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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在赣南山地一所乡村中学，每周六上午放学时，我总在回家与留校之间徘徊不已。
学校坐落在开阔的莲花地边，紧邻十余户人家的小村。不远处，一条河流穿过田野，流向南边另一个樟树掩映的大村。两个村子，相距半里，在这个空间维度里，河水滔滔，朝霞暮云，日升日落。读书声掩盖不住单调寂寞的时光，而曾经做过尼姑庵、红军后方医院的校园，简陋的天井式院落、黄泥教室，被我们当作过早埋葬青春的地方。当暮色向晚，大部分学生和本地教师离开后，仅余的几十位住校生和几位教师，就会陷入大片黑暗的环抱当中。逆反时代，父子如敌，与相对沉闷的父子关系比起来，留在冷清的教工楼里，与同样年轻的同事日夜相处，反倒成为自洽的选择。我们在阑珊灯光下备课、改作业、和学生谈话，偶尔翻阅一本皱巴巴的诗集，剩下的时间里下棋、发呆，借助星光凝望半里外村子与樟树的黑色剪影，临村人家几声狗吠，让寂静沉入更深处。
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沿着校园外的小路，静听风吹树梢，也记不起来散步时与同伴谈了些什么。回忆的碎片是这样的：每周一次徒步十五里山路回到小镇的家，在我和另一位同事小春看来，就像宋词里的婉约派——有多少未来希冀，就有多少现实不甘，有多少理想在怀，就有多少伤愁感触。两个性情相投的年轻人，一路踟蹰，校园与小镇之间，总是延宕出大半天的路程。
那年月，我们常想，如果有一辆自行车，或许我们的视线将延伸得远一些，或许我们身体内部将靠近更多的可能性。我们都很穷，贫乏的肉身，贫乏的精神。我们幻想一辆自行车在手，就能最为直接地找到自我，找到“明天”。毋庸讳言，年轻头脑中的激流在貌似平静的假象下，暗自汹涌。终于有一天，在不知多少次的念叨中，小春从邻居手中借到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当我们于某个星期天自小镇返校时，他信任地把自行车交到我手上。我单薄的身板和青涩的技术，无力驮负身高近一米八的年轻同事。上路没多远，自行车侧翻并擦过沙石地面，我们重重地摔在地上。皮开肉绽的疼痛与懊丧的情绪夹杂，让两人来不及擦净身上的血迹，匆忙中跑至小诊所包扎了一下，就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羞于对人提及。
那种莫名其妙的羞惭与幼稚，真不知从何说起。包括，这不值一提的小事。
这是一个青丝渐白的中年人的必然发问，对于青春时代。
现在，路上与年轻的骑行身体擦肩而过时，那远年一幕总会重现眼前；而残存在右腿上的一道旧伤痕，像隐藏的秘密，通往过去，怀旧式的珍惜感就格外清晰起来，隐隐作痛，又痒痒不已。
在山冈与树木之间，道路像一条细流，曲折起伏。在这样的细流里，我常把自己看作一条无忌的小鱼，率性地游弋着。每天的骑行，有如“吾日三省吾身”，身心寄养在天地秩序的哺育中：春天给人冀望，夏天催生激情，秋天令人省察，冬天使人怀思。
在自我观照下，在自然万物生死镜像中，在无远弗届的精神宇宙里。
“大雪”时节，南方还处在深秋里。植物的长势不像夏天那样蓬勃，叶子依旧碧绿，该开的花，依旧开得猛烈。午后三点，骑车途经山谷，日光从对面山冈投射过来，视线里有种温煦的光芒。光芒之间，一丛芒花，摇曳出柔和而本色的弧线。芒草冬枯春发，至深秋，长缨悬空——其一生夺目之处，尽在此时。在芒花与日光的相遇中，隐匿着针尖与麦芒的对立与融合。
在一瓣三角梅的紫红里，怀藏天空与大地的秘密、流水的方向与时间的刻度，藏着清风与鸟鸣、阳光与露水，藏着断裂与融合、希冀与绝望、悲悯与宽容、局限与超脱、自由与约束。诸如此类。在一瓣三角梅的紫红里，具备双重定义：生命的底色与死亡的隐喻。
流水带走落叶。
不管有情无情，落叶离枝而遇流水，是偶然中的必然。
不管有意无意，流水所经历的落叶，是必然中的偶然。
电影《一代宗师》里，宫羽田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叶问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那么多流水，无一时不在归途中；那么多叶子，无一片不是寻觅归宿地。所有的往事，都是此岸；所有的归途，都抵向彼岸。
可否看作，流水带走落叶，即是前世今生的久别重逢，此岸彼岸的再度握手。
微甘菊攀附在一株野麻黄枝头，开出米黄色细密花瓣。这种外来物种侵入速度极快，假以时日，遍地而生。微甘菊一生最失意与最得意的际遇就是：没有任何一次上升是依靠自我坚挺姿势完成的，没有任何一次开放不是仰赖自我超越完成的。微甘菊的一生，从卑贱开始，到超越而止。
水沟边。失去巢穴的蚁群，如同二战时期浩浩荡荡被赶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族裔。一群失却日常秩序四散逃逸的蚂蚁，如同陷入战争旋涡中的生民，而陷于动荡尘世的任何一个群体，其命运无异于家园被毁的蚂蚁，卑微，脆弱，了无归宿。在此末日危途一样的漫长跋涉里，跋涉，就是存在的意义，抑或存在的微光。既是宿命之途，也是解脱法门。
两棵枝丫相互缠绕。两棵枝丫相敬如宾。两棵枝丫相互对立。两棵枝丫相互衬托。两棵枝丫相互搭建。两棵枝丫相互解构。两棵枝丫互为戏剧。两棵枝丫互为观照。不止两棵枝丫，应是数不清的枝条、树叶。有的飘逸，如白衣卿相。有的粗拙，如渔夫樵人。有的居于云端，与尘埃渐行渐远。有的委身低处，卑微而质朴。有的占尽天时，饱饮雨露日光。有的身世曲折，尝尽风尘凉薄。远远地，那苍老而依然蓬勃的树冠，犹如涵纳着全部悲欣的世间。
——在一株古老的榕树下面，我所看见的镜像。
可不可以说：它们呈现出来的种种，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那个词——存在。“存在”，在时间中，在空间里，一念而生，一念而逝，一株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永恒之树”。我倾向于相信，如克尔凯郭尔、卡夫卡，一定独自在某株枝叶繁茂的巨树下，站立过，冥想过。
山地车靠在墙根下。它的轮胎那么冰冷，它的车架、前叉、扶手、脚踏板、链条、飞轮、牙盘之类，那么坚硬而刻板。它所有的外在形态，那么粗笨而滞重。
在另一个充满动感的维度里，也即山地车通过速度与激情的展现证明：它轻盈、自由、柔软、灵性、贴身的温暖和御风者的身份。
前一部分，属于物理性，后一部分，属于精神性。在一辆山地车那里，保持最终的平衡度，藉由这两部分组成：物理性与精神性。
从物理性到精神性，也是由静而动的一种飞跃，一个超越。
绝对的“静”，必是“死寂”；绝对的“动”，恐是分裂与崩溃。
而世间的“动与静”，必然要落在“中庸”这个词的含义中。如同“有”与“无”之间的转换或变化。动静之间，有无之间，人们不断诘问，砥砺而行。
当一只苹果砸中牛顿，当老子写出《道德经》，世间的诘问与思考才刚刚开始。
那个跨坐在山地车软垫上的某人，恐怕没有比这种形容更恰切的：“大地上的追风者”。“大地与山地车”，是追风者依赖的物理范畴，而穿过某人的一场场浩荡之风，又是追远致思的精神漫游——在人文旷野之上。离开前者，谓“无本之木”；缺乏后者，谓“缘木求鱼”。
行至高冈，暝无俗声。
树木立于周遭，如多年旧友，相视默然。
当夜的帷幕降临，在黑暗的掩护下，银河之上，星空密集地缀出深蓝背景下的点点光芒。
这种时刻，唯有庄重、虔敬与洁净地坐在大地上，听从自然律的呼唤，以及内心的跳动。
在一个孤独者的旅程里，凉暖自度，寂寞似锥；孤独者总是将自身立于危崖之上、深渊之侧，有的唾面自干，有的粉身碎骨。其骨血，总是绽放出奇异而撼动人心的一瓣。
能够咬牙坚持下来的一段路程，回首时的感叹并不多么惊心动魄。真正伟大的悲剧之处在于，当孤独者以决绝姿态上路，以牺牲者的勇气前行，以持久不熄的精神烛火驱散黑暗，让后来者于蒙昧深处得到救赎——其个体包含的谦卑与自信、柔弱与强大，便镌刻在无形的墓碑上，恒久地现出石头一样的坚硬与亮度。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有那么几个人，算是孤独中自我献身的探索者。因其罕见，所以悲怀，转而安慰——浊流之下，清醒而不悔者，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古今中外，如司马迁、李贽、苏格拉底、布鲁诺、梵高……这样的名单多如繁星，因其浩繁，所以安慰，转而悲怀。
——信仰的漫长道途上，沉重的肉身与思想的光芒，相互印证与映射，灼痛并照彻我们。
小满日。热。闷。气温升至三十五度。坐在窗前的一把木沙发上，读《顾准日记》，读到“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时，再难读下去。看窗前榕树，叶梢纹丝不动，阳光明晃晃地射下来，几只长居此间的鸟雀不见踪影。坐立不安，有投身湖水的冲动。书是翻不下去了，索性骑车出门，往林间去。
一个人走在路上，思绪如风。饥饿、劳累、疾病、监禁……足以摧毁一位思想者的灵肉，然而并未全然摧毁，他何其坚韧。读顾准，仿佛经历一场冰火之浴，仿佛这闷热天里，无处喘气；仿佛置身雪地，冷凛入骨。世事纷扰，远人近事，那么多块垒石粒，堆积在内心，即使迎面的一阵阵风，也无法消除。然而，风是从容不迫的，起于自然而隐于自然；风的来去，自有其隐秘之路。“大风起兮云飞扬”。历史，注定在风中显露真相。
一抹日光投射到清晨的树梢之上，呈现出美好的梦幻色度，衬托其美好者，恰是其背影部分。天文学解释说，一抹日光，需穿越大约一亿五千万公里的路途，大约八分钟才能抵达那株树木，宗教信仰者说，这是神的旨意与恩宠。
而在西蒙娜·薇依眼里，一抹日光投射于清晨的树梢，应是“神恩与重负”的结果。她说：“两种力量主宰着宇宙：光和重力。”
面对西蒙娜·薇依的一生，我倾向于认为，树梢承受着日光恩泽之际，其背影部分，承受着来自树木自身的重负，如同她的一生所示。
打破藩篱，锻造语言的不坏之身，要经过怎样的受难？
骑行初始，那些清晰的、平缓的、充满流水与花香的路径，曾经令我心仪。我像年少时的放牧生活一样，放牧着山地车，听任身心沉浸在轻易而舒适的时间里。
——这是茫然所致，也是惧难与妥协使然。
在我这个年龄，少年时代是听着类似《沂蒙颂》《血染的风采》长大的，直到长成以后，才听到邓丽君、罗大佑以及西方古典交响乐。毋庸讳言，最初被灌输的东西，有如鲁迅先生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掩饰、美化，然后愚蒙。我们的身体内部，被迫注入一股巨大的甜蜜素，浑然不觉语言陷阱，万劫不复地埋葬了最初的岁月。悲剧，从语言开始，又不止于语言。它后患无穷的影响，令此生注定要失去语言的胜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时诵读，觉其诗意美感；中年再读，读出僧敲木鱼的意味。时间真是一把锋利的刀刃，可以剖开青皮，看见骨核。陶翁“心远”于僻地，抛离繁华喧闹，卑微中立身，“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历险境而不自馁，甚至甘之如饴，其转身的勇气与洞彻，源头不在诗意，在乎一颗省察之心，非是“退隐”二字可以蔽之。
如果把骑行生活比作四季，最初那段骑行日子可看作“迷醉之春”。当经历过长久的道途磨砺和内心淬炼，那种由生死疲劳催化而出的精神自律，让我对潜意识里顽固不化的愚痴、惰性与惯性格外警惕。现在，我驱驰着山地车，翻山越岭之际，再不敢以“放牧”相称。这样的语言符号，过于轻飘和表面。像初入山门的求佛者，不知“棒喝”真意、法器何为。如同在语言和思想的愚痴、惰性与惯性中逐渐沉沦的写作者，轻于安逸，死于妥协。
我所能寄寓的，无非是踩着语言的钢丝行走，如临深渊。
孤独的骑行者——
动荡时寻找支点
不羁时探寻尺度
登高时反躬自问
黑暗里独对篝火
疲惫里安抚灵魂
……日光与花瓣锦簇。
遇见菊花。一朵一朵菊瓣，被冬阳映照得尤为金黄。
遇见火焰木。在关于史前文明的猜测中，焰火升腾。
遇见白银香。一簇一簇的鲜红核果，不过是一次关于肉身的想象。
而山谷里盛装而出的勒杜鹃，让我宛若远道而至的贵客，忝列节日典礼。
在沉默中，寒风并未远走。菊花、火焰木、白银香、勒杜鹃开过，梅花将绽，雪花紧随其后——最惊艳的一瓣，缀结在梅枝上，纯净、朴素，而凛冽。
这是至为牵魂的一幕。
小时候，灌草中隐隐而见的小动物、野果、蘑菇之类，总是要由同伴指点着，我才后知后觉。一再的困惑，却浑然不觉自身的视线局限。高中毕业体检时才幡然醒悟：我以色弱和一只眼睛先天性弱视而注定与许多际遇擦肩而过。世界在一只眼睛里，蒙上一层阴影；世界在色弱的局限中，容颜不辨。
为遮蔽飞蠓与沙尘的侵扰，护目镜在骑行中派上用场。它隔离沙尘与飞虫，也过滤或改变光线，一个魔幻世界映入眼帘。天空如同枯井。云朵化作怪兽。黑白山石，铜漆剥落。飘逸的芦苇，形似干蒿。风中那些鸟雀，翎羽奇异，本色无觅。泉水照见颠倒梦想，日光影中万象迷离。两块镜片，顺理成章地折射出虚妄之境；护目镜的物理性，异化或扭曲视野，致使“存在”百口难辩，百身莫赎。摘掉护目镜，犹如揭去“面具”，你的世界应如是，他人眼里的你，亦然。
先天失明者以想象描摹世界，后天失明的人，以记忆重构世界。失明而致虚幻，这是博尔赫斯的“害怕”；因为“害怕”，而返照内心——缘于失明而孜孜探究的诗人，比如博氏，精神之翼宛若眼睛，终究在黑暗处，无限接近真相。
朴质的，羞于装饰。艰难在于，这个世上，自认明察秋毫的人很多，能够指认林间猛虎与心中蔷薇的人罕见。我是先天眼疾患者，出生即入暮年。看不清真相，是为悲哀。
蜂群簇集在花树上，嗡嗡细鸣。我无法叫出每只土蜂的名字，无法辨认每只土蜂鸣音的异同。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某种命名用到土蜂身上，也许“部落”“族群”这样的词语稍许类似，比如“簇集在花树上的土蜂部落”或“簇集在花树上的土蜂族群”，以别于聚集在岩洞、地穴的土蜂们。必然面临的是，倘若隐去具体过程，当先前的蜂群转眼飞离花树，换上另一群原本在岩洞的土蜂，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蜂群”。
我们的眼睛被意识蒙蔽。意识愿意轻信“概念”多于“细节”，“整体性”往往大于“个体性”。我们在“整体性”中沦陷，在“概念”中盲人摸象。那些独立的、鲜活的生命，那些承载灵魂的血肉、骨核、呼吸、声音，通通以“历史”的名义掩埋于厚尘。“部落”的铁蹄把一只又一只土蜂碾压，“族群”的图腾凌驾于芸芸众生。我们总是活在“存在与虚无”的悖论深渊，难以自拔。
一棵开满细碎米白色花瓣的高大乔木，在清朗天色与温煦冬阳的背景前，显露出异乎寻常的“存在感”。我想抓住点什么，比如用相机拍下树冠、花瓣、叶子或其摇曳横斜的姿态。我能捕捉的，只是这棵大树的十万分之一。也许，它之于我，只是“虚无的存在”。
就在这种“存在与虚无”的悖论中，乔木获得自身的自由。而我，在对其仰望和观瞻的过程中，获得了“我”的精神支点。此一瞬间，我甚至不必纠结于那棵乔木的物理性与学名。我只需借助某种气息，努力深入其内部。或者，“我”是乔木，乔木是“我”。
入冬后的南方。植物的长势并未随季节变化而停止，如同大海从未停止其波浪的汹涌。候鸟们从远方而来，麇集于此，孵化，养育，休养生息。山水之上，流动着生生不息的气象。这一派气象，以汁液的饱满和浓烈而充满母性之光。而北方此时，冰封大地，雪凝冷枝，鸟雀隐踪，鱼虾深潜；入眼的景象，唯刚劲、沉郁、内敛而自省，充满父性般的深沉。
我总是在关乎北方与南方的想象中反刍自我，在北方与南方的精神之途寄养肉身。当遥想北方，父亲的记忆苏醒如初；当置身南方，仿佛回到故乡，回到母亲的摇篮里，再度复活。
我是北方与南方的孩子、父亲与母亲的孩子。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