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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独立前，后来成为印度开国总理的尼赫鲁在他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表达出他对印度“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憧憬：“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尼赫鲁在朝鲜战争的调停和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世界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应该说，尼赫鲁在任期间，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已经展露出世界主要大国的潜力。
尼赫鲁深知，世界一流大国的地位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升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他把科技和教育列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他任内，1958年，印度出台了第一个“科学政策决议案”。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印度建立了一大批大专院校，教育发展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尼赫鲁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他指出，一个民族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兴盛，就必须依托高科技的发展。他也曾经说过：“解决印度的贫困问题，只有依靠科学。”他认为科学家可以决定印度的未来，强调“没有科学和技术，我们就不能进步”。甚至连印度宪法都规定：“科学必须渗透到我们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我们奋斗的一切领域。”
科技兴国是印度长期坚持的方针，印度历届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往往亲自领导或者过问尖端科技的开发工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担任全国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主席；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印度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其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技术人才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两国；拉吉夫·甘地是著名的“计算机总理”，认为印度不能错过电子革命和计算机革命这班车；阿塔尔·瓦杰帕伊强调印度要成为信息技术大国、核大国和生物技术大国；曼莫汉·辛格政府也坚持科技发展政策，并表示要重建科技保障体系和为科研人员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
众所周知，按照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人才培养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而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是教育。印度的几代领导人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早在独立初期，尼赫鲁就指出：“大学代表人道主义、坚韧性、理性、进步、思想的冒险和对真理的探索。它代表人类向更高的目标全速前进。如果大学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它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吉夫·甘地就提出，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印度必须紧跟世界范围内高度重视教育发展的潮流，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将印度带入21世纪”。1968年和1986年，印度先后颁布《国家教育政策》（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在1992年进行了修订），全面规划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告独立，这标志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终结，印度各民族从此走上独立自由之路。据1951年人口调查资料显示，在新成立的印度共和国的3.6亿人口中，只有6000万人能用某种语言进行阅读和简单的书写，占全部人口的16.6%；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识字人数的比例仅为12%；而在占人口50%的妇女中，仅有8%的人识字。
应该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1857年，英属印度政府以伦敦大学为样板，在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建立了3所大学，使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和它在印度建立的现代教育制度为印度培养了大批“东西合璧的人才”，这些人成为独立后印度的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官员和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其中就包括印度共和国的缔造者圣雄甘地、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和印度共和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贝德卡尔博士。此外，英国殖民统治遗留给印度的“英语红利”、在发展中国家中水平最高的现代工业体系和运作较好的国家管理系统，也为印度独立后的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历史原因，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建国或者独立之初的教育基础都很薄弱。印度共和国成立之时，虽然其教育水平也很低，但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各级教育的发展水平是较高的。1949年，印度的小学（6～11岁年龄段人口）入学率是40%，中学（11～17岁年龄段人口）入学率是10%，大学（17～23岁年龄段人口）入学率是0.9%，国民的识字率是17.2%。
而同一年份，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只有20%，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分别是2.7%、1.9%和0.3%；
当时，中国的国民识字率不超过15%。当今印度国家竞争力指标中表现较好的一些方面与当年世界强国英国的殖民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总体上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罪恶的。虽然殖民者给印度带来的西方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自由民主的思想意识对印度的社会、教育、宗教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之发生了剧烈的积极变化，但是，殖民统治使印度封闭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使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殖民者在印度的办学方针是实行奴化教育，教育的社会基础比较狭窄，学校的课程设置重文轻理，教学媒介单纯采用英语，教育的质量也不高。
印度共和国建立之前，虽然有些地区颁布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法令，而且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基本上停留在口号阶段；中等教育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中等教育的目标是为高等教育输送生源，过分强调考试，鼓励填鸭式教学和学生的死记硬背，脱离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制度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它是在殖民地背景下建立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不再适用于独立自由的印度。因此，印度共和国政府面临着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和提高人民教育水平的艰巨任务。
早在印度共和国的初创阶段，其国家领导人就在对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取得了基本一致。他们认识到，对于实现摆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面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决定性因素。为此，1948年和1952年，印度先后成立了以拉达克里希南（1962—1967年担任印度第二任总统）为主席的大学教育委员会和以马达利尔为主席的中等教育委员会，分别对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进行调查研究，并对二者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这两个委员会的报告对印度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但是，在这两个委员会的报告发布10多年后，印度的传统教育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殖民地时期教育的许多弊端没有得到清除，人才的培养不能较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实现教育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广大民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保证培养合格的科技人才，印度又于1964年任命了第三个教育委员会，要求它向议会提出关于全国教育发展的总方针以及全国统一的教育模式的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印度著名教育家D.S.科塔里教授，所以人们也把这个教育委员会称为“科塔里委员会”。与前两个专门委员会不同的是，科塔里委员会是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的综合性委员会。
为了吸取其他国家发展教育的经验，科塔里委员会除了7名本国成员之外，还有5名来自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成员，此外还有2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教育专家作为该委员会的顾问。经过两年艰苦细致的工作，1966年，该委员会提交了名为《教育与国家发展》的长篇报告（四卷本）。报告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最强大的工具，教育的重建与国家的重建紧密相关；印度必须做出面对历史的决定性选择，建立一个完善合理、富有成效的教育体制，以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提高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科塔里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印度社会的强烈反响，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印度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全国各有关组织和机构的广泛讨论，1968年，印度政府公布了独立以后的第一份《国家教育政策》。该政策在免费义务教育、教育机会均等、扫盲和成人教育、教育结构等多个方面制定了今后发展的原则。《国家教育政策》认为，对全国教育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对国家的一体化及实现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这一理想，都是必不可少的”。
1968年印度《国家教育政策》对教育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对重建印度教育体制的意义进行了特别的强调。政策文本简明扼要，翻译成中文约5000字，主要包括17项内容：
（1）争取早日实现宪法第45条的规定，为所有14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确保入学儿童能够圆满完成规定学业。
（2）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赋予教师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提高他们的报酬和待遇，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
（3）教学用语采用三种语言模式，即印地语、英语和地方语言，应该特别强调对国际语言——英语的学习。
（4）竭尽全力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纠正各地区、各阶层间的教育不平衡现象，重视少数民族、女性和残疾人的教育。
（5）及早发现智力超常儿童，提供各种鼓励和机会，促使他们充分发展。
（6）开设劳动实习和社会服务的课程，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助能力、良好的个性和社会责任感。
（7）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增长，在中学教育结束之前，普通教育应该包括科学和数学教学的内容。
（8）应该特别强调农业教育和工业教育，为农业和工业服务，注意减少受教育者的失业。
（9）提高教科书的质量，改进出版发行工作；特别注意地方语言文字的作用。
（10）改革考试制度，帮助学生提高成绩和实际工作能力。
（11）办好中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必要联系。
（12）办好高等教育，严格坚持教育标准，注意研究生阶段的培养。
（13）抓紧业余教育和函授教育，提高函授教育的地位。
（14）加速扫盲和成人教育，促进民主机构的运转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15）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搞好少数民族教育。
（16）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育道德。
（17）统一学制，逐步推行10+2+3的教育结构。
1968年的《国家教育政策》在印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目的是促进国家进步，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文化认同和各民族的团结；它强调教育体制的重建，确保教育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它强调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强调弘扬优秀的传统道德价值和建立教育与人生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它提出了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学制结构的目标。该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教育质量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教育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的能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事实上，1968年《政策》的许多原则建议未被付诸实施；尤其是《政策》要求每五年对全国教育发展的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规划今后的教育发展策略，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落实。结果，英国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教育问题和时代发展造成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印度教育积弊日深。
1977年，印度政坛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独立以后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在议会选举中被人民党击败，失去了执政党地位，人民党成为执政党。1979年，人民党政府倡导起草了《新的国家教育政策（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但是由于人民党政府很快便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因此《新的国家教育政策（草案）》尚没有成为正式文件便“胎死腹中”。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展望日益临近的新千年，印度国家发展战略的总目标更趋明朗，即：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振兴经济，努力增强综合国力，力争使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瞩目的强国，在亚洲、印度洋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发挥重要作用。
鉴于教育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作用，鉴于人力资源开发对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巨大作用，1985年，为了统筹中央政府各部门涉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计划与行动，印度把原先的教育和文化部等几个部合并组成“人力资源开发部”，使之成为与外交部、国防部和财政部具有同等地位的大部，原先的部改为其下辖的教育司、文化司、青年事务和体育司、妇女和儿童发展司。
1986年，人力资源开发部刚刚正式开始运作，就发表了题为《教育的挑战——政策透视》的文件，旨在发动全国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讨论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家教育政策》。同年还公布了实施新教育政策的24点实施计划，名为《国家教育政策1986年行动计划》。新的《国家教育政策》为面向21世纪的印度教育改革制定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它是基于印度教育发展中问题的认识而制定的，认为所有的教育问题都可以通过有效的教育投入和资源管理来解决。本次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在注重教育质量和平等的同时，保护较低层次的基础教育，保证所有儿童在11岁时已经接受五年教育；到1995年，保证向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同时，还要提高14岁以下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提高初等教育质量。在中等教育方面，继续扩大儿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重点发展“标兵学校”，进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各地要扩大中等教育的规模。
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是以1968年《国家教育政策》为蓝本，结合时代需要而制定的，所以它们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大体相同。但与1968年的国家教育政策相比，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总体来看，新的国家教育政策中的原则更为全面、精细，具有可操作性，这对把改革措施落在实处，克服“总纲并没有转化成实施细则和具体职责”的根本弊病，极为有利。第二，针对教育的民主、平等，1968年的国家教育政策中只提出了教育机会均等，并概要提及了保护女性、残疾人、落后阶级的受教育权。而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则直接提出了平等教育，并对妇女、表列种姓、表列部族、少数民族、残疾人、成人扫盲等方面的教育，制订了较为详尽的细则，这为教育民主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标志着教育民主化进程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三，1968年的《国家教育政策》中教育管理一项还是空白，而在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中，不仅提出要制订教育规划和管理方面的长期计划，而且还提出了在国家、邦、县和地方设置教育管理机构的构想，这无疑会给印度教育管理的科学化提供更大的动力。第四，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首次在国家政策中把师范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对促进师范教育改革的深化，提高整个国民素质，都会产生一定推动作用。
由于中央政府中执政党的更迭，由于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改变了或者认识提高了，也由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从1990年至1992年，印度中央政府先后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对《国家教育政策》进行审议，并于1992年颁布了经过补充修改的《国家教育政策》。
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1992年修订）比1968年《国家教育政策》详尽而全面，全文由12个大部分、159条组成，翻译成中文大约15000字。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名为“导言”，论述了1968年《国家教育政策》颁布以后的执行情况，说明了制定新的《国家教育政策》的背景。
第二部分名为“教育的本质和作用”，阐释了对教育的本质及其作用的理解。
第三部分名为“国家教育制度”，对学制结构、教学内容和各级各类教育进行了宏观论述，特别说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管理方面“有意义的合作关系”。
第四部分名为“为了平等的教育”，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分别以“为了妇女平等的教育”“表列种姓的教育”“表列部族的教育”“其他教育落后的部分和地区”“少数民族”“残疾人”“成人教育”为题，论述了在这些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
第五部分名为“各级教育的重新组织”，分别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的职业化”“高等教育”“开放大学和远距离学习”“学位与职位分离”“农村大学”为题，论述了在这些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
第六部分名为“技术教育和管理教育”，说明了加强技术教育和管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而论述了技术教育和管理教育方面的“制度趋势”“创新、研究和开发”“促进各级机构的功效和效益”“管理的职能和变化”。
第七部分名为“使教育系统行之有效”，强调“必须把纪律引入现有的教育系统”，“所有的教师应该教，所有的学生应该学”，并极为简要地提出了四项策略，涉及提高教师地位、改善为学生的服务并使之遵守行为规范、提供教育设备和开展教育评估。
第八部分名为“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的重新定向”，分别以“文化展望”“价值观教育”“语言”“书籍和图书馆”“传播媒介和教育技术”“劳动实习”“教育和环境”“人口教育”“数学教育”“科学教育”“运动和体育”“瑜伽”“青年的作用”“评价过程和考试改革”为题，论述了在这些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
第九部分名为“教师”，论述了提高教师地位的重要性、对教师聘任工作的要求、教师岗位责任制的实施、教师协会的工作，特别论述了教师教育中的在职培训问题。
第十部分名为“教育管理”，提出了对教育的规划和管理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指导性原则，分别从“国家一级”“印度教育服务组织”“邦一级”“县和地方”“民办机构”“纠错机制”的角度，论述了在这些方面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
第十一部分名为“资源和检查”，论述了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和“开源节流”的一些具体措施，突出强调了政府在筹措教育经费方面的责任，提出“教育经费要逐步增加，确保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92—1997年）及其以后将一直超过国民收入的6%”，并要求每五年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二部分名为“展望”，申明了“印度教育的未来状况太复杂以致不能精确地展望前景”，但是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出“未来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教育金字塔的基础”。
1992年修订的《国家教育政策》对1986年的文本的修改之处达到35处。虽然“知错就改”很值得肯定，但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修改，既说明当初制定政策时似乎不够严谨、计划不周，也难免给人留下“朝令夕改”的不良印象。
根据1992年的《国家教育政策》的《行动计划》，印度政府提出为所有人提供优异教育的总目标，重点是为所有儿童提供优异的初等教育；进一步实行中等教育职业化；大力加强妇女教育以及重点扶持低种姓人口和少数民族的教育。同时，印度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普及目标又推迟到在进入21世纪前使所有年满14岁的儿童受到高质量的免费义务教育。与1986年的《国家教育政策》相比，1992年的《国家教育政策》更为全面、具体地指出了印度教育改革的目标与方向，首次提出实现全民初等教育战略，也更加重视教育平等与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