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写晋人的信札，还是会想起欧阳修的一段经典评说：“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写信的真实效果，莫过于此。有人问如何写好一封信，我觉得无所谓写得好还是不好，就说，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么回答似乎太不负责任了，但想想写信确是不可教，还真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好，若把写信看成技术活反而不好了。

回想个人的写信史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此前觉得写信是大人的事，实在需要了才写信，寄信是需要付费的，一枚邮票可打上半斤酱油，谁没事以写信为乐呢。当时我看了一本地理书，写到欧洲一个群岛的海岸线，觉得有些问题，就决定给在厦门中学当地理老师的舅舅请教，问他几个问题。过两周舅舅回信了，现在已忘了他是如何答疑的，却清晰地记住把我那封信寄回了，说我开头第一个字就写错，他用红笔圈了起来。第一次写信就出错，有人问是错在哪个字上，我到现在都不愿说，只是觉得以后写信程序大致就是如此。

小学高年级的同学踊跃写信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仰望苏联，尊为老大哥，各方面都有意效仿。没有哪一个人不对苏联津津乐道，言必卓娅、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歌曲如此广泛地为大家传唱，耳畔都是《山楂树》《喀秋莎》的旋律。小学生自然不能闲着，那就是经过引导，与苏联小学生通信，成为朋友。奇怪的是，远在苏联的陌生少年少女，居然也能收到，并且回信了。那时会俄语的人特别多，叽里咕噜珠落玉盘，而学英语的又特别少。一封来信要找懂俄语的人翻译并非难事，也就知道和自己通信的是冬妮娅或者丽达，要不就是波列耶夫、亚什卡、尤拉。信之往来使双方多少领略一些异国风情，更主要的还是言说志向憧憬理想，小大人做派。一个人被引导，多少会缺乏一些个人本色，不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个人心思。如果能一直写下去，小小少年由小长大，由陌路到相知，情感上渐入佳境，会让人想到西伯利亚的皑皑白雪、长满了眼睛的白桦林，最终也许会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般场景。世事难料，中苏交恶，写信的热情戛然而止。这很像邻里纷争，大人出手，小孩受到暗示，不再往来。这是一段无果的通信史，因为国家的原因，无疾而终。许多年后，少年已老，只是会在回味那短暂的光阴时，眼神里显示出留恋，却不会再生出写信的冲动。是时间稀释了曾经的热烈。

曾经眼热他们收到布宁或者达雅来信时的欢乐。后来才想得远一些——因为需要，这些同学被引导着写信，以交年少一代之谊，使写信成了自觉。又因为形势变故而需要切断一切联系，若飞鸿折翼。写信本是很私有的事，写多了写顺手了就形成惯性，不写还真手痒痒。只是，把信纳入一个大的辙轨里，一切私情都是邈小如尘，不值说道，无从说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我大量写信的时期。人在远方务农，形单影只，只有通过写信与家人交流。信中内容颇为单调，大抵是山野生活的描述，外加民俗风情的点染，其下就都是对前景的忧郁。家里来信内容也大致可以猜到，家中近况的敷陈，对我在外的隐忧，末了都是安好安好。相信那时节寄往山区的信都如此，笔调都是很沉重的，全无开怀的事值得渲染。当时流行一首禁唱的《南京知青之歌》，有人把歌词中的地名全改了，换上家乡的地名，夹在信中寄了过来，有人收到，快手传抄，暗自哼唱，泪流满面，觉得信真是一个好东西，居然把反动歌曲完好无损地送到知青手中。春节回家，有个在中学读书的邻居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们每个人从山区都给他写一封信，寄到他学校来，而且最好是用政府印的信封，譬如“清流县革命委员会”“清流县灵地公社革命领导小组”的信封。当几十封信先后涌入他的学校，可以想见很多同学的眼神会有新的内容。所谓借力就是如此——一封信没有什么重量，但许多信从远方来，就有一种让人猜度的倾向，觉得其中的力量，三教九流，黑道白道，狐朋狗友，此人不简单。大家一眼看透他的心思，笑笑，回山区后竟无一人给他写信——一个终日劳作难以温饱的人，谁会有心思做此无聊之事，况且要付八分钱的邮资，跑五里山路到公社寄出。这样也使写信的目标很单一，就是给父母写，别无其他。如果一封信以报平安为主旨，上面的信息就不会太多，每个人小心翼翼，不愿论说世事，以免惹来无妄之灾。信太单薄了，有时就收不到。它在某个环节被人私拆并毁迹，总是查不出来。很多来信都堆在公社邮局的筐子里，谁都可以去翻动，有偷窥癖好的人就把一些自以为有看头的信顺走了，使寄信人、收信人望眼欲穿。若信中夹寄一点粮票、零钱，那损失就更大了。有人授我一种省邮票的方法，就是在寄出前把米汤抹在邮票上，让家人收到后把邮票泡在水里，水汤化了，邮戳也不见了，可以多次使用。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觉得持这种小伎俩的人成不了大事，此法也就得不到实施。现在想来，为什么一个人会在小小的邮票上使心计下功夫，而像余光中，像我们，则把邮票视为一种隐喻，而不是一小块纸，其实都缘于一个很深刻的原因，因为分离，因为天各一方。原本生活自在的一家人，硬生生地被分离，在不同的空间里彼此思念，邮票功能就自然而然地行使了。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也会请人代笔书写、代为读信，借来来往往的邮票，纾解相思。有时到邮局，营业员发现太厚了，就放在天平上称称斤两，要求再加一枚邮票。这也使写信者下回注意，采用薄纸写信，正面写完写反面，用尽密不透风之法，就能顺利过手。

真正一封信有多重，是称不出来的。

一信写毕，每个人都应该在末了落下自己的名字——我是这么认识的。后来发现并非如此，人可以隐于信的后面，让信充当前锋，自己静观这封信引发的动静。所谓匿名，就是如此。有个知青要分配到一个大工厂了，算是走了狗屎运，让人生出强烈的妒忌之心，于是有信寄到县上有关部门，罗列此人劣迹种种，其中还有让人吃惊的破坏军婚。于是先调查，分配暂停。来信不曾署名，邮戳又碰巧糊了，不知来自何方。一本正经地调查了好多日子，发现此人不似公社鉴定里说的那么优秀，也不似来信揭露的那么丑恶，只是平平耳。时日不居，那家大工厂的招工已经结束，他没事，却也没机会了。有人问匿名信是不是我写的。他看我有空就拈笔写字，又会写好几种字体，变化出各种造型，是写匿名信的最佳人选。由于是匿名，藏在我们中间，人人都有嫌疑，而爱写写画画的也许就是在此时运用这个特长的，嫌疑也最大。听说后来的匿名信多起来了，人人不爱当农民，倾心于当工人，于是要把别人拉下来，自己才好上去。匿名多了就不值钱，一个领导出来说了，只接受实名反映。一个人要用实名做此类事，他的神经一定要非常强大，也是要经过再三考量才敢下笔。这时，人就不是隐于信的背后，而是要挺身向前。奇怪的是匿名信就此绝迹，署名的更是没有。依我的写作经验，写匿名信的人会有一种快感，很刺激，不是他在写，而是一个隐形的人在写，这个人自己也不认识，世界上也没有这个人，笔调就越发放纵不羁，超出寻常写信的情绪。中国写信告密的传统久矣，甚至把亲人、朋友交流、探讨的一些内容整理好上寄给专政机关，目的都是要把这个人打倒。在我看来，如此为之有悖写信的本来意味。

一封信如同一枚带壳的果实，只有打开果壳才能知道里边的内容。如果是明信片，没有这层包裹，也就不会把秘密写在上面。每个人都有些属于自己的秘密，或大或小，不愿公开。信纸承载了秘密，装入信封，犹如一个安睡的婴儿。眼力再锐利的人也不能穿透，除非把信封撕开。一个不文明缺乏教养的环境，有些信就被人偷窥了，把秘密传播了。因此如何保证一封信里的秘密得到守护，我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椰子、榴梿，果壳那么坚硬，还是轻易地被人撬开，进入它的深处。信封单薄，口封得再严密，也只是对守规矩的人的约束，他们觉得这虽是一扇虚掩的门，也不要有推开的念头。大家都遵守了，秘密就有安放的地方。人还是需要隐私的，不是什么都要翻出来在阳光下晾晒。有了隐私，对一个人来说，也会更丰富一些。一个人有几次丢信的经历，写信的热情就上不来，有些个人的感受就不愿付之于信，宁可让它们烂在肚子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一直在写作。事后才知道那个年代有许多如我这般的山村青年，都在各自寻找自救的方式，试图走出穷乡僻壤，到工厂去，到城市去。想靠写作来改变命运的人不少——如果能在一些大刊发表三五篇，马上会被县里的文化部门盯上。尽管白日的田间劳作疲惫之至，有人还是写到深夜才搁笔。一篇完成了，便会给素不相识的编辑写信，恳请指教，给予发表，然后走五里山路到邮局，郑重寄出。那时文学创作还是得到支持的，再厚的稿件也不必贴邮票，把信封右上角剪掉即可。编辑的态度也出奇的好，每一篇都给退稿，还附上一封阅读意见。大意都是两点，一是文字优美流畅，表达上没有什么问题，二是政治思想深度挖掘不够。后者远远重于前者，由于后者不行，连修改的价值都没有，只能另起炉灶，再写。文学作品是不是都要深刻的政治思想，没有思想只有个人情调行不行，其实是可以讨论的，没有人来和你讨论。此后十年间就一直是写稿、寄稿、退稿，再写稿、再寄稿、再退稿，弄得周围的人都知道如此套路，成为谈资。好在我自以为乐事，一以贯之，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由于不必与人合作，始终在自己的把握之中，遂不放手。一九七五年，北大中文系几个工农兵学员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播出，后来《人民日报》又以整版刊登，全国轰动。我细细读毕才知道思想性深刻当如此，而不是关注个人感受个人情怀，便觉得自己笔调的确相差太远，追不上了。记得颜之推曾说，夫喜者不可为泣涕，悲者不可为欢笑，富贵者不可语寒陋，贫贱者不可语侈大。一个人写文，若傍人门墙，看人眉眼，硬去仿效，终究是写不像的。十年走笔，退稿成了必然。事实说明自救是失败的，估计许多人的自救都没有成功——人在黑夜中行走，什么是方向，要走到哪里，一点把握都没有。所幸写作是一己私事，以此为快意，也就没有失落。后来我离开乡村是因为考上了大学——时局发生了巨变，像《理想之歌》这样的写作方法当然可以存在，而更多其他的表达方式，如同春日草木，探出头来，觉得是时候了。接下来我寄出的一些作品，渐渐被接受，往往会收到一封薄薄的信，信封下端是这个刊物的名字，打开信封用并拢的食指和中指夹出那一枚小小的便笺，信文很短，最动人的就是两个字：拟用。此时不禁感慨，退稿的那一页被翻过去了。一个时局的改变，连同改变了审美。曾经不合时宜的表达方式，而今能被理解、刊发。又过了一段，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送到我的手上，凭感觉里边是几本刊物。打开来看，自己的名字和文章，都在上面。

寄信，从此有了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

写信的时代注定是一个慢时代。羊毫、八行笺，笔濡湿了，墨香飞动起来。疾徐有致地写去，是旧日那种竖式写法。竖式写法自然有它的道理，恰似悬崖瀑布遥遥由上而下垂落，人的心绪也次第舒展。《一代宗师》有一个叶问给宫若梅写信的情节，交手之后，他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他想看她六十四手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末了他在信封的左下角迅疾地写下一个草书的“葉”字，思念之情似乎一下子泼洒出来。万豪齐聚的毛笔蘸上墨汁，经过提按的轻重交替，还有节奏的疾涩调节，便可应和心绪之起伏。对方敏感，也一定能感受到这份情意。而《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晶就没有这么幸运，她的情感得不到接受，给胡达恺所有的信都被退回。这个她喜爱的男人从此杳无音信。石晶自称内心长满了荒草，如同这些信不被启封、阅读，只能把满腹疑问埋在心里，让时日过去。一封信不被阅读，也就难以尽到信的义务。我一直坚持写信是不可教的，作为一位教师，可以教人如何写小说、散文，却不必教人写信。一个人拈起笔来，以平常之心，缓缓写去，或问安、询事、请益，写明白便可。见陆游写信，写着写着就歪斜向左了，歪斜就歪斜，仍然写到末了才罢手。工拙是次要的，自然卷舒才要紧。柳亚子的字我素来不喜欢，一看就知道没学古人笔法，只是自任写去，这也使人读他的信要费些气力，不能畅达无阻。有一次柳给曹聚仁写信，草草，末了自己也觉对方阅读有难度，便特地写道：“倘若不能通读，明日过我，内容当面奉告。”这也算是天下奇信。一位感觉甚好的诗人，笔下如此，只能说习气重了，但又是自然之举止，毫无造作，这些矛盾都涵纳在一封信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写信上用意用力的当属吴君，当时我们在乡下当机修工，他正和县上一位小姐谈恋爱，不能常见面，小姐就摇摆不定。吴君认为只能通过写信来征服她。他开始密集地写，三日一封，时而用楷书，时而用隶书，时而又用草书，但会在另一张纸上用小楷释出原文。他有时横写，有时又竖写，有时还组合图案文字。每一信写毕，吴君都会把信在我眼前晃两下，让我眩晕，然后问我整体效果如何。小姐没读多少书，邮递员隔三岔五来送信，让她细读不及，便心中暗喜，觉得遇上江南大才子了。婚后的吴君不再写信，有空就拉二胡，实在要写也是草草了事三五行。不过，我觉得此时的信才是真正的信，它回归书写的自然。

每一个拈笔写信的人都会在书写中看到一个清晰的自己。

把你来我往的信拿出来展览当然是后来的事——本来是相互间必经持守的秘密，而今装裱一新，陈于展厅，让人看透。这样的信味道当然变了——一个人在信中表达的，原来只是想让对方知悉，共同持守，现在成了大路货。当信作为展览的作品时，如果事先知道写给众人看，他书写时的心态、手态就不一般，很有意，很好看，当然也很应景，合乎公开信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提倡创作一封信，那就很好笑了，那就无法形成本来意义的信，而是其他什么东西。信是不须创作的，也不须他人来传授写信秘技，以手写心，就是一封明白的信。如果一个人连写信都要做派，那他做其他事，都可以猜到是怎么一种腔调。信的生命比一个人的生命还要长，人死千年了，他们笔下的信还被人珍藏着，完好。这些完好的信在当时没有什么尊卑贵贱，亲友间的问候而已，而今差距就大了。大名头的人写下的信，物质价值高到天上去——精于此道的人完全可以把天下的信排个座次。事实是，信的主人在与不在，信都在被转卖着，到处流浪。张三买了一封名家的信，见行情涨了，就无收留之心，高价卖给了李四。信就像一枝花，在击鼓声中传着，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又落到另一个生人手上了。一个人没能力把握自己写的信，当年寄给他人，寄向远方，时过境迁，主人再也不知它们归于何处。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了一包别人写给他的信带回来。这些信他都归类了，邮戳上的日期居然有二十多年前的。父亲生前肯定没有想到如何处理这些信件，现在我也只能把它们包起来，放着。我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多年的往来信件，有许多我自以为有价值的，被留下了，写信者是名流、才俊，信在此时就已体现了价值，遑论日后。但是我至今没动心思，只是让它们沉睡——相信很多人也如此，他们着眼于处理一些大的事务，而于一封封小小的信，尚未留心。往往是人过世了，他的后人不知其中的价值，草草处理；或者深知其中的价值，每一封都在讨价还价声中卖出了。信自写好后就面对行程，甚至漂洋过海到了陌生的国度，不必回来。

我一直强调小羊毫和花笺生宣是一种绝配，在上边写信是一种享受，一直想写长一点。曾几何时，到邮局寄信，不难看出纸上写信的势头已经过去，门前绿色邮筒扁扁的口子上落上了尘泥，里边空寂，不像多年前信堆了一大摞，有两个青年正在奋力打戳。现在还写信的人，的确是有癖好了，喜欢纸质的素朴，喜欢毫端与纸面的摩挲。说到底，还是对旧时光慢生活的依恋，生怕把写信这个既实用又审美的动作荒疏了。时之所轻，我之所重，这种与时错位的举动，是一种很私有的恋情，我写信，故我快乐，至于别人写不写与我无干。那些喜爱与我通信的人也具有共同的爱好，不写还真不行，于是来来往往没有中断。日子在写信中过去，或者说写信把日子延伸了。直到再也写不动的那天来到——手抖得厉害，毛笔把握不了，眼前迷蒙一片，个人的写信史方告终结。

最后寄出的那一封信，末了会有颤颤巍巍的两个字：再见。

责任编辑：鲍伯霞 t9yeOKSS7kthtKxEK9w73tjjXuZEIenzmznZCN+o9tJIWuQmKNy/5/fs3VzC2I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