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以德为师——袁世凯的好眼力

世界上工业技术落后的国家，往往最容易在兵器工业上故步自封。而在民国初建之际，炼钢能力骤然落后世界列强一个时代的中国，无力升级自身的钢铁工业，但要是向法英等国一样采取保守顽固的态度走下去，那可真是自寻死路。然而，在民国初年领导炮兵整建的大总统袁世凯却有着非凡的好眼力。所以，工业实力远落人后的中国反而以德为师，锐意仿效世界最先进的炮兵体制。

清末的火炮建设原本是以英国为师的。炮兵讲起火炮就是三“磅子”六“磅子”十二“磅子”的英国腔，炮操也是英国操。炮兵专家们谈起外国大厂，小炮专讲“麦克信”（Vickers, Sons & Maxim)，大炮推崇“阿姆斯特朗”（Armstrong-Whitworth)。兵工厂的技术人员也是满口英伦腔的英国派，工程师测尺寸用的是英寸英尺、检查火炮用的也是英国海军部标准的英吨/平方英寸、编射表以英制的码单位计算射程、英制的磅单位计算发射药量……

英制单位不是十进制，用起来是很麻烦。于是，江南制造局造火炮的技术工匠们，都要把英制换算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各个都是乘除法心算高手：“每码合三英尺，每磅合中砝十二两，每吨二千二百四十磅合中砝一千六百八十觔……”

清末兵工界的英国风持续了三十多年，原本已经是根深蒂固。然而，行事雷厉风行的袁世凯却一举扭转了兵工界的英国作派。1903年，袁世凯出任总理练兵处会办，负责全国新军的整建。袁世凯是当时最狂热的“德粉”，谈起火炮开口“克鹿卜”，闭口“格鲁森”，袁世凯一上任，兵工厂以英为师的风尚骤然为之一变。江南制造局造炮厂的技术工匠都是从小勤学英制的，但是在短短两年之内，各大兵工厂居然将用了半辈子的英制全改成德国人用的公制。工匠技师们紧急改变思想，满口“每密达合工部营造尺三尺一寸五分，一密达分十代西密达、一百生的密达、一千密里密达，用时谓代西、谓生的、谓密里……”

“密达”是米（公尺），“生的密达”是厘米（公分），“密里密达”是毫米（公厘），浅显易懂。而“代西密达”(decimeter)就稀罕了。这个简写为dm的单位是当时在德国也很少人用的“公寸”。1公寸折0.1米，所以又称“分米”。连冷门的分米也列入口诀，足见当时公制化的彻底。

但是，用惯英制的工匠技师们难免旧习难改，在心算时脑中下意识立即反应出来的数据便是英尺英寸。然而，袁世凯的严厉是远近闻名的，部属无人胆敢轻拂其意，于是在算尺寸时，工匠们只好再多费一层心思，把英制数字在心中换算成公制再出口。于是，艺徒工匠们测量尺寸的新口诀，还得要加一道“每密达合三十九英寸又百分寸之三十七”。

量个基本尺寸还要加作一道小数点后两位的奇数除法题，当年的各大兵工厂也不知要打坏多少次算盘!

当然，江南制造局自制的各种火炮也得改名字了。以江南局的骄傲、开发出长、中、短三种身管的8英寸炮为例，为了讨袁世凯欢心，江南局在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提出的报告，已经严谨地按照公制，将8英寸炮的品名改成别扭拗口的“二十生三一七口径大炮”。

在英国之外，日本与法国的火炮大厂对中国市场也非常热衷，尤其是编制在师属炮兵的野炮与山炮。正在全面换装“三八”式野炮与“四一”式山炮的日本人很乐意把使用落伍的“三一年”式炮架的“有坂”速射山野炮贱卖给中国，对访问三岛的中国采购大员们也不吝展示大阪炮兵工厂的最新成品。实事求是而言，论价格与实战性能，日本火炮工艺虽然落后于世界潮流，却也堪称中国的最佳选择。

但是，日本走错了一步。日本的大隈内阁在1914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个愚蠢的全面不平等条约粗暴地强迫中国全面采用日本军火。曾在朝鲜与日本人血战的袁世凯一生最恨日本，是最坚定的抗日派。他把《二十一条》大部分内容给硬顶了回去，日本要求中国采购日本军火与中日合办兵工厂的条文被断然拒绝，日本军火因此也成为历届北洋政府不敢轻沾的腥臭交易。

另外，法国火炮也很难得到袁世凯的青睬。代销法国火炮的洋行并没有推销法军的主力野炮“法国七五”，而是以“克鲁苏”75毫米山炮与75毫米野战炮为主打产品。“克鲁苏”就是大名鼎鼎的施耐德公司（Schneider-Creusot)。施耐德是法国的民营军火大厂，质量精良。但是，法国政府徧爱国营兵工厂，民营军火公司没有国营兵工厂的“法国七五”订单，只能拼命开发外销生意，于是克鲁苏成为克鲁伯的最强劲对手。

大约在袁世凯编练新军之时，曾经在卢沟桥一带举行“克鲁苏”野炮与“克鲁伯”野炮的大对决。两个大厂各提供身管倍径分别为28倍、29倍、30倍与31倍的四种野炮，在卢沟桥试射较量，检验人员并且以实样全面考核两厂野炮的钢质、炮弹、火药、机件拆卸与性能诸元。 对决结果，克鲁伯全面占了上风。且不说性能诸元。光是实弹试射，“克鲁伯”野战炮就要抢尽风头。

当时北洋军称传统生铁或铸铁榴弹为“开花弹”，薄铁外壳内装小铅球的榴霰弹为“子母弹”。法国“克鲁苏”野炮与德国“克鲁伯”野炮都配有新式榴弹。只是“克鲁苏”野炮的新式榴弹是不稳定的苦味酸“利代弹”，而“克鲁伯”野炮则是潜能无限的TNT榴弹!“利代弹”的爆炸威力显然比不过德国的新式TNT榴弹。为了表示对克鲁伯新式榴弹威力的赞赏，清朝的官文书非常形象地为此种新式榴弹命名为“德式大炸力开花弹”。

再者，施耐德公司的工艺以精巧著称，但是太精巧的工艺反而会成为战争的累赘。而克鲁伯的火炮则偏向简单实用，反而有最佳的战场适应力。

对北洋军而言，“克鲁伯”野炮与“克鲁苏”野炮的优劣判断，最刻骨铭心之处应该是闭锁机（炮管底部的炮闩），克鲁伯的闭锁机是粗放平常的横式炮闩，而克鲁苏的闭锁机则是精美的偏心式炮闩。偏心式炮闩是一个大螺丝，打开炮门的炮管内缘是精美的螺纹，炮闩关闭就等于旋上一个大螺丝，以达到最大的闭锁抗压能力。法国人偏爱大螺丝，“法国七五”是偏心式炮闩的忠实拥护者，日本的“四一”式山炮也尾随其风。但是，锃亮精密的螺纹容不得沙粒污垢，而中国战场恰恰没有如此高档的卫生条件。在华北打仗是风卷狂砂，在华中、华南的水田丘陵打仗则是满地泥泞。所以精美的法式炮闩经常打不开。

反之，“克鲁伯”野炮一拉曲柄就能整个打开的横式炮闩，绝对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在宣统年间，德国洋行向清军大力推销“克鲁伯1910年”式山炮，“克鲁伯”山炮与“克鲁伯”野炮使用同样型式的炮闩，洋行的推销说帖就以清军的实际操作经验狠狠奚落了其法国对手：

“闩式系横推曲拐之炮闩，确与中国陆军部所订购之新式七生的半二十九倍口径长陆路管退快炮相同。其形式既极简易，而于运动之处，其表面又颇平正光滑，用时极其便捷。遇尘埃蔽天之时，仍能照常启闭击放。至于法炮所制螺丝闩，一遇大风扬尘之日，每易为灰沙沾滞，以致难于启闭，固不及其项炮闩远甚也。”

当然，德国炮兵战术更是完全压倒只有“法国七五”的法军。因此，袁世凯对法国炮非常冷漠。而在法国之外，如意大利、俄国等可以自己造火炮的欧洲强国，袁世凯更是不屑一顾，眼中明摆着只有德国大炮。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聘请德国教习、使用德国操法，大获成功，是他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根本力量。而在采用德国操的北洋新军中，炮兵是德国化最彻底的单位。早在“小站练兵”年代的新建陆军炮队，就已经网罗到当时国内凤毛麟角的留德炮兵军官段祺瑞与商德全，火炮则是清一色克鲁伯。小站练兵所使用的火炮包括“克鲁伯”75过山轻炮、“格鲁森”57过山快炮与“格鲁森”57陆路快炮。格鲁森公司其实也是克鲁伯。格鲁森公司（Gruson)是19世纪末的德国大厂，以制造小口径火炮闻名，但是在1893年就被克鲁伯并购，成为克鲁伯公司格鲁森炮厂（Krupp AG Grusonwerk)，只是国内仍习惯称作格鲁森。有效射程5000米的“格鲁森”57陆路快炮是一种类似步兵平射炮的轻便架退小炮，虽然没有被采用为制式火炮，但是这种可以使用人力轻松拖曳的火炮在北洋军中非常盛行，直到抗战前夕还是炮兵的常见装备。

买德国炮只是第一步。袁世凯本人是一位非常有企图心的炮兵迷，他不仅喜欢用商人推销的现成德国炮，还要兴致勃勃地考察各国火炮发展的最新潮流，就算是中国显然用不上的最尖端火炮，袁世凯也要热心地详加调查。即使在贵为大总统之后，日理万机的袁世凯仍然不改对火炮设计的兴趣。

话说在一战爆发之初，德军推出惊世骇俗的420毫米“伽玛”攻城臼炮（42 cm Gamma Mörser)，立即成为全球报纸的头条。记者都是捕风捉影的门外汉。所以，“伽玛”炮的各种报导玄乎其玄，甚至有最大射程可以打到40公里的神奇传说!袁世凯读报至此，颇感好奇。于是，他下令北洋各师的炮科军官一起研究德造的42生大炮，并急切督促炮科军官们报告研究心得。迫使全军的炮科军官不得不拿起放大镜，详细审视报上模糊不清的“伽玛”炮宣传照，绞尽脑汁想象这门怪物的设计原理。

在各方报告之中，第4师炮4团第2营营长周荫人提出的研究报告是最用心的，虽然只是依靠报纸照片摸索猜测，但是周营长的分析堪称精辟。这份直呈袁大总统的报告显然得到高度评价，于是周营长官星大灿，平步青云，在十年之内由少校营长不断晋升，直至升到陆军上将福建督军之职。

袁世凯重视炮兵，麾下炮兵人才济济，他最器重的部将段祺瑞就是清末一流的炮兵专家。段祺瑞是天津武备学堂保送德国军校进修的高材生，曾在克鲁伯工厂实习造炮，对炮兵战术运用与火炮制造工艺非常熟悉。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购自外国的火炮，大多找段祺瑞参加验收。但是，段祺瑞缺乏奥援，官运不佳，返国之后在军官学堂足足教了五年书，直到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才把他选到新建陆军当炮兵随营学堂总办，自此得到袁世凯的提携，飞黄腾达。段祺瑞之所以能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他的炮兵专业大概也是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