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成吉思汗传》是世界权威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一部力作。它不是单纯的学术专著，并非只有搞相关专业研究的才能看懂，但同时也不是很平白的庸俗读物，作者的写作角度既专业又大众，易为普通读者接受。

鲍里斯·雅科夫列维奇·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蒙古学家，一生著述约70种。他的蒙古学造诣很深。相关作品除《成吉思汗传》以外，还著有《西藏和蒙古的佛教》（1919）、《喀尔喀卓克图台吉碑铭考》（1926-1927）、《蒙古的社会制度》（1934）、《蒙古文学与哈尔哈方言比较法》、《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1929）、《“五卷书”中的蒙古故事集》（1921）、《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1923）等。

为了研究蒙古学，符拉基米尔佐夫在1908-1926年间四赴北蒙古、西蒙古考察语言、文化和历史，搜集了大量资料。而《成吉思汗传》写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四五年间，通过大量史实，生动翔实地勾勒出“一代天骄”戎马一生的印迹。符拉基米尔佐夫将成吉思汗勇武的个性、敏捷的才智与宏博的思想都融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展现出一个接近真实的伟大人物丰满的历史形象。

成吉思汗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无论是中外的史学家，还是政治家，乃至普通人，对他的评价或褒或贬，莫衷一是。但总体看来，对其正面评价占主要部分。

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全真道掌教教主）曾在1220年向成吉思汗奏陈情表，道：“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并表示：“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

南宋赵珙在其著述《蒙鞑备录》中写道：“今成吉思皇帝者，……其人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

《元史》修订者之一明代的宋濂对成吉思汗也赞赏有加：“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成吉思汗也有好感：“（成吉思汗与忽必烈）以仁德著称，……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明太祖实录》）

而民国史学家屠寄在肯定了成吉思汗的功绩后话锋一转：“独惜军锋所至，屠刿生民如鹿豕，何其暴也。” （《蒙兀儿史记》）

孙中山对成吉思汗后代建立的元朝评价颇高：“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

蒙古帝国伊儿汗国史学家志费尼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 （《世界征服者史》）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是：“太祖龙兴朔漠，践夏戡金，荡平西域，师行万里，犹出入户闼之内，三代而后未尝有也。”

民国史学家张振佩称成吉思汗：“继往圣之绝学，奠百世之和平。”并说：“成吉思汗之功业扩大人类之世界观——促进中西文化之交流——创造民族新文化。” （《成吉思汗评传》）

1939年6月，成吉思汗灵柩西迁途中到达延安时举行祭祀仪式，中共中央将成吉思汗正式尊称为“世界巨人”、“世界英杰”。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中也谈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

英国学者莱穆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 （《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于怎样评价成吉思汗才算公正，想必读过此书后，每位读者自会做出评判。

为使读者更浅近地阅读，本书增加了一些原著所没有的注释及背景阅读，现做以简单说明：

一、书中一些地名人名，除惯见者外，大多据《元朝秘史》译写。而文中所引述的《元朝秘史》中的相关章节，则使用了余元盦先生在《成吉思汗传》（上海巨轮出版社，1949）中的译文。

二、书中的专门名词尽量浅近通俗，同时为原著中所采用资料注明了出处。其中一些注释也参考了余元盦先生的译作。

三、原著所引证中国资料部分，一些与中国史汉籍不符，或所引证史料并非出自原典处，附上中国史汉籍汉文原文，而民族文字部分翻译（如《元朝秘史》蒙文部分）亦录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