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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我的同事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在对一群越战老兵进行团体治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回忆到战争的恐怖与悲痛，想起直升机坠毁或同伴死亡时，都觉得这些记忆栩栩如生。前纽约时报的战地记者克里斯·哈吉斯（Chris Hedges）在他的书《战争是一种给予我们意义的力量》 （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Us Meaning） 中描写了很多残酷的战役。很多饱受创伤的人似乎在主动寻求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极为可怕的体验，患者们常常在不愤怒或安全的时候感到空虚无聊，甚至，他们会主动进行危险的行为。
我的患者茱莉亚是一宗惨无人道的强奸案受害者，那时她只有16岁，在一个酒店房间里，被枪口指着。不久之后，她被一个替她拉皮条的男人缠住了。这个男人非常暴力，总是打她。她总是因为卖淫而坐牢，但她总是回到她的皮条客身边。最后，她的祖父母看不下去，付钱让她参加一个密集的康复计划。当她成功完成了住院治疗之后，她得到了一份接待员的工作，并且在当地的一个大学里上课。她在上社会学课时写了一篇关于卖淫自由的可能性的论文，并为此读了很多著名妓女的回忆录。逐渐地，她放弃了其他课程。她跟她的同班同学维持了一段短暂的感情，之后迅速恶化。她说，他厌倦了她的眼泪，而她见到他的平角裤就恶心。她后来勾搭上一个在地铁里卖药的瘾君子，但他一开始就殴打她，后来又跟踪她。最终，当她再次被毒打时，她决定回到她曾经接受治疗的地方。
弗洛伊德用“强迫性重复”来形容这种重演创伤的状况。他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这种重演创伤的原因是，患者潜意识里希望通过重新经历一次痛苦，来实现对痛苦的掌控，患者也有可能因此学会事件的解决方式。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理论——重演只会导致更深的痛苦和自我厌恶。事实上，即使是在治疗过程中，重温创伤性经历也会强化心理创伤。
我和马克·格林伯格决定转而研究生活的动力（attractor）——是什么吸引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有活着的感觉。一般来说，我们会被那些让人感觉更好的东西吸引。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危险或痛苦的事物吸引呢？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研究，可以解释为什么恐怖和痛苦会变成一种痛快而刺激的体验。在20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发现人体几乎能够适应所有刺激。我们可能会对一些毒品上瘾，因为这些毒品会立刻带给我们舒适的感觉；但一些会立刻让我们感到不适的活动，例如洗桑拿、跑马拉松、跳伞，最终也可以变得让人享受。这一缓慢的调整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内化学信号平衡，例如马拉松运动员，他们可以在将身体推至极限时获得愉悦和兴奋。
当我们无法进行这种极限活动时，我们会渴望再度进行类似的活动，产生和药物上瘾类似的戒断反应。长此以往，人们就会专注于戒断带来的痛苦而不是活动本身。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雇人来打自己、用烟头烫自己，或吸引人们伤害自己。恐惧和恶心以某种不合常理的方式转化为快感。
所罗门假设，内啡肽——一种大脑在应对压力时分泌的类鸦片化学物质，是形成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快感的关键。当我在图书馆看到一篇发表在1946年、题为“在战争中受伤的男人”的论文时，我想到了他的理论。外科医生亨利K.比彻（Henry K. Beecher）在意大利前线观察了那75%没有要求使用吗啡的伤兵时，总结道：“强烈的情绪可以抵抗痛苦。”
比彻观察到的那些士兵与PTSD患者有关吗？我、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罗杰·皮特曼（Roger Pitman）和斯科特·奥尔（Scott Orr）决定请8个越战老兵做一个实验，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看一些电影片段同时做一个疼痛测试。第一段电影片段来自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极度暴力的战争电影《野战排》 （Platoon，1986） 。当这些士兵在看电影时，我们测量他们的右手可以放在冰桶里多久。然后我们给士兵们播放一个平静而且鲜为人知的电影片段。在这8个退伍士兵中，7个人在看《野战排》时能够忍受冰桶的时间是看平静影片的1.3倍。我们因此计算出，观看15分钟战争影片需要忍受的痛苦相当于急诊室因胸部压痛而需要注射的8毫克吗啡剂量。
因此，我们认为，比彻推断的“强烈的情感可以抵抗痛苦”是脑内分泌的内啡肽的作用。这意味着很多经历过创伤的人，在再次遭遇类似压力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缓解作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但它还不能完全解释茱莉亚为什么会不断回到那残暴的拉皮条男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