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格伦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有兴趣到华盛顿与总统谈论一下为美联储服务的事情?
这个问题完全超乎我的预料。在之前很多年间,我一直在研究货币政策和美联储,但主要是从外部开展研究。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加入这个机构,并为政策决定做出贡献。
我认真考虑了格伦的邀请,并和安娜讨论了一番。对我们两人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对我而言,从专业角度来讲,如果去美联储,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内我将远离研究和教学部门,而且可能意味着我要辞去一年前才开始担任的《美国经济评论》主编一职。去华盛顿也需要家庭做出牺牲。如果让安娜、阿莉莎和我一起搬到华盛顿,恐怕不太公平,阿莉莎当时还在读高中。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在华盛顿工作,周末再回新泽西了。乔尔当时 19 岁,正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西蒙洛克学院。
然而,美联储是美国最有权力的机构之一,在那里任职的话,我就能从内部去研究它的决策过程了。我对美联储理事会的所有工作都很感兴趣,包括对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不过,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有机会参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货币经济学和货币史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我问自己,如果经济学这一学科不被用于改善决策过程,不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还在从“ 9 · 11 ”恐怖袭击事件中缓慢恢复,我们一位邻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在世贸中心遇袭后失去了生命。我知道很多人会收到为国家服务的召唤。美联储系统提供的公共服务虽然无法与战士们和一线应急人员的公共服务相提并论,但我希望自己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经安娜同意后,我给格伦回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会去华盛顿参加“面试”。
我在研究过程中读过大量关于美联储历史与职能的资料。它代表着美国为了创建中央银行而采取的第四次努力(是不是“第四次”取决于你怎么看)。在《宪法》得到批准之前, 1782 年成立的北美银行就是美国最早的、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这家银行是国会特许经营的,但属于私营性质,营运到 1791 年。之后是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力排众议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 1791 — 1811 )。当时,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时任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强烈反对建立这家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的经营期限为 20 年,到期后,由于民众普遍不信任金融家和大银行,便没有从国会获得延长经营期限的许可。之后是美国第二银行( 1816 — 1836 )。国会投票通过了延长美国第二银行营业期限的议案,但 1832 年,遭到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否决,因为他是反对银行的典型人物,之后,国会没有再次试图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的经营期限,以至于美国在 1836 年开始陷入了没有中央银行的状态。
虽然没有中央银行,美国政府却在 1862 年发行了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即“绿钞”,最终取代了由国家批准的私营银行发行货币的体系。 1873 年,美国又恢复了金本位,在之前的内战期间,金本位被暂停过一段时间。 1836 年之后缺乏一个央行的局面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公共机构去及时地应对反复出现的、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其中就包括 1837 年、 1857 年、 1873 年、 1893 年和 1907 年的大恐慌,此外,还有较小一些的恐慌。
事实上,正是 1907 年的恐慌促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 1913 年尝试着建立一个央行。这次努力是最后一次,也是成功的一次。 1907 年 10 月,纽约第三大信托投资公司可尼克波克信托公司( 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被迫宣布破产,引发了一场席卷美国的金融海啸。存款者人人自危,纷纷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款以避免损失。由于金融恐慌,银行间也失去信任,相互间的借贷完全冻结,并发生挤兑。这种银行挤兑很快从纽约蔓延到全美各地,股市暴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当时,美国著名金融公司 J · P ·摩根的创始人、具有传奇色彩的金融家摩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刻召集最重要的几家金融公司的总裁开会,要求大家一起拿出资金帮助面临挤兑的银行,希望能终结这场恐慌。而摩根自己也身先士卒,拿出资金帮助金融市场度过危机。他们评估银行的账目情况,为银行提供贷款,安抚公众。从一定程度上讲,摩根当时在救助金融市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正类似于央行的角色,这对政府而言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作为回应,国会于 1908 年组建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教训,研究美国是否要建立一个央行以及如何建立。在威尔逊就职之前,该委员会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当时的金融专家非常明白,中央银行可以为那些受到储户挤兑的银行提供现金,这有助于结束金融恐慌。 1873 年,英国记者、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人》总编白芝浩在名著《伦巴第街》( Lombard Street )中提出了一个经典处方,即在金融危机时,银行应当慷慨放贷,但只放给经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够高的、能吓走非急用钱者的利率来放贷。这就是所谓的白芝浩原则( Bagehot ’ s Dictum )。
在恐慌中,储户和其他短期融资的提供者们就担心金融机构会倒闭,自己的钱拿不回来,从而引起挤兑风潮。即便在正常情况下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也很少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挤兑中幸存下来。它的现金储备很快就会耗尽,其余资产,包括其贷款,只有以非常低的价格才有可能迅速出售。因此,之所以会爆发挤兑风潮,是因为储户和其他资金提供者们担心银行会倒闭。挤兑就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真有可能把一个偿付能力良好的银行拖垮。因此,此时此刻,央行就有必要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只要一家银行拥有优质的抵押品,央行就可以慷慨地为它提供贷款,及时补充客户提取的资金,避免银行被迫以跳楼价出售资产的情况,避免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走向崩溃。一旦储户和其他短期债权人相信他们的钱是安全的,恐慌就结束了,从央行借款的银行之后连本带息地把贷款偿还给中央银行。白芝浩撰写《伦巴第街》这本书的时候,英国央行是世界最杰出的央行。它曾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次成功地充当最后贷款人,避免了经常困扰美国的金融恐慌。
美国需要有一个中央银行来帮助它发挥全部潜力,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强国,但寻求政治支持仍然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从事传统农业的人一方面担心银行业过于强大后会绑架整个经济,另一方面这些州的低收入者认为该法案主要服务于东部商业发达地区的富人,而不是美国大众。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建立央行。威尔逊总统和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等人一起提议建立一个真正全国性的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地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仅仅维护金融家们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威尔逊和格拉斯支持建立一个不同寻常的央行,而不是一个单独设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央行。新的央行将会是一个联邦系统,因此,他们提议的名字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他们提议美联储系统下面设置 8 到 12 个半自治性质的地区储备银行,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每个储备银行都负责一个区。最终,国会批准设立了 12 个地区储备银行。
虽然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部分,但 12 家联邦储备银行不属于联邦政府机构,而是非营利性私营组织。但需要强调,联邦储备银行不同于一般的私营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与美联储理事会一起承担美国中央银行的公共职能。这种私营组织的性质与美国早期的央行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央行是一样的。每一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自己的行长和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既包括职业银行家,也包括来自工业、劳工界、农业或消费部门的知名人士。每个联邦储备银行都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主设定本地区的利率以及再贴现利率 等。威尔逊总统曾经谈到为什么给予每个联邦储备银行这么大的自由空间,他说:“我们故意将地区储备银行分散开来,如果它们不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那么我们应该会非常失望。”美联储理事会负责监管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整个美联储系统。从职权来看,最初的理事会还包含两个经政治任命产生的政府官员,一个是财政部部长,另一个是货币监理署署长。他们由总统提名,并经国会同意方可上任。国会接受了建立央行的计划,并于 1913 年批准通过了《联邦储备法》,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次年开始运行,但没有及时地预防 1914 年的那场大恐慌。
美联储在组织架构上的创新设计确保了它能够真正代表全体美国人的利益,在政治上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但美联储系统十分庞大和复杂,联邦政府无法将自己的权威施加给它,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最终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后果。美联储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本杰明·斯特朗成为整个美联储系统的实际领导人。(作为一颗在金融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本杰明·斯特朗是摩根的得意门生,他曾经协助摩根结束了 1907 年的金融恐慌。)但 1928 年斯特朗去世后,没有一个能够与其相匹敌的人出面承担他的角色,以至于到了大萧条爆发之际,美联储的表现一直很被动,没有有效地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未能及时制止金融恐慌和挤兑风潮,导致成千上万的小银行倒闭,而且它对货币供应崩溃的局面视而不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也着重强调过美联储的这个错误。后来,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改革,相对加强了美联储理事会的权力,削弱了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罗斯福总统的改革还将财政部部长和货币监理署署长移出了美联储理事会,从而削弱了行政部门对美联储的干预,强化了美联储的独立性。
今天,美联储理事会由 7 名执行理事组成,其中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其他五名执行理事,他们必须全部由总统提名,经过国会确认后才能上任,每个执行理事的任期长达 14 年。 这 7 名执行理事的任期需要间隔两年,如果有理事辞职,那么总统就可以及时地任命一名新理事,因此,在美国总统 4 年的任期内最多只有两个执行理事的任期结束,需要由总统决定新人选是谁。我进入美联储之前,就有一位理事在任期还有两年的时候辞职了,总统考虑任命我为新理事。美联储这种任期安排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总统对理事会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很多理事任期未满就辞职了,因此,限制总统干预美联储的初衷大打折扣。我接到格伦电话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是格林斯潘,他从 1987 年就开始担任这一职务了。
为了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罗斯福总统在改革过程中还设立了一个新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监督美联储买入和卖出政府债券。这是美联储确定短期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工具。自那时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参与者就达到了 19 个人,其中包括美联储理事会的 7 名成员和 12 个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美联储理事会的主席,按照传统来看,同时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席。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有 19 名决策者参与,但只有 12 人有投票权,这 12 个人包括美联储理事会的 7 个执行理事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他 4 个有投票权的名额每年在另外 11 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轮换。这种错综复杂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政府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们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各储备区任命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一定的发言权。
1977 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它指示美联储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构成了美联储的“双重使命”。 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情况是衡量美联储政策是否得当的标准。将未经选举的美联储技术官员置于“民主问责制”的框架之下,同时也构成了美联储享有独立性的底线,它必须遵循法律设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不能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但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以在国会监督的框架之内决定采用哪些具体举措以最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1977 年那部法律为国会提供的一个监督工具,就是要求美联储理事会主席必须每半年到国会做证一次,阐述其过去落实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规划的设想。 1978 年的《汉弗莱–霍金斯法案》( Humphrey-Hawkins Act )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监督权,要求美联储主席每年都必须分别到参议院和众议院做证两次(通常是 2 月和 7 月),汇报一下经济状况以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为了实现双重使命而做出的努力。《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是以两位主要推动者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分别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和加州众议员奥古斯塔斯·霍金斯。自那之后,这些听证会就被称作“汉弗莱–霍金斯听证会”。
除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之外,美联储还负责监管部分金融系统,包括监管银行。它这一职能与其他几个联邦政府机构存在重叠,这些机构包括货币监理署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各州也有一些类似的监管机构,但掌握美联储监管大权的是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而不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 12 个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理事会有权制定一些具体的执行举措,落实国会通过的法律。联邦储备银行将负责落实华盛顿制定的政策,监督各自储备区内的银行。
虽然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部门都是明确的,但整个美联储的治理体系仍然非常复杂。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中仍然有私营部门的成员,他们可以就银行运营问题为行长提供咨询意见,并告诉总统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但他们在银行业监管方面起不到什么重要作用。这些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有助于遴选一个合格的行长,像这种从私营部门中遴选履行政府职责的官员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虽然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对美联储系统具有监管权,但它一般都会批准各地区储备银行董事会报上来的行长人选,并且批准各储备银行的预算方案。
我与小布什总统见面的时间定在了午餐后。我不想冒迟到的风险,因此,前一天晚上就坐上了火车。根据白宫方面的指示,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 30 分钟来到白宫的一个侧门。显然,政府并不希望记者发现我。在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感觉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未在白宫和总统见过面。
总统诚恳地欢迎我的到来,他跟我说他听到了我的一些好消息。他认真地问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由他的经济顾问准备的。我记得他问我如果通胀率升高,我将如何应对,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学术上的事情聊完之后,总统自己放松了下来,问了问我自己的情况,包括我的背景和家人。最后,他问我是否有从政的经验。
我说:“噢,总统先生,我只是在新泽西州蒙哥马利镇教育委员会服务过两个任期,那些经历在这个办公室里就不值一提了。”
他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说道:“就算在这间办公室里,也值得好好提提啊。服务于教育委员会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但你的服务非常重要。”跟总统的交流结束后,我又见了见其他人,包括总统的朋友、顾问克莱·约翰逊以及白宫办公室副主任乔希·博尔滕。几天后,我从格伦那里听说总统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并打算等必要的初步程序走完之后就提名我。如果得到提名,我就同意接受。
事实证明,初步程序并不简单。背景调查持续了几个月,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文书工作,记录了我住过哪里、和谁交往过、在哪里工作过、到哪里旅行过以及大学毕业后的个人财务管理情况。白宫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面试过我两次。联邦调查局的人想知道我是否曾经阴谋颠覆美国政府。难道有人回答过“是”吗?
初步审查完成之后,白宫方面于 2002 年 5 月 8 日公开宣布了小布什总统将提名我,之后,程序就转到了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审查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选。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还没有确定下来具体日期时,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为了让我做好充分准备,给我送来了厚厚的一摞资料。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美联储的职责和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认真研读它们。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要在公开场合就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也不要对媒体讲话。我的提名是没有异议的,美联储的人帮我做这些准备工作,也是为了让我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最后,在 2002 年 7 月 30 日,我来到了参议院出席听证会。那次听证会的持续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获得了那个委员会的批准。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31 日,我又获得了整个参议院的批准,而且是全票通过,没有异议。一切结束后,一个致力于倡导参议院加快确认过程的团体给我送来了一件 T 恤衫,上面印着一行字:“我从总统提名人选确认过程中幸存了下来。”( I survive the presidential appointee con fi rmation process. )事实上,我的确认过程一直是相当顺利的。
当时和我一起获得参议院确认的还有唐纳德·科恩,也获得了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职位。他是美联储系统的一位“老兵”,为人随和,考虑问题非常周全,从不自高自大。他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1970 年,他加入了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开始了他在美联储系统的职业生涯。 5 年后,他来到了华盛顿,加入了美联储理事会。多年来,科恩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往上升,逐渐成为美联储理事会货币事务部门的主管(这个职位就是为他而设的)和格林斯潘最重要的战略顾问。科恩和他的妻子吉尔都爱好健身运动。吉尔非常热衷于划船,科恩喜欢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旅行。一些记者揣测说科恩将会充当格林斯潘的代理人,会在通胀目标制等问题上与我发生冲突(因为格林斯潘对通胀目标制持怀疑态度),但事实上,我和科恩在工作中密切配合,我非常相信他的判断力。
2002 年 8 月 5 日,我和科恩宣誓就职,仪式的主持人是格林斯潘主席。格林斯潘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我和科恩的宣誓顺序,结果我赢了,就先宣誓。虽然科恩已经在美联储系统工作了 30 多年,而我之前并没有在这个系统工作过,但在之后的官方场合,我的排名总是在他前面。随着我和科恩的到来,美联储理事会的 7 个席位终于凑齐了人数。
我的任命得到参议院确认之后,开始逐渐认识了理事会其他几位成员。当时的美联储副主席是罗杰·弗格森,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的,是第三位效力于美联储理事会的非洲裔美国人。他成长于华盛顿一个工人阶层社区。他安静沉稳,虚怀若谷,没有架子,爱搞怪,有幽默感。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经济学本科和博士学位以及法律博士学位。他在纽约一家名为戴维斯·波尔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遇到了他的妻子安妮特·纳萨雷特。他的妻子后来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美联储副主席的工作职责包括很大一部分行政事务,比如协助主席监督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弗格森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还是一个慈祥的前辈,定期问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以确保我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生活。弗格森的职业生涯中,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当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他是唯一一位身在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理事。在他的指示下,美联储发表一份声明,确认美联储正在“正常运转”,如果有需要,随时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他和一组员工在美联储理事会会议室附近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电话银行,不知疲倦地维持金融系统中关键环节的运转。弗格森通过他办公室的窗户就能看到冒烟的五角大楼。理事会的快速反应,保障了资金支付与证券转让的顺利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美国经济体受到的冲击。这个故事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它在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两位理事——苏珊·比斯和马克·奥尔森——在加入美联储之前都是银行家。他们二人与我一样,都是小布什总统任命的。 1972 年,苏珊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美联储之前,她曾经在第一田纳西银行担任负责风险管理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除了供职于这家区域性的银行之外,她的职业履历非常丰富,包括曾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小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曾经在国会服务过一段时间,还曾经做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1986 年, 43 岁的她当选了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苏珊以她那热情、外向的方式欢迎我的到来,而马克则表现出了他那具有明尼苏达州特色的低调风格。
理事会成员爱德华·格拉姆利克身形瘦削,白发苍苍,曾经是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担任过该校杰拉德·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他让我产生了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 1965 年到 1970 年,他曾经以经济研究师的身份加入美联储,成为美联储的一员,后来 1986 年到 1987 年,他曾经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代理主任。 1997 年,克林顿总统任命他为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在美联储期间,他处理的任务有很多种,包括兼任美国航空运输稳定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国会在“ 9 · 11 ”恐怖袭击事件后成立了这个贷款担保委员会,以帮助国内航空公司免遭破产厄运。他还带领美联储从事社区发展和消费者保护事业。
我和科恩接受过众人的欢迎之后,在美联储理事会总部的埃克尔斯大楼中庭内又宣誓了一次。这座大楼的命名是为了纪念 1934 — 1948 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马里纳·埃克尔斯。从法律上来讲,这第二次宣誓是多余的,但对于我们的亲人和美联储工作人员而言,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安娜、乔尔、阿莉莎以及我的父母都参加了。看到我那在小镇当药剂师的父亲紧蹙眉头地同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认真交谈,我觉得很有趣。
在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领导者都被称作“央行行长”,但在承担中央银行职能的美联储,领导者却被称为“主席”,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被称为“理事”。(在罗斯福时代的改革之后,美联储的正式名称是“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所以,我现在可以自称为“伯南克理事”。曾经有一次,一家航空公司售票柜台的职员问我是哪个州的州长。
一切仪式和手续完成之后,我很快习惯了一个长途通勤者的工作和生活。我在华盛顿乔治敦附近租了一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大部分周末,我都会开着我那辆 1998 款的金属蓝的克莱斯勒铂锐敞篷车返回普林斯顿附近的家,单程就有 186 英里。经过与格林斯潘主席和美联储理事会伦理道德督察员卡里·威廉斯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之后,至少暂时还保留着《美国经济评论》编委会成员的名号(无报酬)。
在工作日,我参加美联储理事会的内部会议和信息发布会,会见来访者,并且去各地出差,包括拜访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我第一次出差是和苏珊·比斯一起去布朗斯维尔、得克萨斯以及达拉斯的联邦储备银行检查那里的社区发展情况。然而,我却远远没有那种非常劳累的感觉。我和罗杰·弗格森聊天时,他曾经为我解释道,新任的理事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工作的切入点,确定哪些问题对自己最重要,从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为了找到工作的切入点,我不得不面对理事会的委员会体系。理事会除了货币政策以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专门委员会负责的,这些专门委员会往往都是由两三个理事组成,他们调查之后,向理事会提出建议。在任务分配方面,资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般是由美联储副主席与主席协商决定。我对从事银行监督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但负责这一事务的委员会的领导者是弗格森,苏珊和马克这两个银行家是其中的两名成员,已经无法再增加人数了。我本来也可以主动申请从事更多的行政工作,但我之前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岗位上做过类似的工作了,我想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最后,我加入的委员会是支付、清算与结算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有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以及消费者与社区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促进社区发展)。第二个委员会的领导者是爱德华·格拉姆利克,一个成员是苏珊。我还承担了一些行政事务,比如负责经济研究事务的监督。这对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合适的。在这个岗位上,我推动美联储创办了一本新期刊——《国际中央银行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这本期刊致力于发表世界各地与政策相关的研究成果。
但我来到华盛顿的目的是参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事实上,我知道格林斯潘主席对于利率政策的方向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弗格森曾经称他为美联储中“ 800 磅的大猩猩” 。在我看来,格林斯潘发挥这么大影响力也不是不合理,毕竟,我加入美联储的时候,他已经在美联储主席的位子上坐了 15 年之久,他做出的决策已经为他赢得了“大师” 的称号。我想,我最多只是在开会期间对汇率产生微弱的影响。其实,我对单个的决定并不是很感兴趣,相反,我更加感兴趣的是美联储赖以做出决策的整体理论框架。在我看来,这个大框架似乎落后于时代了。
传统上,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位名叫威廉·格雷德的记者在 1989 年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反映了这一点。那本书名为《殿堂藏秘:美联储如何经营美国》( Secrets of the Temple: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 )。相似地,在 20 世纪 20 年代、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曾将“绝不解释、绝不辩护”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事法则。很多人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赞成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保持神秘感,但我认为央行之所以这样做,与热狗厂家拒不让人参观工厂的原因是如出一辙的,因为一旦没有了神秘感,公众就知道了“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个产品的吸引力就会受到削弱。
保持决策过程的神秘感是一件利弊兼有的事情。一方面,它有利于让中央银行家们显得无所不知,有利于提高短期政策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会让公众感到困惑,让市场手忙脚乱,为阴谋论铺就了温床。在当今这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日益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世界上,我觉得美联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神秘色彩已经过时了。我还相信,神秘色彩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和米什金曾经在关于通胀目标制的论文中指出,如果央行能够同公众和市场进行清楚的沟通,那么货币政策就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2002 年 8 月 13 日,也就是宣誓就职一周多之后,我第一次参加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都要在华盛顿特区召开至少 8 次例行会议。)在那次会议召开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仔细研读了美联储的同事们为我准备的大量背景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是“绿皮书”。之所以被称为绿皮书,是因为它的封面用的是绿色的硬纸。绿皮书里面包含了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关的数据和分析,还有美联储的经济预测。绿皮书回顾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比较了替代性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些材料中还有员工备忘录和其他文件。美联储做出的预测与私营部门的预测一样,既是科学,也堪称艺术。他们利用了在过去多年来建立的一系列预测模型。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在预测中增加了大量的专业判断,这些专业判断在标准的预测数据中是很难捕捉到的,比如,他们考虑的因素包括恶劣天气、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的潜在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中央银行和私营部门预测的准确性一直得到广泛的研究,结果并不怎么理想。不幸的是,一两个季度之后的经济运行轨迹非常难以预测。也就是说,谨慎的预测对于连贯的货币决策至关重要,就像商业规划和战争策略在各自的领域内的重要性一样。
格林斯潘的经济预测能力是非常著名的。他在加入政府部门之前,曾经创办和经营过一家公司,即“陶森–格林斯潘经济顾问公司”( Townsend-Greenspan & Co., Inc. )。他不太注重在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自下而上的预测方式。他会定期思考数以百计的“小”信息,然后再总结出“大”趋势,换句话讲,他注重先看树木,而非森林。在我的思维中,我倾向于首先着眼于经济发展指标的整体状况,也就是先看森林,而非树木。但我知道格林斯潘的预测方法有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有趣的见解,而标准的预测可能无法取得这些见解。
那次会议召开的当天早上,与会者在马丁大楼的顶层一起吃了早餐。这座大楼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其名字是为了纪念从 1951 年到 1970 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坐落在建于大萧条时期的埃克尔斯大楼后面。我在早餐时间见到了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并与他们进行了简短交谈。我在还是一名学者时就知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的情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都显得十分和蔼可亲,几乎没有根据政策主张形成小团体的倾向。因此,整个餐厅看起来完全不像高中校园里那些自助餐厅。 同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既有更加担心通胀的鹰派,也有更加担心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鸽派。
在会议开始前的 10 或 15 分钟左右,与会者开始慢慢地走向埃克尔斯大楼的会议室,在会议桌周围找到自己预先分配的座位坐下。会议桌是用红木和黑色花岗石做成的。会议室长 56 英尺,天花板很高,看起来很优雅,窗户十分敞亮,面朝宪法大道。一个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上面显示着 12 个联邦储备银行各自负责的储备区。
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与会者还包括美联储几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职员。部门负责人也有发言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公开市场交易部门的领导者负责管理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和销售证券的事务,并与市场参与者保持频繁的联系。在会议伊始,他一般会先总结一下关键的金融事态。当我加入美联储的时候,“公开市场交易部门”的领导者是迪诺·科斯。美联储理事会的“研究和统计数据部门”的负责人戴夫·斯托克顿及“国际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卡伦·约翰逊会阐述蓝皮书里面提到的政策选项。 有时候,他们的副职会代他们参会,做这项工作。这三个部门的领导者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曾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布林德把这三个部门的负责人称为“三巨头”。
格林斯潘的椅子在会议开始前几分钟还空着。他的椅子位于椭圆形会议桌一端的中间位置,正对着会议室大门。会议桌长 27 英尺,宽 11 英尺,重达两吨。格林斯潘的右边坐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比尔·麦克多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传统上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副主席。比尔·麦克多诺之前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银行家,自 1993 年以来一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格林斯潘的左边坐着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两个资历最浅的成员——我和科恩——被挤到了会议桌的角落里,位于格林斯潘主席的视线范围之外。会议室里还坐着大约 35 位来自美联储和联邦储备银行的职员。
9 点整的时候,壁炉旁边的一扇门打开了,格林斯潘主席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大步走到他的座位上。房间里安静下来。格林斯潘坐了下来,整理了一下文件。他欢迎我和科恩,然后请下属开始阐述政策问题。
格林斯潘在会前的早餐期间就和我见了面,以确保我明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如何组织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下属简要介绍一下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前景的分析,接着由 7 位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 12 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提出问题,之后就到了“经济论战”的时间。每个与会者用四五分钟的时间阐述一下自己对经济前景的看法。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通常首先汇报各自区域的发展情况,然后介绍一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看法。行长们讲完之后,就轮到了美联储的理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比尔·麦克多诺)和主席(格林斯潘)。
曾经, 7 位美联储理事和 12 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即兴发表看法的。但 1994 年,为了回应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冈萨雷斯的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对外发布完整的会议记录。自那之后,大部分与会者都开始读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了。这虽然有利于提升会议的透明度,但不利于改善讨论的质量和自发性。
我加入美联储时,美国经济正经历着复杂的变化。这个国家的经济刚刚摆脱一场衰退(即刚刚摆脱经济收缩时期),走上复苏轨道,复苏期只持续了 8 个月,也就是从 2001 年 3 月到 11 月。(一旦产量开始增加,即使损失的就业和产出尚未完全恢复,也可以说经济在复苏,经济衰退结束。)经济衰退可以由许多因素单独引起,也可以由多重因素共同引起。始于 2001 年的那场经济衰退是由网络泡沫的崩溃以及美国股市整体大幅下滑引发的,其间又进一步遭受了“ 9 · 11 ”恐怖袭击事件的打击。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应对经济衰退过程中的反应可谓是非常快的。 2001 年,它将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联邦基金利率从 2000 年的 6.5% 削减到了 1.75% ,与历史标准相比,这个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是最主要的隔夜拆借利率。尽管联邦基金利率是私营部门之间的利率,但美联储能够通过控制银行可以获取的资金规模对它施加间接影响。更准确地说,美联储通过影响银行准备金的规模来管理联邦基金利率。
商业银行需要从库存的现金中拿出一定的比例存放在中央银行,这部分存入中央银行的现金就是这家银行的准备金。实行准备金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商业银行在遇到突然大量提取银行存款时具备相当充足的清偿能力。银行准备金账户非常类似于个人在银行开立的活期储蓄账户。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除了用来储蓄多余资金之外,还可以用来为其他银行付款或从其他银行收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最低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美联储能够通过证券的买进或卖出影响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数量,因此,也能影响联邦基金利率。当美联储卖出证券,而某些银行买入这些证券时,美联储就会从那些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中扣掉相应数量的资金,从而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美联储卖出债券的结果就是消耗掉银行体系内的现金储备。如果可用的现金储备变少,那么银行就更加愿意从其他银行借款,从而有助于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提高银行为其借款支付的利率。相似地,为了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就会买入证券,因此会增加银行体系的现金储备,降低银行之间的借款利率。
当时,提高或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影响经济的主要手段,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是主要的政策风向标。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定需要刺激经济活动,就会削减联邦基金利率,这样有助于压低其他利率,包括汽车贷款利率、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和企业债券利率,从而促进借贷和支出。正如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测的那样,只要经济体内存在闲置产能,增加开支就会促使公司增加生产规模,并雇用更多工人。然而,如果经济没有闲置产能,需求增加可能推动物价和工资攀升,并加剧通货膨胀。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过热的现象,即产出高出了可持续的水平,它就会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导致其他各种利率全面攀升,从而达到降低经济增速和降低通胀率的目标。
2002 年 8 月,提高利率算不上一个认真的选择。毫无疑问, 2001 年迅速削减利率缩短了经济衰退的时间。然而,接踵而至的经济复苏却较为温和,经济增速只能说是不温不火,美联储内部的一些悲观主义者甚至开始担忧美国经济会摇摇欲坠地走向崩溃。此外,尽管生产规模增加了,但美国经济却陷入了一种所谓的“失业型复苏”的状态。经济衰退之后,失业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升高,而通胀率一直保持在特别低的位置,这是经济疲软的症状,因为公司不愿意在需求疲软之际提高物价。股市依然低迷。在世界通信公司、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爆出公司治理丑闻之后,股市长期保持低迷。然而,乐观主义者认为,如果据此就预测经济会陷入新的衰退,即陷入所谓的“二次衰退”,则为时尚早。在低利率的推动下,汽车与房地产销售领域出现了异常火爆的现象,以至于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茜·迈尼汉甚至表示她认识的一些人担心会出现房地产泡沫。
如同往常一样,在第一轮讨论中,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仍然是格林斯潘。为了兼顾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观点,他提出暂时不要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但要在受到密切关注的会议声明中明确提出“风险主要偏向疲软”这句话。在央行的话语体系内,这就相当于给金融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接下来的利率变动更有可能是降低,而不是提高。格林斯潘讲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辩论,即“政策辩论”。在格林斯潘的带领下,这一轮辩论的时间通常很短,与会者所做的只是就是否赞成格林斯潘提出的政策建议发表看法。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是表示赞同,有时候也会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次,我表示同意。
不幸的是,到 9 月,也就是我第二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之际,美国经济依然没有表现出走强的迹象。一些与会者提出,人们担心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开战,这种担心的强化似乎正在导致企业和家庭在做出投资与支出决策时表现得格外慎重。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还讨论了通胀率是不是降得太低了。人们往往认为低通胀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低通胀的经济环境下,人们可以用较少的资金购买更多的商品与服务。但事实上,如果通胀率长期维持着过低的水平,就会导致人们的工资水平与收入水平增速缓慢,从而抵消掉物价降低带来的优势。事实上,如同长期的高通胀一样,通胀率长期维持在过低的水平也会损害经济的健康运行。日本的经历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胀率长期过低,或者说长期通缩对经济的拖累作用可能非常严重,即便把短期利率降低到零,也无法刺激经济和就业。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坦率地指出降低利率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原本已经非常热的行业(比如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我表示倾向于削减利率,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美国经济下探到通缩的深渊。
我们还探讨了零利率下限的问题。所谓零利率下限,是指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有失偏颇的认识,即利率不能低于零。长期以来,利率不低于零也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事实。在萎靡不振的经济面前,零利率下限是否就意味着一旦美联储将利率降低到零就弹尽粮绝、无计可施了呢?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辩论。其实,削减联邦基金利率并不是促增长的唯一手段。美联储工作人员在之前好几年内的研究论文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期间也提出过这种观点。但格林斯潘却认为零利率下限不足为虑,提出即便联邦基金利率真的降到了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仍然能找到其他办法来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但他当时没有明确地说具体怎么操作。
虽然格林斯潘提出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下一次例会之前可能有必要削减利率,但在当时那次会议上却不赞成立即削减利率。虽然我个人是倾向于削减利率的,但在那次会议上,我还是对他的提议表示赞成,因为当时整个委员会似乎都在朝着削减利率的方向前进,具体什么时候出台政策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当时有两个与会者表示反对格林斯潘的提议。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个人竟然是美联储理事爱德华·格拉姆利克。美联储理事们反对格林斯潘的概率要远远低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反对格林斯潘的概率,原因可能是这些理事们在华盛顿办公,在会后与格林斯潘讨论的机会比较多。另外一个表示反对的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鲍勃·麦克蒂尔。他之前赢得了一个绰号是“孤独的鸽派”。
由于已经参加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两次例会,我发现自己变得乐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了。 2002 年 10 月 15 日,在纽约,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出现资产价格泡沫,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呢?这个问题提得恰逢其时,因为我们看到房价不断上涨,而在此之前,股市泡沫破灭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 2001 年的那场经济衰退。
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知道“泡沫”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还没有给出一个精准确切的定义。这个词通常是指投资者把某类资产的价格哄抬到了远远超出其内在价值,并期待着以更高价格转卖出去的情形。我们探讨了央行是否应该为了刺破泡沫而故意提高利率。我积极参与了讨论。
关于这个战略,我提出了两个担忧。第一,在泡沫形成之前进行确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谁也无法准确地知道一项资产的内在价值,因为这种内在价值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在遥远的未来的表现。事实上,如果泡沫很容易就被发现,那么投资者从一开始就不会被泡沫困住。
第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 2002 年面临着一种棘手情形:当经济体内的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业)存在过热情形,而其他行业则普遍低迷,那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货币政策不可能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资产类别,而不顾其他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的利益。我回顾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的股市繁荣。当时,美联储系统的实际领导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本杰明·斯特朗拒绝通过提高利率打压股市,理由是高利率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股市。他打了个比方:因为股市过热而提高利率就相当于因为一个孩子犯错而教训所有孩子。斯特朗于 1928 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放弃了他那种放任自流的方法,提高了利率。这一决定的最终结果并不仅仅是 1929 年的股市崩盘(美联储的确成功地让市场冷静了下来,却引发了悲剧),而且过紧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大萧条。
利用货币政策刺破泡沫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否意味着央行应该忽略正在形成的泡沫呢?我认为,绝不该这样。首先,泡沫会导致整体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比如,如果股票价格节节上涨,就会促使股民增加支出,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通胀率。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货币政策有助于刺破泡沫,同时促使整个经济体趋于稳定状态。早在 1999 年,在杰克逊霍尔年会 上,我和马克·格特勒合作提交的一篇论文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其次,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央行和其他机构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应对通胀,比如通过加强银行的监管和财务教育等。换句话讲,就要像我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的那样,“根据不同的任务选择正确的工具”。
11 月,在一次题为“通缩:它会发生在这里吗?”的演讲中,我探讨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 9 月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如果通胀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而利率又削减到了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就弹尽粮绝、无计可施了呢?我在文中表示,美联储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通缩的发生。比如,美联储可以设定一个高于零的通胀目标,以便为通缩提供一个缓冲区,或者说安全区。虽然美联储从没有明确公布过自己的通胀目标,但在发展经济体,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一般不是零,而是大约 2% 。我还提出,如果有必要,就可以赶在通缩发生之前采取削减利率的政策,作为预防措施。
但如果通缩不期而至,美联储将奈之若何呢?我之前多次强调过,即便短期利率接近于零,已经失去了进一步削减的空间,央行依然大有可为。我提出了多个方法来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等较长期利率,并为经济体注入活力。
在那次关于通缩的演讲中,我设想了一些对抗通缩的可能方案,提到了一种极端的策略,即大范围减税与央行增发货币相结合。换言之,这一路线图的终点是央行直接向实体经济投放流动性,在实体经济中直接创造需求,从而实现高速增长。米尔顿·弗里德曼将我这种策略讥讽为“从直升机上撒钱”。我在担任美联储理事和主席期间,我的媒体关系主管、美联社前记者戴夫·斯基德莫尔编辑我的演讲集,他建议我删除与“从直升机上撒钱”有关的比喻。但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毕竟,我是以学者身份打这个比方的。他告诉我:“作为一个中央银行家,你不应该这么说。”我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到过这个说法。”事实表明,许多华尔街债券交易员显然没有兴趣深入研究米尔顿给我这个绰号的原因,他们也没有将我的说法视为一个学者对假想问题的讨论,而是视为一个决策者向市场发出的愿意推高通胀率的信号,如果通胀率过高,则会导致他们的债券贬值。
我在美联储理事任期内的第三次公开演讲中,仍将通缩与弗里德曼的观点放到了核心位置加以讨论。那次演讲是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当时是为了庆祝米尔顿的 90 大寿。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就认识了米尔顿,当时他供职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他身材并不伟岸,但面庞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喜欢和任何人谈论经济,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也不例外。正是得益于他和安娜·施瓦茨合作完成的著作,我才了解到美联储未能防止经济陷入通缩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我提醒听众“我现在正供职于美联储”,最后,我对听众说:“我想告诉米尔顿和安娜,关于大萧条,你们是对的,我们的确难辞其咎,我们非常抱歉,但多亏了你们,我们不会重蹈覆辙。”
第四章
在格林斯潘这位“大师”的年代,美联储就像一个受他指挥的乐队。作为这个乐队中一位资历较浅的成员,我在格林斯潘行将卸任的那段时间内才逐渐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过一种或安静或忙碌的生活。虽然我早已习惯了学术研究的孤独,但在美联储的岁月有时候会让我产生一种格外孤单的感觉。我有时候会出去发表演讲,拜访联邦储备银行,或者代表美联储理事会去参加国外的会议,但大部分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我每天早上到得很早,把车停在埃克尔斯大楼的地下车库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科恩经常把他的自行车停到我旁边的那个位子上。
在不开会的时候,我大部分日子基本上都是这么过的:读报告,跟踪最新的经济与金融动态,继续做我搬到华盛顿时尚未完成的学术研究,或者写讲话稿。美联储的员工非常乐意帮我写讲话稿,甚至完全代笔,不过我喜欢先独立完成初稿,然后根据员工的意见加以修改。有几位理事在办公室里一天到晚收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节目,但我觉得这样容易分散我的精力。我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查一查彭博社的新闻更新,或者读一读美联储员工送过来的关于市场最新动态的材料。
当我刚刚加入美联储之时,理事们汇聚一堂的机会并不多,很多实质性的工作都是由负责具体事务的委员会解决的。我们每两周都会在周一上午开会,听取美联储员工就经济、金融、国际发展等领域汇报最新动态,听完之后,理事们会提出问题。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我之前习惯于在研讨会上提出一些猜测性的或假设性的问题,但在美联储,我很快变得拘束了很多。曾有一次,我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随意的问题,结果那一天快要下班之际,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长达 10 页的备忘录,按照 4 种假设情况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还附上了一份参考书目。从那之后,我只会在真正需要得到答复的时候才把问题说出来。
在普林斯顿大学,我经常去同事的办公室走动走动,聊一聊新的想法,或者就是简单地闲聊一番。在美联储,在不开会的时间里,我和其他理事们打照面的机会并不多,想见面的话,一定要提前约好才行。理事们的办公室间隔地分布在一条长长的、铺着地毯的走廊两侧,天花板呈拱形,具有图书馆一般的安静氛围。每个办公室外面都有一个小办公室,是行政助理办公之处。美联储为我配备的行政秘书是丽塔·普罗克特。她是一个自信、高效的美联储“老兵”,她教我美联储的做事方式,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与系里的其他几位同事共用一位行政助理,但在美联储,丽塔只为我服务。由于我给丽塔交办的任务量非常小,所以,她有时会主动提出帮马克·奥尔森做一点事。
学者生活与决策者生活的另外一个区别在于着装规定。作为一个教授,我经常穿着牛仔裤上班。我不习惯每天都穿西装,尤其是在华盛顿,华盛顿的夏天很热。当然,我明白,正装可以表明你认真对待这份工作。有一次,在美国经济学会出席座谈会时,我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条建议:应该让美联储理事们穿夏威夷衬衫和百慕大短裤来表明他们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
我在办公室外面的生活与在办公室里面的生活一样安静。在周末,我要么待在普林斯顿的家里,要么就是在路上。学术界的朋友偶尔会来看看我。但在大多数工作日晚上,我回到空荡荡的公寓里,给安娜打电话,了解一下他们在新泽西的生活情况。我在乔治敦租的那套公寓附近有几家越南餐厅,我是那里的常客。不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用微波炉加热一下 Hot Pockets 品牌的三明治,一边吃,一边看《宋飞正传》( Seinfeld )这部喜剧。有时,我会漫步到一个名叫蓝巷的地方。那是一个爵士乐爱好者的俱乐部,距离我租住的公寓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在非工作时间,我阅读虚构类和非虚构类读物,涉及所有题材,包括历史、生物、数学等。虽然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棒球,但我到华盛顿的时候,还无法立即沉湎于这个爱好,因为蒙特利尔博览会队( Montreal Expos )直到 2004 年 9 月 29 日才正式迁至华盛顿特区,并于 2005 年更名为华盛顿国民队( Washington Nationals )。
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大使馆之类的邀请,但大部分都被我拒绝了。我喜欢与格林斯潘及其妻子安德烈娅·米切尔聚餐。格林斯潘会表现出自己的“狡猾”和自嘲式的幽默感,这在公共场合很少见。比如,他跟我讲过他向安德烈娅求婚的情景,他当时说的话充满了他那独有的模棱两可的风格,以至于安德烈娅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安德烈娅会给我讲起她在美国广播公司做记者时的一些令人刺激的经历,很有吸引力。曾经供职于美联储理事会的人,包括曾经的高级职员以及退休的理事,组建了一个非正式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超出了美联储这个机构围墙的限制。曾经担任过美联储理事的迈克·凯利和他的妻子珍妮特居住在水门综合大厦附近。他每年圣诞节前后都会发起聚会,正在供职于或曾经供职于美联储的人如果在华盛顿的话,都会过去参加。
在工作中,我与格林斯潘主席一对一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我偶尔主动提出到他办公室里见他,他有时会邀请我到他的私人餐厅吃午饭。我猜想,虽然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认为我这个人学术气太浓,对中央银行实际业务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他的看法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时,以及在多次演讲中,我都反复强调了需要政策透明度,这在他看来是难以接受的。
我敬畏格林斯潘的卓越声誉和辉煌履历,但与此同时,我是一位接受了传统教育的学者,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我从他身上能看出一定的不足之处。他的很多经济学知识都是在作为一名顾问期间学到的。他在纽约大学读完硕士学位之后,就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他的导师是美联储前主席阿瑟·伯恩斯。伯恩斯在经济衰退与复苏的实证分析领域堪称一位先驱人物。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当格林斯潘咨询公司的业务开始腾飞之际,他从研究生院休学。很久之后,到 1977 年,他才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并不是提交了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博士论文,而是根据以往所写的文章获得博士学位的。他很精明,知道大量深奥的事实,但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质,与我相比,对各种经济学概念的强调比较少。他曾经师从小说家、哲学家安·兰德,在非正式场合下的言论中经常表现出显著的自由主义风格,但他倾向于务实的货币政策。
尽管我与格林斯潘主席的世界观有所不同,但我喜欢他,尊敬他。他待人总是很亲切,他非常热切地希望与别人讨论经济问题。曾经有一次,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的 20 分钟之前,我去见他。我忘记了那次拜访他的确切原因。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旁喝燕麦粥,脖子上围着一方餐巾。我们开始讨论我的观点,由于太投入了,我们都忘记了时间,他忽然意识到我们迟到了 5 分钟,这是明显违反规定的。他解下餐巾,从他办公室的那扇门快步走进了会议室。我走到走廊上,从走廊绕到了会议室。
当时,许多局外人认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完全处在格林斯潘的操纵之下,但我很快了解到实情并非如此。如果主席有特别坚持的观点,他的建议几乎肯定会成为政策。他的个人威望和美联储听从主席意见的传统通常是足以确保这一点的。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他反对加息,因为他坚定地认为快速的生产率增长使经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他认为加息还为时过早。鲍勃·伍德沃德在一本书里提到这一点有助于格林斯潘获得“大师”的称号。但格林斯潘知道发挥各个委员会的作用,并且他通常会照顾到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如果有时候他可能无法完全照顾到他人意见,那么他就会通过聪明的妥协或含糊的承诺,表示会在未来会议上采取行动。
从本质上来讲,我和格林斯潘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共识。和我一样,他总是激情澎湃地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努力使美联储不屈服于短期的政治压力,尽量以一种无关政治、无关党派的方式做出决策;而且和我一样,他也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当情况允许时,他非常乐于采取有力的行动。我们一致认为低且稳定的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的,而且我们还一致认为即使短期利率达到零,货币政策仍将有效。格林斯潘也认同我的一个观点,即货币政策制定者不能可靠、准确地识别出资产价格泡沫,也无法保证通过提高利率刺破泡沫就万无一失。
我们的思想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存在分歧。比如,我支持将通胀目标制作为美联储的一个政策框架,旨在提高美联储的透明度,但他不信任这个框架。他甚至以开玩笑的方式解释透明度给自己造成的紧张。 1987 年,他告诉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自从成为央行行长之后,我说话时经常会喃喃自语,而且缺乏连贯性。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某句话似乎很清楚,那么你一定误解了我说的话。”同时,他不看重对银行进行监管的作用,认为这不太有助于推动银行摆脱困境。他相信,银行会竭尽全力地避免让自己的资金安全遭受来自市场力量的威胁,因此,肯定不会去做风险较高的贷款业务。尽管我认为银行监管是防范资产价格泡沫的第一道防线,但他更倾向于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等待泡沫破灭之后,再亡羊补牢式地降低利率,缓解泡沫破灭造成的经济后果。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管理之下的美国经济体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就业率强劲增长,通胀率缓慢降至低位。这样一来,美联储就逐步实现了国会为其规定的“双重使命”,即“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格林斯潘本人也赢得了“大师”称号。然而,当我加入美联储的时候,情况却出现了鲜明的逆转,我们发现这两个使命遭到的风险都呈现出了加剧态势。从就业方面来讲,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应对“失业型复苏”问题。从物价稳定方面来讲,我们面临着大萧条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问题,即通胀率一再下探,可能会下探到非常低的水平,甚至可能出现通缩。
从历史情况来看,经济衰退接近尾声之际,就业形势一般都会趋于改善。但当世纪之交的那场经济衰退于 2001 年 11 月结束之后的两年内,虽然美国经济的社会产出规模稳步增长,但工作岗位居然减少了 70 万个,失业率从 5.5% 缓慢攀升到 5.8% 。许多经济学家和权威人士都不禁发问: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生产流程自动化是否已经永久性地损害了美国经济体创造就业的能力呢?抑或是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进度太慢,而人口增速较快,以至于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呢?
与此同时,通胀率长期维持低位,随着经济复苏的推进,美联储曾经发出警告说通胀率可能在 2003 年期间降低到 0.5% ,甚至有可能降到更低的水平,通缩的风险是切切实实存在的,不能排除到考虑范围之外。一旦出现通缩,工资与物价水平将会双双下滑。
对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而言,对于潜在通缩的担忧是一种“新体验”,因为自从大萧条以来,价格稳定程度面临的主要威胁一直是过度通胀,而非通缩。通胀率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迅速攀升,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把利率上调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以期给经济降温,从而降低通胀率。虽然降低通胀率的目标达到了,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沃尔克于 1979 年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几个月内,美联储大幅缩紧货币政策,利率迅速回升。到 1981 年末,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达到了 20%,30 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高达 18% 。由此引发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房地产业、汽车行业以及其他严重依赖信贷的行业的发展都戛然而止。 1980 年的短暂衰退之后,接踵而至的是 1981 — 1982 年的严重衰退,失业率一度攀升到了 10% 的高位,上一次出现这个水平的失业率还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事。
1987 年,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虽然当时格林斯潘可以采取一些较为缓和的、副作用较小的措施,但他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措施对抗通胀。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对抗通胀的战斗似乎告一段落了,每年通胀率下降到了 2% 的水平。这似乎符合格林斯潘对于“物价稳定”的非正式定义,即通胀率要低到足以使家庭与企业在做经济决策时不会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通胀给货币政策制定者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我加入美联储之际,担任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迈克尔·莫斯可在尼克松时代就曾经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供职于那个实行了工资与物价管制措施的机构。这些措施试图把一切涨价行为定性为非法,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变得臭名昭著。(可以预测的是,当时肯定有很多供应商会想方设法地逃避这些限制涨价的管制措施,如果管制价格导致供应商无法盈利,而供应商又无法逃避管制,那么他们索性把货物囤起来,市场上就买不到。)唐纳德·科恩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是美联储理事了,当时美联储主席是阿瑟·伯恩斯。在伯恩斯任期内,通胀率出现了飙升。格林斯潘当时正在担任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他肯定记得福特政府发起的“马上打击通胀”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福特政府号召人们戴上一些特殊的纽扣,表示自己致力于遏制生活成本日渐上升的势头。由于美联储的很多决策者们都经历过这些严重的通胀时代,因此,他们的先天思维是担心通胀率升得太高,而不是降得太低。如果让他们因为通胀率过低而担心,那么很容易颠覆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使其产生无所适从的反应。但通缩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我们很快就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了。
2001 年,联邦基金利率被迅速削减到了 1.75%,2002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着这个水平。然而,到 2002 年 11 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例会之际,也就是我加入美联储之后第三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之际,进一步削减利率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美国的经济形势经过夏季的短暂改善之后,创造就业岗位的进程再度趋于停滞。我本人也同意需要进一步削减利率来推动就业形势的改善。此外,我还表示,削减利率有利于防止原本已经处于低位的通胀率出现进一步下探。格林斯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对我们表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潜在通缩性质的经济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我们肯定要努力避免其成为现实。”格林斯潘提议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 0.5 个百分点,使其降低到 1.25% ,与会者也表示支持。我们在会后发布的会议声明中指出,由于削减了利率,“风险趋于均衡”,这就意味着联邦基金利率的未来变动趋势极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
削减利率之后,美国经济形势似乎改善了几个月,但到我们于 2003 年 3 月召开例会之际,经济复苏势头似乎再次停滞了。令人震惊的是,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指出,私营部门在 2 月的就业岗位缩减了 308 000 个。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鲍勃·麦克蒂尔说道:“这样的经济复苏,与衰退有什么区别?”
在那次会议召开的几天之前,美国军队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了。美国的企业和家庭都不确定这场战争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都推迟了采购与投资计划。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到了那场战争对于经济决策造成的不确定性。你不需要持有博士学位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企业与家庭都不愿意投资,不愿意借债,他们一定要看到战争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能源价格的影响。我与我的同事也是如此。在格林斯潘的敦促下,我们决定先等一等,然后再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我们会后发布的会议声明中,我们表示战争造成的不确定性太大,我们不能有效地描绘出经济形势或货币政策的短期演变轨迹。
这种史无前例的说法可能加剧了民众对于经济的忧虑。
我希望我的一些学术研究能够对我们的讨论产生一定的启发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当短期利率接近于零时,美联储与外界就政策问题进行准确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在这方面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我认为,实行通胀目标制以及提升政策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 2003 年 3 月,我开始就这类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
虽然通胀目标制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我仍然敢于在美联储外面公开谈论这个话题,我并不担心惹别人不高兴。美联储理事们和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发表的演讲往往与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有关。演讲稿有时还会提前分发给与会者,可能是为了征求评论,也可能是出于一种礼节性考虑,但它们不需要让美联储主席或其他人加以修改。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之外,大家不会事先就讲话的主题或内容进行沟通或协调。讲话者要明确表示他们讲的都是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整个理事会的立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的参与者们还必须接受一个“噤声期”,即在例会召开之前或之后的那几天内不能谈论当前的货币政策以及自己对经济前景的看法。这一做法有助于让市场在例会召开前后那段时间内保持冷静。
在 2003 年 3 月那次例会上,我在讲话开始就指出,纵观全球,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都日益倾向于采用通胀目标制,但在美国国内,很少有人能够明白或肯定它的益处。我说:“美国媒体对于通胀目标制的讨论让我想起了一些美国人看待公制测量单位的方式——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公制测量单位是什么,却认为它是外国的、不可理解的以及略有破坏性的。”
这种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在于通胀目标制没有完全顾及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似乎忽略了一个(充分就业)来满足另一个(物价稳定)。然而,虽然这种政策框架的名字叫作“通胀目标制”,但事实上它的内涵并不仅仅局限于控制通胀。通胀目标一旦确定下来,时间跨度往往是好几年,只要在这几年结束之际满足这个目标即可。因此,在这几年内,美联储仍然拥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空间去不失时机地调整货币政策,应对就业率攀升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和中央银行家们把这种版本的通胀目标制称为“灵活的通胀目标制”。这种政策框架能够将通胀目标的长期约束性与货币政策的短期灵活性融合在一起,更有助于应对经济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陷。几乎所有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央行在实现通胀目标的过程中都享有相当充裕的灵活空间。
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美联储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并且市场与公众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信的,那么美联储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享有的自主空间反而更大,而不是更少。如果市场与公众相信美联储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去实现既定的通胀目标,或者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公众的通胀预期牢牢稳定在美联储公开宣布的目标上,那么那些有能力决定工资水平与物价水平的人的要求就会保持缓和。这有助于维持工资与物价的稳定性,从而使得美联储能够大胆地采取有力举措应对通胀,而不必担心通胀会恶化到失控的地步。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但预先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或目标区间,而且还定期向政府和公众解释当前的通货膨胀状况和应对措施。在 2003 年的大环境中,美联储与公众就通胀目标进行了沟通,结果表明这种沟通的作用特别显著,中央银行、政府和公众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开放、透明的沟通机制与监督机制。当时,面对切切实实存在的通缩风险,我们需要刺激经济需求,将通胀率推高一点。但由于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低到了接近于零的地步,我们按照传统方式,也就是按照进一步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的方式放宽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就其本质而言,联邦基金利率属于短期利率,对于经济运行过程的意义略逊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以及公司债券利率等长期利率,而这些长期利率是不受美联储直接控制的。相反,它们是由金融市场参与者制定的。
由于我们进一步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的空间几乎不存在了,那么将如何为长期利率施加下行压力呢?一种方式就是与市场参与者进行沟通,使他们相信美联储直接控制的短期利率将在相对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维持低位。在制定长期利率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会考虑到他们对于短期利率变动态势的预期。这样一来,如果他们预期到短期利率走低,那么长期利率也会走低。我提出,如果美联储将通胀目标设定为某一个数值,公众预期就会认为实际通胀率将低于这个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就会猜测我们为了实现这个通胀目标,必然会将短期利率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引发的一个结果就是,长期利率必然会走低,从而刺激了市场需求,推动实际通胀率走向我们既定的目标。
在既不采用通胀目标制,也没有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沟通框架的情况下,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策略就是我所谓的“马塞尔·马索”(法国哑剧大师)式的沟通策略。这种策略的基本观点是“看我做了什么,不要看我说了什么”。在正常时期,这种策略可能行得通,市场可以根据美联储在过去的行为推测它在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然而,在 2002 年和 2003 年,由于利率和通胀率均长期维持低位——之前没有类似的情形,金融市场参与者无法根据足够多的历史信息判断美联储的未来决策方向。因此,我认为,通胀目标制有助于弥补这种信息真空。
在美联储,关于通胀目标制的争议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在 1995 年 1 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上,格林斯潘就提到过这一主题,以期在国会做证之前试探一下美联储的立场,结果引发了一场争论。然而,等到我加入美联储,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理事时,格林斯潘仍然坚决反对采用通胀目标制。格林斯潘还担心 7 位美联储理事以及 12 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无法就通胀目标的具体数值和落实方案达成共识。最后,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中接受过长期洗礼的“老兵”,格林斯潘还暗示说如果没有国会批准,他就不愿意改变货币政策框架。这样一来,虽然我们无休无止地讨论是否有必要与公众进行更加高效的沟通,并且有时候还提到了通胀目标,但我们知道,除非格林斯潘改弦更张,否则就只能停留在讨论阶段,不会成为现实。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推进,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减少,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也逐渐趋于明朗。 2003 年 5 月那次例会召开之前的经济形势并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工作岗位在 2 月呈现出了大幅减少的态势,从 2 月初到 4 月底,累计减少了 525 000 个。一个不祥的现象是,通胀率继续逐渐降低。由于缺乏一套完善、有效的沟通框架,我们只能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地向公众解释美联储将以坚定的态度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直至通胀率和就业率回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与市场沟通的历程可谓漫长而曲折。在 1994 年之前,该委员会召开例会之后不会发表声明,即便例会决定改变联邦基金利率的时候也不会发表声明。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就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通过观察货币市场的短期动态去猜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定。 1994 年 2 月,格林斯潘开始在会后发表一份“主席声明”( chairman ’ s statement ),通常是在唐纳德·科恩的协助下拟定的。不久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发现了这种声明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会议声明披露的信息越来越多。由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既想向市场传递出自己的倾向,又不愿表达对某一项具体行动的承诺,因此,这种声明的篇幅也越来越长。
从 2000 年开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为了传递自己的意图,开始在其会议声明中使用与“风险均衡”有关的句子。比如,如果美国经济正在趋于疲软,接下来的利率变动可能下行,那么这个委员会就会在其会议声明中采用“在可预见的未来,风险主要偏向疲软”的说法。如果美国经济正在趋于走强,那么接下来的利率变动可能上行,而这个委员会就会在其会议声明中采用“在可预见的未来,风险主要偏向通胀压力”的说法。然而,这种公式化的句子没有表达出委员会内部对于双重使命面临风险的不同看法。
2003 年 5 月那次例会结束之后发布的会议声明首次允许委员会成员分别表达自己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胀形势的看法。那份声明指出,之后几个季度中,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大抵是相同的。但在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新句子中,我们说道:“通胀率出现不受欢迎的大幅降低的可能性虽然微小,超出了在原本已经非常低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的概率。”这份声明虽然读起来有些佶屈聱牙,却引导了市场参与者关注通胀率过低的现象,最重要的是,我们公开表示通胀率大幅下降是“不受欢迎的”,这与之前 40 年间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之前通胀率下降总是被视为一件好事。事实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种表态相当于说我们设定了一个通胀目标,我们担心实际通胀率会降低到这个数值以下,只不过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值。
市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市场预期到美联储将会实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会延续当前水平的宽松政策,因此,证券交易商们尽量压低了长期利率,从而为美国经济体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在那次会议召开之前, 10 年期国库券的收益率是 3.92% ,到 6 月中旬降低到了 3.13% 。 30 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从 5.7% 降低到了 5.2%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述就达到了这种目标。在 6 月的会议上,我们紧跟市场情形,采取了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的措施,从 1.25% 削减到了 1% 。 20 世纪 60 年代,美联储开始把利率作为政策工具。 1% 的联邦基金利率是自从那时以来的最低水平。
大概从那时开始,为了让公众意识到通胀率不仅有可能升得太高,还有可能降得太低,我就开始通过四处演讲发出呼吁,其中就包括 5 月在日本的一次演讲。日本就是通缩的典型国家。 7 月,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我表示即便通缩风险小,美联储也必须认真对待。我认为美联储向市场清楚地解释自己的意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说:“货币政策的成功与否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央行能否很好地向市场传达其规划和目标,而不是其他因素。”当然,我发现设定某个数值的通胀目标是清楚解释政策意图的最便捷方式。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虽然不准备采取这个步骤,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如何在会议声明中传递我们的政策规划。 8 月那次例会之后,我们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就我们自己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提供了指导意见,只不过在措辞上有些模糊。我们表示,我们预期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低利率政策。之所以采用“相当长的时期”这种模糊说法,就是为了影响市场对于短期利率的预期,从而将长期利率维持低位。
正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为强劲的复苏之际,财政政策帮了我们一些忙。 2003 年 5 月,小布什政府新的减税方案得到了国会的批准。之前,小布什政府曾在 2001 年实行减税方案。这个新的减税方案削减了工资、个人利息和股息应缴的税率,从而让人们口袋里的现金多了起来,增加了消费支出能力,从而增加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推动了生产和就业。
11 月,蒂莫西·盖特纳接替比尔·麦克多诺,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由于美国很多家大银行的总部位于纽约地区,所以按照惯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同时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以及在银行业监管方面具有重要的发言权。虽然我深入了解盖特纳之后,成为他的一个大粉丝,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却没有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他身材有些瘦削,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虽然实际年龄是 42 岁,但看上去要年轻一些。
他既没有经济学专业资历, 也没有作为银行监管者的经验,但他却获得了一系列重磅人物毫无保留的支持,其中包括拉里·萨默斯、鲍勃·鲁宾和皮特·彼德森。前两位是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第三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曾经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担任过商务部部长,是全球最大私募基金公司——黑石集团的联合创始人。盖特纳的职位太重要了,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人,没有看他是否具有相应的专业学历和资历,也没有看他是否长期保持着辉煌的业绩,而是根据他人的推荐,所以,我最初是持怀疑态度的。
然而,事实证明,对盖特纳的任命是正确的。他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在金融危机管理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实际能力绝不亚于拥有博士学位者。他曾经供职于亨利·基辛格创办的全球性的咨询公司,之后,到 1988 年,他加入了美国财政部,并且晋升很快。鲁宾和萨默斯对他的智慧和精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财政部努力扑灭世界各地“金融大火”的过程中,尤其是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盖特纳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到 2003 年 12 月那次例会,也就是盖特纳首次参加的例会召开之际,美国经济看起来较为强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初步估计第三季度的年化增长率超过 8%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讨论中持乐观态度。几个与会者指出:“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措辞似乎有助于压低长期利率。格林斯潘说:“很明显,我们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功。”尽管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所改善,但通胀率仍然太低,以至于我们难以自信地认为通缩风险已经完全消除了,而且失业率还在 6%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 1% ,并展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维持宽松政策。
2002 年 8 月,我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时,是接替迈克·凯利的剩余任期,在 2004 年 1 月 31 日到期。白宫官员没给我许下坚定的承诺,但表示如果我想留任的话,将会得到重点考虑。任期结束后,我觉得返回普林斯顿大学的话,似乎还为时过早,因此,在 2003 年夏季,我申请再次任命。不久,我便收到消息说我的留任申请已经被批准了。普林斯顿大学将我的离校期从两年延长到了三年,但明确告诉我绝不会进一步延长了。
2003 年 10 月 14 日,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为了确认我的任命而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不过参会者很少。当时,罗杰·弗格森也在听证会上,他再次被提名为美联储副主席,任期为 4 年。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棒球名人堂投手吉姆·班宁先是一如既往地批评了美联储。他在国会的剩余任期内仍将会对我和美联储的其他官员频繁地发表批评意见。他让我和弗格森保证不会唯格林斯潘的马首是瞻,我回应说我对格林斯潘的政策方向总体感到满意,但表明了我在通胀目标制等问题上坚持独立的立场。我与弗格森的提名经过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批准之后,接下来就要获得整个参议院层面的批准,而最后均获得了通过,在没有大张旗鼓宣传的情况下,我们都上任了。
2004 年 1 月下旬,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第一次例会召开之际,经济前景似乎变得更加光明了。 2003 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超过了 6% ,失业率在 2003 年 12 月 5.7% 的基础之上似乎出现了温和的下降态势。从另一方面来看,就业增长势头依然很弱,通胀率仍然非常低,以至于在 2002 年 9 月还坚持主张继续放宽货币政策的“鸽派”人物爱德华·格拉姆利克带头倒向了反对通胀,要求紧缩的“鹰派”,反对在过长的时期内实行过低的利率。他说一股强劲增长的势头正在美国经济体内部蔓延,是时候开始逐渐削减货币刺激了。格林斯潘也乐观地认为,即便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减少一些,美国经济仍然能够继续改善。
在放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与外界的良好沟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样,要成功地缩紧货币政策,做好沟通工作仍然至关重要。作为减少刺激的第一步,我们在会议声明中放弃了一些关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低利率”的说法,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耐心地移除宽松政策”。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逐步迈向紧缩型货币政策,只是步调比较慢而已,但市场显然没有领会我们的暗示,无论是短期利率,还是长期利率,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经济改善势头延续到了 2004 年。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对会议声明的措辞做出微妙的调整。在 2004 年 5 月的例会上,我们放弃了“耐心”的措辞,而是说“很有可能以缓慢有序的步伐移除宽松政策”。这样,我们不仅暗示了下一次提高利率的时机(不久之后),而且暗示了提高利率的速度(缓慢)。 6 月,我们不再仅仅依靠语言暗示向市场发出信号,而是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 1% 提高到 1.25% 。这是自 2000 年 5 月之后第一次提高利率。就业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通缩风险的消退是这次提高利率的依据。美联储突然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导致市场产生震动,但这一次市场提前预料到了这一步,并做好了准备,因为市场和我们一样,也看到了经济形势的改善,并且在之前会议声明的帮助下,准确地猜到了货币政策的回应方式。
在 6 月的会议上,我说:“在过去一年里,经济改善势头得到了长期维持……美联储为这次改善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该驻足,品味成功的喜悦……我们的政策以及创新的沟通策略,在危险的时期内为经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从 2003 年下半年到 2004 年全年,美国经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持续改善,摆脱了失业型复苏状态,就业增长势头日趋强劲。与此同时,通胀率从低得令人担忧的水平提高到了接近于 2% 的水平。这个水平足以缓冲通缩风险,而且又不至于干扰经济的健康运行。如果我们之前没有通过降低利率和改善沟通策略为经济提供支撑,那么经济复苏就会停止,失业率会升得更高,失业问题持续时间更久,通缩风险会更高。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之后两年内以“缓慢有序的步伐”提高了利率。到 2006 年 1 月格林斯潘最后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时,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 4.5% 。然而,美国就业率的增长势头保持了下去,通胀率呈现出了温和提升的态势。格林斯潘任期最后那一个月的失业率是 4.7%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后的通胀率略低于 2% 。
这位大师回首往事,多么希望再次打造这种辉煌的成就。 2005 年 8 月,格林斯潘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最后一次参加杰克逊霍尔年会时,他被众人誉为史上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