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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希腊早期的军队与战争

古希腊借鉴了我们所知的所有东方战争艺术,但凭着高度的民族智慧,他们去掉了所有无用之物,将其实用性提高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早期的希腊国王们掌握着全部民事和军事权力。所有自由人口都是士兵,并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要接受训练。从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时起,希腊人便已经开始使用青铜武器。贵族和头领们使用刺枪、投枪、短剑,弓箭和投石器则被留给那些不够英勇精干的士兵使用。与他们相反,特洛伊首领们并不蔑视弓箭。希腊人的头盔、胸甲以及大盾也同样由青铜制造。他们或步行或乘战车作战(后者为贵族的特权),但并没有骑兵。除色萨利(Thessaly)和玻俄提亚(Boeotia)以外,希腊的山地国土并不适合骑兵发展,他们的马匹品种不佳,人民也不通骑术。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战车却得到了广泛使用。在战斗时,希腊武士跳下这些两轮或四轮战车徒步作战,马夫则驾着战车在他附近等待。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除振奋士气以外,这些战车都非常笨重,实际作用也非常值得怀疑。

根据传说,在七英雄远征底比斯时,为支持波吕尼刻斯(Polynices)登上王位,七位国王组建了一支军队,其中也存在当时军队组织结构的蛛丝马迹。围攻底比斯城时,进攻者在每个城门外分别部署了一支部队,尝试用饥饿来打败对方。底比斯人则发动了一次突围,杀死了七位国王,赶走了他们的军队。十年之后,这七位国王的儿子们终于攻克了底比斯,并将波吕尼刻斯的儿子推上了王位。

◎ 身穿皮制胸甲的希腊士兵

◎ 爱琴海石雕中的帕里斯

◎ 古代希腊士兵

到围攻特洛伊时(公元前1193年至公元前1184年),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军队中存在的编组结构。阿伽门农(Agamemnon)很明显是具有法定权力的,所以才能强令其余希腊君王加入这场建立在个人恩怨基础上的远征。阿喀琉斯(Achilles)拥有2500名士兵,分为五个拥有500人的团。希腊人以方阵或类似的厚重队形投入战斗,他们将盾牌并在一起,士兵们一言不发,以确保能够听清指挥官的命令。但在战线前方,双方总会派出最英勇的武士进行决斗——可能这代表着双方重装部队交战前重要且长时间的散兵战斗。希腊士兵拥有令人羡慕的纪律性,但在获胜后却习惯于解散行列来进行屠杀或者抢劫,因而总是会丧失决定性的优势。希腊人对待俘虏也极不人道。

希腊军队每日都会修建宿营地,并经常为其设防。但士兵们却不睡在帐篷里,而是直接露天而宿。只有长时间停留在某地时,他们才会修建棚屋。在特洛伊城下,希腊军营拥有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壕沟以内还有木栅栏或者用挖掘壕沟时挖出的泥土修建的城墙,墙上建有木制箭塔。在这些工事保护下,士兵们便居住在棚屋之中。

在当时,希腊人建造防御工事的水准也只比搭建粗糙掩体稍强一点,他们对围攻战术更是一无所知,其对特洛伊长达十年的封锁即证明了这一点。而双方不断在城外发生的战斗,说明即使特洛伊人本身也并不太依赖城墙保护。数万希腊大军没有包围整个特洛伊,而只停留在海滩上封锁着这座城市。特洛伊人始终可以依靠艾达山区(Mount Ida)提供补给,希腊人却只能将一半军队派往克森尼索(Chersonesus)征发粮食。整整九年时间里,战争都局限在小规模冲突之中。

◎ 特洛伊围攻战

希腊人将大量时间浪费在对特洛伊属地的一系列孤立攻击之后,战争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涅斯托尔(Nestor)便建议将士兵依照民族和家族重新整编,以激起各部队之间的竞争野心。希腊人能在遭到奇袭的情况下,在冲出营门后立刻排成战斗序列,也证明他们熟知如何排列队形。当时希腊军队分为左翼、中央和右翼,步兵采取纵深为数排的队形,并依涅斯托尔建议将最懦弱者置于第一排,最勇敢者居于最后一排。有时军队也会排列成数条战线。如将战车作为第一线,步兵为第二线。在进攻希腊营地时,赫克托耳(Hector)将特洛伊人也分为五支部队,使成功与否并不由单独某一支的一次进攻决定,这便是一种粗略的预备队概念。阿里斯提德(Aristides) 曾将帕拉墨得斯(Palamedes) 称为“战术之父”,涅斯托尔无疑也应该享受这个荣誉。但交战之前双方英雄的长时间决斗却阻碍了大战术的发挥,而关于那次战争中的战术细节,我们也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的第十年,特洛伊才终于被攻陷了,其所使用的方式也并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围攻战。

从特洛伊战争时期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的军事制度稳步发展。兵役成为城邦内的最高义务,同时对自由人来讲也是珍贵的殊荣。宗教、教育、运动大会都是青少年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宗教使他们相信英雄可以成为半神;教育内容只局限于体育和军事演练,锻炼他们的耐心和耐力,灌输对上级和长辈的尊敬以及对国家的热爱;运动大会则使那些最勇敢、最强壮以及最有经验的人能够有机会展示技艺和勇猛,并借此赢得荣誉和尊敬。战车、赛马和田径比赛垄断了所有的运动大会,其中田径包含赛跑、越野、摔跤、标枪、铁饼、拳击以及包含以上所有项目的全能赛。运动员从比赛中得到的奖赏只有荣誉,但它的价值却超过了一切物质奖励。人们会为声名显赫的胜利者竖立雕像,用碑文和诗歌赞美他的荣耀,保养雕像和碑文的费用也由公共开销支付。

所有18岁至60岁的公民都拥有服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年龄因城邦有所不同。爆发战争时,城邦会依据惯例、年龄或抽签的方式来选出所需的兵员人数。光荣服役一定年限之后,公民便可获得不少民事特权,甚至得到进入政府从政的机会。在战斗中伤残的士兵也会得到国家供养,他们也一样受人尊敬。

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时,希腊人几乎完全依靠步行作战。方阵步兵是重步兵,散兵则是轻步兵。前者来自于地位最高的阶级,使用最长达10英尺的长矛、大盾、短剑,并拥有头盔和胸甲,有时还包括胫甲。他们的胸甲通常使用皮革制成,但由于重步兵的装备是由自己购买的,武器装备也会因个人喜好而千变万化。轻步兵没有甲胄,武器也仅限于弓箭和投石器。他们来自于城邦中相对贫穷的阶级,在战斗中的价值远逊于重步兵。但也有一部分轻步兵并非如此,例如克里特(Crete)弓箭手便因他们射箭的准确度和箭矢的威力而受到推崇。

◎ 希腊重步兵

特洛伊战争之后,战车的地位一落千丈。

◎ 拥有铁制护胸的皮甲

在希腊的破碎山地和谷地中,它们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作用。骑兵取代了战车的地位,至于这种变化具体从何时开始则并不清楚。色诺芬曾提及,早在吕库古(Lycurgus) 时期希腊便已经出现了骑兵,而他们也无疑在一个世纪后的麦西尼亚战争(The Messenian War)中得到了使用。作为战斗部队而言,大部分希腊骑兵并不优秀。在他们之中,玻俄提亚的骑兵素质稍好,而色萨利骑兵则非常优秀,因为其宽阔的草原地形能够饲育出一种非常强壮的、可供骑兵使用的矮种马。

当时部队的战术队形变化很多,但在早期通常都会采取与东方人相同的十进制系统来编组部队。轻装部队掩护着全军的正面和侧翼,重步兵排成被称为方阵(Phalanx)的密集队形,其阵型和人数在当时并不固定。色诺芬称当时方阵的基本单位为一个100人的支队(taxis)或百人队(century),由一位指挥官指挥。在战场上,它们会以4列宽、24排深的阵型作战,另外还有4名军官,每一列还会分为4个6人的班。10个这样的支队组成一个团(chiliarchia),由一位团长(chiliarch)指挥,4个团则组成一个方阵。除编组方式以外,各城邦的部队名称也不尽相同。在这一时期,交战双方只会采用平行序列发动进攻,但有时也会将侧翼或者背后倚靠在障碍地形上来避免遭到包围。营地会被建造在可以受地形保护的地点,因此变得很少设防。由于士兵们不会背负太多辎重,希腊军队也显得十分敏捷。 右翼是军队的荣誉位置,成纵队行军时也由右翼 领先,行军纵队的侧翼则由轻步兵加以掩护。

当时希腊人建造工事和围攻时所使用的工程技术仍然非常原始,导致围攻战往往十分漫长,而希腊人甚至连封锁对方的尝试都很少去做。伊索曼(Ithome)围攻战持续了8年之久,伊拉(Ira)围攻战更长达11年,克律塞(Crissa)围攻战也用了9年时间。

对政府而言,无论其政体形式如何,都必须仔细管理好有关军事的一切设施,而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则握在人民手中,并由公开的集会来决定这些事务。希腊军事制度的弱点在于缺乏统一指挥。按照惯例,军队的指挥官会由几位人民选举出来的将军依据一段期限(通常只有一天)轮流担任。普通人民也会组成一个战争议会伴随军队行动,政府更是会派出一些民政官员监视将军们。这套体系自然是来源于众多城邦对自由的向往,预防重现历史上的那些军权暴君。但它也给军队的指挥带来了巨大困难,甚至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希腊人并不在为国效力时收取军饷。在早期,因兵役收取钱财是令人不齿的,不过他们还是能从抢劫中得到报酬。如果获得胜利,胜利者便收集大批战利品,一部分用来祭祀神祇或奉献给神庙,其余便会依据军阶和功绩分赏给整支军队,而将军们往往能得到大部分的战利品。

触犯军纪者会受到失去荣誉(有时也包括一些公民权)的惩罚,这对爱国的希腊人而言是最为可怕的。对士兵的奖赏则包括增加战利品分成、晋升军阶、获赠武器或荣誉标志 、民事官职晋升以及民众的敬仰。

希腊士兵要算是美德和恶德的奇怪结合体。他们既拥有最高的勇气、纪律和无私的爱国精神,同时却又狭隘、迷信,并且像野兽一般残忍。希腊城邦本身也有着相同的特质,士兵只不过是城邦特性的缩影。

斯巴达

在所有希腊城邦中,公元前9世纪的斯巴达(Sparta)和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Athens)均因完善的军事制度引人注目。吕库古(公元前820年)订立法律的目的便是要从大批自由公民中建立起一支军事力量,并将士兵们磨练得勇气过人、耐力持久、服从上级且作战技巧出众,从而战无不胜。为达到这一目的,斯巴达人故意赶走了艺术和科学(甚至可以说赶走了文明),将日常生活简化到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水准,并否定个人价值。这套方法完全达到了目的,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其他士兵能像斯巴达人那样具有尚武精神。他们热爱祖国,愿意为国牺牲,并认为为国奉献一切便是生命的意义,温泉关会战(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便是这种精神的最佳写照。 但有得必有失,一个城邦不可能单凭士兵的英勇和军事成就而变得伟大。

在斯巴达,青少年并不属于父母而属于城邦。他们被集中在一起接受体能训练,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使用武器。他们要被迫经受多得惊人的体力工作,所得到的食物却少得可怜。他们所知晓的美德只有尊重年长者和服从上级命令。所有20岁至60岁的男子都是士兵。对斯巴达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仅有的技能,战死沙场更是最高尚的德行。正因为此,斯巴达军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向无敌。

◎ 希腊将军

◎ 希腊重步兵

◎ 希腊轻步兵

不过斯巴达在军事方面的成功却最终将自己引入了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而对艺术和科学的轻视也导致其他国家最终在军事智慧方面超过了自己。吕库古禁止斯巴达建立城墙或者舰队,陆军是它所能仰仗的唯一防卫力量。更加奇怪的是,吕库古甚至禁止斯巴达陆军追击战败的敌军。军队的存在目的,并非为了征服他国,而只是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所有这些错误,最终使斯巴达的对手们占据了上风。

重步兵是斯巴达最倚重的力量。他们身着全套铠甲,视保持身体完好为对城邦的义务,同时又绝不贪生怕死。斯巴达人将丢失盾牌或在战斗时没有携带盾牌视作耻辱,因为这象征着他是因为逃跑而扔掉了盾牌。斯巴达重步兵会携带一个重型长矛(大部分人还会携带一支较轻的长枪)以及一柄双刃短剑。斯巴达陆军中只有很少的轻步兵,骑兵更是十分平庸。其中后者在会战中会排成8排纵深,通常都会被对方骑兵击败。

色诺芬和修昔底德在描述斯巴达部队的组织结构时相差颇多。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组织结构本身也会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不过其基本的军阶和指挥结构却很明晰。一个斯巴达方阵步兵团(Mora)拥有400人,后来又增加至900人(修昔底德认为一个团始终是512人),由一位团长(Polemarch)指挥,其下有4位营长(Lochagoi)、8位连长(Pentekosteroi)和16位排长(Enomotarchoi)。一个排则由4个“行”(Lochoi)组成,每行人数先是25人,后来增至50人,其指挥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士官。与“支队”一词相同,“行”在希腊史书中也经常被用来指代各种不同规模的部队。除步兵以外,每个团还会拥有不超过100名骑兵。

国王作为全军的总指挥官,其权力在和平时期受到限制,只有在战时他才具有绝对权力。不过即使如此,国王对军队的调动也必须向人民严格负责。如果需要派出两支军队,两位国王分别指挥一支。如果只派出一支军队,人民则选择一位国王领兵作战,另一位留在国内领导政府。在战场上,国王也拥有一支参谋兼近卫部队,由两位团长、数名运动会冠军以及一部分骑马武士组成。后期还有一个由5人组成的长官团(Ephors)随国王行动,战争议会的职责即由他们担任。这些长官均是民事官员,负责监督国王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法律赋予的权力。

斯巴达人对战略一无所知,战术也非常简单。他们直接向敌人行军,排成厚重的方阵,仅凭一次冲击决定战争胜负。如果敌军人数众多,斯巴达人也会尝试通过诡计取胜。会战时,在笛声的伴随下,斯巴达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安静推进。在战胜时,他们并不追击敌军,即使战败,他们通常也能有秩序地慢慢撤退。行军时,会有一支骑兵前卫伴随着重步兵。在宿营时,斯巴达军队中还拥有一支宪兵,并且会组织哨兵和巡逻队。只要宿营地相对安全,斯巴达人就很少会为其圆形营地设防。

对斯巴达人而言,和平时必须付出大量努力不懈地准备作战,战争是他们仅有的消遣。斯巴达人的唯一义务便是作战。在行军和会战的间隔之中,他们便召开运动会,或者进行田径锻炼。他们不对任何和平时的事务负责,一场战役才是他们的假期。军队中所有的苦力活都被交给希洛人(Helots) 负责,这也是希洛人随军行动的唯一任务。不过到了后期,作战人员也会负担苦力工作。斯巴达人会用驮兽背负大量补给和口粮。和平时期,他们的口粮虽然同样充足,但非常粗制滥造。不过到了战时,这些口粮就显得极有营养了。斯巴达士兵们为战争进行的准备犹如参加盛典——他们会穿上最华丽的服装,并用鲜花来装饰自己和武器。

◎ 希腊重步兵

◎ 希腊重步兵

斯巴达人从不在满月之前展开任何战役。虽然这是他们的宗教习俗,但在某些情况下(如马拉松会战之前),这根本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运。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斯巴达人都会举行一些固定的仪式,来向众神献祭。

由于法律禁止斯巴达建立要塞,不仅他们的国土始终向入侵者敞开大门,整个斯巴达民族也因此对设防工事一无所知,进而使他们在围攻设防地区时束手无策。

雅典

从废除国王制度到梭伦(Solom)的时代为止(公元前1068年至公元前594年),由于内部的混乱以及与外邦的争端,雅典始终没有建立起固定的军事体系。梭伦建立的法律旨在建立一个既能大幅限制贵族权力,而又不完全流于民主的政府。为此他依据财产数量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或称宗族)——富豪(Pentakosiomedimnoi)、骑士(Hippeis)、双牛(Zeugitoi)以及日佣(Thetes)。其中第一等最富,最后一等最穷,所有公民都有服役的义务。不过虽然雅典采取了民主制度,但公民在总人口中仍只占少数。在某一时期,雅典的人口组成为公民90000人、外乡人45000人、奴隶60000人。在德米特里厄斯(Demitrius)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中,公民人数则为21000、外乡人10000、奴隶则多达40万。在四个等级的公民中,前两者有义务供养一匹马,作为骑兵服役;第三等公民自备装备充当重步兵;第四等公民中能够负担合适装备的,也可以作为重步兵,其他负担不起装备的人则担任轻装部队。

雅典所有自由民都有义务在公共学校中接受一定的体能和军事训练。到18岁时,公民便要宣誓忠于城邦并开始负担军事义务。无论战争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所有20岁到40岁的公民都必须在被选中时无条件服役。在经历20年服役期退伍之后,公民才能进入政府任职。不过直到60岁之前,他们仍然必须时刻做好回到军队抵抗外敌入侵的准备。到公元前6世纪末尾时,公民的宗族增加到了十个。

◎ 英雄时期的希腊骑兵

◎ 荷马时期的希腊武士

与斯巴达一样,重步兵也是雅典军队的主要力量。雅典重步兵仍然装备着与荷马时代相同的装备,包括一块大盾、一支长枪以及一柄短剑。荷马时代的盔甲则更是始终被全部希腊人所使用。士兵们身着一件束腰长袍。在穿戴盔甲时,首先会穿上胫甲,然后穿上保护腰部和大腿的下摆以及保护躯干的胸甲,把剑鞘用背带从右肩斜挎在左腰位置,再把盾牌用类似的办法佩戴在左臂上,之后再戴上头盔,拿起长矛。这些重步兵以8排或者更深的密集方阵作战,辅助他们的骑兵十分孱弱,轻步兵也不值一提。在会战中,雅典军队会被列成一条或两条战线,重步兵位于中央,轻步兵位于两侧,骑兵则保护侧翼。不过这些阵型也并非一成不变。

当时雅典部队的层级组织并不明确,但似乎与斯巴达人非常相似,也许只有各单位的名称不同。十个公民阶级各自提供1000名以上的重步兵,由一位指挥官指挥。另外,每个宗族还会推选出一名将军(Strategos) ,其地位与斯巴达的团长相当。这十位将军组成战争议会,轮流担任全军总指挥。

与斯巴达人相比,雅典人同样勇敢,有时甚至更加激昂,但不像斯巴达人那样耐力十足。而且出于民族性格,他们的纪律也不像斯巴达人那样严格。

早期希腊战争

紧接着特洛伊战争,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便入侵并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公元前1104年)。 除此以外,直到公元前750年之前,希腊人之间的战争都属于半文明部落之间的争端,根本没有系统性或科学性可言。只有当斯巴达和雅典逐渐成为强国之后,战争行动才变得引人注目。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战争也仅限于小战和围攻战。这一结果源自于希腊国土被自然障碍和政治区划分割成了大批小国,更大规模的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这些战事中,小战显得颇具智慧。围攻则不如说是封锁,设防工事的建设也更多依赖于自然条件,而非人力。

在第一次麦西尼亚 战争(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24年)之前,从没有谁能够像麦西尼亚国王优法斯(Euphaes)那样如此长时间且有效地抵御斯巴达人。这位国王在都城中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战争准备,在血腥但不具决定性的安菲亚会战中(The Battle of Amphaea)抵挡住号称无敌的斯巴达方阵,以及他对伊索曼的漫长防守,无一不代表着优法斯是一位优秀统帅。在伊索曼这座岩地要塞,优法斯坚守长达八年,使斯巴达的精锐部队束手无策。而在最后一年中,他又在第二次安菲亚会战中击败了斯巴达人,但却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在第二次安菲亚会战(公元前730年)中,优法斯向世人展示了会战战术的价值。当时两位斯巴达国王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和波利多拉斯(Polydorus)以平行序列面对麦西尼亚阵线。两支军队各自的右翼都被对方击败,战斗不分胜负。但优法斯却能在会战的混乱之中迅速调整计划。此时他左翼的骑兵已经击败了对面的斯巴达骑兵,将后者赶出了战场。优法斯迅速将他们从追击之中召回(这在会战中是很难做到的),将他们部署在自己后退中的右翼背后,对其加以支援。有了这些骑兵的支持,麦西尼亚右翼得以重组起来,而一小部分骑兵发动的英勇冲锋则成了会战的决定性一击。不过优法斯本人并没能享受胜利——他战死在了这场胜仗之中。

继承王位的阿里斯托德墨斯(Aristodemus)在此后五年时间里通过小战保持着优势,并最终在伊索曼再次击败斯巴达人。而这一次斯巴达的损失之大,使他们只是凭借着出众的纪律,才得以靠残兵重新夺回拉科尼亚(Laconia)。

不过有着充足人口和资源的斯巴达人很快便重整旗鼓,麦西尼亚人却在英勇抵抗的过程中筋疲力尽。在阿里斯托德墨斯死后,斯巴达人终于依靠更强的实力镇压了麦西尼亚,迫使它向斯巴达进贡。

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公元前645年至公元前628年)则以阿里斯托米尼斯(Aristomenes)的勇气和能力而著称。在他的领导下,麦西尼亚人再次崛起试图推翻斯巴达人的统治。他们又一次入侵拉科尼亚,重创斯巴达军队,蹂躏了大部分斯巴达土地。在经历了灾难性的两年之后,斯巴达人通过诱使麦西尼亚的盟军背叛他们才建立优势。阿里斯托米尼斯被迫撤退到海岸要塞伊拉。由于斯巴达没有舰队,麦西尼亚人可以从海上获得给养(早在伊索曼围攻战时便出现过相同情况)。在伊拉围攻战长达11年的时间里,阿里斯托米尼斯通过在城外骚扰斯巴达人,在城内顽强地坚守城池,始终抵御着斯巴达人。这次漫长的围攻也显示出当时的攻城战术是何等贫乏。不过最终斯巴达人还是通过买通叛徒攻入城内,阿里斯托米尼斯被允许率军撤离,但麦西尼亚却被斯巴达人彻底征服并肢解了。

◎ 安菲亚会战(公元前730年) 27IMchzSDK0bOv1ubeUb25J2XYeQ+ZYF/PKO5bu2oUJNO4u9XA9lAwIQEkohU+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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