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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从郯城老家回来的第二天，就坐在了书房里，开始给你写这封信。一边写，一边喝着热水——那天爬马陵山的时候风太大，而我又盲目自信地只穿了衬衣和一件薄西装。
不过挺感谢那几天的风，把老家的天都吹蓝了，使她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了朋友们的面前。
和以往不一样，这趟“故乡行”除了我之外还有五个人，他们是我在北京结识的朋友，有的认识近二十年，时间最短的也有十年以上。带我于北京认识的最好的朋友，来见我在老家最好的朋友，这是件奇妙的事情。
说真的，我有些忐忑，总担心自己的家乡不够美、不够好，没法给初次来的朋友留下深刻印象。但这种忐忑从一下飞机踏上故土之后，就彻底消失了。对于亲近的朋友来说，美与好，都是宽泛而言的，当你带着一定的情感浓度，去观察一片土地、一个乡村、一座城市以及一个人的时候，美与好的基调基本就奠定了。
算下来，离开老家成为一名“北漂”已经十八年多了。当初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在送行酒后趴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小年轻，现在已经是一个一半以上头发都变白的中年人。
而我的身份，也从一个家乡的“出走者”“背叛者”，变成了一个“回归者”。作为一个“不停寻找故乡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无谓的努力，无论是精神的故乡，还是肉体的故乡，都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麦兜”的故事里，幼儿园的园长爷爷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他经常有一句口头禅，“回——老——家”，语速像《疯狂动物城》中的树懒说话一样慢。
故乡，真的是一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吗？
故乡是旧的。不知道你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帕慕克所写的《伊斯坦布尔》中，他的故乡是旧的，在这本书里，帕慕克把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城市，他在通过文字吟唱一个消失的故乡，如此便了解了，为何整本书中都弥漫着他所说的“呼愁”。
奥兹所写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他笔下的耶路撒冷也是旧的，不但旧，而且散发着寒意。但正是这么一个城市，调动了他所有的温情，他试图以自己的体温，来让这个城市在记忆里变成暖色调。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也不愿直白地说出内心的隐伤，他铺洒文字来还原故乡的人、景物与记忆，来掩饰母亲去世带给他的伤痛。比如花费数页来描写一个男孩从树上摔下来的情形，如此普通的一个细节，也被他写得如此令人着迷。
中国的作家也喜欢写故乡，老一辈如沈从文写凤凰，老舍写北京，鲁迅写绍兴……当代作家如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洛，刘震云写延津……
故乡主题在文学中正在消失。七〇后作家写故乡就少了，即便写，也多是评论体，带着批判与审视；八〇后们爱写诗与远方，九〇后则把重点转移到玄幻、穿越、架空写作中去，他们的故乡在互联网上；新世纪的〇〇后以及一〇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许会好奇地问：“什么叫故乡？”
我来描绘故乡的话，脑海里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电影院门前还是最热闹的地方，街道地面上落着人们嚼甘蔗吐下的皮；老县医院斜对面的那几间平房，除了换过几片新瓦，看不出其他翻新的痕迹；路过护城河桥的时候，仿佛还能看到爷爷在那里摆书摊；往北看，一中放了学的学生骑着自行车潮水一样拥了过来，男生变着花样在女生面前炫耀车技，车铃铛声响彻整个街面；公园门前人迹罕见，只有一个卖糖葫芦的人莫名其妙地守在那里……
可是这次看到的老家，却是一个新的。公园成了一个新的公园，那尊被放在老汽车站的郯子塑像，在新公园这个“家”里，显得气派了许多。公园里的那截老城墙没了，记得刚工作时，我和老蒋、小马，以及我们三个人的女朋友，就曾爬上过这段老城墙，或倚或靠或站，散漫地聊着天，说着关于未来的事情，但显然那时并不明确未来是什么样子。
这次没有见到老蒋。你可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参加他婚礼时的情形？时间比现在这个节点还要晚一些，都是五月份了，突然下起了冷雨。从他婚礼现场离开回县城的时候，坐了几个人的三轮车开始掉链子，每开几百米就要停下来，用手把布满油污的链条重新装上。当司机太冷了，我们轮流开车，为了保暖，头上罩着一个超市的购物袋，在袋子上掏了两个洞，以便能看清前面的路，每次交接这个很特殊的“头盔”的时候，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些年轻时候的记忆，固执地霸占在我的脑海，不管后来装进多少东西，都没法把它完全覆盖。
新村的银杏古梅园也变成了新的。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园内园外都在装修。上一次来这里，差不多也是二十多年前了。我带刚认识不久的女朋友，来这里拜佛。进园子里的时候，把刚买来的一兜大约四五斤的苹果放在了一棵大树下，打算拜完佛回来取。你知道吧？那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尊佛像面前长久地跪拜……结果如你所想，再回来时，那棵树下已经空空如也。心里仿佛丢了一小块东西，但不是为了那兜苹果心疼。
重修中的古梅园，一样没法掩饰她的美。那棵两千多年的“老神树”依然是一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样子，每一片叶子都绿油油的，风吹过来，距离它一米左右的样子便停了，没有树叶彼此交谈造成的喧哗，因为寂静，让人心安。我们六个朋友，手拉手刚好环抱“老神树”躯干一周，据说这样的“仪式”能让人升官发财，那就让“老神树”保佑我们发财吧。
园内的广福寺，寺门关闭着，不像是有僧人的样子，打算离开的时候，厚重的院门居然被风吹开了一条缝，同行的朋友发现了，说既然向咱们发出了邀请，就一块儿进去看看吧。推开门后的景象，让我们有些吃惊，造型奇特的古树刚刚发出新芽，在蔚蓝的天空下，摆出了一个廊道的造型，这些树让人相信，它们就是一千年前栽下的。树也是有情感的，它们在一片新建的寺庙建筑中间，营造出了一种让人震撼的古意。这种古意中，带着威严，有些清冷，让人敬畏，也让人留恋。
对于老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着复杂的情感。古人说“近乡情更怯”，这种情怯的感觉我体会了十多年。你不曾远离故土这么久，也许没有更深的体会。
之所以现在不再有情怯的感觉，是因为经过漫长的、痛苦的撕扯，我总算明白了自己与老家的真实关系，也寻找到了那些曾让我不安的源头，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故”字。
因为太眷恋“故”这个字，所以一直觉得，那些古老的、不变的事物，才是熟悉的、亲近的、安全的，每每回到老家，就会一头扎进那个由“故”组成的小圆圈里，体会着幸福，也体会着疼。
在故乡，有一个序列，在这个序列当中，有一个属于你的位置，不管你走多远，这个位置都会为你保留，只要回来，你就要填补进来，成为这个序列运转的一部分，发挥你的作用，承接你的责任。
可是，你知道的，这个时代变化迅速。故乡在变，离开故乡的人也在变，这两种变化交织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巨大的、让人茫然的空间，那个固定的序列，也会遭到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想躲避疼，是不可能的。“故乡有时候像母亲推开儿子一样，会逼着你远行，让你带着疼想她。”
这么多年，每每回乡，总会感受到身份困惑。
比如这次回来大家一起吃饭，到了敬酒的环节，我就不知道该先以本地人的身份敬我带来的外地朋友，还是以“归乡客”的身份敬热情招待我们的朋友……外地朋友和本地朋友进行了短暂而热烈的讨论，那我就“先干为敬”吧。
必须要有新的办法，来重建与故乡的关系，找到自己的身份。这个办法我找到了，就是用最大的热情，来拥抱一个崭新的故乡，无视一切评价体系，像到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那样，充满好奇与喜悦地打量故乡。
一个新的城市，正在从老城脱胎出来。新的城市里，有沿河兴建的湿地公园，有跑道，有游乐场、书店、咖啡馆、闪着霓虹的商店……当你站在局部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错觉这里是生活过的大城市。
我要承认，产生回乡度过余生的念头，真的是因为看到这些新的环境的产生。家乡新城的诞生，似乎为故乡人与漂泊者这两个身份，提供了一个黏合的机会。
导演贾樟柯2017年的时候决心逃离北京，回归故乡，他在位于山西汾阳的贾家庄，开了一家电影院，开了一家名为“山河故人”的饭馆。他喜欢这种生活：三五杯酒后，朋友们呼唤他的小名“赖赖”，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他们为他的老年担忧。贾樟柯说，“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
“很多人逃避自己来的一个路，来的一个方向，尽量地割断自己跟过去的联系，我自己就不喜欢这样。”贾樟柯写了一篇还乡文《我们真的能彼此不顾、各奔前程吗？》，文章里细细描写了他重访高中同学的故事，回忆了高中时在故乡的生活情境，他在文章里这样写，“我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记，从此以柔软面对世界。是啊，少年无知的强硬，怎么也抵不过刀的锋利。”
写出过《周渔的火车》等著名小说的作家北村，也在2017年离开生活了十六年的北京，回到福建长汀的家乡，开网店售卖当地的原生态农产品，他用自己数部小说作品的名字，来命名他销售的各种禽蛋、农作物。
文史作家十年砍柴，老家是湖南新邵，他有两篇与故乡有关的文章读着令人动容，分别是怀念父亲与祭奠母亲的文章。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他回乡在老屋地基上新建了楼房，父母亲的离世，并没有切断他与故乡的联系，在人生进入下半场的时候，故乡的亲人，还有那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成为生命里的重中之重。
我想，我会追随他们的脚步。
这次“故乡行”有两站，离开郯城后我们去了临沂。在同来的朋友记忆里，临沂是个山沟沟里的城市，可一接近沂河大桥，他们就不断地发出感叹，“我们是到了深圳吗？”“感觉像到了曼哈顿！”“有点儿接近伦敦了！”……几乎所有紧邻大江大河的世界都市，被他们数了一遍。沂蒙山老区的城市新形象，彻底颠覆了他们的固有印象。
而这座城市里唯一的一所大学，四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以及齐全的硬件设施，也让我们一行人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快速变化的故乡，她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速度，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才能慢慢再次熟悉起来。
去参加晚宴的时候，穿过灯火辉煌的新城，逐渐进入老城，即丘路、金雀山路、银雀山路、小埠东、蓝天大厦……过去在这里生活的三年时光，全部浮现了出来。在朋友车里的时候，谈到我们一些共同的但却已经逝去的朋友，情绪有些黯然，谈到“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答案是，唯有不遗忘才是最好的怀念，唯有被记得的才是有意义的，忘了，就一切都不存在了。
在临沂，印象最深刻的是去了今年七十二岁的作家王兆军先生归乡后开设的东夷书院。他为两个村庄撰写并出版了村史，一本叫《黑墩屯》，一本叫《朱陈》。仿佛这样还不够，几年前的秋天，他与夫人一起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回到山东老家的村庄，开设了被他称为是“当代中国最小的书院”。他实现了一个文化人的终极理想：归乡，隐居，办学，阅读，写作……对于多数抱有这种理想的人而言，这是种奢侈。
王兆军先生敲起了书院的钟声欢迎我们，那段小视频我看了十几遍，每次看心里都无比感动。在乡村办学，因为受交通、资金、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遭遇的困难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老先生仍然坚持把书院办了下来，并且没有接受一些“可以把书院做得更大”的条件，他坚持哪怕是所乡村书院，也要把“平等、自由、沟通”的精神传递到所有学生那里。
信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但你知道，有些内容是不用写的。
年轻的时候，我以为，要逃就逃得远远的。当时我觉得北京最远，现在想想真是幼稚，不到七百公里，坐飞机上，空姐发的矿泉水还没喝几口就降落了。这几年，由往年的每年春节回乡，已经变成了周末回乡、假期回乡，多的时候，一年要回去五六次。
我很开心能用这次回乡时的精神与面貌来面对老家。不是我变得自信了，而是学会了接受一切，能够做到平静地看待事物的发生与变化。如同一位电影导演所说的那样，“让故事发生”，这简单的五个字，蕴含了太多的道理，也包含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们都变得客气起来，也真实起来。客气是我在外面学到的，是因为有人在不断教我，哪怕面对最亲近的人，也要真诚地表达谢意，这不是推远距离，而是让对方感受到情感。真实，恐怕是我们各自成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如果不能用“真实”来面对故乡，就会面临浅薄的虚荣、无用的虚伪、尴尬的躲避等等带来的折磨。
因为不真实，我曾一次次在故乡被打回原形。
这次好了，这是真正的原形，是你认识了快三十年的朋友。愿回故乡时还是少年，我争取做到，尽管胸腔里藏着的，是一颗逐渐变得迟钝起来的中年心脏。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