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玛妮雅回到华沙。父亲已经日渐衰老，他虽然继续在学校里教课，但家里已不再招收寄宿生。为了补贴家用，几个孩子开始教书赚钱。玛妮雅也决心到职业介绍所去找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她贴出这样的广告:“有文凭的青年女士讲授代数、几何、法语，授课费低廉。”很快就有好多家长跟玛妮雅联系。

但这种职业费力不讨好。不久，十六岁半的玛妮雅就知道了家庭教师的辛苦和委屈。她经常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为了节省一点车钱走很远的路。但是需要家教的学生往往既任性又傲慢，家长又经常让她在有穿堂风的门厅等很久。在这里，家庭教师等学生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许只是出于疏忽，有的家庭到月末还迟迟不付授课费。

然而，玛妮雅却没有因此而过分痛苦。因为在这个时期，玛妮雅除了从事私人授课的工作，还过着一种激动人心的秘密生活。

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当时的一些波兰青年在安排人生计划的时候，为祖国服务的愿望总在个人的抱负之上。同时，他们认为艺术对救国的帮助不大，所以他们崇拜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列在文学等艺术学科之上。他们认为，侵略者千方百计想使波兰人变得愚昧，他们就必须发展文化教育，来反抗沙俄的压迫。于是，他们创办了秘密学校“流动大学”，组织青年学生学习知识。

玛妮雅和两个姐姐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这个组织有定期的聚会，有一些教师为他们秘密讲授解剖学、社会学等学科。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学到的东西，传阅科技小册子和论文。这样，一方面增加了青年们的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了他们对祖国的信心。

四十年后，居里夫人回忆这段时光时说:“这种活动的方式其实并不高明，所得的效果也很有限，但我仍然相信，当时我们确立的观念是唯一能促进波兰社会真正进步的。我们不能指望不使个人进步，就可以建设一个比较好的世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每个人必须努力设法让自己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同时我们还接受了作为社会成员的特殊义务—看我们的力量对于哪些人最有用，就去帮助哪些人。”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加强像玛妮雅这样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的教育，还担负着传播知识的责任。玛妮雅就承担了为一家缝纫厂女工读书的工作。她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的书籍，办了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学习。

流动大学这种特殊的生活，使玛妮雅更加感到了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这段时期，玛妮雅发现姐姐布罗妮雅十分苦闷。原来，布罗妮雅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料理家务。她最大的愿望是到巴黎学医，然后回到波兰开家乡间诊所。可留学国外的费用太高了，以现在的收入怎么可能呢?玛妮雅虽然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但看到姐姐有心事，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姐姐。其实她也无数次梦想到索尔本大学(巴黎大学神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的总称)去学习，然后回到华沙，做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

布罗妮雅在做家庭主妇的同时，也教了几个学生，攒下了一点钱。一天，她又在计算有多少积蓄的时候，玛妮雅走过来，对姐姐说道:

“姐姐，我们算算看，你节省下来的钱，够你在巴黎住几个月?”

“足够旅费和大学医学院一年的费用。可是你知道，医学院要读五年才能毕业。”

“是啊，布罗妮雅，可是我们工作一小时只能赚半卢布，想要攒够钱是不可能的。”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我们各自奋斗，那就谁也去不了。如果照我的计划办，说不定再过几个月，你秋天就可以动身去巴黎了……”

“玛妮雅，你疯了!”

“不!开始的时候，你用自己的钱，然后我想办法陆续寄钱给你，父亲也寄，同时我也为我的将来攒钱。等你做了医生，我再去巴黎，到时候你再来帮助我。”

“可是，你赚的钱除去生活费，还能有积蓄吗?”

“我找一个能提供食宿的家庭去做家教，一年可以有四百卢布，也许还能多一些……只要节约一点，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布罗妮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妹妹太伟大了!她想，妹妹的天资那样好，可为了让自己去求学，她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走。

“玛妮雅，我觉得应该是你先去，以你的天分，应该很快就能成功的。”

“别傻了，姐姐。我才十七岁，你已经二十了。当然应该是岁数大的先走，毕竟我还有时间。”

就这样，布罗妮雅离开了华沙，成为斯可罗多夫斯基家中第一个去国外留学的孩子。为了实现和姐姐定下的计划，玛妮雅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向自己的少女时代挥手告别。

在布罗妮雅离开以后，玛妮雅为了负担姐姐和家庭的花销，开始去职业介绍所寻找长期的家庭教师工作。经过一番选择，玛妮雅接受了一位律师夫人的邀请，成为一个八岁女孩和一个六岁男孩的家庭教师。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家庭教师似乎是一个优雅而浪漫的职业。但实际上，在玛妮雅生活的年代，家庭教师的地位也就比用人、花匠、厨师略高一些，玛妮雅写信给表姐亨利埃特描述这个家庭说:

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那位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冷淡，让我都难以忍受下去。

这家和其他有钱的家庭一样，在公开场合只说法语。他们可以六个月不付账，连点灯的油都吝啬，可是却用着五个仆人……最讨厌的是，他们口头极甜，可是话里总流露着诽谤，一种把人说得体无完肤的诽谤。

我在这里学会了把人类认识得更深一点。我知道了小说里描写的人物并非虚构，也知道一个人不应该和被财富毁了的人交往……

玛妮雅本来希望可以不离开家，在华沙通过工作赚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来支持自己和姐姐制定的计划，可是这份工作带给她的只是一个关于“被财富毁了的人”的教训。

于是，玛妮雅试着找一个肯多出一点工资的家庭。在偏僻的乡村斯茨初基，有一位Z先生，一年肯出五百卢布的工资。虽然去那个地方需要坐三个小时的火车，再坐四个小时的雪橇才能到，可玛妮雅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Z先生是位农学家，精通新技术，管理着两百公顷的甜菜，并拥有一家制糖厂的大部分股份。Z家在当地算是比较富有的家庭，不过他们的房子虽然比附近的农民住房讲究，也只不过是一所老式别墅。这是一座大而低的板屋，共有两层楼，阳台上全都镶嵌着玻璃。玛妮雅住在二楼。家里的四个孩子中，玛妮雅负责给Z夫妇十八岁的长女布朗卡和十岁的次女安霁亚上课，每天工作七小时。别墅里有一座美丽的花园，玛妮雅常常到那里散步，制糖厂里还有一个小图书馆，可以在那里借到书和杂志。

玛妮雅原来预想，在这偏僻的乡村里，一定是一派田园风光，有草场和森林。可第一次打开住房的十字窗时，她看到的却是一根高耸的工厂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一条河从工厂里流过，流进去时是清泉，流出来时却是污水，而且还泛着污浊有毒的泡沫。周围几公里内，是一望无际的甜菜田。秋天时，牛车载着沾满泥土的甜菜，从四面八方运往制糖厂。而这些，基本上都属于Z家所有。

在写给亨利埃特表姐的信中，玛妮雅这样介绍自己的新生活:

我到Z先生家已经有一个月了，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还算顺利,Z家的人都很好，我和他们的大女儿布朗卡已经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至于另一个学生安霁亚，她还算是个听话的孩子，不过有时很散漫。当然，谁也不能要求别人十全十美。

……我目前过的是我这种“地位”的人过惯了的生活。教课之余，我还可以读一点书。不过家里总是有新客人来，这会打乱我定好的时间表，而安霁亚就会趁机要求停课。Z先生比较有教养，他虽然很守旧，但却很有见识，有同情心，而且很讲道理。他的妻子虽然比较难相处，不过如果你找到和她相处的方式，她也是很和蔼可亲的。我相信，她还是喜欢我的。

在乡村生活期间，玛妮雅每天都会在路上遇到许多农民的小孩。他们衣衫褴褛，乱草般的头发下面是一，张张略显迟钝的脸。他们大部分是文盲，极少数进过学校的，也只学会了俄文字母。玛妮雅有了一个计划，如果秘密开设波兰文课，让这些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美好，那该多好!玛妮雅曾经有过的“启发群众”的梦想，在这里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

征得Z先生的同意后，玛妮雅开始了一种繁忙的生活。每天除了给布朗卡和安霁亚上课外，还要抽出两小时教这些农民的小孩。尽管如果被人告发，可能会被判处流放，但是玛妮雅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项工作中。

孩子们聚集在玛妮雅的房间，虽然身上散发着汗臭味，但他们学习非常认真。每学会一个新单词，他们的眼神就显得光亮，并发出发自内心的欢呼。坐在屋子角落里的那些文盲父母，也显出惊奇赞叹的表情。这使玛妮雅感到非常愉快，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她还从自己微薄的积蓄里挤出钱，为这些孩子买来练习本和笔。

她写信给布罗妮雅说:

我的愿望是要为贫苦的平民做一点事。我能做到的，只是教十二个乡下孩子读书，至于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了解自己在社会上的任务，现在还谈不上。

玛妮雅显然还在坚持自己去法国求学的梦想。在她的心目中，法国才是真正的自由之地。在自由的法国，无论你是从什么国度来的人，都不会受到歧视。那里，也许才是她的灵魂可以真正得到解放的地方，但她真有一天能到巴黎去吗?到索尔本学习，在那里接受最好教育的梦想能实现吗?

在Z先生家那所房子里，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做实验的机会，玛妮雅全靠自学钻研着数学和物理学，她几乎是在知识的迷宫里盲目摸索。由于只能找到一些过时的书籍来阅读，对于玛妮雅来说，学习的效率事倍功半。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的道路分外艰难，同时还要负责给姐姐布罗尼雅提供上学的费用，玛妮雅对生活几乎要绝望了。但就在这时，玛妮雅的命运出现了一次转折，她恋爱了。

虽然生活在贫困中，但不到十九岁的玛妮雅越来越漂亮了，变成了一位优雅的女子。她皮肤光洁，头发浓密，蓝灰色的大眼睛闪烁着聪慧的目光。

Z先生的长子卡西密尔从华沙回来度假时，发现了舞跳得极棒，而且会划船、会滑冰、会作诗、聪明娴雅的玛妮雅。这个女孩与他认识的那些青年女子完全不同，他爱上了她。而玛妮雅虽然有着强烈的革命观念，但同时又有着一颗敏感的心，她也爱上了这个相貌俊美、惹人喜爱的大学生……

卡西密尔只比玛妮雅大一点，两个月后，他们计划结婚。两个年轻人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理想化了，以为一切清规戒律都是为别人制定的，和自己的生活无关。卡西密尔看到家里人对玛妮雅都很好，而玛妮雅又是这么知书达理，虽然她的家庭很贫穷，但是从所受教育的程度上说，两家是不分伯仲的。所以，他很有把握地征求父母对这桩婚事的意见。

回答倒是很快—父亲大发脾气，母亲几乎昏过去。他，卡西密尔，他们最爱的孩子，竟会选中一个一文不名、不得不“在别人家”做事的女子!他原本可以很容易地娶到当地门第最好而且最有钱的女子!他疯了吗?

转眼之间，这个表面上自称把玛妮雅当做朋友看待的人家，把社会等级的界限在卡西密尔和玛妮雅之间毫不留情地竖立起来。虽然玛妮雅聪明、文雅、有教养，她的父亲在华沙也很受人尊重一，但百种好处也敌不过她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受到训斥的卡西密尔畏缩了。他本来就是个个性软弱的人，不只害怕家里人对他的这种态度，更没有勇气去挣脱社会等级的枷锁，所以最终乖乖地顺从了父母的意愿。

这是玛妮雅的第一次恋爱。受了这些人的轻视，她感到了痛苦和耻辱，却只能保持冷淡和沉默的态度。她甚至打定主意永远不再想到这次恋爱，而且今后再也不谈恋爱了。

但玛妮雅真正的痛苦在于不能离开Z家，贫穷使她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她必须每月给姐姐寄十五到二十卢布，这差不多是她工资的一半。她没向Z家的人作什么解释，也没有争论。她忍受着屈辱，继续留在斯茨初基，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她咬紧牙关，过着单调无味的生活。以她的收入，本来可以为将来积蓄一笔学费，可她因为要帮助这个，帮助那个，所以生活越发困难。1888年3月18日，她写信给哥哥约瑟夫说:

……我用我仅剩的一张邮票寄出这封信，此刻我一文不名，除非碰运气有一张邮票落在我手里，假期前我不能再给你写信了。

……我多么希望回到华沙住几天啊!我不愿提起我的衣服，它简直没法再穿，非得补一补不可了……我的灵魂也是一样受伤的。我深深希望能有几天从这种冰冷的环境里离开，能有几天不受批评，能有几天不必时时刻刻留意自己的言谈、表情和姿势。

除了忧虑家里外，我在此地也有不少烦恼……如果不是为布罗妮雅着想，我一定立刻向Z家辞职，再找别的工作，虽然这里的报酬很高……

不过，玛妮雅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她勇敢地同自己的消极情绪作斗争。这年11月，她写信给表姐亨利埃特说:

我不知道等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你会认为我在这里度过的几年对我是好还是坏。所有的人都说，我变化很大，不论是身体方面还是精神方面。这是很自然的。我来这里时才十八岁，而这几年我什么没有遇到过?这段时间可算是我一生最残酷的时期，我对每一件事的感受都太强烈了。

我竭尽全力来应付一切，我天性中的勇气占了上风，我有一种从恶梦中醒来的感觉……我有一个重要原则:不管是对人或对事，都决不屈服! cAxjvcvzbz2/nWRAj9XPA2XnbayKMW37whQL+9/n32EP3lNYnB+9Li4BZQ0QqX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