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尤悔》中说，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一日出行，看到田中禾稻，不知何物，遂问随从：是何草？随从答：稻子。简文帝大羞，回宫后自我禁闭，三日不出，对人说：“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怎能依赖稻米为生，却不知道稻禾长什么样子？

简文帝生长帝王家，不识稼禾也正常。而且身为天子，他能尊重常识，心存羞耻，勇于自我批评，更是难能可贵。假如他愿意，他完全可以不懂装懂，乃至重新为稻子命个名，诏告天下改用新称，而不是不耻下问，从而暴露自己的无知。所以后世谈起这个故事，无不从正面立论，公认简文帝是个知错就改的好皇帝。

前些时在延安，我也暴露了类似的无知。一日中午，我们一行到一家饭店用餐。饭店一楼大堂一侧隔出来两间房子，为突出地方特色，刻意营造成窑洞模样，隔断墙上垩以黄泥，嵌入两个庞大的满拱连窗老木门。门窗和泥墙上悬挂许多陕北地产，诸如玉米、辣椒、谷子之类。同行的单占生老师将之一一拍照，发出来让大家欣赏。其中有一张是脱粒后扎成灶帚的东西，类似于稗草或稻草，梢尖又细密得多。另有两张，一张是几穗灰紫色的高粱，一张是一束颗粒饱满的谷子。单老师考问这三物是何名称。第一张我端详许久，那植物明明见过，就是想不起它的名字。至于另外两张，我确定是谷子和高粱。单老师问：“它们以前叫什么？黍、稷？还是粟？”我顿时茫然，无以应答。

说起来这些都应该是常识。黍、稷俱属五谷，作为古人重要食粮与祭祀之物，在古代典籍中频繁出现——尤其是稷，不仅成为天才农学家、周朝先祖弃的尊号（后稷），更是作为谷神的名称，与土神的“社”合在一起，成为国家的代称。我也算读过几本古书，对这些字眼并不陌生，但我从不曾想过它们的实物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不是还有种植，假如它们还有通俗的名字，比如同属五谷的“菽”又叫豆，那么它们所对应的作物通俗名称又是什么。我虽出身农村，干过许多年农活，但在我印象里，中原地区似乎并没有叫黍和稷的作物。我只知道现在的谷子是古籍中出现率最高的“粟”，但也不确定粟只是谷子，还是包括但不限于谷子。

我甚至不确定传统所谓的“五谷”，究竟是哪五种。

说到这个话题，尴尬的就不止是我一人。对于五谷所括，先秦以降有多种说法，其中接受度最广泛的有两个，分别出自大学问家郑玄和赵岐。

《周礼·天官》：“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

《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

菽即豆。所以两者的区别，仅仅是一个有麻无稻，一个有稻无麻。北方多麻，南方多稻，郑玄、赵岐之所以有此出入，给人的第一联想是他们所处地域不同，或者时代有别。然而事实上，这两位大师一为山东高密，一为陕西咸阳，俱属北人，且生活在同一时代。很奇怪他们为何没有碰个面聊一聊，达成一个共识，结果搞得后人骑墙而顾，莫衷一是。或许彼此都是大师，王不见王，各自矜持吧。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自己也顶不太真。比如郑玄，同在《周礼》一书，在《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句下，他注道：“五种，黍、稷、菽、麦、稻。”与赵氏五谷完全相同。不过此处所谓“五种”，是指河南适合种植这五种作物，与概括性的“五谷”还是有区别的。

五谷已难达成一致，黍、稷究竟是什么东西，更加没有共识，两千年来争讼纷纭。上场互搏的不乏大角色，不是宿学通儒，就是农业专家，看得人眼花缭乱，心荡神驰，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该听谁。唯一没什么争议的是粟。经查证，历朝贤达意见一致，粟即谷子，脱壳后叫小米。但还没完，接下去还要细分。

粒大质好的小米叫“粱”。据许慎《说文解字》：“粱，米名也，小米之大而不黏者。”《三苍》亦称：“粱，好粟也。”《韵会小补》：“粱，粟类，米之善者，五谷之长。”

颗粒细小、煮后发黏者叫“秫”。《说文》：小米“细而黏者谓之秫”。《尔雅疏》：“秫，谓黏粟也……北人用之酿酒。”

先记录下这一难得的共识，是为了帮助解释黍、稷的纷争。先说黍：

据明代梅膺祚《字汇》：“黍……粟属。”南宋严粲《诗缉》：“黍有二种，黏者为秫，可以酿酒。不黏者为黍。”又，《孔子家语》：“夫黍者，五谷之长。”综合来看，黍似乎是粟属里的“粱”。

然而，《说文》却说：“黍，禾属而黏者也。”据《说文》所释，禾即是粟，与上所述无异义，然而质地却变成了黏的。再据李时珍《本草纲目》：“黍乃稷之黏者。”不仅黏，连种属也与粟无关了。

相较于古代专家之各执一词，今时贤达的观点倒比较一致，比如许嘉璐先生和于省吾先生都认为，所谓黍，就是北方的黄米，叫黍子，色黄而黏。

那么，贵为国家代称的稷又是何物？

《说文》：“稷，斋也，五谷之长。”——又一个“五谷之长”，让人怀疑这项荣誉是从卖假证那儿批发的。

《说文》中的“徐曰”进一步补充：“关中谓之糜，其米为黄米。”——这不是许、于二先生所说的黍吗？

南宋罗愿《尔雅翼》又谓：“黍，大体似稷，故古人并言黍稷。”似乎坐实了黍稷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事实上自隋唐以下，认为黍稷同类者几为主流。代表人物是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稷与黍，一类二种也，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稷可作饭，黍可酿酒，犹稻之有粳与糯也。”以李时珍的严谨与权威，他这句话成为后世执此论者最有力的证据。

然而在隋唐之前，专家们可不这么认为。

东汉许慎《说文》：“先儒又以稷为粟属。”魏孙炎《尔雅音义》则直言：“稷，粟也。”《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态度同样明确：“稷，名粟。”联系到黍稷在上古种植和食用更为普遍，汉魏人的注释似乎更可信，也更具说服力。

回到五谷名类上。不管是麻、黍、稷、麦、菽，还是稻、黍、稷、麦、菽，黍稷之外的名字都是总类之名，如三国杨泉《物理论》所言，菽是众豆之总名，稻是溉种之总名。麻、麦之下也都有许多种属。唯黍与稷是有具指之作物，而非总类之名，与麻稻菽麦并列而论，似乎不相匹配。倘若黍、稷果如汉魏诸家所言都属粟类，那么以粟来对应其他诸类，就很相配了。

这并不是假设。据报载，西安杜陵曾出土一枚木牍，其上记载有当时的五谷：粟、豆、麻、麦、稻。即合黍、稷而为粟，而将麻、稻都纳入进来。杜陵是西汉宣帝的寢陵，可知远在西汉，五谷是没有黍稷的，如果说是因为黍稷在其时种植尚不够普遍，这几无可能。更可能的是黍稷在当时人看来同属粟类。我没有看到杜陵木牍的实物，也未查到图片，不知此报道确然与否，倘若属实，当是关于五谷最早、最有根据，同时也最合理的一个版本。

关于稷，还有一个曾经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它是高粱。执此论者集中在清代，还都是训诂大家。比如程瑶田《九谷考》云：“稷，黏者为秫，北方谓之高粱。”朱骏声在著作中极力应和之。王念孙亦谓：“稷，今人谓之高粱。”然而事实是，高粱原产非洲，直到辽宋时代才自印度传入我国，又被称为蜀黍，顾名思之，大概是先传到蜀地，然后再扩散到大江南北。这几位虽是文字大师，却不是农业专家，翻故纸掉书袋，在既有文献中咬文嚼字搞推理固有一套，具体到百科实务，就茫然无知了。于是搞出如此突槌之事，诚在情理之中。

再回视那些各执己见的学者们，如郑玄、赵岐、严粲、罗愿辈，谁人不是坐而论道的行家？又有哪个曾有躬耕南亩的经历？以己之昏昏，欲使人之昭昭，后之学者不查，而复效之，遂将原本普遍可识的农作物，缠讼成了千古谜案，乃至于今仍难定论，不可谓不荒诞。即如我自己，引经据典啰唆这么多，依旧不确定粟、黍、稷究竟是什么关系，各自又长什么样，在书本里格物半日，却并无致知之效。至于那个扎成灶帚的东西，也是拿照片请教了一位乡间长辈，才明白叫秫子，其籽黄小而黏，与《说文》所记正相吻合。所谓实证见真知，信然！而空头学问之不可据不足恃，亦由是可知。

这真让人感慨。人往往读了几本书，就自感真理在握，从不去想所谓真理是不是脱离实际的废话。我们身在生活，又远离生活，自以为掌握的真相，很可能不过是想当然的幻影。孔子劝后学小子读《诗》，以其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这种多识，目的不在于炫耀知识，卖弄学问，而在于从“识”中打通名实，考见得失。愚鲁如我，却是停留在知识与生活的表面，不辨黍稷，妄论五谷，简直与那些隔绝人民却高谈人民、描写生活却远离生活者一样可笑。设使简文帝有知，必谓是曰：“宁有取其名，而昧于其实；执其末，而不顾其本者！”

责任编辑：田静 pa9ennrI0K+bYHn3unfitID4q7XM2YOyxIGMNRQcpTbXGHn+u1Hta6mqTtTg/H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