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华北
日本加入八国联军的真正动机

戊戌变法

甲午之役虽然令日本在腐朽的满清政府身上压榨到了巨额的赔款，实现了明治维新之初便确定的领土扩张的初期目标，但是日本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却并非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有所缓解，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局面。

以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日本虽然进入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行列，但是在总揽统治权的天皇以下，以辅弼之名把持政权的始终是萨长同盟的所谓“功勋干练之士”。明治政府虽然在1890年又颁布了类似于《军人敕谕》的《教育敕语》以约束国民的思想，但权力分配的不均和普通民众的困苦，却令以在野政客为旗手的所谓“民权”运动在日本各地始终此起彼伏。

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虽然以致力于战后经营的名义，吸收了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政客进入内阁，以缓和与高喊“打倒藩阀”的在野党之间的关系，但结果却并不理想。在不愿分享权力的山县有朋等人的诸多压力之下，1896年4月30日，伊藤博文不得不宣布内阁总辞职。日本随即进入了松隈内阁执政时期。

所谓“松隈内阁”指的是首相松方正义和外相大隈重信。这个组合的背后自然是萨摩藩和在野党的联合。而作为甲午战争的幕后推手，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所代表的长州藩仅占据了法相和递相两个边缘岗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说是此时日本国内资本力量发酵和抬头的缘故。以三井、三菱、住友等为首的财阀渴望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之中消化胜利的果实，而山县有朋的激进和伊藤博文的老辣在他们眼中都是增税的代名词。

松隈内阁虽然得到了财阀势力的支持，但是却并不为普通百姓所认同。甲午战争令日本国内的工厂业主和金融寡头赚得盆满钵满，甚至陆军的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也靠着向罐头里掺杂石子(以至于乃木希典战后坚决反对大仓组在台湾开设新店)而大发横财，但是广大国民却并未从中得到实惠。

甲午战争令日本的地租上涨了四成。1896年随着酒税和烟草专卖制以及其他间接税的激增，小农贫农纷纷面临破产的窘境。他们最终只能在将女儿送入工厂做包身工或卖往南洋妓寮，儿子则送入矿山和军队之余，将明治政府所授予的土地卖掉，再次沦为佃农。

与小农阶层的逐渐消亡相比，日本产业工人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去。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表现出了对满清政府的工业优势，但日本本土的重工业却依旧处于蹒跚起步的阶段，战争所需的军舰和枪炮无一不依靠纺织业和矿石出口所获得的外汇换取。企业利润和军备税收的双重盘剥，令日本的纺织女工和矿业劳力几乎生活于人间炼狱之中。加上城市化的进程和桑园种植面积的扩大，日本粮食价格更出现直线攀升的局面。

各地不断出现的米骚动和罢工运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萌芽，一方面也令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开始重新审视其与财阀的关系。伊藤博文视财阀和在野党为“雇佣军”，得出了“雇佣之兵不可靠，非有自己的御林军不可”的结论，而所谓的“御林军”指的是利用皇室的资产成立新的政党。

毫无疑问，皇室是日本国内最大的地主阶层。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仅是拿出皇室所拥有的日本邮船公司股票红利中超过5%的部分当作“机密费”，便轻松收买了诸多政党和议会的要员，成立了御用政党——立宪政友会。在1900年日本自由党宣布向伊藤博文“无条件献党”之际，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发表了《祭自由党文》，自此日本政坛进入了一家独大的时代。由财阀、军队及贵族元老所组成的立宪政友会，对内通过《治安警察法》镇压民众的反抗，对外则以维新输出和军事干涉为双臂，加入到了西方列强瓜分东亚的行列中去。

所谓“维新输出”名义上指的是辅助东亚各国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入近现代国家的行列，但其实质却是试图在东亚打造一个以日本为宗主的新秩序。“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意识到其一国之力治东亚则有余，敌西方则不足，因此迫切希望能够挟甲午之威，逼迫中国结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同盟。

日本的这一战略首次被提出是在1898年10月19日，身为首相的大隈重信发表了“中国保全论”。在当天的演说中，大隈大谈所谓中日两国的同种同文，日本要承担起挽救和领导中国的责任，进而维护世界和平。而与大隈重信遥相呼应的是，当年8月19日经历了第三次上台组阁失败的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开始了他个人的访华之旅。

伊藤博文此次出访恰逢满清政府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之后，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发动戊戌变法。伊藤博文所肩负的外交使命自然不言而喻。但是自以为可以出任满清政府变法导师的伊藤博文一到北京便发现气氛不对。他曾私下对随从表示：“近来光绪帝突然提拔这么多新人，未免也急了一些。”但是伊藤博文并不知道，他的到来更成了压垮满清政府双头领导体制(光绪和慈禧)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的传闻中，变法派的诸多官员竟然还推波助澜地提出要封伊藤博文为相，达到“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的效果。9月18日，康有为更兴致勃勃地亲自登门，执门生礼向伊藤博文求教维新之道。此时的伊藤博文早已看出康有为等人缺乏政治经验，根本不足以成事，因此只是告诫对方：“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以及满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于整顿“暴杀外人”的义和团运动。

对于伊藤博文的告诫，康有为虽然愤怒地表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但却没有拂袖而去的勇气，反而声泪俱下地要求伊藤博文能够出面说服慈禧支持变法。对于康有为所谓“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的高帽，伊藤博文虽然没有当面拒绝，但却也深知此时满清政府变法派和守旧派早已剑拔弩张。因此他在面见光绪帝时，不仅没有谈什么变法的战略，反而是劝说光绪要尊重慈禧的意见：“第皇上锐意变法矣，未知皇太后圣意若何？愚意两圣意见相同，方能有济也。”

但伊藤博文显然低估了慈禧的心狠手辣，他更不知道自己会见康有为一事，已经被异化成了变法派欲勾结日本劫持慈禧太后登上停泊于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的密谋，加上袁世凯向慈禧密告的谭嗣同要求小站新军起兵勤王，一场中外联手的政变阴谋呼之欲出。9月21日，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临朝，宣布戒严，随后软禁光绪帝，大肆搜捕变法派。仅仅维持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至此夭折。

戊戌变法的意义及其失败的教训在此不再赘述，而伊藤博文在满清政府的此次变法中，除保护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没有让更多人像“戊戌六君子”那样被处死外并无太大的助益。而伊藤博文此举的初衷也并非是推动中国的富强，而是寄希望于变法派日后可以东山再起，成为日本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即便这一目的暂时无法达到，也可成为中日交涉的重要砝码。

当然以伊藤博文之老辣，自然不难看出变法派背后除了清流名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外，还有张之洞等南洋派的幕后推手。如果不是所谓“湘鄂冲突”引发的火烧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的“沙市事件”，张之洞早已入主军机处，主持变法事宜了，日本海军也不会以保护在华利益为借口派出军舰来华，造成所谓意图劫持慈禧的假象。

9月29日，伊藤博文离开北京，10月5日至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会见张之洞，10月19日赴南京会见刘坤一。作为满清政府内部联盟英、日对抗沙俄战略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便聘请了日本参谋本部大原武庆中佐为武昌武备学堂顾问。此时和伊藤博文会商之后，张之洞为清除亲日路线的障碍，更开出日本如能驱逐康有为，不仅湖北两年内计划编练的新式陆军将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所需枪支弹药，相关联的造纸厂、皮革厂所需设备也将从日本进口的优厚条件。

心满意足的伊藤博文于11月中旬回到日本之后，便公然鼓吹慈禧太后镇压变法派是有裨于政局稳定的，无论是守旧派执政还是维新派执政都是中国的内政，以必要的资金和兵力支援中国的兵制改革、财政整理和机构改革才是当今的要务。眼见在日本得不到支持的康有为被迫远赴法国。不过日本政府还是留了后手，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在日本横滨正式发行，日本列岛随即成了康、梁保皇党的重要据点。而以湖北为起点，大批日本军事顾问和满清赴日军校留学生逐渐在中国内陆悄然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

北清事变

张之洞与伊藤博文的秘密协定表面上看是与虎谋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却也是无奈之中唯一的选择。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曾对光绪帝发出过“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的惊呼。所谓“瓜分豆剖”指的自然是西方列强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断以强租的方式蚕食满清政府的领土和主权，而“揭竿斩木”指的则是在山东、直隶等地民众基于仇外心理而自发组织掀起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不是一个统一的民间组织，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满清官员张汝梅的奏折之中。在“巨野教案”导致德国强租胶州湾和李秉衡被革职之后，张汝梅便接手了山东巡抚这一烫手的山芋。张汝梅所面临的局面可谓三难，一方面山东各地的教堂疯狂扩张与当地民众冲突日趋白热化；另一方面大刀会等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剿不胜剿；最为关键的是山东处于渤海湾的前线，西方列强已在胶州湾和威海卫扎根，随时有向内陆扩张的可能。张汝梅深感守土有责，又有心借助山东民间的仇外情绪。

在写给清政府的报告中，张汝梅创造性地借冠县农民起义军领袖赵三多所教授的义和拳之名，将围攻梨园屯等地教堂的民间武装称为“义和团”。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根据其继承者毓贤的理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义和团便跨入了应该招抚的民间团练行列，而不再是理应被剿灭的“拳匪”。

张汝梅和毓贤对义和团组织的粉饰并不能改变其仇外的性质。在“兴清灭洋”的大旗之下，山东境内连续发生多起义和团袭击教堂的事件。毓贤虽然也派出甲午悍将马金叙前往弹压，活捉了义和团领袖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但是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干涉之下，满清政府最终仍不得不将毓贤革职，代之以借“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顶戴的袁世凯。

袁世凯赴任山东之际不仅带去了时称“武卫右军”的新式陆军8000余人，更带去了一套军事、政治相结合的剿抚政策。他通过刊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禁拳告示进行“晓谕劝导”和“奖惩并举”的全民动员。义和团运动很快在山东境内陷入了低潮。但袁世凯也深知义和团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味弹压只能激起更大规模的民变，所以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对义和团仍以“劝散”为主。因此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成员除了散在各乡之外，很多选择了渡河而去，进入了直隶境内。

1900年5月22日，进入直隶的义和团在涞水县石亭镇击毙了前来弹压的练军都统杨福同，随即掀起了直隶义和团运动的高潮。5月27日，大批义和团成员涌入涿州，一时之间中外震惊。在西什库教堂主教——法国人樊国梁为首的西方在华侨民的呼吁之下，英、法等国于5月28日正式向满清政府提出了派兵驻守使馆区的要求。

5月31日，满清政府以“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的限额允许各国派兵进京，于是一支由英、法、德、俄、日、美、意、奥匈八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军由大沽口乘火车抵达北京，是为八国联军的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列强之中只有日本遵循满清政府的要求，仅派出了24人，甚至少于在华几乎没有利益诉求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这倒不是日本政府对满清政府的尊重，而是在西方列强的面前羽翼未丰的日本仍不敢过于高调。

应该说义和团无论从组织架构还是人员素质上均与太平天国有着巨大的差距。满清政府虽然腐朽，但如能认真对待仍不难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可自戊戌变法以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便怀有深切的仇外心理。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册封宗室子弟溥儁为大阿哥试图废黜光绪帝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抵制，更令溥儁之父——端亲王载漪等人怒火中烧。此时恰逢被革职的山东巡抚毓贤进京跑官，为了掩饰自己在山东的失职，毓贤大肆鼓吹拳民可用。在目睹了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功之后，慈禧太后随即开始谋划借助义和团力量。

面对聚集于涿州、天津一线的义和团和北京城内大肆修筑工事的八国联军，满清政府可谓行走在危险的十字路口。6月5日开始慈禧太后连续派出顺天府尹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试图劝散义和团。赵舒翘本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干才，力主“拳匪不可恃”。但是在满族官员刚毅的威压之下，最终劝散义和团的行动非但没有效果，向有“搜刮大王”之名的刚毅还向慈禧带回了“其术可用”的报告。喜出望外的慈禧等人连赵舒翘违心提出的“抚而用之，统以得帅，编入行伍”的动作都来不及做，便直接默许义和团开进北京。

义和团出身于穷苦民众，进入北京之初纪律还不算太坏。但是盲目排外的思想却令其对西方在华侨民和天主教徒展开了屠戮，甚至“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面对义和团几近疯狂的行动，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驻守天津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请求出兵增援。6月10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外界的通讯被切断。西方各国经过紧急磋商，最终决定抽调驻守天津的八国海军陆战队2066人组成联军向北京进发。其中日本海军由于在大沽只有炮艇“爱宕”号，因此仅派出了54名水兵，就兵力而言仅居倒数第三位。

尽管援兵有限，但是望眼欲穿的日本驻华公使馆还是于6月11日派出书记杉山彬出城迎接。乘坐着外交使馆专用的“红帷拖车”，杉山彬一路上没有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但是在永定门外却与董福祥所部甘军狭路相逢。董福祥早年跟随左宗棠转战西北，麾下也多是好勇斗狠之辈。一言不合，甘军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成了庚子之乱中第一个倒下的在华外交官员。

在董福祥所谓“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的竭力维护之下，满清政府只能将杉山彬之死推脱给了北京匪徒蜂起的恶劣治安。而日本政府在局势进一步明朗化之前也不愿先行与满清政府交恶。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却最终令满清政府作出了向全世界开战的不智之举。6月11日夜，西摩尔指挥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北郊的武清遭遇义和团阻击。在凭借着优势火力击退手持大刀长矛的武装民众之后，6月13日八国联军进驻廊坊火车站，随即陷入了数以千计的义和团武装的包围之下。

西摩尔的援军一时无法抵达，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却于6月12日夜袭击了东华门外教堂。人人自危的西方侨民随即在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指挥下开始所谓的“猎取拳民行动”。克林德此举虽是出于自卫，但是他的主动寻衅却令本已紧张的外交关系滑向了战争的边缘。6月15日为了支援被困廊坊的西摩尔所部，云集于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合舰队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夺取大沽口炮台，占领天津的相关决议。当天晚间沙俄海军陆战队便在老龙头火车站与义和团发生交火。6月16日，在向大沽口炮台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下达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之后，包括日本海军“爱宕”号水兵在内的英、法、俄各国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塘沽车站等地登陆。

大沽口作为满清政府的海防枢纽，在洋务运动中曾兴建南、北共五座炮台，布置有各种口径火炮上百门，八国联军此时云集于海上的军舰多为千吨级以下的炮舰，其单舰战力无一能与甲午战争后重新组建的北洋水师主力舰“海容”号比肩。可惜坐镇德制穹甲巡洋舰“海容”号的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早已在海战中耗尽了自己的勇气。当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向大沽口炮台展开炮击之时，“海容”号竟主动向联军靠拢。正在大沽船坞中维修的“海龙”号、“海青”号、“海华”号和“海犀”号4艘驱逐舰及“飞霆”号、“飞鹰”号2艘鱼雷艇更是悉数资敌。

在排除了满清海军的干扰后，八国联军全力向大沽口炮台倾泻火力。在这场残酷的海、陆交火中，八国联军参战的10艘战舰之中6艘遭遇重创，伤亡200余人。率领佐世保海军陆战队猛扑大沽炮台的日本海军少佐服部雄吉更丧生于中国守军的大刀之下。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6月17日上午，京、津海上门户——大沽口最终随着镇守其24年的老将罗荣光的战死而宣告陷落。

八国联军悍然攻占大沽口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全面战争的爆发，当日聂士成所部加入到了围攻廊坊联军的行列。面对同样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满清正规军，本就不擅长陆战的西摩尔只能放弃廊坊火车站，向天津方向撤退。在被围近5天时间里，八国联军阵亡65人，负伤225人。廊坊大捷固然提振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却也令慈禧等满清权贵滋生出了义和团足当大任的错觉。6月20日八国联军于大沽口发布《联合宣言》，表示“各国之所以调兵进京者，不过为救援各国人民起见，并非另有他意”。同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因各国公使向满清政府提出清军护送各国公使及侨民前往天津的照会未获答复，带一名翻译前往总理衙门。事态的和平解决似乎仍有一线曙光。

作为庚子之乱中的外交明星，克林德可谓名声在外。甚至在他前往总理衙门的4天之前，便已有英国报纸刊登出了其在北京遇害的消息。在途经哈德门大街比利时使馆附近时，一场混乱的枪战突然在比利时使馆卫队和正在附近巡逻的清军神机营霆字枪队之间爆发，克林德头部中枪当场死亡。克林德究竟死于何人之手显然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的死已经足以令西方世界相信，满清政府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野蛮国度。

在包括比利时、荷兰、奥匈三国使馆工作人员在内的近900名西方在华侨民于当天涌入英国使馆的同时，自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的满清政府则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这份上谕表面上看是动员令，但却没有明确的调兵、筹饷的方略，只是要求封疆大吏们在通盘考虑“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显然另有弦外之音。

6月20日下午义和团开始向东交民巷及周边各国使馆发动进攻。然而这种攻势不过是“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而已。除了早已人去楼空的比、荷、奥三国使馆被焚烧之外，只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以自己的使馆处于防线的突出部，兵力薄弱，难以防守为由主动弃守了，其余各国使馆不仅连续击退了义和团的攻势，更在满清政府的接济之下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关于围攻东交民巷之战，事后慈禧太后曾颇为得意地表示：“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显然在满清政府的眼中各国使馆是重要的人质。一些史料所谓“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的说法完全是误会了满清政府的本意，作为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亲上一线无非是为了调控火候，实现“以打促和”的目的。

6月21日，满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这篇由军机章京连文冲所撰写的雄文，虽然道出了义和团是西方列强“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所引发的民众反弹，也指出了中国“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的战争潜力，但却并未明确表示宣战的对象是谁，只是用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彼等”。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向全世界的挑衅，但却也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份呼吁民众自强的动员令。

厦门事件

对于满清政府的《宣战诏书》，西方各国均以强硬的姿态作出了回应。其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向所派远征军宣称“要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但是对于遥远的东方，德国军队从本土长途跋涉两个月才能抵达战场，意大利和奥匈帝国更无心远征，只是以在京、津一线作战的海军陆战队虚张声势。

美、法两国虽然均在远东拥有殖民前哨，但美国陆军正忙于镇压菲律宾土著游击队，法国人在印度中国的力量有限。因此在八国联军之中美、法两军均只派出了3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八国之中英国无疑是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但此时英国陆军的主力正在非洲南部和布尔人厮杀，因此在几乎动员了印度和澳大利亚所有可用之兵后，再凑上在威海组建的“华勇营”和以印度土著为主力的“香港团”，英国在中国的陆军勉强达到了1万人。

八国联军中真正的大头是对中国野心勃勃的俄、日两国。6月15日，在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立即派遣由福岛安正少将指挥的一个混成联队(3800人)向天津进发之后，6月25日，日本政府又下达动员令，任命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为司令官，统一指挥第五师团及第十一师团一部，共计18000余人赴华参战。

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以沙俄为假想敌，全面开展陆海军的扩充。1896年至1899年的三年中，日军由原来的近卫师团以及其他六个师团扩充至十三个师团，骑兵、炮兵各两个旅团。不仅兵力平增了一倍，其机动性、合成作战能力更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当7月4日福岛安正所部混成联队于大沽口登陆时，却发现作为日本假想敌，由旅顺出发的沙俄陆军已经提前扮演起了救世主的角色。

6月24日起，陆续抵达的俄国陆军对老龙头火车站和东机器局的进攻虽然在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所部的抗击之下最终未能得手，但俄军的行动却极大牵制了中国军民向紫竹林租界的攻势。而之后俄军攻占天津城北汉沽军火库的行动，不仅成功救援了宛如惊弓之鸟的西摩尔联军，更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补给八国联军各部的弹药和粮秣消耗。

不过沙俄帝国对于攻占北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6月26日沙俄权臣维特通过电报向李鸿章表示，只要李鸿章支持满洲局势正常化，沙俄不仅不会向满清宣战，还将以强大的武力成为李鸿章与西方列强议和的后盾。维特口中的所谓“满洲局势正常化”指的自然是维护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此时作为满清政府内部亲俄派的代表，李鸿章已经调任两广总督，对东北的事务鞭长莫及。

此时义和团运动业已蔓延至东北，在一边准备遣使前往广东与李鸿章会商的同时，沙俄帝国开始增派所谓的“护路军”进入黑龙江领域。作为一个大国沙文主义的奉行者，维特虽然不主张在贯穿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两条铁路干线完工之前与满清政府全面开战，但也坦承只要“我们在当地有十万到十五万人的军队，就可以将它(满清政府)打得粉碎”。

维特乐观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怂恿了涉世未深且好大喜功的沙皇尼古拉二世。7月6日这位昔日的“加特奇那囚犯”自任俄军总司令，勒令远东俄军重新编组为三个军。除了旅顺、海参崴两地的驻军编组为西伯利亚第一军之外，西伯利亚第二军和第三军分别于伯力和赤塔展开。含预备队在内，沙俄总计动员了近18万大军，形成对中国东北的四面夹击之势。

在满清黑龙江将军寿山拒绝集结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俄军借道瑷珲、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的同时，7月9日，宾县、吉林、呼兰、阿城等地的义和团捣毁了哈尔滨四郊的铁路、桥梁，开始围攻这个沙俄在东北最大的据点。7月15日强行驶往哈尔滨的俄国货轮“米哈依尔”号和“色楞格”号在瑷珲江面与满清边防部队发生交火。这一起造成沙俄方面5人死伤的“黑龙江事件”随即引发了沙俄对其境内中国侨民的血腥报复。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合计近万华侨遇难，史称“庚子俄难”。

沙俄帝国全力筹备着鲸吞东北的大战略，自然无暇顾及京、津一线的战局。甚至本已属囊中之物的八国联军总司令一职也被尼古拉二世拱手送给了自己的表兄——德皇威廉二世。不过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仍在旅途之中，京、津一线的八国联军的指挥权实际掌握在出兵最多的英、俄、日三家“大股东”手中。

不过在日军主力第五师团抵达之前，作为日军先遣混成联队的指挥官，搞情报出身的福岛安正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在7月13日八国联军对天津的总攻中，俄、德两国负责攻占城北的制高点——水师营炮台，而日军则伙同英、法、美、奥四国军队进攻满清陆军和义和团防线的中心——天津南门。以沙俄唱主角的北路进展顺利，但是天津南门的激战却持续了两天之久。在包括美国陆军第9步兵团指挥官李斯坎在内的总计730人的伤亡中，日军便占了一半以上。

在聂士成阵亡，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后，满清政府的首都再度暴露在列强的兵锋之下。而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时一样，富庶的帝国南方并没有出现北上勤王的热潮。不过四十多年前，李鸿章等人是借口忙于围剿太平天国，这一次是直接表示置身事外搞起了“东南互保”。唯一一个率军北上的是有着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头衔的失意官僚李秉衡。不过他麾下的新募之兵会合了天津方向马玉昆等人的屡败之师，根本无力阻击八国联军的攻势。8月11日李秉衡兵败通州，自杀殉国。

8月13日，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此时东北战场，俄军已经解除了义和团对哈尔滨的围攻，正在向吉林、奉天等地进犯。慈禧太后深感“木兰秋狩”也不安全，随即于8月15日裹挟着光绪帝，在马玉昆、董福祥所部的护卫下向西北逃亡，而在此前一天英国军队已由西直门进入内城，抵达了他们想象中人间地狱般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眼前一派怡然自得的景象，却令联军误认为是进入了宴会会场。

事实上清军和义和团对使馆区的进攻早已停止，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甚至表示那些象征性的枪炮声不过是自己的起床号。反倒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各种屠杀和劫掠才真正地令这座城市陷入了仿佛无休止的苦难之中。不过与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施暴相比，日军却表现出了相对的克制，而一个随军翻译更由于在日军占领区内率先组建起了“安民公所”而获得了留守的满清贵族的青睐，他便是35岁的川岛浪速。

八国联军虽然攻占了北京，但是列强之前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俄国力主向山海关、锦州一线挺进，以便策应东北战场。9月抵达的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则急于向西进犯，以便追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政府。英国则希望先行肃清直隶境内的义和团。法国政府则于10月4日早早地拟定好了议和备忘录，希望能够结束与满清政府的这场战争。自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来迟一步的美国则大唱“和平外交、公正贸易”的高调，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则继续扮演着龙套角色。至于日本，西方列强俨然已经忽视了他的存在，直到日本海军登陆厦门的消息传来，其余七国才发现这位看似任劳任怨的“盟友”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出兵华北本是日本陆、海军协同完成的远征，但是由于满清海军不是不战而降，便是龟缩南方，日本海军虽然派出“爱宕”号、“丰桥”号、“须磨”号及从北洋水师手中缴获的“镇远”号、“镇中”号等战舰，但是在攻占大沽口之后，庞大的舰队便只能在中国近海无所事事地游弋。急于彰显存在感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向部署于台湾海峡的“和泉”号和“高千穗”号两舰下达训令，要其寻机在福建沿海挑起事端。

海军的行动随即引发了陆相桂太郎的警觉，不过桂太郎的反应不是设法阻止，而是授权新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看准时机行动，不能让海军专美于前。从1895年割取台湾以来，日本的所谓“台湾总督”已经更换了四任了。由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争夺，桦山资纪屁股还未坐热，便被调回了国内出任内务大臣，取代他的是山县有朋的亲信——桂太郎。

桂太郎接任台湾总督之时，恰逢台湾岛内民众所掀起的第一轮反日高潮，曾因力举石狮而被称为“简大狮”的简忠浩活跃于台北，骁勇善战的“猛虎”柯铁雄踞云林，乳名“少猫”的林苗生聚义风山，均令日本殖民当局不胜头痛。桂太郎除了跟随伊藤博文到台湾参加了一次所谓“始政纪念日”活动之外，甚至都不敢在台湾长期逗留。而桂太郎放纵日军以围剿柯铁之名，于1896年6月16日至6月23日之间展开扫荡，屠戮台湾无辜民众3万余人，更令日本在国际社会声誉扫地。为了平息舆论，日本政府不仅将当事军官送交军事法庭判刑，更不得不再度更换台湾总督。

第三任台湾总督是日军中著名的“一根筋”——乃木希典。乃木希典自认擅长治军，不善理民。在写给好友的信件中，他甚至将这一肥缺比喻为：“就像一位叫花子讨到一匹马，既不会骑，又会被马踢。”但是乃木希典对肃清台湾抗日武装的工作依旧十分热衷。他首创了分区控制的“三段警备法”，试图将抗日武装困死于深山老林之中，更派出2万地面部队在海军“葛城”号舰炮的掩护下进攻花莲县境内的太鲁阁原住民。

如同乃木希典其他的蛮干一样，这位台湾总督的工作虽然卖力却不为人所认同。“三段警备法”由于划分不清，而引发了台湾政法部门和驻军之间龃龉不断。清剿太鲁阁的军事行动更由于原住民藏匿深山和日军水土不服导致瘟疫爆发而以失败告终。心灰意冷的乃木希典随即以台湾每年耗费军费高达700万日元为由向时任首相的松方正义提出了“台湾卖却论”，甚至连价钱都和下家法国谈妥了——折合1亿日元的1500万法郎。

1898年乃木希典正式向国会递交“出售台湾”的提案。而除了外务省之外，反对最为激烈的便是儿玉源太郎。儿玉直指台湾之所以出现难以治理的局面，完全是因为官员无能。这番话固然将乃木希典的肺都气炸了，但是儿玉接任台湾总督之职后的确干得有模有样，而儿玉可以为乃木收拾残局的观念也随即深入人心。

儿玉源太郎之所以能够很快在台湾总督的任上取得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用人策略。早在1894年身为陆军次官的儿玉在宇品港为出征的士兵送行之际，他便招揽了一位失意政客——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的本职工作是医生，但除了医术精湛之外，后藤新平还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念。1889年身为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后藤曾发表过《国家卫生原理》一书，表面上看是推广西方的医疗理念，但字里行间展露出的却是对时政的看法。

不过后藤新平出身水泽藩的贫寒之家，在日本政坛缺乏有力的支持，他的政治主张非但没有被赏识，更由于介入自由党和萨长同盟的纠葛，而一度被解除职务，险些锒铛入狱。在与儿玉源太郎结识之时，后藤新平不过是一个在宇品防疫站中工作的普通医生。但是慧眼如炬的儿玉却将后藤引为心腹，而在赴任台湾之后，后藤新平更以所谓的“生物学原则的殖民地经营法则”为儿玉打出了一片天地。

后藤新平的施政理念虽然听起来玄乎，但总结起来无非是“因势利导、渐进同化”而已。与过去历任总督以军事手段一味高压不同，后藤新平一方面尊重台湾的民风、民俗，丈量和开垦土地，加强台湾全岛的基础建设，同时废除“三段警备法”，实行“保甲条例”和“警特统治”。当然，后藤这些举措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为侵占台湾服务。在恩威并举之下，日本工、商业资本开始大举进入台湾，各种地租和蔗糖工业的收入很快使台湾摆脱了“财政黑洞”的地位，而台湾驻军也逐渐走出了疲于奔命的阴影。在得到了桂太郎的指令后，儿玉迅速抽调了一个步兵大队为骨干的混成支队，准备配合海军陆战队攻占厦门。

8月24日，厦门的日籍寺院东本愿寺布教所突然失火，“和泉”号上的海军陆战队随即登陆。但此举随即招来了英、美、俄、法四国的强势反弹，驻厦门的英国领事更出面指证，说东本愿寺的火根本就是日本和尚自己放的。面对千夫所指的日本政府只能在8月28日中止了台湾总督府的出兵计划。事后儿玉虽然提出辞职，但最终还是被留任台湾，倒是山县有朋内阁于9月25日不得不总辞职。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日本海、陆两军于厦门制造事端的同时，由孙文于台湾遥控指挥的兴中会武装也于1900年10月8日于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革命军一度攻占新安、大朋、惠州、平海等地，发展至数万人规模，但很快便在粮饷不济的情况下归于瓦解。近代有学者指出，孙文所发动的惠州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能够得到厦门方面日军的支持，但由于日本方面的首鼠两端，而最终无力为继。 gbm1tO0gzfpfUtStS4navI1mk++AkMCqKlMOEAbEJ99hDhnBq830suqBav/3Kx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