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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国家领导人很快就在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取得了基本一致。他们认识到，为了实现摆在这个新生共和国面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决定性因素。在教育方面，他们认为培养足够的高层次熟练人才与培养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即应该按照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发展的说法，遭到印度教育决策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套理论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专家们”顽固地向第三世界国家头脑简单的人兜售的骗人的东西。
基于上述认识，加上印度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教育方面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独立后的印度领导人在教育上采取了同时快速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战略，而在具体实践中长期偏重高等教育的发展。
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并于1950年成立印度共和国，当时的高等教育规模小且质量低。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印度政府在高等教育规模上采取了迅速发展的战略，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创建了独立于大学系统之外的“国家重点学院”体系。50多年间，印度创办了18所“国家重点学院”，这些学院共有约5万名在校生，以印度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国家重点学院”受到普遍好评。但在印度高等教育系统中，它们所占的比重不到1%，人们讨论更多的还是大学、学院以及在校大学生数量的迅猛增长问题。
从表1-1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独立后40年的时间里，印度的大学数增长了约6倍，学院数增长了约10倍，而在校大学生数增长了约17倍。由于各国高等教育规模主要按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印度在校大学生数的增长速度之快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少见，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因此，一些印度学者把印度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称作“过度的扩充”“无情的扩充”。
表1-1 独立后40年间印度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1996-1997.New Delhi：UGC，19-21.
对于印度独立后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充的原因，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曾主持“印度大学联合会”工作的著名学者M.拉札主编的《印度高等教育：回顾与展望》总结了四个方面原因，即引进智力与创建自力更生的学术结构的需要、为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广大民众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取得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基础教育发展对高等教育升学造成的压力。而我国学者赵中建教授认为，印度高等教育迅速扩充的原因是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理论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与修订、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望。综合各方面情况，笔者认为，从下列两方面考察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充的原因似乎更清楚些。
第一，政府的政治意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固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却是至关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应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进行，这已成为世界许多著名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的共识，而印度政府在长期不能兑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目标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规模。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印度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的问题日渐严重，但高等教育规模仍持续高速发展，显然，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也不是按“市场需求”进行的。这样，首要的决定因素就只能从政治方面寻找了。
印度政府大力扩充高等教育规模的政治意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并巩固对社会起稳定作用的中产阶级。受高等教育人群容易取得待遇优厚的职位并逐渐形成特定阶层，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求稳怕变怕乱，更倾向于对政府的支持。二是印度的高等教育仍然是“英才教育”，一般民众子女的绝大部分在中等教育阶段甚至在初等教育阶段即被淘汰，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三是高等教育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尽管印度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值得怀疑，但印度领导层对高等教育作用的明确认识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管理上的失控。印度在高等教育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合作的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主办并管理中央大学和国家重点学院，邦政府也有权创办并管理邦大学，邦大学的数量及其在校生的数量均占全国高校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80%。印度独立后，几乎所有关于高等教育的专家委员会都建议注重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控制数量上的盲目增长，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曾明确要求中央有关教育行政部门限制各邦新建高校的数量与招生规模，然而，印度高等教育几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正像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学家P.G.阿尔特巴赫教授所说的那样，独立后，“印度高等教育发展迅猛，但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有关计划与建议的影响。印度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更想规划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至少提出了十几个主要的改革方案，但这些改革都失败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教育民主化”在解释战后欧美高教发展方面尚可适用的话，那么它对印度并不适用。道理很简单。在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长期维持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仅能达到生活温饱的水平，文盲率至今仍高达约30%，小学一至八年级的辍学率仍在40%左右……印度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尚有很大问题，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都很有限，“教育民主”又从何谈起？
独立后，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取得了不容抹杀的成就，新建的国家重点学院系统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好评，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学也开始通过高级研究中心发展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高等教育从城市扩展到乡村的广大地区，向众多的青年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等等，这些成就在发展中国家里是很突出的。然而，印度高等教育畸形发展造成的问题也是极为严重的。抛开高等教育畸形发展在经济方面的问题（如巨大的投资未产生应有的效益）、社会方面的问题（如少数上层阶级从高等教育大发展中获益）和教育系统内的问题（如普及义务教育长期受忽视）不谈，单就高等教育领域来说，高等教育规模迅猛扩充的不良后果也极为明显。
第一，学术水平较低且浪费严重。印度大学对下属各类学院中学生通过考试的标准规定得极低，除个别大学的及格标准为40%之外（即总分为100分的试卷，学生得40分就为及格），绝大多数大学的及格标准为35％左右。大学为附属学院拟定的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陈旧而浅显，而在这种低标准的教学中，考试及格分数又仅为35分，毕业生的知识水平可见一斑。及格分数如此之低，印度本科生的淘汰率几十年来却一直维持在40%左右，造成国家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二，专业结构严重失衡造成大量毕业生待业。由于经济水平不高，经费有限，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充必然优先发展费用较低的普通文理科和商科专业，这也是殖民地时期印度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上存在的严重问题。长期以来，印度在校大学生的80%以上分布在普通文理科和商科各专业，而农林专业的学生比例一直在1%上下徘徊。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在印度约3000万待业青年中，有20%以上是各级学位持有者，其中不乏硕士和博士。一些大学毕业生不是简单的“没有工作”（Unemployed），而是“不能工作”（Unemployable），因为他们掌握的知识陈旧过时且无一技之长。有些单位的招聘广告中明文规定一些高校的毕业生不能申报，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学士、硕士学位持有者进行资格考试；有些用人单位为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开设入门培训课程，有的单位开设这类课程是为了给大学毕业生“洗脑”，让他们“忘掉”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
第三，高等教育改革难有突破且积重难返。印度的大学制度是以英国伦敦大学为样板于19世纪中期创建的，称纳附大学制度，即，大学接纳本地区的高等教育学院为自己的附属学院，批准或拟定附属学院的教学大纲，指定教科书和补充教材，为附属学院的学生组织毕业考试（称“外部考试”）并为通过考试者颁发学位，而大学本身不进行教学活动，只是单纯的考试机构。现在，印度虽然也有一些不接纳附属学院而由本校直属院系进行教学的单一大学，但纳附大学仍占多数。绝大多数纳附大学现在都设有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院系，但受大学外部考试制度影响的大学生仍占印度高校学生总数的85%左右。
由于实行教、考分离，互不负责，结果，大学考试机构越来越臃肿，工作效率低下，失误频繁；各学院本科阶段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平时，教师不认真教、学生不认真学，考前搞突击，私人补课教师、补习学院遍布全国，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生产学位的作坊”。尽管印度政府及有关机构从独立后即开始进行针对纳附大学制度的改革，但是由于主要注意力用于应付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充上，改革进展缓慢。由于这种陈旧落后的制度规模越来越大，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互相牵制的力量越来越大，未来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关于印度迟迟不能实现宪法规定的普及义务教育目标的原因，我国有数十位作者撰文论述，其中包括多位博士生导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目标定得太高，不符合印度当时的国情。1949年，印度6～11岁年龄段人口的入学率是40%，11～17岁年龄段人口的入学率只有10%，国民中的文盲比例在80%以上，教育基础是很薄弱的。经受了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独立时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是较好的，但主要是依附于宗主国英国的初级加工业发展得较好，而在当时印度大约3.5亿人口中，半数以上处于赤贫状态。这样的一个大国、穷国，要想在10年内普及8年初等义务教育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上有所调整，双管齐下，导致对初等教育的投入急剧下降。印度领导人不相信当时西方教育家提出的应该按照“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发展教育的建议，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从而实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快速发展高等教育齐头并进的策略。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初等教育的经费一直维持在国家教育经费总量的33%左右，1966—1969年期间竟然降到24%，而同期的普通高等教育和专业高等教育的经费比例占到国家教育总经费的49%。
第三，印度中央政府在中小学教育管理上长期采取放任政策，主要由一级行政区（邦、中央直辖区、首都地区，现有35个）自主推行普及义务教育。由于各邦情况复杂，结果是有些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得较快，有些地区发展得极慢。据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2008—2009年度报告，截至2006—2007年度，印度高级小学阶段（6—8年级）辍学率为零的一级行政区有8个，而辍学率超过50%的一级行政区有11个，其中，阿萨姆邦和比哈尔邦竟然超过了70%。
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劳动力市场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每年有数万大学毕业生失业的问题，时至今日，每年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数以百万计。
印度人口在2011年初已经超过12亿，而且还在以每年近2%的增长率增加。因此，印度每年新增劳动力都在2000万人以上。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05年财政年度，印度失业人口可能达到3600万人，失业率则高达9.1%。而在失业人群中，印度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达17.2%，高于全国总体失业率，有近40%的毕业生找不到有收入的工作。就业不足，不仅直接限制了人们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而且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对印度的社会稳定也是一大威胁。
与失业问题密切相关的“人才外流”现象在印度尤为突出。印度高科技人才外流和留学生出国热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并持续至今。200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称，印度每年仅计算机人才外流造成的损失就高达20亿美元。2009年，印度媒体宣称，印度每年出国的留学生带出外汇100亿美元（约合5000亿卢比）。
在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与培训”中，印度在高等教育质量、数学与科学教育质量、管理教育质量、科研机构质量、科学家与工程师易得性等方面的得分远远高于中国，仅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校园网络普及程度两个项目中的得分低于中国。
而在初等教育的指标中，印度仅在教育投入方面的得分高于中国，却在教育质量和入学率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由于印度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目标提出60年后仍然任重道远，所以，印度初等教育对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拖后腿”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另外，印度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适当分流的进展极为缓慢。印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适当分流的主张，“力争到2000年把高中教育阶段25%的学生分流到职业教育中”甚至在1986年就写进了《国家教育政策》。尽管在中等教育阶段进行纯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弊大于利
，但是，印度高中阶段约90%的学生完全学习学术性课程普遍被看成是严重的问题。由于多个报告和政策性文件都难以推动印度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适当分流，印度的官方文献和有关学者的研究现在很少提及当前的分流比例情况。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zation，NSSO）”的数据显示，2005—2006年度，印度19～24岁年龄段（高中毕业后一年至大学毕业后一年）的人口中，只有5%的人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某种培训。
由此可见，印度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比例仍然很低，成为影响印度劳动者基本素质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政府开始大幅度减少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投入，转而逐渐增加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85—1990年），高等教育经费在占据教育经费总量20%以上长达20年之后首次回落到20%以下，1990—1992年度计划期间降到12%，“八五”期间（1992—1997年）跌至低谷，仅占8%；与此相对应，初等教育经费的比例从此前的33%上升到“七五”计划和1990—1992年度计划期间的37%，“八五”期间又进一步剧增至47%。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印度各界对普及8年初等义务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认识的转变导致对发展策略的调整，印度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九五”期间（1997—2002年），初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65.7%。
在国家投入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印度在普及8年初等义务教育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实际措施，包括继续推行“不留级制”，大力推进《国家教育政策》（1986年）提出的“操作黑板计划”，实施“县初等教育计划（简称DPEP）”“初等教育普及计划（印地语的英文拼写简称SSA）”和“免费午餐计划（简称MDMS）”。作为这些计划的结果，印度初等教育的入学率近年来增加较快。印度高级小学的毛入学率（GER），1993—1994年度为67.7%，1997—1998年度为58.5%，2006—2007年度的最新统计数据为73.6%。
印度独立后实行的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齐头并进”的战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终走向了片面发展高等教育的道路，虽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层次的人才，但是也造成了高等教育畸形发展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一直不能实现的严重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中央政府把教育发展的重点转向初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速普及8年初等义务教育；21世纪初，随着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即将实现，印度又提出了普及中等教育的目标。此外，为了尽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印度在21世纪初明确了推进高等教育私营化的战略，同时进一步扩大落后阶级、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更高的层次和全局角度谋划教育公平。
此外，教育质量问题在印度一直受到很大的关注。除了很早就开始重视天才儿童的教育、创建国家重点学院系统之外，当前，在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即将实现之时，印度政府又开始不断强调要普及优质的初等教育，同时，把条件较好的一些高等学校改建为新的印度理工学院，投入巨资扩大优质高等技术教育的办学规模，加强对全国高等院校的质量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