）中，这个数字也仅为400余人。直到腓力五世的统治后期，由于对罗马战争的失败，他放弃对希腊世界的积极干预和扩张，转而向北方发展，同时休养民力，这使得马其顿伙伴骑兵的实力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回到了约3000人的水准。其中国王直属的近卫中队，依据罗马史学家李维的记载，被称为“神圣中队”。总的来说，伙伴骑兵的继承者们，在征召和维持的方式上，也继承了腓力二世时期的原则。

在其他继业者王国，伙伴骑兵则需要以新的形式生根发芽。在骑兵建设成果斐然的塞硫西帝国，希腊裔的军事定居者连同被希腊化的伊朗骑兵贵族，组成了东地中海最强大的骑兵集团之一。塞硫西帝国的历代国王，保留了伙伴骑兵的番号。这是一个骑兵队级的作战单位，员额固定在1000名希腊裔士兵。与之并列的，则是由来自米底的伊朗贵族组成的“近卫”骑兵队（Agema，ανλην），同样拥有1000人。这两个单位一起组成了塞硫西国王直属的常设作战部队，拥有与亚历山大时期“皇家中队”所对应的崇高地位、待遇和强大战斗力。其他来自希腊裔定居者和本地贵族的马其顿式骑兵部队，其实力则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安条克三世和四世的统治期间，“伙伴”式重骑兵部队的总数，维持着8000人左右的固定员额。

显然，塞琉西帝国境内的希腊裔人口，不足以维持这样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因此本地人口的引入成为其主要特征。在塞琉古诸王的统治期间，伊朗贵族始终是非常重要的骑兵来源，这些兵员就如同腓力二世时期的希腊人补充到马其顿人中一样，被吸纳进了马其顿-希腊裔组成的部队中。早在亚历山大时期，就出现了全部由伊朗人组成的一个伙伴骑兵队。到塞琉西帝国时期，忠于希腊化政权的伊朗贵族仍旧被组成独立的部队，比如上文中米底的“近卫”骑兵队就是一例。此外，还有一支被称为“尼萨”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塞琉西军队中。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支部队与近卫骑兵队类似，是一支本地化的独立“伙伴”骑兵单位。但尼古拉斯·塞昆达等人认为，这里的尼萨指的是著名的尼萨马，这支部队是以体型巨大的尼萨骏马武装起来的具装骑兵部队。

除了大力引入伊朗兵员外，塞琉西帝国也没有放弃鼓励希腊移民参军的政策。和腓力二世一样，塞琉西诸王以土地吸引希腊半岛的移民，并以这些人力来扩充自己的骑兵部队。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在公元前165年的达菲奈（Daphnae）阅兵庆典中，出现了一个番号为“精选骑兵”（Epiliktoi）的单位。这支部队很有可能是原希腊的色萨利移民后裔，他们在塞琉西帝国境内定居，建立城市，并承担固定的军事义务。因此，马其顿-希腊移民和东方各行省的本地人力，成为塞琉西王朝重骑兵力量的两大来源。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骑兵发展上则显得弱势，他们的困扰主要来自希腊移民的缺乏和马匹数量的不足。托勒密王朝的伙伴骑兵被称为皇家骑兵（Τους περιτην ανλην），这支部队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会战中出现，实力达到了700人。其他的托勒密非近卫骑兵单位，其发展情况则显得更为混乱不清。已知的托勒密王朝常设骑兵单位，有至少9个骑兵队番号，但这些部队是否是定居的军事贵族，以及他们是否为伙伴式的重骑兵部队，仍然在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尚无定论。从兵源和维持上，托勒密王朝的骑兵建设，同样继承了伙伴骑兵模式，但相比塞琉西军队，托勒密王朝没有大规模引入本地骑兵人力的记录。直到托勒密王朝的军事机器濒临崩溃时，才逐渐出现了埃及人组成的骑兵。

在遥远的中亚，巴克特里亚王国同样建立了自己的伙伴骑兵部队。这里的希腊裔军事人口有限，而且其中极端缺少骑兵，但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们成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伙伴式骑兵部队。本地的伊朗化贵族和定居的希腊裔殖民者，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进行了马其顿式的骑兵改革。在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印度-希腊王国的米南德大帝，就拥有一支员额500人的伙伴骑兵部队；公元前2世纪中期统治巴克特里亚的攸克拉底德斯，则拥有一支300人的伙伴骑兵卫队。

战术

作为马其顿式军队中最主要的打击力量，伙伴骑兵的一切战术原则，都以在会战中发动强有力的冲锋为基础。根据阿利安的记录，每个骑兵连队的49或50名官兵将排成楔形，从前至后排列成从1至13人宽递增的队列。每个骑手间大约保持3英尺（90厘米）的横向间距，以确保每个士兵动作不受阻碍。各连队组成的中队则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在每个骑兵中队之间，则保留了相当于一个中队正面宽度的空间，这使得伙伴骑兵能够自由地转向。这样的编组模式，经过了漫长的演化才从马其顿军队中产生。

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Asklepiodotos）在他的手稿中提及，希腊城邦传统的骑兵中队一般由128人组成，排列成8排纵深的横队。波利比乌斯同样认为8排纵深是最适合作战的骑兵队形。而实际应用中，希腊骑兵大多采用4~6排纵深的横队，显然多排横队有利于发扬冲击力，但对于骑兵队形的转向等机动动作，则显得过于笨重。128人的最小战术单位，对于骑兵作战而言，在指挥的灵活性上也有所欠缺。可以说，传统的希腊骑兵，其作战模式更多受到了步兵作战的影响，其密集和纵深化的队列，与重装步兵的列阵有所相似。在一些实战战例中，希腊骑兵往往放弃机动性，列阵后静待敌军，甚至在一些记载中被描述成“像重装步兵密集结地交战”。

在希腊中部的色萨利，以骑兵见长的这一地区发展出了不同的战术。其基本队形是由61人组成的小型化菱形中队，以中队指挥官（Ilarches）作为队形中的矛头。其他次一级指挥官则处在菱形的其他几个角上，一名中队殿卫（Ouragos）处在尾部，2名中队侧卫（Plagiophylakes）处在两侧，以方便在转换冲击方向时担任矛头。相比希腊式的骑兵横队，菱形中队的机动更迅速和方便，可快速改变整个中队的朝向。这样的队形也更容易集中力量突破战线一点和扩大缺口，同时稍小的战术单位更利于高效的兵力分配。

这种战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腓力二世。因为受到了色萨利骑兵以及北方的西徐亚骑兵战术的影响，他选择楔形队作为伙伴骑兵的标准战术队形。骑兵连队实际上等同于希腊的骑兵中队，成为战场上的基干骑兵作战单位。

将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成功提升后，马其顿式军队得以围绕着伙伴骑兵建立一套战术体系。在马其顿军队中，伙伴骑兵的侧翼冲击具有决定性作用，军队中的其他组成部分，都将为这一目的而服务。整支军队的总指挥官，一般也会直接领导优势翼的进攻。在大多数情况下，伙伴骑兵的进攻都是集中在一翼发动的。只有本方的骑兵实力占据绝对优势时，指挥官才会同时在两翼发动主攻。

当主攻方向确定后，整支马其顿军队都会开始行动，精选的轻步兵将会和伙伴骑兵部署在一起。在伙伴骑兵的内侧，持盾卫队将与伙伴骑兵并肩发动突击。与伙伴骑兵类似，这一单位也是马其顿王国中央化的军事部队。从持盾卫队开始，整条马其顿步兵战线会向侧后延伸，这一部署方式确保马其顿人在优势翼首先接战，而在劣势翼拖延战斗的进程。在持盾卫队的另一侧，被称为步行伙伴（Pezhetairoi）的各马其顿方阵团组成了中央战线，而各方阵团的角色又有所不同。其中一些相对轻装和精锐化的方阵团，又被称为城镇伙伴（Asthetairoi）。这些来自上马其顿高地的兵员，以更严格的训练和更轻的装备，获取了相对于普通方阵更好的机动性，因而更能配合持盾卫队的突击作战。

于是，在整条马其顿军队的战线上，一个配合周密的整体诞生了。从优势翼（常见是右翼）一端的伙伴骑兵开始，伙伴骑兵、持盾卫队、城镇伙伴和步行伙伴各团的部队，越向战线的内侧布局，就更为趋向于防御和重装化，而越靠近外侧和指挥官的位置，部队就更强调冲击力和灵活性。这样精密复杂的体系，赋予了马其顿军队的侧翼攻势极强的威力。当伙伴骑兵在侧翼遭遇到结阵顽抗的敌军时，持盾卫队会承担攻坚任务，而让伙伴骑兵避免正面强攻；伙伴骑兵则会在轻步兵的支持下，果断地投入与敌军骑兵的正面交战，再以灵活的迂回机动设法攻击结阵步兵的侧后。如果对手是轻盾兵或是其他更轻型的部队时，伙伴骑兵则不再回避正面战斗，往往会试图正面冲垮对手。

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过程中，伙伴骑兵的战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亚历山大在其新征服的东方地区中，组建了许多轻骑兵部队，这些不披甲、持标枪和弓箭的骑手，在战场上被用来执行辅助性的任务。伙伴骑兵发动进攻时，这些轻骑兵将承担侧翼的掩护任务，而在防御作战中，他们则以机动迟滞对手的进攻，为充当预备队的重骑兵制造反冲击的机会。

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马其顿军队落入了不同军阀的手中，随之被投入到继业者战争中。伙伴骑兵所面临的，不仅是被迫对抗旧日同袍的窘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战对手在一夜之间升级，成为以马其顿式的训练和装备组建起来的部队，这促使伙伴骑兵的运用水平飞速进步。这一时期的伙伴骑兵战术中，主要的创新在于预备队战术的发展、小型分队的特殊应用以及战象和骑兵的配合。

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伙伴骑兵及色萨利骑兵已经开始扮演预备队的角色，但往往是用于防御作战。继业者战争时期，伙伴骑兵作为预备队的应用更为多样化，骑兵预备队的作用也更为积极。指挥官有意识地将重骑兵保留在二线，利用第一线承受敌方骑兵的冲击，当对方在第一阶段的进攻后失去秩序、急需重整时，本方再投入骑兵预备队，趁势击破敌军，在局部取得完全的优势。这样的预备队运用，从战术思想上不只是以遏止敌军攻势为目的，而更多成为本方发展攻势的手段。以皮洛士大王为例，在他与罗马人进行的数次会战中，在骑兵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依然屡次保留了最精锐的重骑兵作为预备队。皮洛士大王的具体战术是，用本方相对次等的骑兵，在长时间的拉锯战中，将敌军骑兵的体力和兵力消耗至极限，这时再投入预备队完成决定性的进攻。

由于这种战术变化，当两支采用马其顿战术体系的军队交战时，各自以优势翼对抗敌方劣势翼，避实击虚的旧战法更多被“择强而击”的新战法相取代。新战法强调后发制人，以弱势翼对弱势翼，优势翼对优势翼，在优势翼优先考虑利用预备队的高效运用，摧毁对方的进攻主力本身，随后再以得胜的部队在对方的优势翼地段上发动反击作为自己的主要攻势。

在加沙会战（公元前312年）、阿波罗尼亚会战（公元前220年）、帕尼翁会战（公元前200年）中，希腊化军队的指挥官都选择了这类战术，放任对方在侧翼主动进攻，再利用骑兵预备队发动反击，摧毁对方的进攻主力，随之发动反攻。伙伴骑兵的冲击力和机动性，在这样的机动防御作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个新的战术发展趋势，是对小型骑兵分队的使用。骑兵连队、骑兵中队级的小单位，被部署到大型的作战队形之外。他们一般被用于执行独立的作战任务，譬如对主力的侧翼、后方进行掩护，以及在主攻前发动独立的冲击，扰乱敌军的队形。从第二次继业者战争中的帕莱塔西奈会战开始，史料中开始出现对这种部署方式的记载。这样的战术细节，体现了马其顿重骑兵战术的逐渐成熟，同时也展示了古典时代骑兵战术的发展水平。

战象的广泛运用，同样也对伙伴骑兵及其后继者们的运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战象的冲击力和自身产生的气味，对于骑兵作战有着天然的压制性。一次成功的战象冲锋，足以让一场骑兵战分出胜负，但战象不仅对敌军，对己方骑兵的作战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友军的骑兵无法穿过战象的队列前进，这使得将战象和骑兵混合作战，成为效果显著而又极具风险的选择。不止一个战例都说明，在狭窄战场使用战象，会影响到友军的骑兵自由运动。

继业者战争期间的实际需求，和大量优秀骑兵指挥官的轮番涌现，使得伙伴骑兵的战术发展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数十年内，达到了难以复制的高峰。可随着初代继业者们的相继辞世，和各希腊化王国的建立成型，东地中海世界的战火逐渐冷却下来。连续半个世纪战火导致的人力损失，连带着蛮族入侵和经济衰退的危机，严重影响到了希腊化王朝的军事发展。

比如在伙伴骑兵的故乡，马其顿的骑兵水平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在继业者战争结束后的大约半个世纪里，马其顿引以自傲的国家军队，几乎处于完全崩溃的状态。直到公元前223年，史书上才详细提及一支规模可观的马其顿军队，重新开始积极干涉国外事务。这一过程中，以自耕农为来源的马其顿步兵，随着农业的逐渐恢复，相对迅速地恢复了规模和战斗力。但来自于贵族阶级的伙伴骑兵，却由于经济衰退和大规模移民，难以在短时间内重组起来。

骑兵实力的衰退，也间接导致了骑兵战术的退步。数量的不足，使得马其顿骑兵在战场上只能主要执行反骑兵任务，或战场外的侦察任务，而原有的打击步兵的能力，很有可能严重衰退了。甚至一些更极端的学者认为，马其顿骑兵一度放弃了持矛冲击的作战方式，而恢复了老式的希腊骑兵武装，以短矛进行战斗。这种猜想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实，但不可辩驳的事实是，马其顿骑兵再也未能像他们在喀罗尼亚、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前辈一样，以一次横扫千军的猛烈冲击，通过彻底摧毁一条步兵战线来决定会战胜负。马其顿军队越来越依靠步兵方阵，去执行原来属于伙伴骑兵的进攻任务。尽管马其顿方阵的正面战斗力很强大，但进攻战斗所需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却是方阵所欠缺的，这种不足引发了多次会战的惨败。

不过在塞硫西帝国的军队中，充沛的骑手和马匹来源，使得其骑兵部队建设不受限制。客观条件的具备，使得塞硫西骑兵的战术应用仍有一定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塞硫西帝国统治期间，最重要的骑兵改革就是铁甲骑兵的引入。相比伙伴骑兵，铁甲骑兵可谓有得亦有失。一方面，骑手和马匹所受的周全保护，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大冲击力，使得骑兵指挥官敢于对结阵的重步兵进行坚决的冲锋。以往对伙伴骑兵而言，正面冲击结阵重步兵，是不敢越一步的雷池。但在另一方面，铁甲骑兵缓慢而笨重，在战场上常常耐力不济。而且，机动性的严重下降，使得铁甲骑兵面对敌军的轻装部队时，显得格外脆弱。

因此铁甲骑兵的引入，不仅对塞硫西骑兵的整体发展更是对伙伴骑兵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虽然有的伙伴骑兵和近卫骑兵并未被改编为具装骑兵，但铁甲骑兵的装备特点被部分移植到伙伴骑兵上，也从而对伙伴骑兵的战术运用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的伙伴骑兵，或许更应该被称作“半具装式”的重骑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和铁甲骑兵一起，执行对敌军重步兵的正面冲击。

不过相比于帕提亚人，希腊人对于具装骑兵的运用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以弓骑手和铁甲骑兵组成军队主体的帕提亚人，在战术上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其铁甲骑兵倾向于以小单位发动多波次的连续冲击，用以压迫敌军的战线，为己方骑射手的进攻创造机会，或是在反复冲击削弱敌军后，再进行决定性的冲击。因此，除了一锤定音的最终冲锋之前，帕提亚铁甲骑兵还需承担更多的牵制性任务。铁甲骑兵和轻型骑射手的互相配合，成为帕提亚战术体系中的精髓所在。而在塞琉西或是巴克特里亚的军队中，牵制敌军重步兵的任务，将由己方的步兵战线去完成。希腊化的铁甲骑兵一般只出现在战线两翼，进行单次决定性的冲锋，并且在兵力运用上趋向于更大的进攻队形厚度。

总的来说，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化军队中，具装骑兵和半具装化的伙伴骑兵的战术运用方式比起数个世纪前的伙伴骑兵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点。尽管在少数情况下，马其顿式的骑兵会在冲锋失利后重组，转而进行多波次的连续进攻，或者干脆调换进攻方向，进行跨越整个战场的长距离机动。但总体上，他们更愿意进行“一次性”的局部进攻，在第一轮侧翼攻势中就分出胜负，也鲜有敌人能够抵抗这样的冲力，将战役拖入长时间的缠斗。

实战运用

如我们前面所说，伙伴骑兵从创建伊始，就成为古典时期最出色的骑兵部队之一，伙伴骑兵及其后继者在连续数个世纪内，从意大利乃至印度的各个战场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将通过研究伙伴骑兵的相关战例，分析和介绍伙伴骑兵的战场表现、作战特点，由此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支部队的优缺点和其传奇经历。

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期

随着伙伴骑兵在腓力二世时期的逐渐成形，他们在马其顿王国对外的军事行动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公元前353年的克罗库斯平原战役中，伙伴骑兵统治了战场。马其顿军队在与福基斯军队的交战中，以骑兵完成了一次典型的“锤砧”配合，而将敌军驱逐至海边并歼灭。腓力二世此后在北方展开的征服行动中，由于当地部族的步兵，缺乏足够的战线维持能力，伙伴骑兵的战术运用较为激进。奥德里西亚人、盖塔人、特里巴利人的步兵，屡次遭到伙伴骑兵的正面冲击而溃散。

伙伴骑兵第一次著名的大规模会战，是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会战（Battle of Chaeronea），曾对马其顿战术体系影响深远的底比斯军队，遭遇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对手。会战中，腓力二世让马其顿方阵进行了巧妙的后退，诱使希腊联军的战线出现了缺口。当雅典的重装步兵冒进时，他们和底比斯部队之间出现了缺口，年轻的亚历山大带领伙伴骑兵冲入了缺口。结果，包括著名的“神圣军团”在内的底比斯步兵，被伙伴骑兵和马其顿方阵前后夹击，遭到了覆灭的命运，随后冒进的雅典人也被马其顿的两翼合力击溃。值得一提的是，被认为是希腊最优秀骑兵之一的底比斯骑兵，在会战中没有对伙伴骑兵的行动造成像样的阻力。除去巧妙的战术，和步骑间的合作无间外，喀罗尼亚会战还向后人展示了改革后的马其顿骑兵对传统希腊骑兵从战术地位、纪律性到冲击力上的全方位优势。

伙伴骑兵面对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则来自于亚历山大的东征。因为素以骑兵优势著称的波斯军队，可以算得上伙伴骑兵真正的强敌。进入小亚细亚的亚历山大，试图在公元前334年夏季河流的流量较小时强渡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而波斯帝国各西部行省的总督，则集结了一支大约由2万名骑兵和同样多的希腊雇佣军组成的军队，阻止亚历山大的进军。因为夏季干旱，格拉尼库斯河的水流主要集中在河床底部一条较深的沟壑里，而河床其余部分组成了陡峭的地形。在波斯人一侧，陡峭的河岸逐渐向远处平伸，延伸向高地。波斯骑兵部署在河岸旁，精锐主力均直接面对亚历山大本人，希腊雇佣军稍稍晚到战场，只来得及部署在骑兵背后。

当时亚历山大的实力达到了步兵4.3万人，骑兵约5000~6000人。亚历山大把骑兵部署在两翼，右翼骑兵按惯例获得了快速步兵：阿格里安人和克里特弓箭手，以及最训练有素的持盾卫队的加强；中央战线由各方阵团组成；他的色雷斯和希腊盟军都未能赶上战斗。之所以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在此战中都更依赖骑兵，可能是因为马其顿人试图抢渡，所以双方首先到达河岸抢夺有利地形的部队都是骑兵。其结果就是，更适合扼守河岸的希腊雇佣军却被波斯指挥官们抛在了后面。总之，当波斯人首先抢占渡口后，亚历山大不等步兵到齐就发动一轮抢攻。

在右翼，亚历山大首先让一个中队的伙伴骑兵和一些轻骑兵尝试强渡。由于数量劣势，他们被波斯骑兵的反冲击赶回了进攻出发点。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率领右翼骑兵的主力，完成了一次迂回行动，从侧翼冲击前出的波斯右翼主力，展开了在河岸上的肉搏战，马其顿人于激战后在河岸上站稳脚跟。在混战中，身居阵前的亚历山大和多位波斯总督单打独斗险些殒命。当持盾卫队也渡河加入战斗时，波斯骑兵随之因损失惨重而撤退了。由于左翼的动摇，波斯骑兵的中央和右翼也被迫撤退。未能赶上战斗的希腊雇佣军退到了附近的高地上结阵据守，而被包围消灭。整场会战中，波斯骑兵遭受了1000~2500人的损失，希腊雇佣军几乎全军覆没，亚历山大的损失小得多，阿利安宣称约有85名骑兵死亡，受伤数量不详。

格拉尼库斯河会战中，由于地形的限制，双方的骑兵很难发挥机动性，只能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交战。尽管在数量上不具备优势，伙伴骑兵还是成功逐退并击败了波斯对手。波斯骑兵的装备水平并不亚于伙伴骑兵，甚至更为普遍地装备胸甲，但是在骑兵战中波斯骑兵却落于下风。这样的差距，显然要归功于旭斯通骑枪在骑兵战中的优势，以及马其顿骑兵在训练和战术上对于冲击作战的强调。伙伴骑兵总是能够更为果断地投入冲锋，更灵活地完成机动，维持足够密集的队形，而在旧式的希腊和波斯骑兵面前占据优势。

在格拉尼库斯河会战后，亚历山大得以沿着小亚细亚南部海岸东进，并随后进入了叙利亚。这一举动终于迫使大流士本人迎战，从而引发了公元前333年11月的伊苏斯会战（Battle of Issus）。波斯帝国的军事系统动员了主力，包括中央直属的大量骑兵部队、卡尔达克步兵和近卫单位在内，一支被描述成超过25万人的大军组建了起来。即使扣除史料中的水分，这支波斯军队也至少达到5~10万人。

波斯军队中的希腊雇佣军和卡尔达克步兵，使得波斯人能够维持一条较高质量的步兵战线，与其相对的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双方指挥官都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在右翼，亚历山大的两支重骑兵，伙伴骑兵和色萨利骑兵都部署在战线右端，而波斯骑兵则大多部署在靠近海岸的一侧。大流士将一些轻装步兵部署到马其顿战线的右侧，利用高地骚扰敌军。

开战后，亚历山大带领右翼骑兵冲击了高地，迅速击溃了前出的波斯轻装部队，随后亚历山大中止了进一步进军。从高地上观察波斯军队的动向后，他判断对手在右翼的进攻意图，于是将色萨利骑兵机动到了本方战线后方，作为左翼骑兵的战术预备队。随后伙伴骑兵和配属的轻步兵发动进攻，连同持盾卫队和中央战线右端的方阵团一起，让波斯战线的左翼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大流士终于开始了其右翼的进攻，由同盟骑兵和派奥尼亚骑兵组成的马其顿左翼，被数量占优的波斯骑兵逼退，但色萨利骑兵以果断的反冲击挡住了波斯的攻势。马其顿中央方阵的前进，由于河流的阻挡，一度难以取得进展。但随着伙伴骑兵向内转向，从侧后发起冲锋，腹背受敌的希腊雇佣军被一扫而空，大流士也在此时逃离战场。发现战局已经一边倒，进攻中的波斯右翼骑兵被迫选择撤退以逃离被包围的命运。会战的结果：马其顿军队约5000人伤亡（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死亡）;波斯军队至少伤亡数万，尤其是宝贵的希腊雇佣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在伊苏斯会战中，伙伴骑兵和色萨利骑兵再度表现出色。一方面在对抗波斯军队的步兵和骑兵时，他们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冲击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的战术执行力更是不可多得。每一次冲锋、重组和转向的命令，都凭借其上佳的纪律性完全地实施了。相比单纯的战斗技能，这种战术素养是伙伴骑兵更为倚重的才能。

此后的高加米拉会战中，伙伴骑兵故技重施。面对着数量更多的对方骑兵，马其顿优势翼设法拉长了战线，并在局部以少量骑兵佯攻，吸引了对方的骑兵主力。随后伙伴骑兵找到了缺口，在轻步兵和持盾卫队的配合下完成致命一击。劣势翼的色萨利骑兵一如伊苏斯会战中，被作为战术预备队投入，以有效的反冲击制止了敌军的攻势发展。

进攻作战中，以一定数量的轻步兵配合，组成相对独立的战术集群。借助持盾卫队和方阵的配合，通过在侧翼获得优势，寻机打击敌军的主力战线背后；而在防御作战中，集中使用伙伴式的重骑兵，以强有力的反冲击阻止敌军，尤其是骑兵的进攻。这是大规模会战中伙伴骑兵的主要运用原则，这些运用方式成为伙伴骑兵由始至终的战术特点。

继业者战争时期

继业者战争的开始，给马其顿骑兵战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果说波斯骑兵是以旧的装备和战术武装起来的话，那在继业者战争中，伙伴骑兵面对的则大多是同样“新式”的马其顿式骑兵对手。利用更坚决的冲锋和装备优势冲垮对手，在正面交战中显得不太可能，在拉米亚战争（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21年）和赫勒斯滂会战（公元前321年）中，伙伴骑兵都被敌军的骑兵所击败。前一个战例中，色萨利骑兵加入了反马其顿同盟，并在战场上以作战经验和数量的优势，击败了参战的部分伙伴骑兵（以新兵为主）;而在后一个战例中，来自卡帕多西亚的“蛮族”，凭借马其顿式的训练和武装，轻松地击败了马其顿骑兵，并造成了马其顿宿将克拉特鲁斯的死亡。

作战对象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继业者军队中的骑兵指挥官们被迫在骑兵战术上进行改良，而放弃单纯利用骑兵战斗力的优势获胜。在这个过程中，骑兵的组织方式、预备队战术的常态化、多兵种配合作战等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公元前317年的帕莱塔西奈会战（Battle of Paraitakene）是继业者战争中骑兵运用水平最高的战例之一。在将攸美尼斯逐出小亚细亚后，“独眼龙”安提柯（Antigonus）追逐前者来到东方。得到东部各行省总督的支持后，“保皇派”联军的领袖攸美尼斯得以获得一支强大的军队，正面挑战安提柯的进攻。在帕莱塔西奈会战中，攸美尼斯投入了6300名骑兵、1.7万人的方阵和约1.8万名轻步兵。而安提柯则拥有约2.8万名重步兵、数目不详的轻步兵和8600名骑兵。

双方的部署方式总体上与亚历山大时代相同，各自以重骑兵为核心，组成了主攻的右翼，方阵组成中央，而轻骑兵组成左翼，进行迟滞和防御作战。在安提柯的右翼，包括1000名原伙伴骑兵在内的总计3000人的冲击骑兵和30头战象组成了安提柯直属的攻击主力。而在这些部队的前后，300人的精锐骑兵被分成6个小群，150人的塔兰托式轻骑兵则部署在侧翼。这些外围部队的作用，在于进行侧翼掩护和威力侦察，同时驱逐对手的轻骑兵，而为主力的作战消除阻碍。安提柯的右翼面对的是攸美尼斯的3400名骑兵（以轻骑兵为主），辅以45头战象和配属的轻步兵。

在战场的另一边，攸美尼斯则亲自指挥约2900名重骑兵和40头战象，其中也包括了数百名伙伴骑兵的老兵。和安提柯一样，攸美尼斯同样以数百人编组成小的战术单位，作为主力的前卫和侧翼保护。他面对的是安提柯的副手米底总督培松，后者拥有4900名轻骑兵，包括了部分来自帕提亚的马弓手和塔兰托的标枪骑兵，而这些骑射手的灵活性将对敌人造成严重的威胁。

会战开始后，安提柯首先开始行动，但领先的右翼攻势却被迫中止：攸美尼斯的左翼重重设防，战象、轻步兵、骑兵组成了密不透风的防线。安提柯的前卫掠阵而过，找不到防线上的漏洞，而且由于地形限制，安提柯也无法绕过这条防线。权衡再三后，他放弃了从正面进行不明智的强攻，而让自己的右翼撤回了出发阵地。

在右翼攻势受阻的同时，他的左翼却出人意料地主动行动了。培松的轻骑兵反客为主，直扑攸美尼斯的右翼。由于大风带来的漫天沙尘，让骑射手在其中若隐若现，攸美尼斯的轻步兵无法在对射中驱逐培松，而联军的重骑兵又无法赶上轻骑兵的速度。培松利用这一点来去自如，同时用箭矢和标枪不断射击目标巨大的战象。在这样的僵持中，攸美尼斯的战象逐渐开始受伤，他担心战象暴躁失控，于是决心彻底解决培松的威胁。部队转移的命令被下达到左翼，攸美尼斯从这里抽调了一批轻骑兵，横贯本方战线后方来到右翼。利用这些部队，攸美尼斯发动了一次侧翼的攻击，当培松的轻骑兵故技重施转身就跑时，联军的轻骑兵紧紧跟上，一路驱逐前者远离战象。培松的部队始终无法回头重整，这给了重骑兵进攻的机会，攸美尼斯趁此机会发动冲锋，以战象为先导，他的重骑兵主力终于能够在右翼顺利进军。

就在安提柯的左翼最终被驱逐时，中央的步兵战斗也分出了胜负。尽管在方阵的数量上少于对手，但攸美尼斯的战线上包括了著名的银盾军（Agryraspides），这些东征军时期的精锐老兵，有着无与伦比的战斗技巧和名望。安提柯用以面对银盾军的是亚洲兵员组成的次等部队，结果遭到了一边倒的屠杀。以此为突破口，攸美尼斯的方阵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安提柯也因此在左翼和中央都被击败。

至此，安提柯一方的局势已经极度不利，他的幕僚开始劝说他放弃会战。但执拗的安提柯依旧带领右翼待机试图扭转战局，并最终等到了机会。随着中央方阵的获胜和进军，攸美尼斯兵力被削弱的左翼无力再维持与中央的联系。安提柯抓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立即发动了冲锋，伙伴骑兵冲进了敌军左翼骑兵和中央间的缺口，这个完美的冲锋与亚历山大本人在高加米拉发动的最终一击极为相似。随后，安提柯的重骑兵再向两侧转向，击破了攸美尼斯的左翼骑兵，将其指挥官欧德莫斯逐出了战场，并威胁到了联军方阵的背后。

攸美尼斯迫于背后的威胁，只得放弃了进一步追击，而纵容安提柯的败军撤出战场，后者也通过冷静的指挥，将惨败扭转为一场非决定性的平局。会战的结果，是安提柯占据了战场并在名义上获胜，但他的方阵部队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3700人阵亡，超过4000人受伤，骑兵则只有54人战死。攸美尼斯的540名步兵和少量骑兵战死，受伤者不过900人。

帕莱塔西奈会战中，双方的骑兵进攻都极端依赖多兵种的配合，战象的气味能够有效遏止战马的冲击，而轻装部队对于重骑兵的掩护则不可或缺。而双方优势翼失败的初期行动，则清楚地展示了缺乏配合的重骑兵作战效力的低下。对于骑兵侧翼进攻企图的毫不掩饰，使得敌军能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并将在未来的作战中构成希腊化军队中骑兵侧翼进攻的主要障碍。

帕莱塔西奈会战的结果，促使两军继续寻求会战的机会。作为保皇派名义上的领袖，希腊人攸美尼斯并没有足够的威望来控制麾下的各马其顿总督，尤其是亚历山大时期地位极高的朴塞斯塔斯，内部的分歧逐渐造成保皇派的解体。最终，次年发生的伽比埃奈会战（Battle of Gabiene，公元前316年），宣告了第二次继业者战争的结束和安提柯对亚历山大帝国亚洲部分的全面控制。伽比埃奈会战的胜负，主要是从政治而非军事的角度决定的，但战役过程中的骑兵运用，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分析价值。

针对帕莱塔西奈会战中，安提柯一方对于骑兵的倚重和步兵战斗力的劣势，攸美尼斯在伽比埃奈会战中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攸美尼斯的部署整体上与上一战相似，只是调换了部队的左右顺序，重骑兵在左翼对抗安提柯的重骑兵，形成了几乎完全对称于帕莱塔西奈会战的部署。安提柯的整体部署没有变化，只是针对伽比埃奈战场的盐碱沙地地形，在左翼外侧部署了米底骑兵作为别动队，这个部署将决定整场战争的结局。

会战开始后，安提柯的右翼发动了攸美尼斯意料中的主攻，而他的左翼则和攸美尼斯的轻骑兵进行了无关痛痒的游击战斗。趁两翼陷入僵局时，攸美尼斯的步兵以银盾军为矛头，在中央进行了全面进攻。在这里，安提柯的2.2万名步兵需要对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优的敌军（攸美尼斯投入此役的步兵总数达到了3.67万人）。雪上加霜的是，一位保皇派军官在战前纵马来到安提柯军中的马其顿人阵前，大呼道：“你们这些恶徒，怎敢对抗你们征服了整个世界的父辈！”这些言语让安提柯方阵中最具战斗力的马其顿人士气低落。于是，几乎在步兵战斗刚开始后，安提柯的步兵战线就被银盾军迅速粉碎，进而陷入到全面崩溃的境地。

但是，攸美尼斯在获得中央优势的同时，其在两翼抵抗住安提柯骑兵攻势的意图却落空了。他占据优势的象群，在与安提柯战象的交战中并未能占到上风，反而失去了其最大的一头战象，进而造成了士气上的打击。利用前哨战的优势和保皇派的内部纷争，安提柯随之以其主力猛击了攸美尼斯左翼的中段，即朴塞斯塔斯和其他的东部行省总督的卫队骑兵。原本就对攸美尼斯不满的后者，在战斗中显得松懈而毫无战意。随后发生的事在狄奥多鲁斯和普鲁塔克笔下有不同的记载：或许是顺水推舟的哗变，或者仅仅是由于保存实力而借机逃跑，朴塞斯塔斯和他的伙伴骑兵迅速撤退，连带着两侧的一部分友军一同逃跑。这个举动使得攸美尼斯一下失去了1500人的部队，大约占到左翼骑兵总数的一半。安提柯随即从缺口突破战线，仍忠于攸美尼斯的部队在左翼的最外侧几乎遭到了包围。攸美尼斯一度希望在战场上找到并杀死安提柯本人挽回败局，但却未能如愿，他的左翼在绝对的数量劣势下最终被击败，他只得放弃部队并前往右翼。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中央的捷报，并以此敦促朴塞斯塔斯回到战线上，后者却索性率部退出了战场。

击垮攸美尼斯的左翼后，安提柯同样面临两难，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中央，从而面临一个经典的难题：如何用重骑兵去单独面对重步兵。最终，安提柯选择进行一个“错位”的攻击，他亲率的右翼重骑兵转向，并攻击攸美尼斯接管了的敌军的右翼，而他的左翼则在培松的指挥下摆脱了当面的敌军，转而攻击敌军的步兵。获胜的攸美尼斯中央部队，碍于敌军的骑兵威胁无法进行追击，只得结成空心的大方阵，将轻步兵和战象置于其中，而以马其顿方阵作为外围掩护。随后，他们顶着培松的投射火力，设法退出了战场，然而在他们来到营地时，却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早在会战之初，伽比埃奈的沙地地形就引起了安提柯的注意。战马奔驰造成的沙尘横飞，成了隐秘行动的好机会，他以外围的米底骑兵绕过整个战场，直接攻占并洗劫了攸美尼斯的营地。银盾军征战数十年积累的巨额财富和家眷行李，被安提柯以这种方式夺取了，作为“赎金”，他们在伽比埃奈战后出卖了自己的指挥官，攸美尼斯因此被俘并处死，第二次继业者战争随之结束。

在伽比埃奈会战中，安提柯攻击方向和时机的决策，基本达到了古典时期骑兵运用的顶尖水准，而那支米底骑兵的运用，更是从战略上巧合地成为伏笔。但会战最后阶段的对垒，却清楚不过地展示了伙伴骑兵的弱点，无马镫、非具装的伙伴骑兵，即使在训练和纪律性上达到极致，也很难击破高质量的重步兵正面。当没有敌军步兵牵制正面时，结成四面对敌的大方阵，几乎成为马其顿方阵百试不灵的反骑兵秘诀。使用投射武器的轻骑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这种做法，但像银盾军这样纪律出众、作战意志强的部队，很难被单纯的投射火力杀伤所击败，伙伴骑兵及其代表的无马镫冲击骑兵，需要更上一层楼的冲击力，才能破解结阵重步兵这一难题。

此战后，以优势翼部署在敌军的主攻方向，辅以预备队的巧妙运用，摧毁敌军攻势的作战方式，也在继业者战争中逐渐流行起来。安提柯父子极为擅长亚历山大式的骑兵侧击，并以此赢得了伽比埃奈等一系列会战的胜利，但这种“一招鲜”的成功从公元前312年的加沙会战（Battle of Gaza）开始戛然而止。独眼龙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在加沙会战中，以战象为先导，亲自发动了左翼的重骑兵冲锋。这次由1300名伙伴骑兵，1600名其他骑兵部队和43头战象所发动的鲁莽攻势起初成功逐退了当面的骑兵。但与之交战的托勒密却凭借在战线上布置的障碍阻止了战象的进一步前进。很快，大部分安提柯的战象被托勒密的轻步兵俘虏或杀死。而此前德米特里乌斯毫不掩饰主攻方向的做法，使得托勒密能够将他的4000名骑兵中较优秀的3000人部署到这一翼，并以其中一部分埋伏到了侧翼。结果德米特里乌斯继续前进的骑兵，遭到了托勒密骑兵从侧面发动的突袭，并且被击溃。在左翼战败的德米特里乌斯很快全线崩溃，并且输掉了会战。

而更著名的例子，是继业者战争中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的伊普苏斯会战（Battle of Ipsus，公元前301年）。在这场“五王”会战中，安提柯父子再度决定以决定性的重骑兵冲锋在一翼打垮对手，继而赢下整场战役。指挥右翼攻势的仍是德米特里乌斯，他的攻势又一次成功击溃了敌军的左翼骑兵，但当他投入追击时，对方的指挥官塞琉古一世（Selecus I）手中仍有一支规模巨大的预备队，多达300头印度象成功切断了德米特里乌斯返回战场的路线。在德米特里乌斯最终打开通路之前，安提柯的主力遭到了孤立和摧毁。可以说，德米特里乌斯在此战犯下了经典的错误：伙伴骑兵击败敌军骑兵的真正目的，在于回转并攻击敌军步兵侧后，而沉迷于追击敌军侧翼溃兵的指挥官，往往会忘记行动本身的目的所在，从而输掉整场会战。继业者时期的指挥官们，并不缺乏掌握骑兵部队的高超手腕，但相比亚历山大大帝，他们的全局观念却略逊一筹。在伊苏斯和高加米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总能及时洞悉战场上的变化，即使远离自己所处的右翼，他也能够迅速调派部队应对可能的威胁。而对继业者们而言，安提柯、攸美尼斯等军事能力上的佼佼者尚能效仿一下，德米特里乌斯等后辈就显得战场视野狭隘了太多。

随着马其顿军队的战术逐渐为人所了解，利用各种手段克制侧翼进攻，越来越多地见之于战场上。此后的马其顿式军队，越来越多地受困于侧翼进攻难以打开局面的境地。这也对指挥官的指挥技巧和部队的战斗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遗憾的是，由于伙伴骑兵的后继者普遍出现的退步（更多体现在数量而非质量上），马其顿体系中骑兵的地位逐渐下滑。

希腊化时期

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大约一个半世纪里，马其顿骑兵的战术发展主要体现在对预备队运用的强调上。除了救火队之外，骑兵预备队也开始承担更多样化的职责。皮洛士大王对骑兵预备队战术发展的贡献值得一提，因为在预备队运用的方式上，他的选择颇具创新性。在他入侵南意大利并与罗马军队交战的过程中，他的骑兵部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可是曾经参加伊普苏斯会战的经历，使他非常重视预备队的使用。战象、轻步兵配合下的重骑兵，会被独立地部署到二线。这支部队不仅是用来对可能的战线缺口发起反冲击，也是保留到最后的突击力量。

我们在赫拉克利亚会战（Battle of Heraclea，公元前 280年）和阿斯琴伦会战（Battle of Asculum，公元前279年）中，都可以看到皮洛士用这种方式使用他的色萨利重骑兵。当他的方阵和一部分骑兵正在与敌军激烈交战时，他本人并没有处在一翼的指挥位置上，相反，他和预备队留在中央战线背后，时刻保持对战况的准确掌握。当一举击溃对手的战机出现，或是本方的战线摇摇欲坠时，他的预备队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反应。

相对于战术改良的乏善可陈，装备上的发展则显得令人耳目一新，伙伴骑兵的具装化和半具装化改革，使得它终于获得了正面突破步兵战线的能力。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具装骑兵在希腊世界的运用，仅限于近东的塞琉西帝国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及印度-希腊王国。不过由于限制于史料记载的几乎空白，巴克特里亚及印度-希腊王国军队中具装骑兵的实际运用已经难以复原，但塞琉西帝国的具装骑兵却有着短暂但多彩的战场史话。

如前文所提过的，塞硫西军队半具装的伙伴骑兵和具装骑兵的服役期间，有足够史料详述战役经过的有帕尼翁会战（Battle of Panion，公元前200年）、马格尼西亚会战（Battle of Magnesia，公元前190年）和贝特-扎加拉雅会战（Battle of BethZechariah，公元前162年）。其中帕尼翁会战和贝特-扎加拉雅会战中的具装骑兵，在运用方式上与传统的伙伴骑兵别无二致，但在马格尼西亚会战中，塞琉西具装骑兵则有着不同的战术运用，我们将借此比较伙伴骑兵具装化前后的不同。

仅从会战本身而言，马格尼西亚会战几乎是塞琉西史上最耻辱性的军事灾难，但瑕不掩瑜，安条克三世在战场指挥和战前部署上的连连出错，并不能掩盖他此役中骑兵运用的亮点，和塞琉西骑兵强劲的战斗力。

在前一年的一系列陆海战连续失利后，安条克被迫退出希腊和色雷斯，转而在小亚细亚转入战略防御。尽管有温泉关会战的惨败，但他的主力未遭重创，塞琉西陆军仍能组织一支数量、质量俱佳的野战军，用以应付罗马及其希腊盟友的入侵。如期而至的罗马军队由卢西乌斯·西庇阿，及其兄弟——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英雄大西庇阿联合指挥。根据原始史料，这支军队拥有2个罗马军团和2个同盟军团，加上来自帕加马、亚该亚、马其顿等地的盟军，使得西庇阿兄弟手中的部队达到了约2.7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与之交战的塞琉西军队，在总数上达到了接近7万人，其中隶属于塞琉西军事定居者体系内的基干部队，在总数上超过3万，这些装备精良、训练充分的老兵，大多经历过安条克东征和第五次叙利亚战争的试炼，使得安条克看似占尽优势。

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兵力不足，罗马人的行动却极为主动，安条克在吕底亚首府萨迪斯（Sardis）附近占据了防御位置，罗马人则在相隔一条弗里吉乌斯河的位置扎营。随着公元前190年即将入冬，罗马军队试图尽快进行会战，他们渡过弗里吉乌斯河而建立了新营地。不过罗马军营前的平地，刚好被弗里吉乌斯河和另一条赫尔墨斯河切割，使得塞硫西军队无法发挥其数量优势，安条克三世因此没有接受会战。于是罗马军队进一步前进，其列阵距离塞琉西营地不过2公里之遥，战场横向宽度的增加，使得安条克接受会战。

对于会战的具体进程和结果，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两军指挥官在战前指挥上的博弈。对于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卢西乌斯·西庇阿而言（他的兄弟大西庇阿因病暂离军队），面对一支数量占绝对优势，且素质同样出色的敌军，他的胜算显然不大，尤其在骑兵方面，联军处于压倒性的劣势之中。为此，西庇阿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罗马军队的战线从北向南展开，排布成了一条3公里长的战线。西庇阿的部署，并未按照最常规的步兵中央、骑兵两翼的原则，实际上联军没有“左翼”的概念，步兵战线从战线最左端、靠近弗里吉乌斯河的位置开始向西南延伸，4个军团一字摆开，拉开了约1800米的正面。而在步兵战线的最左端和弗里吉乌斯河之间，仅象征性地部署了4个罗马骑兵中队（罗马的骑兵中队，即Turmae，与希腊的骑兵中队不同，是仅有30人的小单位）共120人填补空隙。而3000名骑兵和3000名轻盾兵则全部在步兵战线的右侧展开，把守其余1.2公里的骑兵-轻步兵混合战线。

这一部署方式，不免让人想起后世凯撒与庞培的法萨卢斯会战，同样在总兵力和骑兵数量上占尽劣势的凯撒，采取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布阵，略去了“左翼”，而将主要的胜算放在其步兵上。我们也可以猜测，西庇阿在此时的想法与后来的凯撒不谋而合，他将借助弗里吉乌斯河掩护自己的左翼，以全部骑兵和轻盾兵防守右翼，对手在这里的迂回将会需要更长的路程，从而给罗马步兵更多的发挥时间。

而安条克的部署则耐人寻味，尽管在己方的右翼难以找到迂回空间，他还是将半数的重骑兵——包括3000名铁甲骑兵和1000名半具装的近卫骑兵在内——部署到这里，并由自己亲自带领，而其余半数则在开阔的左翼展开。为了给右翼骑兵腾出空间，安条克三世不惜将中央方阵的纵深从16排扩大到32排，这一部属在其败战后招致了不少塞琉西方阵指挥官的指责。

我们不妨大胆猜想，安条克将以塞琉西的右翼骑兵正面攻击当面的2个罗马军团，以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伙伴骑兵战术而言，这简直是发疯的战场部署。这个猜想的验证，则可以通过对他的其他部署的分析完成。马其顿式战术中骑兵和方阵之间的连接纽带和步兵突击力量——即腓力二世时期的持盾卫队——一般是由精锐的近卫单位充当的，塞琉西军队中执行这一任务的一般是银盾军。但是这一次，银盾军的位置由加拉太重步兵所取代，而银盾军则被转而部署到了右翼，塞琉西军制的权威研究者巴尔·科瓦（Bar-Kochva）认为银盾军被部署到右翼骑兵外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他们被部署在右翼骑兵背后。考虑到战场宽度，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这样一来，银盾军承担的任务就颇为有趣了：他们显然无法及时支持骑兵的攻击，那么他们的部署只是为了一个独立的攻势。这说明，安条克将部分希望寄托于具装骑兵的正面猛冲上，如果这个奇策失败，银盾军将会作为二线部队投入新的攻击，和当面的2个军团展开重步兵间中规中矩的正面决斗，如同左翼方阵同僚的任务一样。

或许在西庇阿看来，塞琉西一方以骑兵正面冲击自己左侧的2个军团纯属自取灭亡之举，但从实际而言，安条克右翼的骑兵冲锋，却成功地使得这些罗马老兵完全崩溃。如果不是联军右翼出乎意料的胜利——这里反倒是西庇阿胜算最小的局部——以及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偶然事件发生，马格尼西亚会战的结果极可能是罗马-希腊联军毁灭性的失败：一支背水列阵的军队，在敌境内被骑兵占绝对优势的对手击垮，再在追击中遭到歼灭。然而，历史无法改变，凭借自己的奋战和命运的垂青，联军奇迹般地摧毁了安条克的军队，并借此大胜一举夺取了塞琉西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土。

在为战败负起全部责任、饱受批评的同时，安条克大帝也留下了这次极具特色的骑兵运用战例，马格尼西亚会战中塞琉西右翼的表现，为数个世纪来伙伴骑兵面临的难题解出了一个答案：无马镫时代骑兵对重步兵正面的无能为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具装化解决。伙伴骑兵的发展，在希腊化世界走向没落的转折关头，却从纯军事角度达到顶峰，不禁令人感叹。相比人口、财政、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区区一支精锐骑兵部队对历史的推动实在不值一提，伙伴骑兵也就这样在公元前2世纪结束了其最后的辉煌，成为传说中被人们反复提及的对象。 kRCUeFwAnkDgTnJh8Bg+VZKl5NOMuVlyeWNts5zvef+K2u00geiz6IWsXlHJh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