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慰苇岸

谢大光

时光的宽容大度，使人常常会忘记它的存在，这种时候劈头一声断喝也许是最好的馈赠。炎夏时节，日子过得昏昏蒙蒙，多时未联系的秋子打来电话，她正在重新编辑苇岸的文稿，她说苇岸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我倏忽一惊。二十年！怎么会？苇岸那绵厚地道的北京口音分明就在耳边。我急急忙忙翻找起苇岸的来信，想多少冲淡一些时间流逝的残酷，记得五封信单独包在一个封套里，和其他人的信没放在一起，却怎么也找不到。有两天时间我泡在一堆又一堆书信文稿中，所有能藏下一封信的地方都翻了一遍，当年北京朋友们谈苇岸的信件都出来了，偏偏没有他本人的，我几乎要放弃了，坐下来擦汗，一扭头竟然发现就夹在案头一角的书中：二十年来他安静地在那里，从没有离开我的左右。

1998年6月间，河南焦作一次散文研讨会上，苇岸有个简短的发言，和其他人的发言不同，他几乎没有涉及散文的具体问题。他说，十八世纪瓦特发明蒸汽机，人类社会从无“机”过渡到有“机”，与此同时，在精神领域，人们的文字表述却逐渐从“有机”蜕变为“无机”了。他说，他喜欢写《瓦尔登湖》的梭罗，梭罗的文字就是“有机”的，他的思想表述不是直陈，能够找到自然的对应物，文字本身是活的，而今天我们的语言越来越趋向抽象、晦涩、空洞，缺乏质感。苇岸操着标准的男中音，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他说出的应该是他思考很久的话，带有深深的忧虑。我在本子上只记下了几句，我更愿意闭上眼睛听他说话，那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有一股淡远的吸引人的力量，一种感召力。这是我第一次与苇岸相识，他的个子高，又瘦，却不招摇，嘴唇和下巴很有特点，宽厚中似乎夹着一点刻薄（后来的经验表明，苇岸素以宽厚对待他人，那一点刻薄留给了自己）。我希望能与他多一些单独交流，和他在一起我会是个好的倾听者，我相信我们有不少共同语言，可惜会议安排紧，没找到这样的机会。那个时候谁也想不到，上天这一次竟如此苛酷，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年。

回到天津，很快收到苇岸来信，他和我原有同样的愿望，只是出于对长者习惯上的谦恭，怯于当面交流，信里写来满是歉意，“我拙于表达，这次焦作没能更多地同您交谈（更多地同刘烨园、穆涛他们聊天了），您走时也没能送您。”他说，“这封信原想多写一些，后我想再等等，等我将手里一篇东西月底前写完，我想给您写封公开性的信，谈谈百花社对散文建设的贡献和意义，及我提的（从个人角度）还应出哪些域外作家散文集的建议等。”

苇岸的信证实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心确实是相通的。出版域外作家散文集，是我和同事们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事业，这期间工作岗位几度变更，世风政情冷暖交替，不少编书的设想中途夭折，唯独外国散文从没有放弃过，促使我们坚持下来的一个信念，就是对读者中像苇岸这样志趣相投者的期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打电话向苇岸表达了由衷感谢，没想到苇岸对我们的出版物如此熟悉，谈起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和英美一些博物学家的散文如数家珍，他说他在写《大地上的事情》时，常常对应地想到外国作家笔下的大自然，他偏爱赫德逊写鸟的散文，赫德逊时代，工业化快速拓展，鸟的品种开始大规模减灭，赫德逊笔下的鸟，许多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趋向愈演愈烈，减少的不只是鸟的品种。苇岸说，生物多样化的逆向生长，不止影响到人的生存环境，更严重地隔绝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肢解了人的完整性，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变成了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机器。很明显，苇岸对散文的欣赏与写作，不止于审美，他有自己的诉求与依托。应苇岸要求，我介绍了百花社出版散文的历史沿革，寄去今后几年计划出版的“外国名家散文丛书总目”，并提出为他补全这套丛书已出部分的想法。7月间，苇岸复信，“看了您附寄的‘总目’，就已出的书目看，我缺的不多（个别未碰到，有些是我买时带了选择性）。承蒙您的盛意，我也产生了补齐这套书的意愿：除阅读外，还具有珍藏的意义。但条件是我以打折的方式（像通常作者从出版社买书那样）向贵社邮购（因不是一两种），这要麻烦您一些。待我清点了我的书后，再信呈您所缺书目。”信里又提及，“关于这篇书信体文章，时间上可能比预想的稍晚些。写出后即请您指教。”

结识这样一位稳重又有独到见解的年轻朋友，我感到庆幸。待人接物处处为对方着想，答应过的事时时记挂在心，这些古来被誉为君子之风的品性，现今予人已属苛求，在苇岸却是理所当然的习惯，虽然吝于一面之缘，通过书信与电话我们很快像老朋友一样，谈读书出版，也聊一些闲话，焦作会上拍了几张合影，俩人都认为拍得不太好，对短暂的相聚感到遗憾。事后想来，不免愧疚，适意而畅快的交流中，我没有留心过苇岸的健康状况。12月间，苇岸随信寄来了刚刚完成的书信体文章，“《散文的殊荣》终于写完了。”信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写这则书信体文的起因，一是当时我写了几篇同类文字，《美文》陈长吟也希望我能多写一些（这种文字表达观点，看起来更随意些，是正式文章不及的）；二是出于一个从贵社收益很大的写作者的良心。贵社和您应该受到应有的赞美。当然也还为了我给您推荐的这些作家。”苇岸研究了我们的丛书，提出应该补充的十五位外国作家，以他感性的方式悉心加以介绍，不少是我过去所不了解的，苇岸阅读面的宽广超出我的预期。读着信和文章，欣慰之余也隐隐地感到一些不安：与以往的洁净清整不同，这一次信纸上勾画删改得有些凌乱，不像出自洁癖如苇岸者的手笔。似乎预料到我的猜度，也是在这封信中，苇岸第一次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您能看得出，我体质不强，我已深感这制约着写作。我写得少，这也是一个原因，写作意愿和进度，往往也不能得到保证。”信的末尾注了一行小字，“我现在只在午十二点至一点半接通电话。”签名后又赘上一句：“请您恕我对您的随意，如信的零乱等。”种种迹象显示：苇岸的生活在什么地方脱出了常轨，有可能健康出了问题。电话打过去，依旧是往日平静的语气，苇岸说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近来精力大不如前，医生说肝有些不好，正在调理，还要进一步检查。他觉得时间不够用，计划写的《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每篇七八百字、千字左右，平均一周写一则，刚写出“立春”“雨水”，脑力又出了问题，睡眠不好，不能再想东西。停顿十天后才恢复。现在比较顺利了。全文写完，恐怕要到明年5月了。谁都想不到，电话里这样说着的时候，致命的肝癌正悄悄侵袭着他的身体。5月，一个并非遥远的憧憬，对于苇岸来说，已是最后的时限。

1999年元旦过后，苇岸寄来树才译的法国勒韦尔迪的散文诗。翻译外国散文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不少译者忙于小说名家名著，宁可一再重译也不肯垂青一下安静的散文。我曾向苇岸征询合适的译者，苇岸说：“我和从事翻译工作的交往不多，最熟的是树才。他是青年诗人，也是不错的法国文学译者。他答应译雅姆散文集《野兔的故事》，另外他手里现译出的有法国大诗人勒韦尔迪（被称作“诗人的诗人”）的一百多则散文诗，他给我看过一些，极具现代主义或当代气息，我喜欢。附您几则，您看是否欢迎。因为我想既然格言可以当作散文出，大概人们也可以宽泛地接纳‘散文诗’。”那一段时间，我受十月文艺出版社委托，为他们一套“建国五十周年文学作品精选丛书”编选“散文卷”，苇岸的散文自然要选，我又请他介绍一些青年作者，我知道，苇岸的周围因他的人格魅力聚拢起一批新生代诗人、作家。苇岸思虑周详，只提出一个参考名单，建议我直接和他们联系，除一平在国外，苇岸代他选了一篇《辽阔俄罗斯》，冯秋子、周晓枫、杜丽、于君等经苇岸介绍与我建立了联系，他们的作品为这部散文选的完善提供了支持。我和苇岸拥有了更多共同的朋友。

春节以后，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好，虽然都很含蓄。3月21日树才来信，苇岸遵医嘱卧床休养，委托他给我回信；4月28日秋子来信，苇岸体力不够，在屋里走动一会儿，就想躺下休息。王家新约几个朋友去看他，一时高兴就跟大家下楼了，这是出院后第一次下楼，竟也能走不少路，上楼还是走到一楼就不支了，朋友们抬他上去，他说看来得增强毅力，硬相信自己可以走；5月15日秋子来信，她和穆涛10日一同去看苇岸，他眼睛比较有神，但体力不够，长时间躺在床上，起来喝药，很吃力的样子。他自己正在编历年的书稿，已大致完成。他做得太多太累了……记不得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哪一天，苇岸劝阻我去北京看他，说话已经气力跟不上，我知道如果坚持这样做他会很不安，我说我听他的。他说，他最感愧悔的是，病重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坚持到底。就这样，三十九岁的苇岸带着愧悔，在他的文稿和朋友们的相伴下，走过最后的时光。

我不相信什么“天妒英才”之类的话。人走了就是永别。苇岸不该走得这么早。面对这个世界，他还有很多话要说。而将信念当作自己的责任扛在肩上，由“我”开始去身体力行，在我认识的人里，苇岸是独行者。我唯一能告慰苇岸的，二十年来没有中断过域外散文的编辑和出版。苇岸托付给我的作家，萨克雷的《势利鬼文集》和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已经问世；从百花社退休后，应花城出版社之约，在“慢读译丛”的名义下，我和同道者继续着他生前所推重的事业，每当一部新的散文译著出书，比如黑塞的《书籍的世界》，或是伍尔芙的《存在的瞬间》、叶芝的《凯尔特薄暮》，我会拿在手里反复欣赏，想想苇岸也会喜欢的，我就满足。

二十年了，当年出生的婴儿，已经长成攻读专业的大学生，或者在创业的路上奔波，他们如果爱好读书，也会遇到苇岸。苇岸的思考，苇岸的忧虑，似乎更切近他们的精神世界。人类面临的处境，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更加需要迫切的忧虑。

责任编辑：田静 fsewveC3hCzPuSJ5HzWP7JoYytSC4lFmhh/R/4+LI/1e/jRHnC98g/94rwHQUb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