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 读

倘若更谨慎地选择自己追求的职业，所有人大概都乐意做学生或者观察家，因为这两者的性质和命运令所有人都饶有兴趣。为我们自己和子孙积攒财富，成家立业或者为国家做贡献，甚至追求名和利，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是在追求真理之时，我们却又都是超凡脱俗的，无需惧怕变革或者突发事件。最古老的埃及或者印度哲学家，掀起了神像的一角轻纱；那微微颤动的袍子，今天仍然被撩起，我凝视着往日的轻纱，它和过去一样地鲜艳荣耀，因为当初勇敢豪迈的，是他体内的“我”，而今天重新仰望着这个形象的是我体内的“他”。衣袍上没有半点灰尘；自从神圣显现以来，岁月并未逝去。我们实际上利用过的，或者说可以利用的时间，既非过去，又非现在，也不是将来啊。

我的木屋和一个大学相比，不仅更适合思考，还更适合严肃地读书；虽然我借阅的书并不在一般图书馆的流通范围内，但是我却比以前接触到更多流通全世界的书本，并广受影响，那些书曾经刻在树皮上，现在只是偶尔临摹在布纹纸上。诗人密尔·卡玛·乌亭·玛斯特说：“书本的妙处在于坐着就能在精神世界里纵横驰骋。当我品尝深奥学说的甘露琼浆时，一杯酒，就足以令我陶醉不已。”整个夏季，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摆放在桌子上，尽管我只能在休息时间偶尔翻阅他的诗篇。最初有众多的工作积压在手里，我有房子要建造，同时还要锄豆子，这就让我不可能有时间阅读更多的书籍。但我相信我未来可以阅读很多，这个想法支撑着我。我在工作之余，还读了一两本通俗易懂的旅游指南，但后来我自己就羞愧难当，我自问自己究竟是身处何地。

学生阅读荷马或者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决不会招来狂放不羁或挥霍无度的危险，因为他阅读原著之后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效仿他们的英雄，自会在清晨大好的黎明当中阅读诗篇。倘若这些英雄的诗篇印刷成书—是用我们本国的语言翻译而成的，在这种道德败坏的时代，这种语言也会变成死文字。因此我们应该历经艰辛地探寻每一行诗和每一个词的蕴意，绞尽我们所有的脑汁，拼上我们所有的勇武与气力，来探寻它们的原意，探寻出比通常应用更深广的原意。

当今那些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廉价而多产的翻译本，可并未使我们向那些古代的伟大作家靠得更近。他们的著作仍然无人问津，他们的文字仍然像以前一样被印刷得稀奇而怪异。花费了宝贵的少年光阴，来研习一种古代文字，即便只学会了几个字也是很值得的。因为它们是街头巷尾琐碎平凡中的精辟语言，给人一种永恒的启示和激励的力量。有的农民偶然听到一些拉丁语警句，并铭记在心，且经常提起它们，不是毫无用处。有些人曾经说道，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后似乎都会让位于一些更现代、更实用的研究。可是有上进心的学生还是会经常去研读古典作品的，无论它们是用何种文字写成，也无论它们的年代如何久远。如果古典作品中没有记录下人类最高尚的思想，那又怎么会被称做古典作品呢？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永不腐朽的神迹谕词。如今对一些困惑的回答，就算是向苔尔菲和多多那求神占卜，也都不可能得到，古典作品中却能指点迷津。我们甚至也不必求助于大自然，因为她已经衰老。就是说读一本好书，在真实的精神世界中阅读真实的书，是一种高尚的历练。这种历练花费掉阅读者的心力精气，超过世俗公认的任何训练。这需要一种锻炼，正如竞技家必须经历的一样，要终身不辍，持之以恒。书本是作者谨慎含蓄写下来的，读者也应谨慎含蓄地阅读。

即使你讲话运用的语言跟原著相同，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口语与书面语有着明显的区别，一种是用来听的语言，另一种是用来阅读的语言。声音或舌音往往是变化多端，脱口而逝的，口语只是一种土语，几乎可以说是很粗野的，我们就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里浑然不觉地学会。书面语却是口语的成熟形态和经验的凝结；倘若口语是母亲的舌音，书面语就是父亲的舌音，它是一种经过提炼的表达方式，它的价值不在于耳朵能否听见，而在于我们必须重新再来一次，才能学会运用它。中世纪时，有许多人能流利地说希腊语与拉丁语，但是由于他们出生的地区不同，他们难以读懂天才作家们以这两种文字写成的作品，因为这些文章不是用他们所熟知的那种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而是采用精练的文学语言—他们还未学会比希腊和罗马更高级的方言。这种高级方言所写成的书卷，在他们眼中就是废纸一堆，他们爱不释手的倒是低廉的当代文学。但是当欧洲的许多国家，发明了他们自己的书面语，虽然一开始粗鄙浅薄，但表达明澈，这就足够让他们的文艺兴起了。于是最初的那些学问开始复兴，学者们也能够辨识来自远古时代的珍藏了。罗马和希腊的民众不能读懂的作品，在岁月流逝几个世纪之后，已经只有少数的学者能读懂它们了，到如今也只剩下少数的几个学者还在研习它们。

无论我们对演讲者的口才如何赞不绝口，最崇高的文字往往还是隐匿在变幻莫测的口语背后，或者是超越于瞬息万变的口语之上，就好像繁星点点的天空藏在浮云后面一样。那里的繁星，凡是观察者都可以观察它们。天文学家永不停息地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书本可不是我们日常的谈吐和吐气如云的呼吸—转瞬即逝。演讲者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通俗地说就是术语所说的修辞。演讲者可以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灵感口吐莲花，面对他跟前的听众，滔滔不绝；但是对作家来说，讲究生活的平衡才是他们的本分，激发演讲者灵感的社会活动和蜂拥而至的听众，却会分散作家的精力，他们是向人类的智慧和心灵献辞，向着所有年代中能够理解他们的所有人说话。

亚历山大在率军行进时，在一只宝匣中还带着一部《伊利亚特》。文字是精品中的精品。同其他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相比，文字与我们更为亲近，更具有世界性。文字是最靠近生活的艺术它可以被翻译成上千种文字，不但供人读，而且还在人类的唇上逗留；不仅表现在油画布上或者大理石上，还可以镌刻在生活本身的呼吸当中。一个古人的思想烙印可以被现代人时常挂在嘴边。 2000 个夏季已经被记载在纪念碑似的希腊文学里，如同在希腊的大理石之上，遗留下更为成熟的、一如金色秋收般的色彩，因为文字带来了他们宏伟的天体般的气氛，传播到世界各地，保护他们免受时间的侵蚀。书籍是世界藏珍宝的密室，储藏着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度的最宝贵的遗产。书籍—最古老最耐读的书籍，当然也非常适合摆放在每一个房间的书架上。它们没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要诉说，但是当书籍启发并支持着读者，读者会欣然接受书籍传达的理念。书籍的作者，都自然而然地无法抗拒地成为所有社会中的贵族，但他们对于人类的影响远超于国王和君主。当那大字不识，大概还傲慢无比的商人，由于苦心经营和辛勤操劳，赚来了空闲还有独立，并跻身于财富与时尚界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投身于那些更高级，但是又无法企及的智慧和天才的领域，并且会发现自己不学无术，发现自己的所有财富都是虚荣，根本不足以自我满足，这倒是证明了他头脑清楚。于是他费劲心思，教授给他的子孙他深感匮乏的知识和文化，而这又一次证明了他敏锐的眼光。他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家族的创立者。

没有掌握阅读古典作品原文技巧的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了解只能说是所知甚少。令人备感惊讶的是，人类史并没有一份现代语言的版本，除非说我们的文明自身姑且可以称做一份译本的话。《荷马史诗》还从未有过英文版本，《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也从来没有用英文发行过—这些作品是如此优美，如此厚实，美丽得就像黎明一般；后来时代的作者，无论我们如何赞叹他们的才华，就算有也是极少人能够和这些古作家相媲美。他们的精美、完整与永恒的、史诗般的文艺劳动无人企及。从未阅读过这些作品的人，只告诉人们忘掉它们吧。可是当我们有了学问，禀赋开始显露，并能阅读它们，欣赏它们时，那些没有阅读它的人所说的话，我们马上忘在了脑后。当我们称之为圣物的经典巨著，以及比经典作品更古老，因此更不为人知的各国经典堆积得足够多时，当梵蒂冈教堂里堆满了《吠陀经》、《波斯古经》和《圣经》时，堆满了荷马、但丁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随后而至的世纪如果能继续地在人类的公共场所展览它们的战利品，那么这个时代肯定会更加的富有。有这样一大堆作品的存在，我们才会有攀登天堂的希望。

人们还从未读懂过伟大的诗人的作品，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自己才能读懂它们。诗人的作品被平民阅读，就好像平民在阅览繁星，最多是观望星象，而不是想探寻天文学的奥秘。很多人学习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可怜的便利，就如他们学算术是为了记账，以免做生意时上当受骗；但是阅读是一种高尚的智力训练，他们仅仅是浅尝辄止，或一无所知；阅读吸引我们决不像奢侈品一样，读起来能让我们昏昏欲睡，让我们高尚的感官昏昏沉沉，我们应该在最敏锐、最清醒的时刻，踮起脚尖去凝神阅读，这样的阅读才是读书的高级意义，才与它的初衷相符合。

我认为我们认字以后，就应该阅读比较好的文学作品，不要永无休止地重复字母歌和单音字，不要在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时候留级，不要始终坐在最低年级教室的前排。很多人认为会阅读就很满足了，或者听到别人在阅读就很知足了。大概他们仅领悟到一本好书《圣经》的智慧，因此他们只阅读一些休闲的书籍，生活单调乏味，虚度光阴。在我们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部被称之为《小读物》的数卷作品，之前我还以为大概是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城镇的名字。有这么一类人，有如贪婪的水鸭和鸵鸟，能够消化一切，甚至在海吃一顿丰盛的肉类和蔬菜之后都能消化，因为他们不想浪费。倘若说别人是供给此类食物的机器，他们就是大嚼而不知饱足的阅读机器。他们读了 9000 千个关于西布伦和赛芙隆尼娅的故事，都是关于他们如何相爱，从未有人如此的相爱过，并且他们的恋爱过程曲折离奇—总之就是讲述，他们怎样相爱，怎样栽跟斗，然后如何再站起来，如何再相爱！一个可怜值得同情的家伙怎样爬上了教堂的尖顶，他没爬上去就万事大吉了；他既然已经鬼使神差地爬到了尖顶上面，那快乐的小说家终于敲响了钟，让全世界人们都围拢过来，听他倾诉。哎哟，天！他怎么又下来了！在我看来，作家还不如把这些小说里常见的痴男怨女，一律化身为指示风向的小人，把他们置于塔顶，就如他们经常把英雄升在星座当中一样，让那些指示风向的小人旋转不已，直到它们生锈坏掉，千万不要让它们到地上来胡闹，叨扰了好人们。下一次，小说家们再次敲响钟，哪怕起火的公共会场被夷为平地，我也会安稳地坐着不动。

“ 一部中世纪传奇作品《踮脚跳号船的船长》—由写《铁特尔—托尔—谭》的那位著名作家所著，按月连载，争相阅读，欲购从速。”他们用碟子般大的眼睛，以原始的好奇心打破砂锅问到底，胃口也是极好，不怕损伤胃壁黏膜，正如那些 4 岁大的孩童，整天坐在椅子上，阅读售价 2 美分一本的封面烫金的《灰姑娘》—照我看来，他们读完后在发音、重音，音调这些方面并未进步，更不用说他们对主题的了解与渲染的技术了。结果是读得视力衰退，所有的生命器官凝滞不动，思想委靡不振，智力的官能完全如蜕皮一般蜕掉。这一类的“姜汁面包”，几乎每天都从烤面包的炉子里烤制出来，比用纯小麦或黑麦粉制作的和用印第安玉米粉制作的面包更受人喜爱，在市场上也更畅销。

即使所谓的好读者，也不会阅读那些最好的书。那么我们康科德的文化又有什么价值呢？在这座城市，除了极少数个别的人，大家对于最好的书，甚至英国文学书库中一些优秀的著作，都觉得读不出什么价值，尽管大家都能阅读英文，而且都拼得出英文字，甚至是这儿那儿的大学出身，或者所谓受过开明教育的人，也对英国的古典著作所知甚少，甚至全然不知。至于记录人类思想的巨著，譬如古代经典作品和《圣经》，谁如果想阅读它们的话，得到这些书轻而易举，但是只有少部分人肯下功夫去阅读它们。

我曾认识一个中年樵夫，他订阅了一份法文报纸，他对我说他不是为了阅读新闻，他的目的超乎在阅读新闻之上，他说是为了“促进他的学习”，因为他的原籍是加拿大；我问他，他认为世界上他能做到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他答道，除了学好法语之外，他还要继续下苦功，学好并提高英语水平。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努力做的或想要达到的目标也不过如此，他们订阅一份英文报纸就为达成这样的目标。假设一个人刚好读完一本大概是最好的英文书，你认为他能跟多少人谈论读后感呢？再假设一个人刚好读完一本希腊文或拉丁文的经典作品，就连文盲都知道颂扬这部著作，但是他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他只好沉默。在大学里很少有哪个教授，在已经掌握了一种艰涩文字的同时，还能同样良好地拥有一个希腊诗人的广博的才华与诗情，并且还能怀着同情之心来传达给那些敏锐的、有着豪迈气质的读者；至于令人尊崇的经典，人类的圣经，还有谁能把它们的名字大声地念出来呢？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只有希伯来这个民族拥有一部经典。所有的人都为拣到一块银币而绞尽脑汁，但是这里的文字却犹如黄金般，它们是古代最睿智的人讲出来的话，它们的价值被历代的智者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但是我们读到的只不过是简易课本、初级课本和教科书，踏出学门之后，只是阅读《小读物》和孩子们还有初学者看的故事书。因此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话以及我们的思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标准，只与小人国的小人和侏儒相匹配。

我期望结识一群比康科德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更为聪颖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康科德几乎从未被提及。难道我听说柏拉图的名字之后而不去拜读他的大作吗？仿佛柏拉图是我的老乡，但我们素不相识—仿佛是我的近邻但我却从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或聆听过他充满智慧的话语。但是事实往往不正是这样吗？他的《对话录》充满了他智慧的见解，我们却任由这本书在旁边的书架上安眠，无人问津，更别说翻阅了。我们是愚昧无知、不求甚解的文盲。我要说在文盲这方面有两种，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一种是大字不识的城镇居民，另一种是能够读书认字，但是只读儿童读物和对智力要求极低的书籍。我们应该如古代圣贤一般美好，但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好在何处。我们确实是一些小人物，在智力的成长飞跃中，令人同情的是，我们只飞到比报纸新闻略高一点儿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如它们的读者一样愚笨。可能有些话正是针对我们的遭遇有感而发，倘若我们真正倾听，并理解了这些话，那么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是有益处的，温暖的程度胜过黎明或阳春，或许会让我们换上一副全新的面孔。很多人在阅读一本书之后，开始了他新生活的旅程！一本书如果能为我们的奇迹道出原因，并能启发新的奇迹，那么这本书对我们的存在大有裨益。迄今为止，我们说不清楚的话，大概在别处已经讲出来了。那些扰乱我们的心神，让我们质疑、困惑的问题也曾发生在其他聪明人身上。一个问题都没有被遗漏，并且所有的智者都依据各自的能力，用各自的话和各自的生活，作出答复，而且拥有智慧，我们才能体会慷慨的性质。在康科德的郊外，一座田庄上一位寂寞的雇工，他获得了重生的机会，拥有了独特的宗教经验，他相信因为自己信念的缘故，他已经进入一种沉默庄重并排斥外物的境界，他大概会认为我们的话是错误的。可是数千年前，所罗亚斯德就走过了和那位雇工同样的历程，获得了同样的经验。可是他智慧过人，他知道这种历练普遍存在，因而他能用相应的方法对待他的邻居，据说他还发明并开创了一个祭神制度。那么应该让他谦虚地和所罗亚斯德的精神沟通，并且在所有圣贤的自由引导下，与耶稣基督的精神沟通，让“我们的教会”滚蛋吧。

我们自我吹嘘说，我们属于 19 世纪，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我们都迈着最大最快的步伐。可是一想起这城镇，它对自身的文化贡献却微乎其微。我不想称赞我的市民同乡们，也不想他们来称赞我，因为如此一来，大家都不能获得进步。我们应该如老黄牛一般需要激励—被驱赶，然后才能快速奔跑起来。我们有个相当正规的公立中小学的制度，但学校只对一般小孩子开放；除了冬季那个半饥饿状态的讲学厅，最近根据政府法令还创立了一个简陋的图书馆，但就是没有为我们建立一所自己的学校。我们在治疗身体的疾病方面花了很多钱，而精神方面的疾病却没有花费很少，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建立一所不同凡响的学校。我们应该让男女儿童成年后继续接受教育。到那时，一个个村庄应该是一所所大学，老年人全都是研究生—倘若他们日子过得还富足的话—他们应该有闲散时间，把他们的余生都致力于自由学习。世界并不是永远只局限在一个巴黎或者一个牛津，学生们照样能寄宿在康科德，在这里的天空下接受文科教育。我们也照样能请一位像阿伯拉德这样的教育家来给我们讲学。真是令人可叹啊！由于我们一直忙着养牛，做店铺生意，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进学堂学习，可悲地荒芜了自己的教育。

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的乡镇应当在某些方面取代欧洲贵族的地位。它应该作为美术的维护者。它是富裕的，只是缺乏气量和教养。在诸如农业和商业方面它肯出资，但是要它举办一些知识界都认为是更有价值的活动时，它却觉得那只是乌托邦的梦想，不切实际。多亏了财富和政治，本市花了 17000 美元建造了市政府，但大概一百年之内它不会再为生命的智慧 — 这可是贝壳里真正的肉—耗费巨资。在冬天办讲学厅，每年募到 125 美元，这笔钱可比市内其他同样数额的捐款花得都更有价值。我们生活在 19 世纪，为什么我们享受不了 19 世纪的好处？为什么我们必须把生活过得如此褊狭？倘若我们要阅读报纸，为什么不忽略波士顿的闲话专栏，马上去订阅一份全世界最好的报纸呢？别从中立的报纸去吸收柔软的食物，也别在新英格兰吃翠绿的“橄榄枝”了。让所有的学术社团的报告都汇集到我们这里，我们要考察一下他们究竟懂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让哈伯兄弟出版公司和雷丁出版公司来给我们选择图书？正如品位高雅的贵族，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一些对他的修养有帮助的—天才—学识—聪慧—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的工具。让城镇村庄也这般做吧，—不要只聘请一位老师、一位牧师、一位教堂司事，以为兴建教区图书馆，选举出三个市政委员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开荒的始祖在荒凉的岩石上度过漫漫寒冬，依靠的仅仅是这么一点事业。集体行为与我们体制的精神是相匹配的：我的确相信我们的生活环境将会更美好，我们的能力将远超那些贵族们。新英格兰能把世界上所有的智者都请来，教育自己，给他们提供食宿，让我们彻底地远离乡村生活。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同凡响的学校。我们需要的是高贵的村子，而不是贵族。倘若这是必须为之的，我们宁愿少修一座桥，多绕几步路，但是至少在包围我们的黑暗的愚昧深渊上，搭起一座桥吧。 gzXLN/CwyhN64kNMTQZsogavSIOQRVgA3eWT6I21sxZqiK0AVRdtcQLveYU9qT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