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兵黩武
日俄战争前日本的全力备战

满韩交换

1901年1月28日，满清政府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在北京与西方列强展开谈判的同时，一支法国陆军小分队开始向河北、山西交接的太行山要隘——井陉关展开进攻。八国联军方面对此次军事行动的解释是清军“驻扎井陉相逼，必须先退，彼国方肯撤兵”。但联系到此时李鸿章正利用各国对华政策的分歧，在谈判过程中谋求将赔款降到最低，作为联军司令的瓦德西无疑希望在军事上给予满清政府更大的压力。

满清政府虽然在京津、东北一线兵败如山倒，但是终究是一个东方大国。在井陉一线集结有大同镇总兵刘光才、湖北勤王总兵方友升所部上万人，法国陆军的进攻自然讨不到什么便宜。不过李鸿章担心节外生枝，随即命令守军“退兵晋境，不准一人一骑东出”。

满清政府的退让并不能让侵略者止步。1901年4月，瓦德西下令德、法联军六千余人越过清军弃守的井陉一线向山西境内的娘子关、固关一线进犯。瓦德西的此次军事行动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却足以说明此时八国联军已呈强弩之末的态势。云集于京津一线的各国军队龃龉不断。兵力最多的日军拒绝进入山西境内；英、俄两国则由于修筑军用铁路的用地问题一度武装对峙，险些兵戎相见。至于分赃不均导致的小规模火并更是屡有发生。

各国利益诉求上的分歧除了造成军事上的相互扯皮之外，更反应在与满清政府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各国要求满清政府严惩“战犯”，而为了在中国扶植更多的亲日派，日本却力主对端王载漪等人从轻处罚。在诸多皇亲国戚保全了首级之后，满清政府也大力惩办祸首，除了各地清军开始围剿义和团武装之外，包括庄亲王载勋、山西巡抚毓贤在内的一干主战派大臣也被勒令自尽。

在诸多被用于平息列强之怒的牺牲品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黑龙江将军寿山。这两位不仅死得冤枉，更死得艰难。赵舒翘被赐死之后，先是吞金，然后又服用砒霜，最终家人只能用绵纸遍糊其七窍，再灌以烧酒，反复数次才最终离世。寿山的经历与赵舒翘相近，也是自行吞金未死，不过身为武将，他选择了让部下向自己开枪。但不知道是枪法还是心理因素的原因，部下连开三枪，寿山方始气绝。

除了惩凶之外，西方列强关于满清政府的赔款数目也各有算计。法、德、俄三国均力主最大限度地压榨中国，而英国和日本则出于各自的考量，希望能给予满清政府以喘息之机。最终出兵最多的日本所获的赔款不及法国的一半，日本国内纷纷抱怨“少得令人失望”。但这种“宽容”的姿态却换来了满清政府对日本的另眼相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竭力保护满蒙贵族府邸的日本人川岛浪速被聘为客卿二品的北京警务厅总监督，此举开启了日本和满清政府最后十年的“蜜月期”。

日本之所以急于与满清结盟，自然是为了对抗鲸吞东北的沙俄。就在八国联军仍在北京与李鸿章交涉之际，沙俄帝国已经密谋单独与满清政府签署旨在独霸中国东北的《暂且章程》。眼见焦头烂额的满清政府即将向沙俄妥协，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连忙发出警告：“若东省阴为俄有，英必占长江，德必踞山东，日本亦不得不起而争利。”

日本政府虽然表面给予满清政府“精神上的支持”，但是深知自身国力仍不足以阻击沙俄南下的伊藤博文等人却在满清政府拒绝与沙俄单独媾和之后，试图与沙俄瓜分东北亚以缓和矛盾，这便是著名的“满韩交换论”。所谓“满韩交换”，指的是以日本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换取俄国放弃对大韩帝国的支持，任由日本操控朝鲜半岛。

有趣的是伊藤博文带着自己的方案，于1901年9月以私人身份访问沙俄之际，一个名叫田中义一的少壮派军人主动找上了门来。田中义一此时仅是一个参谋本部第二课的中尉，不过身为“俄国班”的成员，田中义一曾长期在沙俄以军校留学生的身份秘密展开间谍活动，对沙俄帝国的贪婪和虚弱均有直观的认识。他力劝伊藤博文不能向沙俄妥协，解决日俄争端的唯一出路只有战争。

伊藤博文此时已年过六十，被三十七岁的田中教训了一番，内心的郁闷不言而喻。不过田中义一毕竟是长州藩的后进晚辈，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爱将，况且伊藤博文也认为田中所说并非全是浪语。事实也的确如田中义一所预料的那样，沙俄不仅拒绝“满韩交换”，更以“临时训练锚地”和“捕鲸港”的名义强租了朝鲜半岛南端的马山浦。

马山浦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端，不仅是沙俄舰队从海参崴前往旅顺、大连的绝佳补给点，更是扼守对马海峡的咽喉。昔日蒙元帝国第一次远征日本也是从这里出发的。显然沙俄在迟迟不肯从中国东北全面撤军的同时，还打算独霸朝鲜。但就在伊藤博文失望地结束了其俄国之行时，一个天大的利好消息却从遥远的伦敦传来。英国意欲同日本结盟。

很少有人知道英日同盟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进入20世纪的欧洲，随着昔日“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离去，由其所构架的欧洲均衡格局也轰然倒塌。面对与法国在普法战争结下的冤仇，德国迫切需要在英、俄之间寻找一位盟友，以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应该说，对于雄踞中欧，拥有世界一流陆军和军工系统的德意志帝国，英、俄都没有理由拒绝威廉二世伸出的橄榄枝。但向来自负的威廉二世不仅有鱼与熊掌兼得的奢望，更希望挑动英俄双虎相争，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1899年10月爆发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本是德、俄联手推翻英国世界霸权的绝佳机会。沙皇尼古拉二世曾亲自前往德国，试图说服威廉二世同他一起将英国人干掉。但是威廉二世深知俄国的目标无非是利用英国深陷南非之际，谋取阿富汗和波斯的利益，而这些地区对德国而言毫无意义。在得到了英国对柏林—巴格达铁路计划的支持和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了加罗林、马里亚纳群岛之后，德国果断抛弃了与其颇有渊源的布尔共和国。

第二次布尔战争虽然最终令英国将其非洲南部的殖民地连成一片，来自世界最大的兰德金矿的黄金更令伦敦迅速成为全球金融业和黄金交易的中心，但是英国也深刻意识到了自己陆军力量的不足。要弥补自己的短板最佳的方案便是与吹嘘只要英国人敢在波罗的海登陆，派出警察就可以将其轻松逮捕的德国结盟。英国著名的新帝国主义论者——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首次提出了英德联盟的构想，以便在从巴尔干延伸到朝鲜的辽阔战线上对抗沙俄。而面对张伯伦的提案，威廉二世自作聪明地提出应该将日本引入这个联盟之中。

威廉二世的如意算盘是挑动英、日在远离欧洲的东北亚与沙俄火并，自己则全力打造一支不弱于英国的海军。应该说威廉二世猜中了故事的开头却错误地估计了结局。1902年1月20日，在德国始终保持着游离状态的情况下，《英日同盟协定》正式签署。随后英国开始与德国的老对手法国展开了包括非洲、北美、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等众多殖民地边境问题的一揽子谈判。显然在英国勾勒的未来世界政治地图中并没有预留德国的位置。

不过威廉二世并没有放弃自己挑动英俄战争的计划。1902年的夏天，他亲自前往爱沙尼亚的塔林。在这次著名的雷维尔港会晤中，威廉二世不仅再度搬出了自己发明的“黄祸” 论，以上帝的口吻指引自己的表弟说：“你的未来在东方，你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从黄祸中拯救基督教世界。”甚至在分手之际，威廉二世还让自己的座舰打出“大西洋海军上将向太平洋海军上将致敬”的旗语。

对于自己昔日情敌的怂恿，尼古拉二世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雷维尔港会晤之后，尼古拉二世的确制定了一个天马行空的20年造舰计划。尽管每年军费仅900万卢布的沙俄帝国无力负担沙皇陛下价值17亿的野心，但是从1895年到1904年的近10年时间里，沙俄海军还是新增了15艘新型铁甲舰。除了俄国各大造船厂的全力营造之外，沙俄还分别向美、法订制了2艘崭新的装甲舰——“列特维然”号和“皇太子”号。

与全盘需要“外援”支撑的满清和日本不同，沙俄购买这2艘军舰很大程度上是秉承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吸收世界先进的海军技术。以“列特维然”号为蓝本，沙俄尼古拉耶夫工厂于1903年完工了俄国海军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前无畏舰——“波将金”号。而继承“皇太子”号法国血统的则是波罗的海工厂出品的五兄弟——“博罗季诺”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号、“鹰”号、“苏沃洛夫公爵”号和“光荣”号。这些新锐战舰的陆续服役，令沙俄海军迅速跃居世界第三的宝座。强大的军备令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自负地对伊藤博文说出“战争开始时可能对我们不利，但最后必定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的豪言。

各怀鬼胎

1902年返回日本的除了失意的伊藤博文之外，还有踌躇满志的田中义一。此时日军正经历着一场吐故纳新的大换血。1899年曾拟定甲午战争全盘战略和作战部署的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去世，面对在军中人望极高的候补人选——儿玉源太郎，时任参谋总长的大山岩出人意外地选择了长州藩出身的寺内正毅和来自武田信玄故乡甲斐国的田村怡与造。

大山岩此举固然有平衡陆军内部派系的考虑，另一方面玉源太郎所擅长的是战术指挥，在日俄交锋的举国大决问题上，日军需要号称“今信玄”的田村怡与造来泼泼冷水。田村怡与造和与之齐名的“今谦信”小川又次相比，无疑是一个用兵谨慎的稳健派。在他看来日本独力与沙俄对决毫无胜算。“上兵伐谋，次者伐交”的道理，熟读《孙子兵法》的田村不可能不理解。日本虽然与英国结成了同盟，但是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地面战中，日本还需要满清政府的协助。

在田村怡与造不到一年的短暂任期内，他的主要工作便是推进中日陆军的合作交流。而与八国联军入侵之前，日本着眼于扶植张之洞所部的南洋新军不同，田村怡与造所看好的是继李鸿章之后出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1902年田村甚至专程前往保定拜访袁氏，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的事宜。

在大山岩和田村怡与造的努力之下，袁世凯不仅接收了大批日军军官为北洋新军顾问，在军队中推广“左肩枪换右肩枪”的日军操典，更与田村达成秘密协议。协议商定，在中俄或日俄之间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组建“合组侦探队”实现情报互享。而为了武装中国陆军，日本政府也于1903年向袁世凯出售了大批武器弹药。

1903年10月12日，始终对日俄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的田村怡与造最终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三个女婿均在日军中飞黄腾达。而参谋次长的职位最终还是落到了儿玉源太郎的手中。儿玉此时已是身兼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台湾总督的当朝权贵。但是他一到参谋本部便勒令绘制朝鲜半岛军事地图，彻底推翻了田村此前的本土防御战略，要求参谋本部作好1903年年底便与俄军全面交战的准备。

儿玉之所以如此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受俄国在远东强硬姿态的刺激。1902年作为对英日同盟的回敬，沙俄帝国除了强化与德国的传统友谊之外，还与法国发表了“维持远东现状及全局和平，保全中国与朝鲜之独立”的联合声明。沙俄帝国之所以不顾德国的反感，急于与法国结成同盟，源于其糟糕的财政状况。在沙俄帝国总计高达40亿卢布的外债之中，法国一家便持有了四分之三。为了筹措战争经费，沙俄自然不得不求助于当时的“世界金主”——法国人。

自持与德、法的同盟关系足以压制英、日的沙俄帝国随即于1903年4月拒绝履行与满清政府此前达成的撤军协定。1902年9月撤出山海关、锦州一线的俄国陆军继续盘踞着由旅顺、营口经奉天、长春、吉林至哈尔滨的大片土地。

应该说沙俄帝国此举即便在国内也招致了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等稳健派的反对。而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虽然主张在春季的泥泞中撤军，但也从军事的角度希望俄国陆军能够在1903年的冬天收缩到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所谓“北满”地区。

应该说维特和库罗帕特金均属于沙俄帝国末期颇为优秀的军政干才。他们之所以主张撤军，并非是畏惧英、美干涉或日本的战争威胁，而是着眼于长远的考虑。1903年7月沙俄贯穿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便可全线通车。在代表国内新兴资本阶层的维特看来，沙俄帝国已经具备了从经济上蚕食中国东北的能力，继续驻军毫无意义。而代表沙俄军方势力的库罗帕特金则是从军事上考虑，希望能够缩短战线，以摆脱兵力分散和补给不畅的窘境。但是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却遭到了一个有实无名的“皇叔”搅局，他便是沙俄帝国关东州总督——阿列克谢耶夫。

阿列克谢耶夫的生父据说是曾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窃取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婚外情和私生子泛滥的欧洲，阿列克谢耶夫似乎并未从自己的皇室血统中获得什么政治优待。1863年自俄国海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阿列克谢耶夫便继承了家族的衣钵，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海军生涯。

日本媒体曾污蔑阿列克谢耶夫身为海军上将，却因为晕船而从未登舰。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在海军打拼了40年，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但也毕竟以巡洋舰舰长的身份进行过全球巡航。阿列克谢耶夫真正坐上升迁快车道则是1898年沙俄强租旅顺口之后。考虑到旅顺不冻港对俄国海军的重要意义，沙俄帝国令身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阿列克谢耶夫兼任当地军政合一的殖民机构“关东州”的总督。

主政“关东州”令阿列克谢耶夫血管里亚历山大二世的基因全面爆发。他先是在旅顺大兴土木，大规模扩建要塞和城区。更利用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强占了本不属于沙俄租界范围的金州城，将当地中国官员和驻军悉数送去库页岛充当苦力。阿列克谢耶夫“开疆拓土”的本领，令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另眼相看，任命其为与满清交涉东北事务的俄方全权谈判代表，至此晋升为海军上将的阿列克谢耶夫终于跻身了沙俄帝国的决策层。

身为封疆大吏的阿列克谢耶夫自然不甘心拱手让出自己的地盘，而1901年1月出访远东的沙皇亲信别卓布拉佐夫也与之沆瀣一气。别卓布拉佐夫刚刚从商人布里涅尔手中买下开采日本海中郁陵岛、图们江上游、鸭绿江流域森林的特许权，一心想着在中朝边界开办一个类似于印度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机构获利。当然别卓布拉佐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窃取自然资源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引来了沙俄宫廷许多达官显贵的参与，甚至连皇后玛丽亚亦有入股。

在别卓布拉佐夫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游说之下，尼古拉二世以防御日本对南满支线的威胁为名，要求俄军乔装成伐木工人、护林员向毗邻朝鲜半岛的凤凰城、安东扩张。原本便散布于东北各地的俄国陆军至此更显孤立。而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别卓布拉佐夫更频繁插手远东军事事务，甚至要求俄军着便衣进入朝鲜境内，收买中国东北的“胡子”借以除掉敢与之争利的其他欧洲国家及日本商人。这一建议连阿列克谢耶夫都觉得不靠谱，只派出几十名退役士兵敷衍了事。

曾于1901年6月动用财政部的力量强行接收别卓布拉佐夫创立的东亚实业公司中的宫廷事务处股份的维特，此时再次站出来试图阻止这个疯狂的“近卫军”。但此时这位老臣已然失宠，1903年5月15日别卓布拉佐夫被任命为御前大臣。三个月之后，把持沙俄经济十年的维特被解职。就在维特黯然下野之时，尼古拉二世下令设立远东总督府，阿列克谢耶夫成了沙俄帝国贝加尔湖以东无可争辩的最高长官。

除了需要统辖包括堪察加半岛及库页岛在内的辽阔疆域之外，处理沙俄与远东邻国的外交事务也属于阿列克谢耶夫分内的工作。不过日本政府显然无心去和这样一介武夫交涉。8月12日，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亲自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递交了日本政府解决两国争端的提案。这份提案没有超出伊藤博文“满韩交换论”的范畴。俄国政府的回应也依旧是老调重弹：满洲我不放弃，韩国我也要努力争取。

10月6日，在日本方面的坚持之下，谈判地点移师东京。面对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所坚持的日俄应彼此尊重既得利益的要求，阿列克谢耶夫虽然接到了拉姆斯多夫“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战争爆发”的指示，但却依旧坚持日本应全面从朝鲜半岛撤军，且日俄的势力范围分界应是北纬39度线。阿列克谢耶夫所作出的这一反提案，显然有照顾别卓布拉佐夫及沙俄贵族们在鸭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的考量。

面对沙俄这头横亘于欧亚大陆之上的巨兽，日本参谋本部虽然已经拟定好了攻势作战的计划(大山岩于6月22日甚至向天皇睦仁奏报说：“解决朝鲜问题唯有今朝。”)，但明治政府依旧感觉心里没底。12月14日，在征求了坚持要将各国在中国东北商业利益纳入谈判的英国同意之后，日本作出了最后的让步：只要俄国允许日本在朝鲜半岛驻军，日本可以将鸭绿江两岸50公里的范围划为中立区。这份修正案虽然没有明确说是最后通牒，但是日本政府却已经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12月28日，明治政府颁布紧急敕令，公布了战时大本营修改条例，联合舰队也进入了全面动员的状态。

穷兵黩武

1904年2月4日拂晓，65岁的伊藤博文冒着初春的寒冷走过二重桥，来到了在普通日本民众心目中早已异化为神域的皇宫。在那里，已经52岁且身患糖尿病的天皇睦仁彻夜未眠，正等待着这位股肱老臣来为自己分析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走向。

为了战胜不可一世的强邻，明治政府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便以“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为契机，号召全国民众展开卧薪尝胆式的疯狂战备。节节攀升的军费在巅峰的1898年甚至达到了政府年度预算支出的51%。在牺牲了无数国民生计的前提下，日军不仅完成了所谓的“十年整军计划”，更为了实现天皇睦仁“国家前程尚为辽远，望以赤诚来达到他日目标”的上谕而展开了一系列几近残酷的训练。以上情况最终引发了“八甲田事件”。

八甲田山是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青森县境内的十余座复式火山的总称。由于纬度和海拔较高，冬季的八甲田山长绵积雪，直到今天除了滑雪爱好者外也鲜有人问津。但是1902年1月23日，组建仅四年的日军第八师团派出了由大尉福岛泰藏与神成文吉分别率领的两支步兵分队冒雪进山。

这次高纬度极寒条件下的行军测验，出自于第八师团的首任师团长立见尚文之手。作为在甲午战争中从朝鲜半岛一路打到鞍山、牛庄的甲午悍将，本州岛中部三重县出身的立见尚文深感日军在冬季作战中的孱弱。接手以青森、秋田、山形三县的“关东雄兵”组成的第八师团之后，立见尚文决心将它打造成一支未来可以驰骋中国东北战场的精锐之师。

立见尚文老家三重县虽然也有山脉险峰，冬季亦有大雪，但毕竟比邻太平洋，属于亚寒带气候，与八甲田山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1月27日，以精干小分队形式自西向东横穿八甲田山脉的福岛泰藏所部38人除1人因为腿部负伤被送回外，悉数安全抵达青森县城。而就在第八师团的高层弹冠相庆，自认演习任务即将圆满完成之际，在八甲田山脉的西侧，日军巡逻队在军营外1公里处发现了一个早已冻饿而死但却依旧杵枪站立的军士，经核实这位正是神成文吉所部的伍长——后藤房之助。

顺着被大雪掩埋到腹部的后藤房之助僵硬不倒的尸体，第八师团随即动员上万名士兵进山搜寻。但最终仅收容了随行的军官教导队负责人山口鋠少佐在内的11名幸存者，而包括神成文吉大尉在内的另外199人则全部遇难。如此可怕的非战斗减员，令日军此后长期视高纬度极寒地区作战为畏途。直到1932年才在该地组织了第二次冬季行军，圆满成功后还大肆宣称是“踏破魔山”。

八甲田事件只是日军在备战过程中各种演习事故的冰山一角。之所以如此密集地展开高强度训练，完全是日俄陆军数量上空前悬殊的对比所造成的。日军虽然大肆扩充，但仅在远东地区俄国陆军便部署了172个营，兵力上对合计相当于156个营的日本一线地面部队仍具优势，何况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总兵力高达207万人的沙俄帝国陆军还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增援。在武器装备也同样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日军只能寄望于提高兵员素质。

由于联合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日本海军一扫过去军费分配中“陆主海从”的颓势，有了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海军舰政局长佐双左仲于1896年提出了与陆军并驾齐驱的“海军发展10年规划”。这一规划由于以新购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为核心，因此又被称为“六六舰队”方案。应该说，这份总计需要耗费2.13亿日元的方案在获得了满清政府大笔赔款的日本政府看来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于是向来对海军颇为抠门的日本国会大笔一挥便批准了相关拨款，有了钱的日本海军随即像购物狂一般冲入国际军火市场。

“六六舰队”的主体是由铁甲舰进化而来的战列舰。1894年，为了筹备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已经向英国泰晤士铁工所订购了性能压倒北洋水师“定远”号、“镇远”号的“富士”号和“八岛”号两舰。对于这两艘雄视东亚的巨舰，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在天皇睦仁将“富士”号定为自己海上阅兵御召舰的同时，日本海军又向英国订购了4艘“富士”级的改进型——“敷岛”号、“朝日”号、“初濑”号和“三笠”号。

作为人类战争科技所孕育出的钢铁猛兽，每一艘战列舰都是吞噬国家财政的饕餮。1901年就在英国著名造舰家邓恩拿出综合了多项连英国海军都未应用的新技术的“三笠”号图纸之时，日本海军突然发现自己的“金卡”已经刷爆了。巨额的军费开支早已令日本政府的财政濒临崩溃。一再的增税更令日本工商业奄奄一息，加上受中国义和团运动所导致的出口疲软，日本政府已经无力再为海军购买相当于36万日本人年收入总和的“三笠”号了。

走投无路的日本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只能去找自己的前辈西乡从道想办法。西乡从道主政海军时曾有一个颇为不雅的诨号——“原来如此”大臣，指的是西乡对海军各项事务一窍不通，遇到技术问题往往要下属反复解释，才最终表示“原来如此”。但西乡从道却有自己的为官之道。在他看来自己身为海军的掌门人，并不需要事事精通，只要能够为海军申请到经费便是善莫大焉。面对山本权兵卫的困局，西乡从道毅然挪用自己所主管的内务省经费，先行向英国方面支付了订金。随后又以如不拨款，自己便伙同桦山资纪、山本权兵卫到二重桥切腹谢罪为要挟，令国会乖乖掏出了银子。

鉴于“吉野”号在黄海海战中力挽狂澜的作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海军在孜孜以求重型战列舰的同时，也在全力购置新型航速较高且具备装甲防御的大型巡洋舰。1896年日本海军找到了“吉野”号的设计者——英国人瓦兹爵士，希望他能够为日本再量身定制2艘装甲巡洋舰，是为“浅间”号和“常磐”号。而为了平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也为了能够兼容并包地吸收欧洲先进的海军科技，在“浅间”级2艘巡洋舰紧锣密鼓地建造的同时，日本海军又向德、法分别订购了“八云”号和“吾妻”号。

“八云”号的承建方是昔日孕育过“定远”号、“镇远”号和“济远”号的伏尔铿船厂。但“吾妻”号的订单，日本却没有选择交给昔日建造“亩傍”号巡洋舰的勒阿弗尔船厂或“三景舰”下水的地中海船厂，而是挑选了此前没有合作过的法国圣纳泽尔的卢瓦河船厂。不过事实证明此时法国在舰艇设计领域已日益没落。“吾妻”号的舰体虽然修长漂亮，但是却给维修保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整个日本沿海的诸多军港之中仅有浦贺船坞可以容纳下它。

德、法血统的“八云”号和“吾妻”号终究只是“六六舰队”的一个小插曲。在对“浅间”级的性能感到颇为满意之后，日本海军又请瓦兹爵士设计其改进型装甲巡洋舰，即著名的“出云”号及其姊妹舰“磐手”号。不过名为改进型，“出云”号的实际性能却较“浅间”号有不小的下滑。不仅航速降低了0.3节，装甲防护带也有所缩短。考虑到设计“浅间”级时英国国内便有人抱怨这艘外售战舰性能已经超过了英国海军同期的主力装甲巡洋舰“王权”级，日本人不得不怀疑英国人是有心压制自己。显然外购战舰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头了，日本海军要真正崛起必须自行设计和建造战舰。

随着1902年5月18日“六六舰队”的最后一艘主力舰“三笠”号穿越苏伊士运河抵达横须贺，日本海军的对俄海军扩张计划至此基本完成。而除了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之外，日本海军在此期间还分别向英、美订购了“吉野”号的改进型“高砂”号、“笠置”号和“千岁”号3艘防护巡洋舰。

作为日本海军的主要供货商，由英国人建造“吉野”号的后续舰艇本水到渠成。但“笠置”号和“千岁”号却均出自于美国费城造船厂。据说日本订购这2艘战舰是为了缓和1897年2月由于拒绝日本移民入境夏威夷而恶化的日美关系。但自日美战舰在夏威夷海域的紧张对峙之后，美国再为其扩充海上力量实在有些不合常理。或许我们只能大胆推测，相较于日本移民在夏威夷的蠢动，美国更重视沙俄鲸吞东北亚所带来的威胁。

在英、美的全力支持之下，日本海军实力虽然有了显著的提升，但较之沙俄帝国却仍有不小的差距。毕竟沙俄帝国的财政收入为日本的七倍，明治政府虽然励精图治，但海军军费上的投入仍不足对手的五分之一。为了应对日本海军的扩张，沙俄帝国逐步将其部署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新锐战舰调往远东。至1903年4月，明治政府发现日本海军不仅在总吨位上仅为对手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在新锐战舰上亦不足对手的六成。为了能够迅速迎头赶上，日本海军又制定了名为“三三舰队”的紧急追加案。

在距离战争爆发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要订购及自行建造3艘15000吨级战列舰和3艘10000吨级装甲巡洋舰无异于痴人说梦。要短时间之内提升海军战斗力，日本政府只能乞灵于能在国际军火市场“捡漏”。

但沙俄帝国的外交影响力远非满清可比，在日本得知英国埃尔斯维克船厂和维克斯船厂为智利海军建造的2艘战列舰已终止合同，而急忙赶去之际，沙俄帝国的代表早已抵达伦敦。为了避免这2艘新锐战舰落入莫斯科手中，英国政府只能先行将其买下。此举虽然断绝了沙俄的念头，但却也堵死了日本的道路。

智利海军之所以取消了这2艘战列舰的订单，主要是由于南美地区局势的缓和。自1884年战胜秘鲁、玻利维亚以来，智利与阿根廷之间便由于对安第斯山脉边境的划分问题而剑拔弩张。近20年的军备竞赛令依靠出口矿产和农产品换取新锐战舰的智利和阿根廷两国均苦不堪言。1902年在本国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智利率先请求英国出面调解其与阿根廷的矛盾，并最终于当年的5月28日签署了解决争端的《五月条约》。

智利既然退出了军备竞赛，那么阿根廷此前向意大利订购的2艘装甲巡洋舰自然也成了剩余产品。于是日本和沙俄的军购代表团几乎同时赶往了热那亚的安萨尔多船厂争夺已经完工了的“里瓦达维亚”号和“莫雷诺”号。虽然在英国的帮助之下，日本代表团最终先拔头筹，于1904年1月7日将更名为“春日”号和“日进”号的2艘战舰开出了利古里亚海，但沙俄帝国却派出舰队予以监视，并扬言一旦战争爆发，中途便将对这两艘战舰下手。

虽然有英国海军的严密保护，但是天皇睦仁依旧心里没底。何况即便“春日”号和“日进”号能够安全抵达，也无法改变日本联合舰队和沙俄帝国海军在战列舰上的悬殊差异，毕竟仅旅顺口便云集着对手的7艘万吨级战列舰。而在整个太平洋舰队面前，日本海军唯一形成压倒性优势的仅有鱼雷艇这一项。如此种种不利的因素，均令早已不复青春的睦仁心中对这场战争充满了恐惧。

如果可以日本政府上下当然希望能有更为周全的准备，但瞬息万变的局势却不会再给日本以时间。1903年6月沙俄帝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出现在了海参崴，在假道日本前往旅顺的过程中，库罗帕特金还拜会了伊藤博文等人。这位曾在巴尔干、外高加索及中亚地区军功卓著的步兵上将被日本视为俄国陆军的灵魂人物，他在远东的出现无疑预示着莫斯科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战争的准备。随后更为惊人的消息通过情报系统传来，俄国陆军第31师和第34师各一个旅的兵力乘坐民用列车经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运抵远东地区，随即便扩编为师。就在日本政府紧张等待沙俄帝国外交回复的同时，海军省接到驻芝罘(烟台的旧称)情报站的急电：“2月3日10点，俄国舰队由旅顺口出港，去向不明。”一时之间，沙俄帝国可能先发制人的警报传遍日本朝野。

面对焦虑不安的睦仁，伊藤博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以沙俄国内不稳，日本则上下同心予以安慰。当天下午，明治天皇下令召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及首相桂太郎以下的内阁主要成员。在这次至关重要的御前会议之上，日本陆、海军分别陈述了应该立即开战的理由。代表陆军发言的大山岩表示：“为把看起来是五对五的远东日俄两国的陆军势力导向六比四的有利形势，必须乘俄军尚未完成战备之际，展开有利的序战。”否则“开战日期拖延一天，就多给对方一天之利益。”

海军方面的山本权兵卫则认为：“我陆海军已大致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作战准备，随时可以出动。而俄国海军，仅目前派到远东的就可与我全海军兵力相匹敌，若加上本国其他地方的兵力，其实力则大于我一倍以上。因此，一旦开战，我海军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首先歼灭远东之敌舰队，尔后截击从俄国本土开来的其他部队，以期将其各个击破。”

面对积极请战的陆、海军将佐，睦仁天皇虽然同意以木越安纲少将指挥的步兵第二十三旅团为骨干组建“韩国临时派遣队”，由佐世保出发登陆仁川，但在与沙俄正式宣战的问题上仍犹豫不决。据说当天晚上，睦仁在“凤凰之间”面对自己的妻子一条美子无奈地表示：“如果这场战争失败，实在对不起……”但此时已经隆隆开动的战争机器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了。

2月5日，睦仁向日本陆、海军下达了“为保卫我国的独立，与俄国断绝交涉”的训令。当天下午19时，山本权兵卫向联合舰队下达“迅速率领舰队出击，首先要全歼黄海海区的俄国舰队”的命令。随着2月6日凌晨早已集结于佐世保近一个月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以“千岁”号为先锋陆续驶向蓝海，最终检验日本十年整军备战成果的终极测试由此展开。 mDu6K/Gep1GcRbOJeZiVCzP12U01C5NpCehEZAelyV2dRdiC8XZ+4q4oo6DFIH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