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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南山这样的地方,居然有人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并且直至终老。

只不过,时间又过了上千年。因为这个人,这座山开始让人念念不忘。

这个人便是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文学家。杨慎与这博南山,原先是根本就没有关联的。作为明朝的大才子,杨慎少年得志,年纪轻轻便以诗文名震当时文坛,他的父亲是当朝大学士杨廷和,他的老师是当时的“文坛七子”首领李东阳。更让人瞩目至眼红的是,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便考中状元,授为翰林院修撰。从官场的角度看,这时候的杨慎应该算得上是春风得意了。然而,也许正是这样的一帆风顺,庙堂之上的风迎面吹来,这颗闪耀于紫禁城上空的新星,转瞬之间变成为一粒没有根的草籽,随风飘荡,居然从北京城飘到中国边陲的云南,飘到云南边陲的博南山,才踉踉跄跄停下脚步,勉强落脚于这座再往西走就要“为他人”的边境莽山。

对于杨慎的遭遇,源于当时的一场惊动朝野的“议大礼”。明武宗突然驾崩,在杨慎的父亲、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扶持武宗堂弟明世宗继任皇位。明世宗坐稳江山以后,想要尊自己的父母为太皇、太后。而杨廷和一派人坚持尊明武宗的父母为太皇、太后。这场争论的实质,则是杨廷和杨慎父子一派与新皇帝及其宠臣一派的政治斗争。最后,杨氏父子失败了。在那些层层更迭的朝代里,官员们在政治斗争中败落的结局,往往是贬谪与流放。比如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苏轼辗转黄州、惠州、儋州,林则徐远走新疆。杨慎被流放的目的地,是万里之遥的云南永昌府。

从北京到云南永昌郡,杨慎是怎样一步一步走来的,谁也不知道。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他真真实实地走到了云南,最后,在永昌府,在博南山里的永平县停了下来。这座博南山,从此成为杨慎这个明朝状元宿命里抹不去的印迹,深深地铭刻在状元才子的戴罪之身。此刻的博南山,对于杨慎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穷途末路。再往西走,渡过澜沧江,便是异国他乡了。在那异国,也就是如今的缅甸,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行走坐卧,连佛教都是与内地不同的。对于杨慎来说,如此的流放,足见朝廷政敌对他是何等的咬牙切齿。

博南山就这样成为杨慎行程中的一个重重的句号,也是天之极涯、地之尽头。

好在,天地不是囚牢,云南不是囚牢,博南山更不是囚牢。杨慎被一路放逐,当他踏上云南的土地的时候,这个四季鲜花盛开的地方,以一方山水一片天接纳了这个落难的状元。从此,杨慎便开始以博南山为据点,在云南的大地上流连。说是流连,倒也十分贴切。在云南,杨慎自号博南山人,行走四方,游山玩水,探幽寻古,以文会友,俨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了。博南山是一个盛产缅桂花的地方,杨慎在缅桂花浓郁的花香里,与博南山的密林、幽泉、飞瀑、野石、巉岩、阡陌,茶农、采药人在一起,成为大地上的一个隐者,嵌入了博南山的晨光暮霭,一个状元才子,在博南山实现了人生的升华。这里不再是他的流放地,而是凤凰涅槃的重生地。在云南的很多地方,比如保山、大理、楚雄、丽江、昆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很多名垂青史的著作是在云南完成的。他在云南写下了千古绝唱《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仅仅是杨慎文学才华的标志性作品。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还在于众多的学术著作——小学:《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文学:《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史地:《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诗词:《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在云南历史上,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入滇,成为汉族人进入云南的起始;元朝时期赛典赤治滇,使得云南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蔡锷发起护国运动,使得云南融入中国命运沉浮。而杨慎流放云南,使得云南在文化上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四个外省人,使得云南这个边疆省份拥有了足够的底气跻身于中原与江南诸省之间。因为杨慎,曾经被视为烟瘴之地蛮荒之野的博南山,作为他的流放地,似乎也具备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价值意义。 aQYeEUeo1sgEcZPj63BQmF7qKsSFN+eVW8AzoOpligCfgUrdCjozWHiO2E6I9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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