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可以进一步用同一种区别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少得可怜。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和检验那些人们都早就熟悉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讲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
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对。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意义重大,颇有用处,那么也可以说罗夏试验意义重大,颇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表现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的含义。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是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
因此,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个问题的对立存在。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其实,所谓罗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会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患者在自由联想时所描述的,几乎完全决定了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流露真情的过失,甚至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有所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论,尽最大努力排除掉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安静的房间,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充满自由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作为各自文化代表的责任背景,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而不是应答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尽量自我感觉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都变了样。
艺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独特人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也许应该这样说: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来说所有科学实验都更受外界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