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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为了消除殖民统治的影响，把印度建成一个工业化强国，印度领导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贫困，因此印度应该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又应该与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因而决定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同时，在印度领导人看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各有优劣，印度应该取长补短，最终确定了采取以公私混合、公营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尼赫鲁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之前，印度基本上一直采用这种经济模式。
在尼赫鲁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下，印度政府大力发展公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工业体系初见规模，经济发展自给能力增强，扭转了印度在殖民地时代经济畸形发展局面，为印度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印度政府在推行尼赫鲁模式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战略性的偏差，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印度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也使印度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非进行重大改革不可了。
1991年，印度新一届的拉奥政府刚上台，就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口号的重大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除了军工、原子能、铁路等个别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之外，其他领域均向私营部门开放；大幅度修改反垄断法，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逐渐减少国家在公营企业中的股份，加强公营企业的改革；大幅度降低商品的进口关税，逐渐放松外资进入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些措施使印度经济朝着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改革带来了印度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1991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呈加速发展趋势，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势头举世瞩目，在国际上甚至出现了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速度谁快谁慢、孰优孰劣的热闹局面，印度和中国、巴西、俄罗斯还被并称为“金砖四国”。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度经济改革是在尼赫鲁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仍然留有混合经济模式的印迹，仍然强调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印度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
受到国际上普遍称赞的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其实主要是指（虽然并不完全是）从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算起，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些突出特征。而其中的某些特点也充分反映出了印度模式的长处所在。
第一，从宏观制度环境来看，印度的发展是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印度号称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建立了竞争式的竞选制，并且有着相对健全的法制环境。美籍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指出：“印度定期举行有序的大选，拥有自由而活跃的媒体和司法独立，同样重要的是，执政党在大选失败后愿意交出政权而非召集军队。对于任何贫困国家（特别是像印度这种规模的国家），这都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从发展策略来看，印度既强调对外开放，同时对国内保护力度也很大。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认为：“中国开放了本国零售市场，而印度至今仍对此非常抵触。虽然进口关税已有了大幅度的削减，但2005年印度对进口制造业产品所征关税的税率仍比中国高一倍。”
第三，在发展动力上，印度具有重视消费而非投资、重视内需而非出口、重视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视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密集且技术含量低的工业等特点。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印度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相当高，达到0.95左右，消费占GDP的比例也相对较高，2003年达到77.7%。在产业发展模式上，印度服务业的大发展是其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在产业发展取向上，印度十分重视信息技术（IT）、生物科技、医疗和制药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第四，在发展的主体方面，印度的私营经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国有或公营企业很容易会产生“软预算约束”、自生能力不强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印度的影响却要相对小许多，因为印度有一个非常成熟、庞大的私营经济，且私营经济已经站在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前列。
第五，在发展绩效方面，印度具有质量高和可持续性强等方面的优势。印度学者达斯（Gurcharan Das）指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30%～40%都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单纯依靠总量投入。这一点与中国有明显不同，也有别于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因为）生产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真正有价值的指标，它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而且也意味着技术进步，单纯依靠投资和产量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不能反映一国经济运行的真相，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提高才是经济健康增长的真正指标。”反映印度经济增长质量高的其他一些重要指标还有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用效率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尽管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但是，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并没有自动消除，触目惊心的贫富反差现象仍然比较普遍。而在事关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等方面，印度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也比较大。这些都表明了印度发展模式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增长与分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印度近年来飞速的经济增长的确造就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富豪。据《福布斯》杂志富豪榜显示，印度10亿美元以上的富翁从2005年的22位增加到2006年的36位，其中有3位位列世界前20强。印度富翁不仅在人数方面，而且在总资产方面也击败了日本上榜富翁。但是，受惠于这种繁荣的人群仍然是有限的。学者们的研究指出，印度仍处于低收入国家之列，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超过了许多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这种贫富分化的后果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当它与印度的宗教、种族乃至更为复杂的国际因素等交织纠缠在一起时，更容易为社会动荡或恐怖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暴力活动不断发生制造出适宜的土壤。
第二，增长与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印度人口目前已经超过12亿，而且还在以每年近2%的增长率增加。因此，印度每年新增劳动力都在2000万人以上。但是，在吸纳劳动力进入生产性就业方面，印度却做得特别糟糕。如在1993至1994年以及1999至2000年间，印度经济年增长率达6.5%，而就业增长仅1%。进入21世纪后，印度的增长率更是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但其就业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05年财政年度，印度失业人口将达到3600万人，失业率则高达9.1%，而仅仅五年之前，即2000年财政年度的失业人口不过是2700万，失业率为7.3%。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的失业人口不仅是那些低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印度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达17.2%，高于全国总体失业率。有近40%的毕业生找不到有收入的工作。就业不足，不仅直接限制了人们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对印度的社会稳定也是一大威胁。
第三，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印度，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制约印度未来发展的一大障碍。然而，对于负有提供基础设施义务的印度政府部门而言，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印度政府在各党派政治力量的制约下，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决策，从而集中有限的资源用于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政府视发展为目标，并将其视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印度政客则将代表本集团的利益视为目标和他们合法性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是发展式的，而印度的政治仍主要是庇护式的。”这样，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有限的财政资源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而其本应承担的公共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也由此受到削弱。对此，阿玛蒂亚·森痛心地指出：“政府在一些领域中的参与程度不够，而它本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极大成就。……被经济学家称为‘公共产品’的广阔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而且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改革几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展望未来的改革前景时，印度学者比巴尔·贾兰（Bibal Jalan）不无悲观地指出：“我的预感是，经济目标很可能敌不过目前联盟政治的利益驱动。……因此，在面临反对的情况下，（未来）推进改革的政治意志相当薄弱。”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要使教育经费占到国民收入的4%，这一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后，印度又提出了教育投入达到国民收入6%的目标，虽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一再推迟，教育经费确实是明显增加了。由于印度教育经费以中央和邦政府投入为主，教育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情况十分严重，所以，印度各级各类教育经费紧缺的情况特别突出。本书仅以高等教育为例予以说明。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府急剧降低了对印度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使之一直处于经费紧缺之中。经费紧缺不仅对印度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展有一定影响，更主要的是对教育质量有极大的不良影响。在此期间，印度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角度，强调解决经费紧缺问题的迫切性，并初步采取了一些措施。
印度的高等教育主要有5个经费来源：
1.政府支出。这项经费包括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邦以下的地方政府也有少量投入。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又分两个部分，即计划内拨款（Plan outlay）和计划外拨款（Non-plan outlay）。计划内拨款用于发展性项目（Development），即物质条件的改善，计划外拨款用于日常性项目（Concurring）。
2.学生的学费。印度的大学全部是公立的，但大学的附属学院多数是私立的。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补贴，但学生也需缴纳学费和杂费。一般来说，大学本部和公立学院中的学生交费不多，私立学院的学生则要交高额的学杂费或“赞助费”（Capitation）。
3.私人捐赠。私人捐赠在印度高等教育经费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这类捐赠主要包括馈赠基金、直接捐款和捐物。捐赠者有私人、公司企业、基金会以及宗教或慈善团体。
4.高等院校的自筹资金。高等院校可以通过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获得一定数量的自身发展资金。这种有偿服务包括举办成人教育、向社会提供出版物、为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咨询、向公司和企业转让科研成果等。
5.国际援助。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印度高等教育的援助，在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质量提高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援助不仅包括直接的经费援助，还涉及大量的高层次教学、科研人员的培训、设备援助及课程设计等诸多方面。
印度高等教育各种主要经费来源的比例情况见表2-1。
表2-1 不同渠道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比例（%）
资料来源：Tilak，J.B.G.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India.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UGC，1999（1）：74.
1.高等教育经费在教育总经费中的比例下降。统计表明，印度独立后，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一直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中，高等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所占的比例长期偏高，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才有较大幅度下降。详情见表2-2。
2.学生人均经费下降。印度独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高等教育的总经费增长了97倍，但这种增长还是跟不上入学人数的增长。结果，生均经费只增长了4.3倍，若按实际价格计算，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一直是负增长，1983—1984年度的生均经费还不到1950—1951年度生均经费的一半（以1970—1971年的物价指数为标准，1950—1951年度的生均经费约为1144卢比，1983—1984年度为551卢比）。
表2-2 印度五年计划期间教育经费分配比例（%）
资料来源：（1）“一五”至“八五”期间，A.格纳纳姆，A.斯代拉：《高等教育中正在形成的趋势及其对未来的意义》，《教育计划与管理杂志》（印度），1999（2）：191.
（2）“九五”期间，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Issues Related to Expansion，Inclusiveness，Quality and Finance.New Delhi：Compudata Services，2008：227.
（3）“十五”期间，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Government of India. Allocation and expenditure during Tenth Plan. http：//mhrd.gov.in/statistics_data？tid_2=238.2012-04-29.
（4）“十一五”期间比例，根据Bureau of Planning，Monitoring ＆ Statistics，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Government of India. Allocation and Plan Expenditure during XI Plan（p4）测算。http：//mhrd.gov.in/statistics_data？page=3＆tid_2=All.
（5）“十二五”期间预计比例，Planning Commission，Government of India. Approach to the Twelfth Five Year Plan. 2011：133.
*通常包括：远程学习、奖学金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促进书籍质量提升和版权，语言发展，计划和管理。
通货膨胀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在教育系统中是最明显的。在有可比数字的1950—1951年度至1975—1976年度间，大学、普通教育学院和专业教育学院这三类机构中的生均经费都是负增长。专业高等教育中的经费下降最大，生均经费下降约50%。虽然医学、兽医学、农学和林学等专业的生均经费按实际价格略有增长，但工程和技术等专业的生均经费下降幅度很大。
3.高等教育的发展性开支减少了。印度高等教育中的发展性开支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投资。人们普遍认为，印度现行高等教育中经常性开支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是不合适的，1983—1984年度，高等教育中的经常性开支占总支出的91%。
这样高的经常性开支说明，印度高等教育是一种劳动密集型活动，缺少诸如教学楼、教学仪器、办公设备和实验室等方面的物质资本投入。
1.增加公费的渠道。由于财政状况不佳，如果不增加新的经费来源渠道，印度政府维持目前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再增加投入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政府多次表示将大幅度减少对高等教育的补助，到世纪之交开始“动真格”的了：2000—2001年度，在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各大学的一片抗议声中，印度政府强行将给高等教育的拨款减少10%，使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紧缺的状况雪上加霜。
近年来，印度许多专家学者对政府花费大量公共资金用于高等教育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因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主要是少数富人，而国家公共资金却主要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交的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可行办法就是设立新的税种，如大学毕业生税和教育税。
（1）大学毕业生税（Graduate Tax）。大学毕业生税是一种教育特别税，专门向使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部门征收。在印度，倾向于征收大学毕业生税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认为，雇用高校毕业生的雇主们应该承担培养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力资本”所需的部分费用。
反对征收大学毕业生税的人认为，它可能对雇主雇用大学毕业生产生抑制作用，因为雇主们在各类大学毕业生中会选择那些“使用费较低的”毕业生，甚至不雇大学毕业生而雇中学毕业生，这会使大学毕业生待业问题更加严重。
（2）教育税（Educational Cess）。教育税由某一特定地区的所有人缴付，用于特定目的。印度还没有征收大学毕业生税，但有几个邦已开始征收教育税。不过，这几个邦的教育税不是专为高等教育征收的。
2.增加私费的渠道。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停止增长，新的公费渠道短期内难以开辟，人们被迫把注意力转向增加私费渠道上。
（1）学杂费。在印度，人们通常的印象是，家庭在高等教育方面花费很少，高等教育几乎完全是由政府免费向公众提供的。但现有的地区性研究资料表明，家庭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花费也很可观。P.V.B.奈尔在其1990年出版的《大学教育的费用与回报率》一书中指出，家庭在学生的大学学习与生活期间花费很高，其支出几乎与公共机构对学生的花费相当。
学杂费是高等教育私人资金的重要来源，它不仅可以被有效地作为政府的收入，也可以作为规划高等教育的有效工具，影响人们对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起到指挥棒的作用。但在印度，学费的这些功能未被有效地利用，当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在研究为什么大学学费不断上升的时候，印度学者却不得不研究印度大学学费不断下降的原因。
目前，印度有不少知名学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区别对待的学杂费结构，以便让家境富裕的学生以学杂费的形式比家境较差的学生承担更多的高等教育费用。这种区别对待的收费机制可以使公费补助高等教育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
如果要使学杂费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收入产生有实际意义的作用，应该把它与高等教育的花费联系起来。由于不同专业学科的费用不同，学杂费也应该相应地有所不同。因此，区别对待的收费制度应考虑下列因素：总体花费与学杂费之间的不平衡性；不同学科、不同层次间生均经费中的学杂费比例；学生的家庭收入水平；特定类型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可能受益程度。
也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根据入学成绩进行收费，成绩好的少收费，成绩差的多收费；或者交费多的上好大学，交费少的上差大学，等等。对于提高大学生学杂费的收费标准，印度的教育决策者们意见基本一致，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既能提高收费标准又不致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办法。
（2）学生贷款。在印度，学生贷款并非新生事物。1963年，为了在提高大学入学率的同时并不增加政府的经费负担，印度政府开始实行一项免收利息的国家贷学金计划（National Loan Scholarship）。有关部门当时预计，学生贷款项目在5～10年内可以形成循环利用的和独立运作的基金。该计划曾受到人们的广泛拥护，认为它会防止资金浪费，因为只有贫困的大学生才能得到该项贷款，而且，由于贷款的学生承担了一定的债务，他们对待学习与工作会更加严肃认真。人们认为，贷学金计划会使受教育者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学生们会因此对高等教育的费用有所了解，明白社会为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投入了多大的资金。这样，人们也期望学生贷款会使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得到提高。
30多年的实践表明，印度高等教育中贷学金计划实施的情况难以令人满意。除了通货膨胀对贷款的影响外，学生贷款还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从心理方面来说，贷款读书在印度社会不受欢迎。人们不愿意用贷款去对“看不见的”人力资本进行的投资，因为教育的收益在很长时间内不容易确定，既不容易定量计算，也不可靠。其次，印度的信用市场在发放学生贷款方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要求贷款的学生提供保证偿贷的有关抵押证明，而家境贫寒的学生根本拿不出这类证明，结果正如Alfred Marshall指出的那样，不成熟的资本市场导致对教育的投入不足。
印度学生贷款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贷款得不到偿还。印度在1963—1988年间以学生贷款的形式投入资金8.69亿卢比，只有5.9%被收回来了。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的回收率最高也只有15%左右。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上述问题，学生贷款才能有效运行。
（3）自愿捐赠与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印度高等教育曾得到各方人士的慷慨赞助。1950—1951年度，主要由捐助构成的“其他经费来源”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13.8%，到1983—1984年度，这一比例降为5.4%，印度高等院校以前没有通过非政府渠道筹集资金的动力，因为无论他们的钱是怎样筹集到的，都会被从政府拨款中扣除相应的数额，这样，大学领导人就不在这方面努力了。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决定各高校自己筹集的钱不再从政府拨款中扣除，另外，大学和科研机构获得的捐助百分之百免税。在上述动力作用下，各高校开始努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资助。
此外，教育经费的增长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经费来源渠道实现，而且可以通过更有效地使用现有经费来实现。有的研究人员估计，印度全国教育总经费的约20%在为教师安排的各种福利中被“浪费了”；高等教育中的生均花费的最适当水平应该比现有花费水平低30%。如果优化内部管理，严格审查师生比例以及任课教师与教辅人员的比例，那么，这方面的节约也等于使各高校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综上所述，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紧缺的形势是严峻的，是高等教育长期脱离国情的急剧扩充而筹资渠道较为单一的必然结果。应该说，印度一些专家学者在如何增加高等教育私费来源渠道方面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增加私费来源也是最终解决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紧缺问题的可行办法。但是，由于印度社会政治经济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许多改革措施长期争论不休而难以达成共识，改变因经费紧缺导致的印度高等教育在低水平上徘徊的局面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