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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诊所已经快要被前来寻求精神帮助的退伍军人淹没了。然而，因为我们严重缺乏有资质的医生，即使是那些最严重的、一直以来都在自我伤害或者残忍地对待家人的那些人，我们都只能把他们放在等待名单上。然而，我们发现，因暴力犯罪或者醉酒寻衅而被捕的退伍军人直线上升，再加上惊人的自杀数字。终于，我得到了许可，可以开始给年轻的越战士兵进行小组治疗，作为一种在“真正”的治疗前的“准备”。
在一组全是退役海军的治疗小组开幕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提战争。”我回答说，你们可以谈论任何你们想谈论的话题。在难以忍受的沉默当中，半小时过去了，一个退伍士兵提起他的直升机坠毁的事件。
令我惊讶的是，其他人立刻活跃起来了，热切地谈论起他们可怕的创伤性经历。接着，他们每周都会回来。在这个小组中，他们得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渴望的回应和同感，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和空虚。他们重新得到了一种同志情谊，而这种感觉在他们的战争体验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坚持说，我是他们这一新生团体的创始人，因此，在我生日时，他们送给我一套海军制服。现在想来，他们的这一举动似乎揭示了他们的一部分问题：一个人要不就是团体中的一部分；要不就什么都不是。在创伤过后，这个世界似乎简单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了解你的；剩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不能分享创伤性经历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不明白。遗憾的是，这些“不可信任”的人里往往包括伴侣、孩子，还有同事。
之后，我带领了另外一个治疗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曾在巴顿将军的麾下，他们参加治疗时全都已经70多岁了，老得都能当我的父亲。我们每周一早上8点见面。在波士顿的冬天，暴风雪时常令公共交通系统瘫痪。然而，他们全都在暴风雪中准时出现，其中一些甚至在暴风雪中跋涉数英里
来到退伍军人事务处医院。圣诞节时，他们送给我一只20世纪40年代使用的军用腕表。正如那个退役海军治疗小组中一样，他们如果不能把我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无法成为他们的医生。
细数这些经历，可以看见，集体治疗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当我鼓励参与者说出他们现在面临的日常问题，例如他们和妻子、孩子、女友、家人的关系，他们如何与上司相处，是否在工作中找到满足感，是否滥用酒精，诸如此类的问题时，他们都一致拒绝回答，然后转而强调他们是如何在许特根森林中把匕首刺入德军士兵的胸膛，或者他们的直升机是如何在越南被击中坠毁。
无论这些创伤性事件是发生在10年前还是40年前，我的病人都不能跨越战争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有时候，这些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痛苦的事件也成了他们的存在意义。只有当他们回忆起过去的创伤时，他们才有活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