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望树》是1987年苏联时代的艺术电影，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的作品，在北京高校的苏联当代电影节上公映，与2001年香港出品的同名电影无关。

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开始在北大读书。看电影是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给学生的人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于影像媒体（电影、录像）。放映地点包括大讲堂、电教教室，听说更高级的芍园楼也放电影，但我从没有在芍园看过电影。电教教室放映的是录像，利用那里新建的多媒体设备——那时还没有“多媒体”这个词，我们所见的是一个教室中配备的十几台电视机，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可以同步放映录像。那时的录像还没有高清数码技术，坐在课桌边的几个人伸长脖子仰视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视机，距离远，影像模糊不说，如果是欧美电影或者粤语片，理解得靠字幕，盯着屏幕下那行永远在移动的字幕看，真费劲。电教常放的美国电影里，《爱情故事》是招牌节目，隔三岔五就会播放，拿这部经典片招揽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都有在电教看《爱情故事》的记忆。但可惜，所有的画面都带着干扰，除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情歌，美丽的女主人公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同去的同学说还不如《红楼梦》里绣春囊上的“妖精打架”呢。此后我们对电教的录像失去兴趣。电教里的大教室有胶片投影机，是可以放小电影的，但公开使用并不多。记忆中在那里看电影只有一次，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来北大给中文系开电影课，放的是侯孝贤的电影。

要看电影，只能去“大讲堂”。当时北大的电影院，是在学三食堂边的“大讲堂”，又叫“大饭堂”。从后面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它的前身，后来附近另建了学三食堂，原来的饭堂升级为“大讲堂”。大讲堂跟“学三”成垂直关系，它的正门并不正对讲堂里的主体舞台，而是在舞台侧面。这个奇怪的设计，让大讲堂无论在位置上还是进门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种偏安的感觉，是典型的小剧场设计。大讲堂的舞台也就是电影银幕所在的那面墙，墙后是直通北大南门的马路。这堵墙的隔音效果不好，看电影时能清楚听到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现实跟虚构一墙之隔，这不靠谱的隔音层自行消解了舞台艺术的“第四面墙”。晚上偶尔在正放映电影的大讲堂外走过，可以听到墙里传来隆隆的声音。如果是惊险或者恐怖电影，可以听到年轻的此起彼伏的呼喊和尖叫，被夜里校园的寂静放大，仿佛里面的人在坐过山车，而且每一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

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门外世界声声入耳，随时进入观众的感官，这是大讲堂独有的艺术姿态。无论是放外国电影，还是《红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会，1991年春夏季电影《红楼梦》的首映式，最后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大讲堂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落里发生。大讲堂的售票处，躲在学三的后部，像一个在两个建筑之间加盖的临时木屋，又像是堆放杂物的工棚改建的。总之这个北大当时学生使用最多的礼堂，外观和位置除了方便实用，并无堂皇气派可言，但它是多么方便和实用啊——离学生宿舍不过是一分钟的路。晚饭后我们从学三食堂出来，掏几毛钱饭票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大讲堂前部那个像船头一样，永远挂着红色漆布棉帘子的小门，于稀疏的人群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了。坐进大讲堂那深红色平绒布包面的椅子里，你会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轮之中，海上聚集着风暴的微弱电流，一切校园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暂时与你无关。

灯光渐暗，观众席里人群聚啸或者恋人的低语声渐止。开演前会有几秒钟的投影机调试，那几秒钟没有音乐，可以听到胶片在投影机里高速转动的声音。北京电影馆借来的资料片片头一般有资料编号，银幕上翻滚着巨大的黑体阿拉伯数字，占领整个画面。与此同时，同声翻译接手，翻译者开始测试话筒的音响效果。有时翻译会借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两句，我是俄语系的第几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来给大家做同声翻译……搞同声翻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记忆中以女生居多。我记得一个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经是好几部苏联电影的同声翻译。这些一个人的“字幕组”，几乎都是临时请来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跟观众一样，也是第一次看片，对剧情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经常并不流畅，有时电影到某个关键桥段，他们会恍然大悟，补充说明先前桥段忽略没有翻译的或者译错的细节，寥寥数语，是银幕外的叙述闪回。

同声翻译特别像在讲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场内，整个大讲堂陷入催眠一样的安静，银幕上映出没完没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长镜头，格鲁吉亚平原漫长沉默的绿色，杂树生花间走出秉性各异的人物，双腿像仙鹤一样的女主角，安静得像小动物一样的眼神，坐在银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们看得两眼发直，灵魂出窍。东北亚的陌生地貌里展现的人生纠结，不能说看懂了多少，对我这样最远只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只能看到诗意与茫然：影片结尾时那只误闯进屋里来的小鸟，被壮汉扑杀，女主角最后怎么了？三十年后我都没有找到答案。

这就是《愿望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大讲堂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观影的、当时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几个小时里，被一束头顶上横穿过的跳动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虚空的光线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内心。

别的大学我不熟悉，1987年我进北大读书，第一次发现北京高校原来在流行苏联电影。美国电影不是没有，但极少。北大举办过一次“美国电影节”，排队买美国电影节的票出现哄抢，有女同学被男生野蛮推开；还有人用同样颜色的副票作假票混进场里。苏联电影多得是，不需要哄抢。北大的“电影爱好者协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很容易就从北影厂的资料馆借到原版的当代苏联电影，不仅是《列宁在1918》《战舰波将金号》这些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经典老片，还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这段时间出品的新浪潮电影，在时代末潮上折射出种种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小薇拉》《愿望树》《乡愁》《艺术家生活》……最后一部《艺术家生活》并非原名，是我凭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过却遍寻无着。还有一部，完全记不得名字，剧情却是记忆犹新，属于《四百击》这种“成长故事”，主角是莫斯科当时的机关干部家庭的顽劣少年，不停地撒谎惹事，游手好闲，在同学家的高级公寓里聚啸，拿同学父母出国带回来的高级香水当毒品吸毒，电影结尾时，两个孩子谈到人生梦想，其中一个穷孩子说只想要一件新的冬衣，“不良少年”宣布他的梦想是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然后他脱下自己的夹克给了小伙伴。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跟我们观看的时间相差不过几年，彼邦少男少女的人生，是此邦大学生的阿凡达。没想到苏联当代电影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共鸣。

因是原版电影，海报上宣称的电影名字会张冠李戴，等放映时才发现是另外一部电影，这种错误时有发生，这时同声翻译就会嘀咕几句，“拿错了！不是《车站》……”声音由话筒放大到全场，哄笑，但没有抗议退场的，更没有起哄要求退票还钱的。反正是艺术电影，有啥区别呢，塔可夫斯基也好，安哲罗普洛斯也好，都是很少的对话，缓慢的空镜头。我们这些毛头学生没有那么挑剔，年轻的眼睛看到的风景都差不多，在看不懂中体会天地悠悠，何去何从……恋人们观影时还会互握着手，观影时享受爱情的电波。有一次我跟男友去看电影，记得是恐怖片《闪灵》，我看得太紧张太忘情，把手放开，再握时就握到座位另一边的人的手，那只手惊恐地猛地抽回去。迷迷瞪瞪的我这下彻底从剧情中惊醒，转脸看见邻座是一个陌生的男孩，银幕上正好是大酒店里的走廊迷宫，喷血的电梯，银幕下的男孩子看得大气不敢出，表情严肃，忽然被我抓住手，吓得一哆嗦，几乎要从位子上跌下来。《闪灵》也是同声翻译，水平和理解力完全不及那些俄语系的高才生，估计这个翻译也被画面的诡异吓晕了，中文句子比情节发展平均要慢五分钟。

张冠李戴是常见的多卖票的广告伎俩。很多电影是北大影协弄来的片子，卖票收入归他们。比如《伟大的嘉宝》这部电影，招贴画上是著名的默片时代明星带“绝望美”的脸，大特写镜头。买票进去看才发现上当，从头到尾，“绝望美”的美人连影子都没有！《伟大的嘉宝》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张美丽的海报功不可没。另外一个轰动北大一票难求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D.H.劳伦斯的著名情色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票弄到了吗？”一度是放映前同学见面的问候语。那时校园里还没有黄牛，因为我们没有多少零花钱可以买得起高价票。唯一的办法是拿作废的同色的票，或者副票混进去！但看完大家都失望得不说话了，意难平啊！情色在哪里？！肉体在那里？！剪片子的官员剪得那叫彻底和负责啊，男女同框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连拉手都没有！女主人公是个中年英国女，按长相我们应该称呼她阿姨，还不如《追捕》好看呢！

张艺谋选择北大做《红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中反响热烈。《红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经在北京的教师和媒体中放映过。当时我们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张颐武老师，提到《红高粱》赞不绝口，但对其中的残酷重口细节有微词。这种“微词”刺激了我们的观看期待，等于给《红高粱》的火预先升温加热。在北大召开首映式的时候，《红高粱》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这个消息传来，文青热情变成爱国热情——电影画面展开，翻滚如波涛的高粱地，颠花轿的狂野酣畅，发生在山东高密惨烈的抗日故事，大讲堂里的我们如痴如醉。影片结束灯光大亮，张艺谋和巩俐同站在舞台上，巩俐穿一身红。全场起立，集体情绪之热烈高昂堪比国足获胜。之后几年，第五代导演别的电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虽然热闹，震撼程度跟《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时过境迁，《红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更喜欢张导的《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平生为电影而欢呼，唯有《红高粱》那一次。

1988年公映的《摇滚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级的部分同学还充当了群众演员，那是我们从正定县军训回到学校后不久的事。当时导演田壮壮来北大选演员，标准很低，就问一句，会骑自行车吗？身高相貌都不挑。《摇滚青年》片头，晨光透过路两边的梧桐树照下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大好青年，骑车浩浩荡荡从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过……几秒钟的中远景就是在北大南门里的校园大路上拍摄的。《摇滚青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唯一一部国产音乐歌舞片，仿照好莱坞类型片里的Musicals，就是现在看也不难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音乐，完全原创，没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摇滚青年》的电影插曲开创了国内流行十几年的“西北风”民歌路线，高亢欢快，有迪斯科节奏感，又有中国民歌的醇厚。其中几首成为迪厅里最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生活就该痛痛快快》《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闪光的霹雳》《给你一片温柔》《我不在乎》……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屠洪刚、孙国庆、王迪，过了不久他们开始大红，艺途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田壮壮的命运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摄的《蓝风筝》被禁，从此走进长达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继续拍电影。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电影周”上看他复出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小城之春》。《小城之春》得了那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大奖，但并不对我的口味，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电影变了。那一年正好是我去国十年，也是我在纽约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已经成家，儿子开始蹒跚学步。看完《小城之春》出来，深秋的夜里下雨了。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坐地铁回家，想起的却是李义山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距离1987年秋天，北京秋阳灿烂的早晨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在北大南门路上飞驰而过，喜滋滋地做《摇滚青年》群众演员的大学时代，已经十五年过去了。

华盛顿广场边种着小树，路灯下看有点像大讲堂的正门的柿子林。冬天的黄昏，柿子林落尽叶子，可以看到寻食的麻雀成群结队，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像烟一样地飞起落下。冬天天黑得早，看电影的人走过柿子林，如果是好片子，就有人站在那里求余票，渴望的眼神在每一个进电影院的人的脸上搜索。那些年轻的眼神，我多年后都不能忘记，如今想起来还是心中有一种悸动。一起看电影的同学们，你们如今在哪里？

大讲堂和它的柿子林，已经不复存在。2004年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燕园，走过新建的电影院，那时是白天，电影院还没有开门，四周空无一人，售票处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当天电影的播放档期，一行一行中规中矩，完全就是美国连锁影院的做派，跟我们那时手写的广告牌、墙上被遗忘掉的海报不可同日而语。

站在电影院的墙外，我侧耳倾听，里面一片寂静，但是我还是听到旧时大讲堂里传出的掌声、尖叫声、笑声、嘘声，一声声从遥远的过去，从时间之外传过来，震动着我站立的地方。

责任编辑：田静 zpHIjqNLXqCzcIEWwAGb6Tl772uwCsJHTKdXlq6jR3eYL3rolbkx1nfYkUgrFc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