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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狗/
跟着父亲，我走到了油麻地中学的大门口。
他看了一眼门里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卷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
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
我僵着不动。
“我就不送你进去了。” 做小学校长的父亲说。
我开始朝大门里挪动，额上已经有了虚汗。
“你一定要改掉害臊的毛病，不要把你读小学时的诨名再带到这里来。”
我明白，父亲是指小学校的老师与同学们给我起的外号“公丫头”。
他不将我一直送进去，还提这个诨名，这使我很恼羞，便加快了步子往前走。然而走了一大段路，终于还是觉得胆怯，连忙回头去寻父亲，却早已不见他的踪影了。我站在大路上一阵彷徨，那时，我看到了前些日子我曾经到过并从草丛中捡到了一只铁皮狗的那片操场。还是满场的杂草。我寻找着我曾经坐过的地方，好像依稀可见。远远地，似乎有很多人在校园深处说话，再一回头，就见大路上有三三两两的人朝这边走来，我挺着胸脯，心慌慌地跳着，大步走向校园深处。
我家离学校十五里地，路远，必须在学校住宿。
照高年级一个学生的指引，报到之后，我背着铺盖卷，走过稻地间百十米长的一条窄窄的砖路，到了后面的宿舍。门都敞着，我朝其中一间探了探头，走了进去。屋里还未进人，我尽可以自由选择床铺。我牢记着母亲一句重复了若干次的叮嘱——“莫睡在靠门口的地方，门口有夜风，能把嘴吹歪；也莫睡上铺，上铺太高，摔下来能把脑浆子摔出来。”我选择了中间一张双人床的下铺。
当我把铺盖卷放到这张床上之后不久，接二连三地又来了三个同学。我们互不认识，但未等各自把铺盖卷铺开，就已熟悉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
最后我满脸通红地向他们说了我的名字：林冰。
身体壮实如牛、皮肤黑如乌鱼皮的谢百三似乎很勤快，他找来一把发霉的秃笤帚和一块破抹布，一会儿工夫，就把我们的宿舍收拾得清清爽爽。但他却干得汗淋淋的，就像积满尘埃的窗玻璃遭了一阵小雨，满是黑垢的脖子被汗水冲刷出一道一道的白线，那才是他皮肤的本色（后来的日子里，我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他这副汗淋淋的如同在梅雨季节里走过的形象）。
小屋子让人觉得很舒适。
马水清双腿交叉着倚在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一枚小圆镜子，转动着脸照了照，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三人都赞成马水清的提议——我们都还未来得及好好参观学校呢。
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所设有高中部的中学。它坐落在油麻地小镇后面的一片田野上。原先，这里是一片荒地。现在有了三幢红瓦房，三幢黑瓦房。红瓦房为初中部，黑瓦房为高中部，这些年来一直如此。这地方上的人总是对还在茅屋里读小学的孩子说：“好好念书，先进红瓦房，再进黑瓦房。”在他们看来，进红瓦房是一个理想，进黑瓦房则是一个更大的理想。红瓦房、黑瓦房是两个台阶——人生的两个台阶，象征意味十足。有许多小孩没有能够进红瓦房，也有许多小孩只在红瓦房待了三年，却未能进黑瓦房。当然，也有一些既进了红瓦房，又进了黑瓦房的。这三种人，后来的前途确实有些不太一样。因此，这地方上的人，都用一种看殿堂庙宇的目光，站在大门外，远远地看红瓦房与黑瓦房。如果自己的孩子还尚未进入红瓦房，此时，目光里便有着幻想与期望；如果自己的孩子已经进入了红瓦房，目光里便有了一种满足与荣耀。
油麻地中学是个孤岛， 四周都是河。
从宿舍到北面那条大河，大约百十米，这之间是竹林与灌木丛。从宿舍向南到教室，又是百十米，这之间是荷塘、稻地和一条从西边大河引来的方便学生洗漱和洗衣服的小河。从教室向南至校门，也是百十米，白杨夹道，一边是操场，一边是学校的菜地。出校门不远，又是一条河。河上有座大桥，桥那面就是油麻地小镇。
我们在校园里随意地走，看了红瓦房，又看黑瓦房，然后去了小镇。
马水清似乎很有钱，用得也很大方，见到烀藕的，就给我们每人买一大段藕，见到卖菱角的，又买了好几斤菱角。谢百三用一张大荷叶托着菱角，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将菱角壳扔到油麻地小镇的街上。最后，马水清竟然领我们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大盘猪头肉（我印象很深，堆得尖尖的），直吃得嘴油光光的。出了小酒馆，我看看他们三人，觉得他们的眼睛似乎也都浸了油，比先前亮了许多。
我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玩了很长时间，重新回到宿舍后，我发现我的铺盖卷从下铺被挪到上铺去了，下铺换了另一副铺盖卷。
从外边走进来一个男孩（其实很难再称他为“男孩”，他显得很老成，岁数显得要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大，似乎都有了淡淡的胡须了）。
马水清问：“你叫什么名字？”
“乔桉。”
“这张铺上的铺盖卷是你的吗？”马水清问。
“是的。”乔桉回答，斜着眼睛看了一眼马水清。
马水清一指我说：“这张铺已经是他的了。”
乔桉侧过脸来看我。从此，那一双眼睛便永远长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是一双又短又窄、眼角还微微下垂的眼睛，在从额上散落下来的显得过长的头发里闪动着。那目光里含着一种十分陌生的东西，在对你的面孔一照的一刹那，使你觉得飘过两丝深秋的凉风来，心禁不住为之微微一颤。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目光里的东西叫“怨毒”。
我年龄本就比他们几个小一点儿，长得更显小。我仿佛从乔桉嘴角轻微的一动之中，听出了他心里的一句话：“一个小屁孩子！”
乔桉根本就不理会马水清他们，转过身，收拾床铺去了。
刘汉林和谢百三交叉着双腿，倚在双人床的床架上，冷冷地看着乔桉的后背。
马水清倚在后窗口，掏出小镜子来照着，并对着镜子不住地用下牙去磨上嘴唇，牙齿白生生地闪光。
我倚在门框上，在一片沉默里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们三个，也不时愤怒地去望望那个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床铺的乔桉。
乔桉藐视一切。他爬到床铺上，很舒服地倚着床头，伸开双腿，抓起一本破破烂烂的长篇小说看起来，仿佛这个世界里仅有他一个人还是喘息着的生命。
马水清把小镜子放回口袋里，走过来，突然猛力一扯乔桉的褥子，将乔桉连人带褥子统统扯到了地上。
这大概太出乎乔桉意料了，他跌落到地上之后，愣了很长时间。当他从地上爬起来要去跟马水清纠缠时，我、刘汉林、谢百三，一起跑过来，站在了他的面前。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下面的事情变得极为简单：乔桉对我们没有做任何事，甚至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未说，不声不响地收拾好他的铺盖卷，到另一间宿舍去了，只是临出门时侧过脸来，用那双“乔桉的眼睛”朝我们“轮”了一眼。
乔桉走后，我就一直觉得他仿佛还在我们的屋子里。
小时候，我就很讨厌那种喜欢支使人的人。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有这种支使人的欲望与能力。
从开学的第一天起，乔桉就开始支使我们大家。他与班主任邵其平保持着一种最密切的关系，并自然地、顺利地扮演了邵其平的使者、代言人，甚至就是邵其平本人的角色。他给我们造成一个强烈得无法抗拒的印象：他是被邵其平指定了、核准了的本班负责人。是他抱来了新作业本，然后又支使我和刘汉林或其他人将作业本分发给大家。是他去找管后勤的白麻子，联系好借出一些笤帚、水桶之类的工具，并在支使班上几位同学将这些工具取来后，又支使我们打扫教室。是他从办公室抱来篮球和排球，说：“今天下午后两节课自由活动。”
支使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欲望，一种荡彻身心的快感。乔桉不加掩饰地表现着自己。我和马水清在被他支使时，心里充满压抑，可是在不被他支使时，心里除了压抑外还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因为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在乔桉当了我们的面支使其他同学去做事情时，他是在有意忽略和冷落我们。最使我们感到压抑的是，我们竟找不到来对乔桉的支使加以反抗的理由。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邵其平的默许、认可的，并且又都是一些为了大家的公共利益而做的好事。我们除了有一种被支使的压抑感以外，还有一种智力上、精神上皆被他比下去的压迫感。
乔桉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偶尔突然用“乔桉的眼睛”看我们一下。
我看得出，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里，马水清一边在忍气吞声地承受着这种压抑，一边在暗暗地准备着与乔桉做一种心理上、智力上和凶狠程度上的较量。他总是掏出那枚镜子来照自己，转动着脑袋，在脸上寻找着不算胡子的胡子或某些凸出物。
刘汉林对乔桉没有强烈的反感，他一有时间就往篮球场跑，不管人家是不是在比赛，逮到球就到处乱跑。当许多人追来时，他就突然一弯腰，把球死死抱住，紧紧压在腹下，活像一只受了惊动而突然蜷起身子的虫子。他的躯体一旦形成这种姿态，即便是高中部的学生，也不可能将球夺去。直到在场的人答应让他往篮筐里投一球，他才会慢慢舒张开身体，抱了球去投篮。如果中途又有人偷袭，他会又一次突然一弯腰，将球压到腹下去。他投球的样子很难看：双手端着球，然后往上抛。我们管这种姿势叫“端大便桶”。刘汉林“端大便桶”极有本领，百发百中。鉴于他这两种本领，每次比赛时，我、马水清都要他与我们一拨儿。
谢百三就知道干活，干得汗淋淋的。
又过了一周，马水清将乔桉的所作所为凝练为一个明确的短句：“乔桉想当班长！”
马水清在同学们中间不动声色地重复着这个短句，仿佛在重复一句咒语，或打出去一梭子弹。有时，我和刘汉林、谢百三，也很兴奋地把这个短句在同学间传播着。于是这个短句像朦胧中一道耀眼的闪电，“唰”地照亮了乔桉，也照亮了大家的眼睛。人们讨厌野心的心理大概与生俱来。大家再看乔桉时，仿佛不再是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颗野心。
乔桉从大家的目光里看出了异样，但乔桉永远是乔桉，他用他的神情在他的脸上写着：我就是要做班长！他把这张脸挑战性地在马水清的目光里停一停，又在我的目光里停一停。他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因为他已从邵其平那里得到暗示：好好干，就是你当班长。他以他出色的工作，已经赢得了邵其平的信任。邵其平之所以迟迟不落实班干部一事，就是想通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找到一个可以分担他工作的人。显然，他对乔桉是欣赏的。他开始慢慢地给全班同学进行一种思想上的渗透：不必要经过大家选举了，乔桉将自然过渡为正式班长。
于是，不少同学做出了被动认可的姿态。当乔桉再支使他们时，他们就摆出一副顺民的嘴脸，笑嘻嘻地去做了。有人还显出了巴结乔桉的俗样，如爱把玩一管笛子的姚三船。乔桉也喜欢吹一吹笛子，姚三船便去河边的芦苇丛，撅了十几根粗硬的芦苇，然后用脚将它们踩破，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薄膜采下，在阳光下照一照，夹在书页里压好，然后送给乔桉。这一举动，被我看见，因此，后面的好几年时间里，我总是对姚三船喜欢不起来。
记得是一个上午，马水清领着一伙人来到了办公室。他回头看到自己身后有不少人站在办公室台阶下，便很气粗地走到邵其平跟前，说：“我们要求早点儿选举班干部！”
邵其平出乎我们意料地说：“着什么急！已经安排啦，本周内就选举。你们都回班上去，过一会儿我就要到班上去说这件事。”
公开选举，这是肯定无疑了。但邵其平把“我看乔桉就很适合当班长”的倾向性态度也暗暗地表示了出来，其选举结果很可能还是乔桉当班长。这比不选举就使他变成班长还要糟糕——大家自己选的，就没有丝毫理由不去接受乔桉的支使。
大家的心理正在盲目地往一个方向而去：就选乔桉当班长吧。
我和马水清等几个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一种虚弱。我甚至觉得，局面也就这样了，已根本不可逆转了。当我看到乔桉在忙忙碌碌地做着选举班委会的一些准备工作时，觉得这个班长非他莫属。我甚至认为：也只有他适合做这个班长。
马水清不时地照他的小镜子。
此时此刻，他又是在哪一种情境与哪一种意义上照他的小镜子呢？
选举前夕，马水清悄悄把我叫到厕所后面，小声问我：“你知道吗，乔桉没有父亲。”
“我不知道。”
马水清擤了一下鼻涕，告诉我一个让人顿生龌龊感和下贱感的故事（他说他是从高一级一个学生那儿听到的）：乔桉的父亲就是他的外公。他十岁时，放火烧了那老东西的房子，和他母亲一起走了三百里路逃到了现在的邹庄。
我和马水清抑制不住激动地从厕所后面走出来，在路上正巧遇到了乔桉。我突然觉得比我高出一头的乔桉的样子确实很猥琐：那双小眼睛，让我觉得是一对令人不快的动物的小眼睛；他头上那些稀黄的头发，让我想到了冬天臭水沟边上的衰草。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他为什么总是用那种目光来面对世界了。
我希望这个秘密只有我和马水清两人守着。然而，我终于没有去阻止这个故事的流传。那些天，我觉得全班同学都在用轻蔑的目光瞟着乔桉，仿佛要在他的脸上、身上看出某种让人不齿的痕迹来。我看到乔桉像一堆雪地上的火，慢慢地很丑陋地熄灭掉了。但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更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生长着。
就在全班同学深陷疑惑之际，马水清说：“我们为什么不选谢百三当班长？”
众人都掉过头来看他，随即，又掉过头去看谢百三。
“谢百三整天都是汗淋淋的！”马水清一指谢百三，“汗淋淋的！”
于是“汗淋淋的”这一印象立即在大家的感觉里变得异常清晰，又异常深刻：汗淋淋的，汗淋淋的……
选举的结果是马水清所期望的：汗淋淋的谢百三当了班长。后来，从初中到高中，谢百三当了五年多班长（高三上学期，他辍学离校），就是靠那副一年四季都“汗淋淋的”形象。
选举那天，乔桉说他生病了，独自一人躺在宿舍里，没有到教室来。
在选举过程中以及选举结束后，我始终没有太激动的情绪。马水清似乎也很淡漠。只有谢百三显得有点儿激动，越发地汗淋淋的。
姚三船有意要与我们几个亲近。我对姚三船不感兴趣，他便索性把那份亲近全部交给了马水清。他寻找各种借口与马水清搭话，并总是毫无条件地附和马水清的看法。打篮球时，他只要抢到球，总是高高兴兴地立即扔给马水清。我真的不喜欢姚三船，甚至连他的外表都不喜欢。他总穿得干干净净的，把头发梳得很整齐，把牙刷得很白，白得发亮。他有一颗门牙缺了一角。听他说，是去厕所蹲坑时磕在台阶上磕坏的。这颗缺了一角的白牙，总使人联想起一只缺了口的白瓷碗。他总是文绉绉的，说话缺乏男人味，倒有点儿像女孩那样软绵绵地腻人。他吃饭的样子尤其让我看不惯：慢慢地吃，吃得极仔细，极认真，如果一颗饭粒掉在了桌子上，他便很文雅地用手指轻轻捉住放到碗里（从不直接放到嘴里）；吃完了饭，碗很干净，像狗舔过的。他的笛子总是装在套子里，那套子永远是雪白雪白的。课间或饭后，他把它轻轻取出来，然后横到唇边，用十根只有女孩子才会有的白皙细长手指捏住。他在吹笛子时，总要发出一种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噗噗”声，像被割断了气管似的。有些日子，他常和乔桉一起到荷塘边去吹笛子，后来不去了。
马水清看出我不太喜欢姚三船，也就不与姚三船太亲热。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姚三船，让他从乔桉他们的宿舍搬到了我们的宿舍。
这件事对乔桉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刺激。
乔桉他们房间只剩下三个人了。乔桉明显地显出了孤独。他很少到户外来进行活动，听与他同宿舍的同学说，他总是躺在床上不分昼夜地看小说。我只有在他上课时才能看到他。他的脸色很不好看，眼光里有种深不可测的怨恨。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课间休息时，马水清掏出小镜子，倚在教室门口正照着（最近，他的脸上老长小疙瘩），乔桉从外面回来了。因为教室有两个门，马水清似乎打定了主意：不闪开身子让乔桉经过这道门。
乔桉站定不走。
马水清继续照他的镜子。
我紧张地朝门口看着。
陶卉、夏莲香她们几个女孩靠到了一起，侧过脸去，一双双略带惊恐的眼睛望着门口。教室里一片寂静。
乔桉突然挺着胸脯，朝门里用力走来，只听见“咣”的一声，马水清手中的镜子被撞落在地，顿时粉碎。马水清的身体往后摇晃了几下，也终于很难看地跌坐在地上。
马水清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揪住了乔桉的衣领。
乔桉的力气很大，一甩脑袋，把马水清甩脱了，但同时也失去了两颗纽扣。
马水清再度冲上去死死抓住了乔桉的衣服。乔桉猛一扭转身子，又把马水清甩脱了，但这回听到的是衣服被撕裂的“嚯嚓”声。乔桉很恼火，没等马水清站稳，便一拳砸在马水清的脸上。马水清向后倒去，碰倒了两张课桌，桌肚里的东西撒了一地，一只蓝墨水瓶跌碎了，流了一地蓝墨水。
陶卉她们尖叫着，躲到了讲台后面。
谢百三汗淋淋地从外面跑进来：“别打了！别打了！”
马水清的嘴唇出血了。
这时，初二班的女生丁玫正巧过来找陶卉，见马水清满嘴是血，尖叫了一声，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乔桉的嘴角闪过一丝微笑。
我知道，马水清准要与乔桉拼命了。他操起一张凳子朝乔桉走过去……
陶卉她们一个个赶紧跑出了教室。
乔桉并不躲让，只是当马水清的凳子劈下时，才迅捷地一闪身子。马水清劈空了，还差一点儿将凳子砸在自己的脚上。乔桉顺手揪住了马水清的衣领，并将他朝门外拖去。马水清死死往后赖着，但因他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还是被乔桉拖到了门口。
此刻，乔桉一心要做的事就是像拖死狗一样将马水清拖到门外廊下，一直拖到丁玫的面前去。
丁玫吓得跑到陶卉她们中间去了。
马水清屈辱地被乔桉的双手揪住衣领，被抵在廊柱上，丝毫不能动弹。
马水清不可能做出任何一个英勇的动作来，只是很可笑地歪着嘴。他想用脚去踢乔桉，结果却使他的形象变得更为可笑——鞋踢飞了，并且就落在了那些女生们的前面。现在他一只脚上有鞋，而另一只脚光着。
乔桉自然希望延长这种局面以获得更大的满足，无奈，我、谢百三、刘汉林、姚三船一起过来，从他手中将马水清解救了出来。
邵其平被叫来了。他查看了教室之后，把乔桉和马水清叫到办公室。做为班长，谢百三自然也跟了去。
邵其平做了这样的处理：乔桉必须买一枚新的镜子，当众赔给马水清。邵其平之所以如此处理，是由于马水清自始至终一口咬定：“我当时正在照镜子，并没有看到乔桉想进教室。”
打扫战场的自然是谢百三。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学习生活似乎变得很平静，按部就班，让人觉得，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也就这样下去了。上课，下课，再上课，再下课，打篮球，逛小镇，吃饭，睡觉，背后议论女生……生活自有它固定的格式，但我们并不觉得枯燥乏味。因为在这固定的格式里，我们总会去创造许多新的细节，一次与一次不一样。人在这么大岁数时，总是容易满足的。这次打篮球与上次打篮球，只要换了一个人，或只要球滚进水里去的样子不一样，我们就绝不可能把两次打篮球看成是一种重复的活动。即使觉得重复，也还是饶有兴味，就像一个小孩老对一种固定不变的游戏感兴趣一样。
每个星期，我都要和马水清下一次馆子，吃一顿猪头肉。钱当然是他掏。他有钱，我没钱。他有时叫上刘汉林，有时叫上谢百三，有时叫上姚三船，有时将他们一起都叫上，但每一次都必然叫上我。我跟他还共同买了一块布，然后去缝纫店，做了两件相同的衣服分别穿上。有一位老师在办公室里对其他老师说：“马水清与林冰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我常常星期六不回家，而跟着马水清回十八里地外的吴庄去过星期天。
马水清似乎已忘了乔桉当着丁玫的面对他所进行的羞辱，一天到晚地总很自负。他所塑造的是少爷的形象。他的钱，在我们那个岁数上，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和在我们那个穷地方，是多得惊人和让人羡慕不已的。他三岁时，生活在吴庄的母亲去世，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并未把他接到身边，而以每月三十元钱的固定款项，作为他与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的费用，将他永远地留在了乡下。他的祖父曾经开过木排行，有许多财产和积蓄，根本不要这笔钱，于是那三十元钱便作为马水清的零花钱，同时也作为祖父的一份溺爱，全部给了马水清。这三十元钱既养成了他的少爷作风，也使他获得了一种大胆的、别人望尘莫及的、洒脱放纵的能量。现在，只要他愿意，他自己可以不刷饭盒而让谢百三替他刷，自己可以不洗衣服而让刘汉林替他洗，自己可以不做作业而让姚三船替他做。
可他从不支使我去做任何一件事。他让我难堪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拿我和陶卉开玩笑。比如，他见陶卉快走进教室了，就会喊：“林冰，外面有只鸽子。”听了他的话，我连忙往外跑，差点儿与陶卉撞个满怀。于是，他和许多同学便会“嗷嗷嗷”地哄闹起来。再比如，我们一起去镇上找铜匠配钥匙，半路上遇到陶卉，他会将胳膊放在我肩上非常友好地走着，等我们与陶卉走近时，出其不意地将我猛一推，使我差点儿将陶卉撞倒。我急了，就恼了。但他会咬着牙，狠狠一揪我的腮帮子，赖皮赖脸地说：“你是假恼。”
马水清是我行我素的马水清。
乔桉总站在远处注视着我们，对马水清更是抱了敌意的态度。他当然会记住那天，他当着众人的面，将一枚新的小镜子赔偿给马水清。那天晚自习，他没有到教室来，跑到宿舍后面那口恐怖的大水塘边，直把笛子吹到后半夜。
冬天即将来临，被浓荫遮掩着的校园，随着棕树、榆树、白杨树等树木叶子的凋零，把那片红瓦房和那片黑瓦房越来越分明地袒露在人们的视野里。四周收获了的稻地，现在满是稻茬，荒凉地躺在乡野的天空下。宿舍前面的小河里，菱角都已枯死、烂断，随着西风，和落在水中的芦叶、树叶一起，被冲到了小河的尽头。世界一下子空阔起来，也似乎寂静了许多。于是白麻子敲响的钟声显得十分清脆、空远，仿佛能一直传到天边去。
学校决定在霜冻到来之前，把办公室门前的荷塘加以清理并扩大，任务布置下来了，我们得停课一天。谢百三叫了几个人，取来一大堆工具，并很快地领着我们投入了劳动。
乔桉不声不响地从一堆大锹中挑了一把最锋利的，猛一剁下去，将地上一根树枝切成两截。当证实了这把大锹确实很锋利也很顺手之后，他拖着它，走到了他应去的位置上。
用大锹挖泥，需有一把好力气，而且得会挖——不会挖就挖不成块，那就无法装筐。我和马水清自然不会去选择这种活儿，各自挑了一副泥筐。而邵其平分小组时，竟把我和马水清等几个与乔桉分到了一组：乔桉挖土，我们几个担土，他一把大锹，管我们几副担子。当邵其平宣布这一组合时，我瞥了乔桉一眼，见他猛一踩大锹，把它痛快淋漓地直插进泥里去。和我们分在同一小组的还有陶卉和夏莲香。她们两人合抬一只筐（女生受照顾，两人抬一只筐就行），先走到了乔桉跟前。
马水清用扁担顶了我一下：“轮到你了。”
走到乔桉那里去，要通过菜地间的一条不可两人并肩而过的小路。我自然知道马水清又在拿我和陶卉开玩笑：让我和陶卉在小路相逢并尴尬地站在那里。因此不论马水清怎么使劲顶我，我就是不肯走到路上，死死赖在路口。分在另一组的刘汉林看到了，又“嗷嗷嗷”地叫起来。我朝他扔了一块泥块。幸好没有人与他呼应。我怕马水清在陶卉她们走过来时又要做出什么动作来，便先跑到远处待着，直到陶卉她们走出小路，而马水清走向乔桉，我才重新回到路口。
等了一会儿，马水清挑着担子过来了。扁担两头的筐里各放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大泥块，直压得他脸红得发紫，仿佛被一个残暴的人狠狠地勒着脖子。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几次差点儿歪倒到菜地里。
乔桉的机会到了。
马水清走到我跟前时，我看到他龇牙咧嘴的，并用双手往上使劲顶着扁担，以便让扁担轻些压在已经硌疼了的肩头上。他的背本就因为没有大人管教和提醒而微微有点儿驼，这会儿更驼了。他的这副熊样很可笑。他总算走出了小路。我听见他恶狠狠地低声骂了一句乔桉。
轮到我了。我一路走，一路在担心：乔桉又将如何对付我？
当我把筐放在乔桉面前时，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往手心狠啐了一大口唾沫。
乔桉能干活儿。他很早就下地干活儿了。他干活儿已经很有几分样子了。他的动作很熟练，很到位，又有一身好力气，干起活儿来，总让人觉得他不是个学生，而是庄稼地里的一个好劳力。当他将大锹向泥中使劲蹬去时，我马上就知道：我今天绝对在劫难逃。谁让我和马水清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呢？除此以外，大概还有另一件事情也使他对我耿耿于怀：最初一段时间，邵其平总说乔桉的作文是全班作得最好的，而近来邵其平却是这样说了：林冰的作文和乔桉的作文，是全班作得最好的。我们在暗暗地较着劲儿。他果然用足了劲儿，挖了两块火油桶大小的泥块，稳稳地放在了我的担子里。
我鼓着腮帮子，将担子硬挑起来。从塘底到岸上，要爬坡。我总不能掌握住肩头的担子，一会儿前面的筐碰到了地面，一会儿后面的筐又在地上拖着了。一步一步，都爬得极艰难。我觉得，前后左右有许多目光在看我，我甚至能觉出此刻乔桉正拄着大锹，望着我的后背，一脸的嘲弄。
我总算走到了小路上。这时，我已经满头大汗，张着大嘴直喘气。在干活儿这一点上，我不比马水清强到哪儿去。我直不起腰来，真想将担子搁下。然而我绝不能在乔桉眼前这么做！我必须让自己坚强地挺下去。我两腿发软，晃悠着，东倒西歪地往前走。当我用劲抬起头来往前看时，只见陶卉正抓着扁担笑眯眯地站在路口，等我走出这段小路。我咬紧牙关，挺起胸脯，竟然走出了快步。
乔桉决心要让我们更清楚地感受到，他今天存心要做的就是惩治我们，因此在给陶卉和夏莲香装筐时，他像一个吝啬的卖颜料的人，只用大锹挑些碎泥，勉强将筐底遮住，就让她们抬了走。她们极轻松，夏莲香甚至能用一只手代替肩膀，举着扁担，一边走，一边用另一只手从路边采摘一朵小蓝花戴到头上。
每当我在路口与马水清相遇，总要听到他恶狠狠地骂一句乔桉。
快到中午时，马水清已经十分狼狈了。他的后筐经常是在地上拖着的，并且已有三次因稳不住脚步而滑出小路，把泥担子挑到了菜地里，把菜踩倒了好多棵，几次引得许多人把脸转过来朝他看。我两次看到夏莲香笑弯了腰，陶卉也把脸转过去窃笑。
我的肩头像火烫过一样疼，根本不敢将扁担压上去，便用足了劲，用双手托着扁担，腰弯得像张弓。我集中注意力，心里不停地说：“走稳，走稳……”走在小路上，就像走在一根钢丝上那样心悬悬的。由于使劲过猛，我觉得瞪着的眼珠子有点儿发胀，汗水流进眼眶，还有点儿淹人。在爬坡时，我有两次差点儿滑倒。
乔桉始终是那样一副神色。他似乎永远能挖起火油桶那样大的泥块。随着我和马水清一点儿一点儿地坚持不住，他却干得越来越潇洒，越来越有派头。那泥块挖得四面光滑，十分完整，几乎不掉一块碎泥，端起，放筐，都极为自如而准确。他绝不肯很快结束他的游戏。
我们也就必须接受煎熬。
总算熬到了吃中午饭。乔桉把大锹往泥里一插，几步就蹿上岸来，然后扬眉吐气地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
下午，我们挑了几担以后，实在撑不住了，便开始磨洋工。马水清老往厕所跑，有时一去半天，仿佛便秘拉不出屎来了。有一回，我也溜进了厕所，看到他并没有拉屎，而在那儿偷偷歇着。我倒不常往厕所跑，但常蹲到一边去收拾筐子，系一系绳子，补一补漏洞，极仔细，极认真，煞有介事。其实绳子是我故意弄开的，洞是我故意捅出来的。
乔桉对夏莲香说：“我看见老师宿舍门口的水塘边，开了许多小蓝花。”
夏莲香总喜欢在头上插朵小蓝花，听了乔桉的话，与陶卉抬走一筐泥后再也不回来了。
乔桉便把大锹一扔，在塘边拔了些枯草铺在坡上，躺下来睡大觉。
邵其平见乔桉躺着，便走过来质问：“你们是怎么回事？”
乔桉说：“我把土挖给谁挑呀？”
“马水清和林冰呢？”
“我不知道。大概玩去了吧。”
邵其平火了，离开塘边就去找我和马水清。他先找到了我，问：“马水清呢？”
我只好告诉他：“在厕所里。”
邵其平把马水清从厕所里叫出来，又将我叫到一块儿，冲着我们吼：“老老实实地干活儿去！”
我俩只好又乖乖地去继续领略乔桉的“火油桶”。
马水清的身体被娇惯得太不中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摔下小路两次；爬坡时，后面的筐没有抬起，前面的筐滑过来，又使他往后仰倒了一次；还因为两腿一软，“扑通”往前跪倒了一次，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他跪倒的那一次，样子很滑稽，形同乞讨、哀求和求饶，连我都禁不住笑起来。
然而，就在我笑他之后不到十分钟，我也往前跌倒了一次。这一跌使我铭刻在心，终生难忘：我挑到路口时，双腿无力，脚无法抬到应有的高度，脚尖被一块凸出的土疙瘩绊了一下，身体立即失去平衡，连人带担子往前扑去，狠狠跌倒了。我很丑陋地趴在地上（就是那种叫“狗吃屎”的姿态），这时我看到了一双女孩的脚——我竟摔倒在了陶卉的脚下。我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直到那双脚极轻柔地走开去，我才爬起来。我猛一使劲儿，把两筐泥都掀翻在路上，把扁担远远地抡到菜地中间，头也不回地走了。
傍晚，收工后，马水清照了照小镜子，拉了我、谢百三和刘汉林，来到了乔桉的宿舍门口。当时，乔桉正在洗脸。马水清对与乔桉同一宿舍的两个同学说：“走，我们到镇上吃猪头肉去！”
那时，所有的人都饿得变成了馋鬼。每人每月才一元五角菜金，每天中午每人一碗咸菜汤，许多同学能四五个月闻不到肉味。人的嗅觉会因为馋而变得异常的敏锐，让人怀疑那是否还是人的鼻子。一回，马水清的父亲托人带回几只红烧肉罐头，他和我撬开一只吃了，然后把空罐头盒扔到了床下。都过了大半天了，且门窗又开着，刘汉林从家回来，居然一进屋子就叫：“你们吃罐头了！”他一边像狗一样嗅着，一边四处寻找，终于从床下找出了那只空罐头盒。馋是一种克制不住、令人忘记一切的欲望的战栗。它能使人失去自己，处在一种很不清醒的状态里，而在记忆里只剩下某些食物诱人的气味。馋会使人大失风度，让自己好端端的样子变得很不好看，甚至很猥琐，甚至会使人做出各种各样不光彩的事情来。
乔桉宿舍里的两个同学听马水清说要请他们吃猪头肉，双眼顿时熠熠发亮。猪头肉！太棒了，太诱惑人了，更何况是在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饥肠辘辘极需油水的时候呢？！
“走吧！”马水清催促他们。
他们微微忸怩了一下，便跟我们走了。我回头瞧了一眼乔桉，只见他把脸埋在水盆里一直未抬起头来。马水清有钱，乔桉没有钱。
那天晚上，马水清慷慨极了，把钱用得哗啦哗啦的，用得使我们一个个说不出话来。猪头肉蘸酱油，一个个吃得满嘴油光光的。吃完猪头肉，我们就在小镇上东逛西逛，心里很开心。马水清和我都忘了肩头的疼痛。
回到宿舍时，我突然想起我和马水清晾在外面绳子上的床单和衣服还没收，便出门去收。一看，晾衣服的绳子断了，我们的东西全都落在田边的臭水洼里。那水洼里尽是尿——夜间，我们懒得去厕所，总是站在门口，将身子向前挺去，憋足了劲儿远射，天长日久，田边就有了一个臭水洼。
我和马水清认定，那晾衣服的绳子是乔桉搞断的。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我在操场草丛中捡到的铁皮狗。它突然从草丛中跳了出来，然后探头探脑地跑到了油麻地的校园里。但不一会儿，就又消失了。就在我四下里寻找它时，它的脑袋又从一个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了。它就这样，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不知什么时候，它跑到了我们宿舍的后面——我偶然打开后窗，一下子看到了它。我大吃一惊，想喊马水清他们，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般，怎么也喊不出。我立即关上了窗子，但我的耳边响着的是它奔跑的声音。它好像在绕着我们的宿舍奔跑，一圈又一圈。我听到了它穿过草丛时发出的“沙沙”声，我还听到它与墙壁摩擦时发出的金属声。我很惶然，不知它是什么意思……
大概是刘汉林起来到外面撒尿，他拉开门时，一股那种深夜才会有的凉风“呼”地吹进屋子，我一下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