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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起来,内阁“双人舞”,曾经是高拱和张居正的共同理想。他们曾经为此“相期约”。那还是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高拱和张居正,满怀豪情,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操权握势,大展宏图。他们的友谊,曾经那样深厚,那样令人欣羡。
是的,高拱和张居正,确实是朋友,而且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生死之交、金石之交、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刎颈交、胶漆金石不足比拟等等,都是他们各自或者是知情人来描述两个人的关系时使用的。
要说,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性格、人品,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两个人,又都自视甚高;况且,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一个属相,但是相差整整一轮,就是说,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二岁,科举登第也早六年,在那个讲究资格的年代,高拱属于张居正的前辈。他们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好的朋友呢?
那只能说,志同道合之故也!
确实,这两个人,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有才干,有抱负;都对现实不满,都主张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因为志同道合,连彼此天壤之别的差异,也可以忽略不计,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居正和高拱,在翰林院的时候就应该熟悉了。据高拱的回忆,张居正在翰林院任编修,“年少聪明,孜孜向学”,高拱可能好为人师,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张居正也挺爱听,而且“多所领悟”,于是高拱“爱重之”。就是说喜欢他了。可能比喜欢还要多层意思?器重加喜欢?这话,似乎有点居高临下,透露出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不太平等。
的确,高拱就自称,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
张居正呢,对高拱很敬重,觉得从高拱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也确实对别人说过,自从和高拱交上朋友,“长多少学问见识”!就是说,张居正也认同,他和高拱的关系,亦师亦友。
不管怎么说,反正两个人很谈得来,谈论时局、商榷治国之道,废寝忘食,甚至于“至忘形骸”!
后来高拱离开翰林院,去给未来的最高权力继承人裕王当老师,估计张居正也还和他保持联系的。而且后来张居正也追随高拱的足迹,当起了裕王的老师,两个人又一起在国子监担任正副“校长”,张居正第一次正式成为高拱的助手。其间,高拱担任《永乐大典》的总校官,张居正任分校官,还是在高拱的领导下一起工作。
在嘉靖和隆庆朝交替之际,两个人前后相差一年左右,进入内阁,又当起了同事。关系越来越好,用高拱的话说,“久而益加厚焉”!
这期间,可能就是在国子监的时候,两个人朝夕相处,对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和严嵩领导下的国家很是失望,也忧心忡忡,彼此之间就免不得相互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且“相期以相业”。就是准备当国执政,携手治国。不过张居正比较谦虚,他告诉高拱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即时摆出,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那是老兄你的事,小弟我做不了。但是,老兄你是个急性子,恐怕有些事是需要有人给补补台,如果让小弟从旁襄助,那小弟敢不效力?
这席话,说得高拱热血沸腾,挺受用的。觉得自己交的这个朋友实在太值得了!很可能,诸如此类的话,张居正经常会说出来,让高拱感到,张居正确实是自己的知己、“金石之交”!在以后的岁月里,高拱一直相信这些“相期约”的话,并且在处理和张居正的关系时,也是以此为圭臬的。
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所谓“各相望不忘”。显然,高拱确实未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话而对其产生怨气。看来,高拱对朋友是很体谅的。
当然,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在从张居正那里得知了徐阶的下台乃是他的好兄弟幕后操作的,他自己的复出也是好兄弟从中斡旋的结果后,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信任,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更加亲密了。
也难怪,作为堂堂的国家最高中枢机构事实上的主持者的高拱,居然就让张居正当了枪使呢!
但是,一个时期里,高拱并不认为他被人当枪使了。无论是在和赵贞吉、李春芳、殷世儋、陈以勤等等的争斗中,还是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任命重要干部方面,高拱觉得,张居正和他,都是同心协力的。很可能,高拱感到,这正是在为他们当年“相期约”的理想愿景而奋斗呢!
高拱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复出后的高拱,事实上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干部任用的决定,都是和张居正商量的,两个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之局。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高拱和张居正联手处理的边防大政。这一点,有必要展开详细说说。
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威胁很大。最有名的就是明朝称为鞑虏和建虏(满洲)的两支。为了抵御入侵,明政府在北边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镇,谓之九边,或许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九大军区。
在高拱、张居正生活的年代,满洲还不太成气候,心腹大患是所谓的鞑虏。而其中最大的部落,就是俺答部。高拱、张居正还是中级干部的时候,俺答曾经率兵突破重重防线,围困北京。刚刚建设好不久的地坛,当时也被俺答的兵士付之一炬。以后,俺答部又多次兵临城下,堂堂天朝大国的首都,动不动就要戒严。宣府、大同及再向西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的长治一带,更是天天受到俺答部的侵扰抢掠,成了他们不花钱的物资供应基地!
另一方面,帝国的国防,可以说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北部边防,可是还是不能保证北边的安全。岂止不能保卫边防,连首都的安全也保卫不了!而且,要知道,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多的防卫设施,那么频繁的战事,都是要花钱的。国库里的钱,都花在这上边,还是不够。张居正曾经算过一笔账,大体上说,把国家所有的收入都投到北部边防上,还有四十万两(银)的缺口!
可以说,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国朝执政当局的心上。屈辱、焦虑、不安,折磨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张居正就在给朋友的信里感叹说:“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奈何!奈何!”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约束,一般人都不敢提罢了。什么意思呢?
情况是这样的:简单说吧,俺答率兵内侵,并不是要推翻大明王朝取而代之,他所要求的是开放边贸。因为塞外荒凉之地,游牧民族的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从中国(当时的说法)获得。如果能够开边贸,他们就可以拿马匹牛羊交换这些生活物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互市。但是,中国不答应开边贸,他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就只能是战争,通过战争抢掠。那一次打到地坛,围困首都,他提出撤兵的条件,也就是要中国同意开边贸。而且,俺答还有点了解中国国情,他把自己摆得很低,说是请求“封贡”“互市”。意思说,能不能把我当成中国的部属,让我给朝廷上贡?能不能同意开边贸?
但是,在“爱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什么理由呢?其实也不复杂,他们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鞑虏是化外蛮夷,如果和他们“互市”,那不就是双方平起平坐了吗?尊严何在?国格何在?况且,作为近百年来的敌国,彼此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就是我方不战而屈了吗?对敌人言和平,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贼!谁敢担这个罪名啊?还不仅仅是罪名问题,众怒难犯啊!倘若谁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
战,打不赢、撑不住;和,不敢、不能。这不是死胡同吗?
谁说不是呢?连张居正这样精明的领导人都连连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就是在死胡同里钻不出去的感觉吧?!
高拱复出,虽然不是首相,但是实际上他是核心。这个不奇怪,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排在第一位的未必是核心。
既然高拱是核心,那他就不得不将筹边视为己任,立即着手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周密部署防务,并且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根本问题,也就是战争状态,还是持续着。
突然间,转机出现了。
这个转机,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具有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另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谋略过人的超一流的政治家在决策层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无从着手;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是枉然。
那么,什么偶然事件呢?说起来,这样的事情,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比较难以相信。可是,在当时的鞑靼部落,却真实的发生了。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都叫她“三娘子”。这个女人国色天香、聪慧过人,被许配给了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为妻。可是,作为祖父的俺答,似乎垂涎三娘子的美貌,硬生生夺孙所爱,据为己有!简单说,就是爷爷和孙子争风吃醋。把汉那吉拿他的祖父没有办法,又不甘心,一气之下,跑到宣府,叩关降明。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也和俺答有关。上次,是他的儿媳妇,因为和自己的“警卫员”通奸,被老公发现了,于是就跑到大同叩关请降。当时高拱、张居正者辈,权不我操,只有旁观的份儿。彼时是严嵩当国,对这件事的处理不太妥当,引起了不少议论。高拱和张居正当时也私下议论过,对当局那样的处理,“为之齿冷”!
那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根据上次的教训,这个把汉那吉,不啻是烫手的山芋!
但是,现在不同了。就在九个月前,高拱被隆庆皇帝请回中央,虽然不是内阁的“一把手”,然则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却超过了内阁的首相,是核心。现在,历史不仅不会重演,还要创出新局。
当时,主政大同地方的“一把手”方逢时、军区司令员(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情况,提出了建议,即接收把汉那吉。报告一上来,高级干部莫衷一是,但是主流意见是: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但高拱找到张居正,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奇货可居,将有大用。于是,高、张二人排除阻力,决定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花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为此,高拱和张居正,都频频给第一线的军政干部写信,指导方略,解释政策。
消息传到边外。那个夺了孙子媳妇的俺答,被自己的正房老婆逼着要孙子,正急得抓耳挠腮,得知中国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中国和好,请求“封贡”。
收到“国书”,帝国的中央,一片哗然!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
张居正则毫无保留地站了高拱的立场上。并且,很可能给高拱出谋划策,建议他如何对付强大的反对派。毕竟,这方面,是张居正的长处。高拱运筹帷幄,排除阻力,大胆决断;张居正精心谋划、大力襄助,共担风险,终于达成了他们预期的目标。
以此为契机,双方实现了“封贡”和“互市”。中国朝廷以“天朝上国”的地位,授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则承诺归顺服从上国,并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若干,以此换取开放边贸,允许他们以牛羊马匹换取粮食、茶叶等物品。此外,俺答还不得不同意把中国通缉的几名大汉奸交出,事实上是用来交换其孙子把汉那吉。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自此以后,鞑虏之患特别是最强大的俺答部落的侵扰之患,基本上解除了。而在“互市”的边境地带,外长城上的大境门,见证了当时繁荣的景象,一个边陲商埠——张家口,也可算作间接的成果,为和平、繁荣作证。
不用说,高拱本人对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很满意甚至自豪的。这也是高拱和张居正两个好朋友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高拱可能未必知道,张居正私下里在散布,这件事的成功,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按照对张居正非常推崇的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张居正“颇有将封贡互市的实现,完全居为己功之意”。这些,都是张居正当时写给有些人的信里,明明白白透露出来的。他甚至还不谦虚地说,办这件事,三计只用其一,就达到了这个效果。
这是个不祥的讯号:张居正不认为他只能做高拱的副手;而且已经不愿意继续做高拱的副手了。
张居正的信所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在说明,高拱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做了那件事吗?你以为真是他高拱做的?没有我张居正,这件事,办不成!而办这件事对于我,实在是小菜一碟儿,我不过是牛刀小试一把而已!
实际上,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留了后手,预为铺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张居正并不是真的因为他和高拱曾经的“期约”而盼望其复出的,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急于“更上一层楼”了,而且念念不忘这一点。所以,张居正不会不慢慢为其真实目的做些铺垫。
比如,刚开始,高拱是很感谢张居正的,也是想和他齐心协力共同实现他们曾经的愿景的。所以,高拱遇到重要干部的任免,就会找张居正商量。
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内阁是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的。重要干部任免,不需要甚至可以说制度上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
但是,高拱是领导核心,又是吏部部长,涉及重要干部的任免,他愿意咨询谁,别人也没有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的任命,高拱一定征求了张居正的意见,甚至,其中也有的可能就出自张居正的推荐。
这下好了,渐渐的,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多了起来。当然,那些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去拜访堂堂的阁老,又是当下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是不会空着手去的。
为什么他们要找张居正活动呢?因为找高拱,不好办,那老兄不怒而威,又两袖清风,谁敢找他活动啊?而张居正,是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家庭负担挺重,也需要些外快,只要去找,他还真见!
有道理。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当时官场都在传,张三李四,他们为什么得到各自的位置,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王五赵六为什么丢了官,是高拱不满意,张居正再三向他说明情况,希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可是高拱就是不听。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正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是恩人,以后要报答人家;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感到还是张居正这位领导不错,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是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子曰:没有不透风的墙。实际上这话好像不是孔子说的,不过孔子的话挺让人信服,既然不知道谁说的,就当是孔子说的算啦!我的意思是说,官场上的传言、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等等这些情况,高拱慢慢也就知道了。
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是高级领导干部,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领导,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门生都有几个。他们地位不高,上蹿下跳的本事挺高,或者替领导兼老师散布点消息,或者打探点情况,屁颠儿屁颠儿跑去报告,再正常不过。
高拱倒是没有因为这些事质问或者批评张居正,可能是考虑面对的对手挺多,工作不少,还要这位贤弟大力襄助,就别太和他较真儿了吧!不过,从此以后,高拱也就不再就干部问题,和张居正共同研究了。
但是,官场上,示恩收恩,或者给哪个人抹点儿黑,机会多的是,只要想做文章,素材绝对大大的有。关键就是看你的良心允许不允许你那样做了。
当然,这事有人会做的。不然,不就风平浪静了吗?那摸鱼的人不就傻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