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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友来。
我知他此行之目的。他礼貌周到，不轻易叨扰别人，一定是有什么非说不可才来——有一种偷懒的学说认为，人类的语言也正是因为面临了“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境况时才发生的。
他没有往常那样婉转，直接抛出了问题：“国家都承认我的写作了，你为什么不曾夸赞？”
“你所指的国家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榜单推荐专家，还是指奖项的评委们？或者指网上的粉丝？抓建设促创作的组织者？还是指那个从史传诸子诗骚发脉的绵长系统？”我反问他。
“我是作家，不是研究家，把概念弄那么清楚，没必要。”他说。
“不是研究家，并不意味着不思考。我知道，你们看重暧昧看重含混看重跨界看重野蛮生长，这都无妨，不过，思考过，总是有益于你的追求。老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多与‘各为其主’相关联，语言也是如此啊，可以成为文艺的资源几乎莫不如此啊，各为其主，资源才能实现系统化，才能构成作品。你有这种意识否？”我问。
“这意识也许有，未必强。”他说。
“假如把作家分三层——只是假如——我相信有无数种分类法：一层被天才、英雄们占领，直通造化，言出法随；二层是名士风流，不甘束缚，时有闲情逸致；三层则居住着秩序的完全顺从者，或者竟不知身外还有秩序，自鸣得意于寻章摘句。你算哪一层呢？”我再问。
“你还是这样，嘴不饶人。我来讨杯茶吃不行？”他笑着说。
于是吃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