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金刚经》（梵文名ज्रच्छेदिका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सूत्र' vájra -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是佛教的重要经典，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期间，成书于古印度。《金刚经》梵文本在中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吐鲁番等地有和阗、粟特等文字的译本出土。但现存的梵文本（包括Muller本、中亚本、Giglt本、Conze本）并不完整，完整的《金刚经》一直在中国流传。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为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现存于大英图书馆。

自东晋到唐朝共流传下来七种《金刚经》译本，其中以鸠摩罗什所译最为流行，其他译本（菩提流支一人有两种译本）则流传不广，不同译本的译名略有不同，譬如：鸠摩罗什所译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同一版本在历史传播过程中内容也有所变化，目前社会上大多助印流通的《金刚经》，依据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但根据文献校勘，其具体文字的依据，最晚可上溯至明代明成祖《金刚经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曾以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明永乐内府刻本为底本影印出版。这个底本其实与鸠摩罗什的原始译本存在一定的差异。南北朝鸠摩罗什最初翻译的定本文字，已经很难确认，但是，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编定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辑录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优版本的佛典，其中第八册收录的鸠摩罗什的版本，出于高丽藏，而且用多个底本进行了校勘，其文字最晚不晚于1258年。这个版本中的用字，在出了名的被朱熹玩笑说是两个水桶互相倒水的“什么什么，即非什么什么，是名什么什么”的句式中，很多地方确实也是“即”字，但是，相当多的地方，写做“则”，而《金刚经集注》中已经全部使用“即”字。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连词的变化改变不了经文的根本大义，似乎应该无所谓。而且，在文献历史流传传播过程中，有些文字的写法发生变化，甚至多出几个字或一句话的变化，属于正常现象，一般情况下也确实不改变原文义。比方说，《中华大藏经》中的繁体版本，“无”字一会写作“無”一会就直接用简体的“无”，反不如《金刚经集注》统一用“無”显得整齐，《金刚经集注》语句也比《中华大藏经》所录本多出一两句，显得上下文更通顺。可能正是因为这类历史的因素，促成《金刚经集注》以皇权之尊做出了文本统一工作，“即”字一统经文。然而，问题是，思想在哲学层面的精微处，往往就在于虚词的运用上，而且，这个“水桶”句式表述的，是《金刚经》思想的根本核心，是否原译本用字还包含着微言大义不应该随便改呢？

关于《金刚经》的译本，在藏传佛教的甘珠尔中，金刚经有一种译本，名称是《圣般若波罗蜜多金刚能断大乘经》，别称《三百颂般若》。藏传佛教传统对般若经的分类有“六部母般若，十一部子般若”的说法，《金刚经》属于子般若之一。

受汉传、藏传佛教的影响，以汉文译本或藏文译本为底本，历史上陆续出现各种文字翻译的《金刚经》。例如：西夏文《金刚经》、蒙文《金刚经》、满文《金刚经》等。此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837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1881年马克斯·缪勒将汉文、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译成英文，收入《东方圣书》第49卷。1957年爱德华·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收入《罗马东方丛书》第8卷。达尔杜根根据梵文并对照中国满文译本，译为法文。日本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曾多次译成日文。近当代学者为探索金刚经的历史文献思想，也尽可能对《金刚经》的梵文原貌进行了回译还原。

考虑到各方面文献的历史价值，本书对最根本的各个译本进行了汇集编辑，期待全面反映《金刚经》的文献原貌，不进行任何当代注释，将《金刚经》进行全景式地展现，期待对相关学术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其中，本书按《中华大藏经》为底本，句读标点则参考《金刚经集注》，重新校定了鸠摩罗什译本的繁体文本，并对两个本子的不同处进行了标注，其中，圆括号中是《金刚经集注》多出的文字，《金刚经集注》中文字与高丽藏不同的地方用方括号标出。同时，全文也做了简体字、拼音的对照排版，便于读者学习、研究。基于鸠摩罗什本对历史的影响，南朝梁昭明太子曾将《金刚经》分作三十二品（章），并以副标题加以注解，为方便普通读者的了解，此分章予以保留并加注汉语拼音以及繁简对照。另外，Max Muller的英文译本可谓西方了解《金刚经》的最佳译本，本书一并收入。

本书的汇编涉及多文种、多版本的编校，其中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专家和读者斧正，争取在下一版中修订改正。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