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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帝国的最高中枢机构里,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是的,他们是肝胆相照的“刎颈交”。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双人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独裁。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居正心里也很清楚,要实现个人独裁,就要整垮高拱,而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现实,张居正在思谋对策。
借着这个机会,有必要隆重推出高拱这个人了。
以我的看法,有明一代,乃至此前的所有朝代,超过高拱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发挥才干的更多机会,“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抱恨终天!
以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四百多年前的高拱,我甚至认为,倘若高拱能够继续执政,像后来的张居正那样全权掌握国家达十年之久,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就先看以下高拱的简历吧。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家世寒贱”(张居正语)不同,高拱乃生于官宦世家。张居正的祖父是“保安”,而高拱的祖父在中央做过司长(当时叫郎中);张居正的父亲科举不顺,考了二十多年以秀才终,而高拱的父亲则是进士及第,在山东、陕西担任过地方官,后来又到中央,担任过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职务。
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因为,“家世寒贱”的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家教,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是目的性太强——实在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考试,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性质。估计连“课外书”也很少读,知识面是比较狭窄的。
不过,虽然家庭条件不同,家教和基础不同,但是其他的方面,张居正和高拱,就很趋同了。比如,他们都非常聪明,高拱“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张居正十岁“通六经大义,文字通顺”。
大体上,高拱和张居正,在小小年纪,就迈上了科举考试的“正道”。张居正十六岁中举人,高拱则是十七岁中举人,不过后者是全省的第一名。此后。高拱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而张居正则考了两次就中了进士。
此后,高拱的道路,差不多就是张居正的前辙。选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虽然高拱进翰林院比张居正早六年,但是他们还是交叉了五年。就是说,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张居正和高拱,都在翰林院任编修,是同事。
和张居正不同的是,高拱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严嵩、徐阶,都没有特殊关系,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巴结讨好过严嵩,相反,他甚至还讥讽过这位权势人物。
据记载,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有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哈哈一笑。
当然,高拱也没有参与两位主要领导的暗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高拱的祖父、父亲可能与严嵩、徐阶在早年有什么渊源?也可能就是因为高拱很有才华,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大家比较公认?反正严嵩和徐阶对高拱都比较器重,相与推荐他当了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老师。
这是以后高拱能够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基础。
在裕王府九年后,高拱离开了,主持国子监。以后又担任礼部第一副部长、吏部第一副部长、礼部部长,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由首相徐阶荐举,高拱进入内阁。
徐阶为什么举荐高拱进入内阁呢?这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一个手腕儿。
因为最高领导人新老交替在即,作为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职位的人的老师,高拱进入内阁,势所必然。徐阶稍微提前一点行动,自然可以示恩于高拱。
但是,徐阶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高拱并未因徐阶有举荐之恩就甘心当他的马仔儿,于是,不久他和徐阶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仅仅一年时间,高拱被徐阶用计驱逐。
又过了近三年,在张居正的斡旋下,高拱复出。隆庆五年,李春芳下台,高拱接任首相。
实际上高拱在内阁的时间,还不到四年,担任首相也才仅仅一年。但是,他初步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如果有机会,说不定他会带领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不期然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用大历史的视角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高拱是主张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一位叫牟钟鉴的学者研究了高拱的大量著作后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研究张居正并对他评价甚高的专家韦先生由衷地说,他对牟先生的“此一论断,深有同感。”
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高拱,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韦先生说,高拱“对宋明理学采取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要知道,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官方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地位言,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他的理论勇气和思想解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高拱有一句话,最能够反映他的与时俱进思想:“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高拱是主张改革的。韦先生概括说,高拱“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法以求治。”而他的改革思想,就其内涵或者说走向来说,清末以前的传统社会的所有改革家都达不到,这就是“公开性”和制度建设。
就以干部制度来说,在他短暂的任内,对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而其主导思想就是“公开”。高拱认为“至公”是真理,“公”才立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而要“公”,就要“开”,即不能暗箱操作。比如,过去,吏部任用干部,只是部长和司长私下研究敲定,十分隐秘。高拱说,这样做,“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每当需要任命干部,就命人当众打开所有名单,大家发表意见,就是部长本人“欲有所私而不能”。而且,凡是职位空缺的,都要在机关外面公告之,使大家都看到,以广泛推荐并监督补缺人选。
高拱还特别注重制度化,在他主政的吏部,短时间内便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
高拱是主张开放的。在高拱主政的短暂时期里,就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开海运,就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和理想主义者,都对高拱的主张予以抵制。他们说开海运风险太大,如果海运能够搞,祖宗都是傻瓜吗,他们为什么不搞?
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针对高拱强力推行开海运的做法,他给朋友写信说,“仆犹虑(我还担心)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张居正忧什么呢?那就是担忧闭关锁国的国策被打破!
这不是杞人忧天。
高拱实际上有这样的主张。不仅要开海运,还要开国门,实行海外贸易!他清楚地说过,东南沿海倭寇之患,实际上真正的日本人不多,绝大多数的所谓倭寇都是中国的海商,被海禁政策所逼迫,只能“连结远夷,向导以入”。如果允许商人自由开展对外贸易,那么一方面繁荣工商,另一方面也是肃清倭患的治本之策。
专家韦先生也认为,按照开海运的政策运行下去,必然带来对外贸易的繁荣,那整个局面都有可能焕然一新。
想想看,要是高拱的这个主张得以贯彻,会是什么局面?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正是15-16世纪(恰就包含了高拱、张居正时代)西方的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正是海运的大开,最终促使西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而当时的中国,造船的技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和实践,都是西欧所难以比拟的。
不仅如此,中国沿海的民间航海、贸易的积极性很高,其机制也与同时代西欧有相似之处。唯一的差别就是当局的政策。高拱就是要打破这个政策。
不过,张居正执政后,立即又推翻了这个政策。
除此之外,包括结束与当时北方的异族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状态,实现“互市”即双方贸易往来,也是高拱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极力促成的。
这两点,都是在当时条件下,高拱开放思想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特别重视。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刚刚复出回到北京时,很可能是利用春节的空隙,作为帝国中央事实上的领导核心的高拱,曾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好像是他一个人微服私访,没有前呼后拥,也不可能有提前安排见谁,教相关群众对来的领导说什么,所以他是很深入细致的,也确实是了解了实情。他和商家交谈,具体了解国家政策、政府管理有那些问题,做生意有什么障碍等等。随后他又亲自撰写报告,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到对市场的具体干预行为,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应对措施。
帝制时代,像高拱这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可惜,历史没有给高拱更多的机会。
用大历史观来审视,我可以这样说,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高拱这个人,在当时的官场,大家是怎么样看他的呢?
据记载,高拱这个人,相貌瑰奇,为人豪爽。这说的是高拱的外表和性格。但是,据说,高拱虽然相貌瑰奇,似乎不修边幅,胡子特别长也特别多,有“高胡子”的外号。
高拱是廉洁自律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高拱出身书香门第、干部家庭,本人又没有家庭负担(既无父母需要赡养又无儿子),却“家徒四壁”,生活很简朴。据知情人的记载,高拱家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档次,处于“寒士”阶层。这在当时腐化的氛围里,是不多见的。
高拱非常勤政。所有的史家都公认,高拱这个人,尽心国事,英锐勃发。在内阁,高拱实际上是核心人物,日理万机,还兼任吏部的部长,责任巨大,掣肘众多,“晨理阁务,午视部事”,十分勤勉。
高拱是非常有才干的领导。无论是不是喜欢高拱,对他评价如何,但是没有人不承认,高拱能力卓越,胆识超群,务实能干。他在短暂担任礼部部长期间,“科场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尽。”在吏部当副部长,即“吏事精核”,“每出一语,奸吏股栗,俗弊以清。”
高拱开诚布公,不阿私党,是知人善任的领导。说高拱在使用干部上一点没有亲疏远近,可能未必是事实。说他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那只能说是诬陷。史家盛赞高拱“当国时一贯开诚布公,不阿私党”。在重要岗位、关键干部的使用上,高拱是很注意的。像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很高的朱衡、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杨博,高拱并未因为他们曾经公开反对自己就弃之不用,而是重新启用,安排合适的岗位;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都受到高拱的重用。专家考证说,高拱任用的重要干部,“称职率是很高的”。当时的舆论也称赞高拱“善用人”。
高拱这个人,虽然是出身干部家庭,却特别体察下情。这里,不妨以他对边防事务的改革为例,简单说说。
高拱这个以改革统领施政的政治家,对防务很重视,一上任,就着手革除宿弊,并且首先把眼光放在军事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方面。
当时的军事首脑机关是兵部。按照六部每部一部长、二副部长的“祖制”,兵部历来也只能配副部长二人,协理部事,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逐步升迁的文官。平时,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很少巡阅边务,接触部队。但是,一遇边防总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缺员,按惯例就要副部长前去顶补,但这些人上任后根本不谙边务,处理事物只能是事倍而功半。
高拱改革体制,冲破祖制,在兵部添设两名副部长,这两个人不理部务,职责就是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充分做到对边防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熟悉起来。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缺员,即可往补。
高拱还认为,“兵乃专门之学”。当然,这里的兵,是军事的意思。军事是专门之学的说法,现在大家都不否认。可是当时认识到的人不多。所以当时在干部选用上,兵部和其他五个部是混同的,兵部系统用人没有特殊资格限制,优秀将才又常常调任,为此,高拱建立了选将备才制度,并规定不得将其随意调动到其他部门。副部长和总督(大军区司令员)则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高拱认为,边防干部,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甚至不如内地处和平环境者。高拱以为这极不合理,于是出台政策,对边臣给予优厚待遇,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
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又注意到边境地区在防卫上有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充任这些地方官的,不是杂流,就是受到处分的干部。中央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高拱于是改革边境地区干部选用制度,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充任,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破格提拔。按照高拱的话说,对于这些干部“惟以治效,不循资格”。
经过这些改革,国家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高拱政绩卓著。即使是短暂的任期里,在激烈的争斗、多方掣肘的环境下,高拱仍然办成几件大事,政绩卓著,举朝公认。
据专家韦先生研究的结论,“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在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高拱在任时,还没有来得及在包括干部制度在内的政治改革上有更大的作为,所以他最大的政绩或者说贡献,并不在这里;而是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无比的胆识、高超的智慧,一举结束了持续一百余年的对外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开放了贸易(容后述之)。
高拱属于性情中人,非常看重感情。不幸的是,这竟然成为了他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一点,在以后我们会看到。
总之,高拱是罕见的德才兼备、胆识超群的政治家。
如果说高拱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太耿直,胸无城府,直来直去,工作方法上,又比较简单粗暴。可能还存在不谦虚甚至居功自傲的毛病。有记载说,高拱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
以我分析,高拱自己很敬业很辛苦,每天累个半死,其作风又是雷厉风行,可是官场风气却是混一天少两晌,推诿扯皮;高拱自己自视甚高,对别人写的东西、提的建议、办的事情,容易看不上眼;高拱自己要求很严,官场上却是腐化盛行。所以他容易急,见了怂人压不住火。
想像一下,高拱这个人心里存不住事、脸上压不住火,一旦惹他不高兴,就可能当场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骂人。可以断定,高拱这个人,脾气不好。加之他的相貌又不一般,胡子茂密绵长,可能还有些零乱,既不像张居正那样儒雅俊朗,又不像严嵩、徐阶那样和蔼可亲。所以,大家都觉得高拱属于不怒而威的领导。
高拱这个人虽然才干超群,胆识过人,可是似乎缺点心眼儿,那就是毫无防人之心,耳根可能还比较软,容易受人挑拨,被别人玩于股掌而不自知。所以既不会搞团结,更不会搞斗争!以我的判断——从他以后在阴谋的陷进中挣扎的过程来看,高拱还有点死心眼儿,或者说,认死理儿。
本来,高拱学问挺好,口口声声说要与时俱进,要通权达变,可是当他自己的前途和生命遇到威胁时,却没有考虑变通,总认为正义、真理在手,总会有公正的一天;一条道走到黑,彻底跌进别人在他眼皮儿底下挖好的大陷进!问题是他明知道别人在哪条道上挖了陷阱,可是他认为这条道是正道,我必须走正道,跳进去就跳进去,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本人也在所谓的官场混了近二十年,虽然没有接触过高层,但是这个类型的领导还是遇到过的。以我的切实观感,这样的领导人,是容易得罪人的。不过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摸透他的脾气,就好了。大家适应了、理解了,会跟着他好好干的。毕竟,这样的人,心眼不坏,心术很正,不虚伪,不作秀,不谋私,而且人家有才干,有思路,有作为,有政绩,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是这样的领导不是好领导,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好领导啊?!
所以,高拱在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
当内阁里的同僚纷纷被淘汰出局以后,一直隐身幕后,导演了一幕幕活剧的张居正,所要直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到现在为止,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里,谁都知道,张居正和高拱是好朋友。那么,既然把别人都赶走了,垂拱而治的最高领导人,差不多只是橡皮图章,两个好朋友,又都是有抱负、有才干的实干家,他们联手执政,是多么好的机遇啊!
善良的人们,有理由感到庆幸,对他们同心同德、共赴时艰寄予无限的期许!
但是,中央高层,玄机重重,不在其中者,实在难窥其一斑!甚至,就连当事人,也未必都清楚各种玄机。那些只知道干事而不知道琢磨人的高层人士,注定要一步步迈进阴谋的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