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0月中旬，尼采离开了瑙姆堡，他和同学保尔·杜森及杜森的一个表兄弟前往波恩大学。三个年轻人在路上慢慢走着，尽情享受那自由的时光，他们在莱茵河边短暂地停留了一阵，快乐得忘记了所有烦恼。现在，保尔·杜森已经成为基尔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具有中产阶级人士特有的善良，他回忆起了他们那充满欢笑的旅行，那些落入尘埃中的记忆被翻了出来，让保尔·杜森感受到了久违的兴奋。

当时，三个年轻人选择了马匹作为交通工具，他们骑着马在乡间漫游，还在乡村的小酒店内喝了很多啤酒，尼采看起来有些醉，相对于周围的美景，尼采似乎对自己那长着长耳朵的坐骑更感兴趣，他俯下身仔细观察测量了一下那对长耳朵，断言道：“这是一头驴。”杜森和他的表弟立刻回答道：“不，这是一匹马。”尼采再次测量了一下耳朵，说道：“这是一头驴。”语气中丝毫没有要改变想法的意思，他们就在路上闲逛，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去。三个人一路上高谈阔论，吵吵嚷嚷的声音令镇上的居民很反感。尼采柔和地唱着情歌，吸引了好多女孩在窗边倾听，她们都躲在窗帘后面，小心地从缝隙中窥探着这三个年轻人。最后，一位正直的居民忍无可忍，不得不从屋里出来呵斥这三个喧闹者，用恐吓的语气将他们赶回了旅店。

到达波恩后，三个朋友安顿了下来。在当时的环境中，只有一些大学还保持着自由，因此它们都享有非同一般的声誉。而当时的德国正处在四分五裂的境地，大学依靠着一个衰弱的国家，却依然能够保持住自身的活力，过着强有力的生活，这是同这些大学光荣的历史和荣耀的传说密不可分的。人们都知道在莱比锡、柏林、耶拿、海德堡和波恩大学，老师们鼓励青年学子勇敢地武装起来，为拯救德国民族而去与拿破仑作斗争。人们还知道，为了反对暴君和僧侣们对德国自由原则的践踏，这些勇敢的学生们曾经愤然反抗，并且现在仍然进行着战斗。德意志民族热爱这些严肃的老师和斗志昂扬的青年，他们是祖国尊严的象征，替那些为劳动而武装起来的勤劳的祖国人民指引了方向。少年们都把自己学生时代的梦想视作人生的顶峰，温柔的姑娘也将纯洁高尚的学生作为自己暗恋的对象，尤其是对富于梦想的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会比大学的梦想更具吸引力了。整个国家都为这些充满知识、勇气、美德和欢乐的杰出学校感到骄傲。到达波恩后，尼采和伙伴们都为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激动。尼采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其中一篇是这样写的：“我到达了波恩，看到无限美妙的前景，我为这一切感到骄傲。”尼采非常了解自己的能力，因此他急于结识新朋友，希望同他们共同学习并将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

波恩大学的风气是集体学习，大多数学生都习惯于结成社团，共同进步。在这样的风气面前，尼采有些迟疑，但他很快便意识到了如果不加入社团，自己就会孤僻离群、落落寡合，因此他加入了其中的一个学生协会。在给朋友格斯道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走这一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放弃个性是因为我知道放弃之后会收获更多。”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尼采尽量让自己融进新生活中，但是他依然保持了自己一贯的严谨作风，他不沾烟酒，却淋漓尽致地享受学术讨论和水上泛舟带来的简单乐趣，他喜欢去河畔的饭馆吃饭，黄昏时和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即兴合唱，他沉浸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学生，他甚至希望能够进行一次决斗，甚至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同学作为对手，他对那个同学说：“我是新生，想进行一次决斗，你是我最好的对手，让我们开始吧。”对于尼采的要求，那位同学给予了“非常乐意”的答复，这让尼采备感兴奋。

很快，尼采就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快乐的情绪也随之烟消云散了。12月初，他的娱乐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他又开始重新回到了从前的状态，不安的情绪再次袭来，而亲人的远离让他备感孤独，随着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他内心的伤感愈加明显，从他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当时的心情：

我喜欢的节日有周年纪念日、圣·西尔维斯特节和生日。正是这些节日的存在，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暂时的休息，也只有在这些时候，我们才能发现自身的问题，获得快乐的时光。毫无疑问，经常去经历这种时光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且它们也能促成一些关键的决定。但是我们却很少给予自己这样的机会。在这些时刻里，我总是习惯重新翻出从前那些手稿和信件，全身心为自己记下一些感想。在这短暂的一两个小时里，一个人似乎可以超越时间和自己。过去能给前进带来力量，因为当一个人在对过去进行了言简意赅的回顾时，他就会对前面的人生道路怀着更多的勇气，坚定自己前行的决心。而美好的愿望和家人的祝福更像细雨一般，当它们温柔地洒落心间时，那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年轻学生“仅仅为自己”的感想中掌握一些关于他的蛛丝马迹。他对自己浪费时间的行为感到不满，决定采取一种更为严格、更为专注的方式来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就决定了尼采必须和他的同伴们断绝关系，面对这个结果，尼采犹豫了。虽然他的伙伴同他一样年轻勇敢，但显得有些粗野，他该不该跟他们断绝关系呢？一缕游丝般的忧虑令他苦恼万分。尼采也许可以通过长期的放纵生活来适应他们粗俗的生存方式，这样一来，他就不至于过于敏感了。“习惯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道，“当一个人对出现于眼前的邪恶没有了源自本能的反感，那么他就走得太远了。”

尼采选修了一门难度很大的课程，这是他选修的第三门课。他决定跟他的朋友们坦率地谈谈，以便使他们的生活脱离粗俗低级，朝着高尚的方向发展。这样，他就可以开始履行自己为宗教而定下的使命，他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把履行这种使命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德国。因此，他呼吁禁止或减少抽烟喝酒会，因为这种协会是令他反感的。

建议没有被采纳。作为倡议者，尼采受到了冷落，被孤立到了一边。协会成员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这使他感到愤怒。他用激烈的语言进行了回击，但这样一来就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友情与关爱。这时他体会到了孤独，就是那种被打败者的痛苦的孤独。最终结果是尼采被他们请出了协会。

尼采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要他继续待在波恩是很难做到的。他刻苦钻研索然无味的语言学，想要借此锻炼自己的心智，纠正自己的神秘主义倾向和有些混乱的思维。同时他也能通过直觉感受到古希腊文那令人吃惊的美感，但在进行条分缕析的时候却使他丧失了兴趣。他的语言学老师里奇尔劝他不要进行其他科目的研究：“假如你想成为一个强者，就要取得某一方面的专长。”尼采接受了这个忠告。他放弃了自己要对神学进行深度钻研的念头，在12月份的时候写过一些优美的旋律。现在的他却作出决定，一年之内不再去享受这些徒劳无益的乐趣。所以有时他居然希望顺从生活以习惯这种无聊的状态。

他的痛苦在随后就得到了补偿，因为他已经能够写出受到里奇尔褒奖的论证严谨、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文了。尼采经常聆听同学们的议论。他们中有些人毫无信念、不带感情地一遍遍重复着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理论，可是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那原本令人振奋的力量。另一些喜爱实证科学的人则阅读沃格特、毕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尼采读过这些论文就不愿再读第二遍了。因为他是一个诗人，需要的是抒情、直觉和神秘，冰冷清晰的科学世界是不能令他感到满意的。那些自称是唯物主义者的年轻人也自称为民主主义者，他们鼓吹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尼采太具有诗人气质了，而且不论从教育方面还是从天性方面而言他都太具有贵族气了，这注定他不会对平民政治感兴趣。他把美、善、力量、英雄主义看做理想目标，并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它们。他从未打算要过一种幸福安逸的舒适生活，所以他对一般人的幸福都不感兴趣。

当他对同时代人的种种倾向都不满意时，他还能感到快乐吗？当他对一种低俗的政治、一种苍白的形而上学、一种狭隘的科学产生反感时，他能为自己的心灵指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当然，他有自己明确的爱好，他对自己的这种趣味毫不怀疑。他热爱古希腊诗人，喜欢巴赫、贝多芬和拜伦。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倾向又是什么呢？

他还没能回答人生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二十一岁的他跟从前那个十七岁的喜欢对不确定的事物表示沉默的他还是一样的。他的朋友杜森认为祈祷没有实际的效力，只是给祈祷者的心灵以虚幻的自信而已。“那是费尔巴哈式的蠢话。”尼采尖锐地回答他说。杜森在别的场合还提起过施特劳斯刚刚再版的《耶稣传》，并对书中的意见表示了赞同的观点。但尼采拒绝在这个话题上发表看法。“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说，“要是你信奉耶稣，那么你同时也必须供奉上帝。”这些对话似乎反映了尼采对基督教还有所依恋。但是他写给妹妹的一封信却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时，尼采的妹妹还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她写信对尼采说：“人们必须从事情的最痛苦的一面中去寻求真理。就目前而言，要去相信基督教的玄妙教义而妄想不费劲儿是不可能的，由此推断，基督教义是真实的。”她立即收到了尼采的回信。这封信措辞激烈，表露出了他内心的不快。

“你认为要接受并承认这些信仰真的很困难吗？我们是在这种信仰的熏陶下长大的，它已经一寸寸深入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的亲朋好友及他人都把它视作了真理。而且无论真实与否，它确实安慰了人们的心灵，并提高了人性的品质。你认为承认这种信仰比与一个人的习惯作斗争更为艰难吗？那是一种疑虑重重的孤独的斗争，并会因为各种精神上的消沉和悔恨而变得更为阴沉。这种斗争常使一个人深陷于绝望当中，但却忠实于他的永恒追求，即对通往真、善、美的新道路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呢？我们会重新找回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真正的探求者来说，他探求的结果就不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不管它会有多么的邪恶和恐怖。

这就是已经明确划分好了的生活的道路，如果你想要得到灵魂的安宁和幸福，那么你就要相信；如果你想做真理的信徒，那么你就要探索……”

尼采尽力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生活。他去乡间散步，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艺术史，还包括贝多芬的生活。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他无法忘记波恩的人们。他曾两次去科隆参加音乐节，但是每一次回去都会增加他的忧郁。最后，他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像亡命之徒一样离开了波恩。夜半时分，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莱茵河的码头上。我们在等从科隆开出的轮船。在即将离开这繁华美丽的地方和那些青年同学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痛苦。事实正好相反，我是从他们身边逃离的。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进行一番不恰当的评价。但是因为我的天性与他们格格不入，我是如此腼腆内敛，而且在如此多的作用力面前我没有能力去坚持自己的角色。一切都强加于我身上，我无法成功地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我感到自己对科学和生活都将无所作为，却让各种谬误填满了自己的大脑，想到这里，我便感到心情沉重。轮船来了，把我带走了。我在潮湿阴冷的夜里待在驾驶台上，看见那勾勒出波恩河畔轮廓的小灯逐渐熄灭，此情此景使我倍添逃亡之感。”

尼采和一个同学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同学的父亲是个动辄指责别人、事后又后悔的富商。“普鲁士完了。”老人肯定地说道，“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用他们的胡言乱语毁掉了一切。他们摧毁了传统、自信和思想本身。”年轻的尼采喜欢听这一类尖酸刻薄的话，并以波恩大学学生为依据来评价德国。他对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看不顺眼。听音乐会时，和下层听众产生共鸣也会使他不自在。无论被主人邀请去哪个咖啡馆小坐，他都既不抽烟喝酒，又不答理主人介绍给他的其他人。

他决定不再回波恩，而是去莱比锡完成学业。一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他就立即去大学报到注册。这天是个节日，校长正在向全体学生训话。校长告诉他们说，一百年前的同一天，歌德曾经和他的长辈们一起在这儿注册。“天才有他自己的道路。”这位严谨的校长说完又立即补充道，“跟随天才们的道路是危险的。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你们学习期间切不可以他为榜样。”“哦，哦。”青年们大笑着高呼着。被众人淹没了的尼采对于命运之神在此时把他带到这里感到欣慰。

他烧掉了一些还夹在他的作业本里的诗稿，又重新投入到了学习中去，并训练自己用最严谨的方法去研究语言学。然而对语言学的厌倦感很快便又卷土重来。他害怕与在波恩的那一年相同的情形再次重演，于是他又长篇累牍地在书信和笔记里发着牢骚。幸亏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出现了一桩解救他心灵的大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书摊上看到了亚瑟·叔本华写的一本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作者本人在当时对尼采而言还是很陌生的。他翻了几页，书中遣词造句所表现出的气势、神采和天赋当场就将他震住了。尼采后来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灵在我耳边低语，‘带上这本书回家吧’。我就这样获得了它。一走进房间，我就打开了我的宝贝，并听凭自己去接受这本力量充沛而又严肃阴郁的天才著作的影响。”

叔本华这本书的序言极其丰富，包括了这位被忽视的作家为三个版本写的三篇序言，而三篇序言发表的间隔又很长。它们分别写于1818年、1844年和1859年。这些序言傲慢尖刻，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安。相反，深邃的思想和尖锐的讽刺在书中比比皆是。它们具有歌德的抒情性和俾斯麦一针见血的现实性，具有德国文学罕见的典雅优美和从容不迫。弗里德里希·尼采被书中散发出来的高贵气质、艺术情感和完全自由的精神征服了。叔本华写道：“我认为一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或者他投射到某个幽暗地方的光芒，总有一天会打动另一个思考者，令他感动、欣喜，给他安慰。似乎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这个人，这正如那些和我们相近的灵魂在人生的荒漠里曾经对我们诉说，安慰过我们一样。”尼采被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因为这个天才的话深深地触到了他的心灵。

在叔本华的描写中，世界是恐怖的。世界不是由万能的神掌控，而是被链条般的法律牵引着，但是世界的永恒本质是驱使人们投入生活的盲目意志，而这就决定了世界对法律和理智分析的漠视。这种盲目性促成了宇宙中的一切现象，正如太阳促成一年中所有的白天一样，而空间则受到这种意识的分割和制约。“它是一种饥饿的意志，在自身基础上成长，因为除它之外，别无他物。”所以，它只能陷入对自己的痛苦折磨当中，生活中有着无限的欲望，而欲望带来无尽的折磨。19世纪的伟人信仰人的力量，但没有掩盖他们在潜意志中对人类的蔑视，蔑视这些“最后来到地球，大多只有三十岁的生物”。在大众的煽动下，哲学家们将发展这一愚蠢的发明提了出来，这个观点与理性的意志相对抗，反驳理性意志的无生无死是一种荒唐的谬论，而在发展的前提下，宇宙是客观的，没有意识的……这就是尼采在这两千多页的形而上学的小册子上读到的内容。在19世纪，这个观念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它冲击了人们长久以来天真的信念，击碎了人们大脑中幼稚的美梦。尼采在书中体验到了叔本华那令人惊讶的激情，虽然他谴责生命，但是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灌注了强烈的生命力，这样的矛盾让人们吃惊，人们在叔本华的声讨里发现和敬畏的却依然是生命。

足足两个星期，尼采终日将自己泡在这本书和钢琴里面，他的睡眠时间很短，他总是在凌晨两点睡觉，然后六点又起床，阅读之后他常常沉思，并在深思的间隙将自己的感想写成一篇《启应祷告文》。他的灵魂充实了：他看到了自身可怕的真相，但他自己却并不畏惧，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本能就不断提醒他，让他提前做好了接受这个真相的准备。在很早的时候，他写信给妹妹说：“我们是在寻求宁静与快乐吗？不，我们寻求的只是真理，尽管它很邪恶。”尼采对叔本华书中那阴郁的世界表示承认。童年的沉思，埃斯库罗斯、拜伦和歌德作品的阅读已经给了尼采这样的预感，他甚至在基督教的象征中瞥见过它。这一邪恶的意志，欲望的奴隶，或者换个说法，使徒曾描绘的，现今连救世主赋予的神圣光芒都被收回具有悲剧性的堕落的本质是何物？尼采曾经担惊受怕，恐惧自己由于年轻和轻率而坠入这样的无间地狱，可现如今他敢于正视它，不再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再是孤独一人，叔本华是和自己并肩而战的。尼采折服于叔本华的智慧，并实现了自己多年来想要找到一个导师的深切愿望，对此，他感到心满意足。由于童年丧父，他甚至将叔本华称为了自己的父亲，这种表现虽然有点过分，但父亲早年的去世已经让他将“父亲”这个称呼看得神圣而又温柔。他万分欣喜，但随即却又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因为叔本华刚去世不久，六年前，叔本华还在世时，尼采还有接近他，甚至亲耳倾听他的教诲，向他表达自己最崇高的敬意的机会。但是命运之神残酷地把他们分开了，这种得到导师的欣喜和失去导师的悲哀交织在一起，将尼采完全淹没了。尼采开始变得神经质，想要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就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努力才行。

年轻人对爱的崇拜是爱的一种形式。崇拜和爱带来的兴奋和喜悦，能够减轻生活中一切苦役的痛苦。尼采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因为有了叔本华这个导师，他不再厌烦语言学，甚至参加了由里奇尔的学生成立的研究会。1866年1月18日，在阅读叔本华的作品几个星期后，尼采在研究会上向会员们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他详尽阐发了自己对西奥格尼斯的一些手稿及其《诗歌选集》的研究，他的讲演挥洒自如，充满激情，受到了会员的一致好评。尼采从来就是一个带着虚荣心的人，他喜欢成功，因此演讲收到的良好效果令他感到愉快。随后，他把这篇论文交给了里奇尔，里奇尔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并且热烈地祝贺尼采，这使得尼采更加高兴了。自此之后，无论是尼采希望的还是在事实上，他都成为了老师最看重的学生。

事实上，尼采从来都把学习语言学视作自己的次要任务，在他的眼中，语言学只是训练智力和谋生的手段。他的灵魂和所有深邃的灵魂一样饥渴，同时，和所有年轻的、热烈的灵魂一样，在结束一天的枯燥工作后，他常常陷入忧伤的状态。现在他的悲哀已经不再是对虚度时间的哀悼，他总是在书信的开始抱怨，可最终却变为热烈的情绪，这种奇怪的转变不代表情绪的痛苦，而是代表着过度充分。以下摘录即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封写于1866年4月的信：“有三件事在安慰我的情绪，它们实在十分难得——叔本华、舒曼的音乐和孤独的散步。昨天，天气阴沉，一场大暴雨转眼即到，我快步走向邻近的小山（谁能给我解释下它的名字“洛伊施”的意思？），往上攀登。山顶上有一个棚屋和一个男人，男人正在屠宰两只羔羊，他的孩子则站在一边观看。一会儿，暴雨夹杂着轰隆的雷声和冰雹倾盆而下。暴雨让我全身畅快，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而且我完全明白，只有远离一切忧虑重负，才能像我一样了解自然，在自然中获得解脱。当物我合一时，那些尘世纷繁与我何干？永恒的能动与使动又与我有何瓜葛？闪电、暴雨和冰雹与这一切迥然有别，伦理无法约束它们，因此它们自由自在！这种状态让它们如此幸福并且万分强大，它们即是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

1866年夏，尼采泡在莱比锡的图书馆里，他手里有一些深奥难懂的拜占廷时期的手稿，他将为它们作出解释。突然，他的注意力被一幕类似奇观的事件吸引了：普鲁士韬光养晦五十年，等到重出江湖时便扮演了一个好战者的角色。俾斯麦成为腓特烈大帝王国的新一个领袖，俾斯麦是一个感情热烈、性情暴躁、精明圆滑的贵族，他统一天下，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实现所有德国人的梦想，在一次和奥地利发生争执的时候，俾斯麦命令毛奇领兵奋战二十天，打败奥地利。而就在这一时期，尼采在一份备忘录里写道：“这个星期是萨多瓦节，我刚刚为莱茵博物馆完成了撰写《西奥格尼斯》的工作。”虽然尼采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但这些政治大事件却让他印象深刻，他自认为是普鲁士的一员，他热爱祖国并为民族的胜利感到骄傲，但是他在快乐之后依然冷静：“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我们胜利在望，可是只要巴黎仍是欧洲的中心，那我们的努力就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做的是努力打破这种平衡，就算不成，我们也要尽量去打破它。如果我们的斗争失败了，那么就让我们大家一起为国家而死。”这是尼采对胜利的反思，他洞见了胜利的后果，并把它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对未来的展望并没有扰乱尼采的心智，这种展望正好契合他那忧郁悲观的趣味。他精神抖擞，赞美之情喷薄欲出。

“有时候，”他这样写道，“我努力让自己清醒，不让自己因为一时的情绪和对普鲁士的情感而被冲昏了头。在我所看到的，这种完全由某个政府、某个领导主导的事情，是被历史的前进所推动的行动。我很清楚，这种行动一点都不道德，但是对那些期待着它的人来说，这种结果充满了美感，并引人奋进。”

这种感情，和尼采在那个暴雨天里站在洛伊施山顶上，平静地看那位农民宰杀两只羔羊时几乎一样。“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它们是如此幸福又是如此强大，它们就是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

在莱比锡度过的第二年，也许是尼采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导师叔本华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安全感，这让他享受其中。他在给朋友杜森的信中写道：“你要我证明叔本华的正确，打个简单的比方，导师就像我脚下的土壤，让我扎根其中，有了他我才能怀着勇气和自由平静地看待生命。形象地说来，导师就像我脚下的阶梯，让忧郁的潮水无法淹过我的头顶，不能将我冲出路边。因为有了导师，即使在那些人迹罕至的领域，我依然能够感到像是在家中那样悠闲自得。”

这一年平静而又充满了友爱，公共事务并不让尼采发愁。普鲁士在取得短暂的胜利之后，重新走回了平庸的正常的日常道路中，而此时评论界和新闻界依然对普鲁士官方的行动喋喋不休，对此，尼采一概置之不理。他写道：

“现下没有多少人在忙那些具有真正重要性和真正意义的事情，他们大多智识庸常，这种思潮值得人们警觉。”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因尼采为自己参与了这场戏剧性事件而后悔，至少导师叔本华就教导他历史和政治都是虚幻的游戏，这一点尼采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但是他的评论是为了肯定导师叔本华的思想，解释平庸、激情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就是一个人们为了数不胜数的利益而进行永无尽头的生存斗争的过程。许多人自认为有信仰，这样他们就能从中找到了斗争的直接动力，但实际上，这所谓的信仰，不过是在历史汹涌澎湃的海面上一闪即过的反光罢了。对于大海来说，它们微不足道，但人们放大了它的作用，认为它修饰了海浪，这是很常见的情况，但人们没有注意这束光是从月亮或是太阳或是某个灯塔上照过来的。真正的结果是海浪只会在它掠过之际忽明忽暗而已。

尼采对艺术、思考和古代语言学本质特征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这几方面上。他喜欢里奇尔老师，认为“他是我的科学良知”。尼采积极参加研究会举行的各种晚会，这些晚会气氛融洽，他参加了研究会演讲和讨论并制订出了工作计划，虽然这些计划需要大量的时间，但他依然将这些计划推荐给了他的朋友们。他选择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原始文献作为研究课题，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为后人编辑保存了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珍贵信息。尼采期待自己能够写一篇具有远见卓识的研究报告，在他的设想中，这个报道要论证严谨却又行文优美。他写信给杜森说：“你一定也已觉察到，一切重大作品都具有精神层面的影响。那种全心全意为材料寻找和谐形式的努力和石子投入水中的效果相同，它泛出的波纹由小逐渐扩大，并不断产生着更大的波纹。”

4月份，尼采将全部的笔记集中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他沉浸于文章的美感之中。他不喜欢学究们的写作方式，因为那些文字失去了词的韵味，而句子的过分匀称让文章看起来显得很空洞。他期望着深奥优雅的语言。“所有限制都从我眼前消失了。”他写道，“这个国家不讲究文体风格，我在这种恶习中浸淫已久。但我在‘你应当写作，你必须写作’这一无条件的命令中惊醒。我曾经试图出色地写作，但离开普尔塔后我完全忘掉了这件事，长久的生疏让钢笔在我指间突然变得生硬。我感到绝望，情绪失控。我听见莱辛、利希腾伯格、叔本华说过的原则在我的耳边回响，斥责着我的懒惰。不过我还记得这三位作家都认为优秀的写作是件很难的事，在写作上没有天才，文风的获得要求持之以恒，像砍伐坚硬的树木一样……首先，我希望我的文字流淌出一种欢快的情绪，我会将留恋弹琴的毅力运用于此。我希望我最后弹奏出来的不仅是乐谱本身所记载的曲调，还是充满自由奔放情感的幻想曲，它要尽可能自由，但同时又要合乎逻辑和美感。”

尼采发现了一个朋友，这样的喜事让尼采感情上的欢乐变得更加圆满。尼采忠诚于与童年玩伴间的友谊，但此时，他的那些朋友中的一个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则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关系已经和尼采分别了十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尼采生疏了这段友谊。在普尔塔的时候，尼采又结识了好学的杜森和忠诚的格斯道夫，如今他们中的一个在蒂宾根读书，另一个远在柏林。尼采怀着巨大的热情，一直保持着和朋友们的通信，但是通信远不能满足朋友之间对问题的交流和对感情的倾诉的需要，因此尼采十分渴望友情。后来，尼采结识了欧文·罗德，此人精力旺盛，聪明颖悟。尼采一眼就喜欢上了对方，并对欧文崇拜备至。尼采的友谊建立在崇拜之上，他用高尚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新朋友，并钟爱着对方。每晚结束了紧张的工作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就聚在一块儿，他们喜欢在一起散步或者骑马，时刻都保持着交谈。“这种建立在精神交流和哲学基础上的友谊令人感到非常愉快。”尼采这样写道，“我们的很多观点都不一致，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会使我们双方的思想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争论之后，我们互相抵触的思想静默了下来，洋溢着静穆的情绪，互相包容。”

尼采和他的朋友定了一个约定，他们决定假期的前几个星期要一起度过。等到暑假来临，他们离开了莱比锡，前往人烟稀少的波希米亚边区作徒步旅行。波希米亚边区是高原地带，林木丛生，景色和法国的孚日山脉非常相似，只是没有那么壮观。尼采和罗德带着极其简便的行装，终日漫游，他们连书都没有带。从一个旅馆走到另一个旅馆，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旅途中，他们以叔本华、贝多芬、德国和希腊为话题，带着年轻人的机敏对各种问题作出评价和批评。

他们对于科学都有着相同的排斥，“啊，愚蠢的博学。”他们说，“诗人歌德发现了古希腊的民族精神。他用梦幻的色彩规范了这种精神，并将它作为丰富而又清晰的美的典范，向德国人展示了出来。后来的学者们便追随他，对古代社会作出了各种诠释。可是他们鼠目寸光，将这奇妙的艺术工作变成了科学命题，并将所有的问题都挖了个透——泰西塔斯、离格、动名词在非洲的拉丁文作家中的演变，就连《伊利亚特》语言上的小问题也不放过，他们甚至挖掘出这些小问题与雅利安语的关系。可是这些研究成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歌德早就注意到《伊利亚特》那独一无二的美，但他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要制止这种无聊的游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回到歌德的道路上，不是分析解剖古希腊精神，而是要让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并将这种精神传播到人民之中。学者们纠缠于细枝末节的探究已经太久了，现在该让这种探究停止下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要参与到辉煌的遗产中，而不是冷眼旁观。”

经过一个月的旅行和交流，两个年轻人离开了波希米亚边区，来到一个叫迈宁根的地方。此时，悲观主义哲学家们正在这座小城举行一系列音乐会。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一封信里详细记录了这次演出：“乐队指挥是李斯特神甫，在音乐会上，乐队演奏了汉斯·冯·布娄的交响乐诗《涅槃》，主办方在节目单上用叔本华的格言对这首诗的含义作了解释，不过这无法掩盖那音乐的糟糕。但是李斯特在他自己擅长的如《祝福》的宗教性作品中表现甚佳，而他在探索《涅槃》的印度文化特征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音乐节结束的第二天，尼采和罗德结束了一个暑假的共同旅程，各自回到了家中。

尼采一个人待在瑙姆堡，在这期间，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并广泛地进行了阅读。他阅读了哈特曼、杜林、朗格、巴恩森这些年轻的德国哲学家们的著作，并做了仔细的研究。他深深地敬仰着这些哲学家并把他们看做是自己在思想上的亲密战友，他渴望同他们结识，和他们并肩创办一份评论，并在上面发表自己和他们合作创作的文论。他计划了一篇关于叔本华的宣言，在这篇预计的短文中，他想将叔本华的思想发扬光大，并且以此使叔本华成为同时代人的导师。文章是这样写的：“在所有的哲学家中，叔本华是最真诚的。”虚假的感觉从来不曾束缚叔本华的心智，这样的坦诚和勇敢使得叔本华具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质。尼采还写道：“叔本华统领我们的时代：他的悲观主义建立于理智之上；睿智却又无法不严肃，他是复兴古典主义和德国希腊精神的哲学家……”

正当尼采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眼睛的高度近视，尼采一直不用去服兵役。然而到了1867年，普鲁士在政治上的扩张导致军队急需大量士兵，于是尼采被招入了驻扎在瑙姆堡的炮兵团。

在旁人看来，入伍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但尼采却充分利用了它。生活中总是有各种机会，面对这些机会，人们应当像艺术家一样，从众多元素中提取出命运所需要的元素，这始终是尼采的一条生存原则，并且他也在忠实地践行。因此，当尼采一进入兵营，他就决定要全力以赴服好兵役，此时正当战争时期，履行军事义务为的是保家卫国，服兵役被人们看做是神圣的事业，而尼采也认为投笔从戎是一件对健康有益的事情，因此他认真地去做一名炮兵，而且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炮兵，为祖国效劳。他用夹杂着希腊文的德语这样写道。

“这种生活让我很不习惯，”他接着写道，“但是它却是有益的，就好像正餐之外的点心一样，虽然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却可以补充营养。短短的时间中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服兵役对人的精神活力有着持久的影响，一进入兵营，从前软弱无能的怀疑主义就会完全消失，从这一点来说，服兵役具有至高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怀疑主义会带来的后果。在营地中，各种训练和行动可以让人不断看清自己身上的天性和它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兵营里都是些陌生人，大部分人的行为粗野……但是首长和士兵都对我和蔼可亲，他们赞赏我对每一件事都表现出热情和兴趣。试想一下，一个新兵在三十个人的骑行比赛中出类拔萃，引人注目，这难道不会让这个新兵感到万分骄傲吗？在我看来，同一张语言学文凭比起来，这样的荣誉要有价值得多。”

紧接着，尼采全文引用了老里奇尔为赞扬他那篇学术论文所写的推荐信，这封推荐信行文优美，具有西塞罗风格。尼采想以此来表达他内心的快乐，他还这样写道：“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不善于掩饰情绪的人。我们深刻地了解了这种表扬的价值，因此脸上惬意的笑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的。”

这种乐观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尼采就意识到，一个沉浸于文学，并且整日思考德谟克利特哲学问题的人，投笔从戎地做了一个马背上的炮兵实在是件不幸的事情。

尼采对自己受奴役的处境感到悲哀，但他最终从这种痛苦的生活中挣脱了出来——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肋部受了伤。虽然伤痛折磨着他，但他却因祸得福，又有了闲暇，可以进行一生中最喜欢的研究和思考。他连续卧床一个月，一直躺到了美丽的五朔节，节日的来临使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了，他甚至开始怀念起操练时的自由生活。他给格斯道夫写信时这样说：“我以前可是经常在险峻的道路上骑行啊。”为了减轻自己的烦躁，他开始研究西蒙尼德斯的诗作《达那厄的哀诉》，在短期的工作中，他修正了原文中带有疑问的词语，并且将研究成果以信件的形式寄给了里奇尔。信是这样写的：“从学生时代起，这首描写达那厄的美丽诗歌就深深埋在了我的心里，这些旋律令人难以忘怀。五朔节的到来，会使一个人变得抒情，更像诗人，这难道不是被很多人认同的观点吗？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至少这次你在我的论文中看不到‘抒情性’的结论。”

尼采的脑子里满是达那厄，这位可怜的女神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抛弃在了变幻莫测的汹涌波涛当中。在尼采的信里，他和女神的哀诉交织缠绵，此时的尼采正受着病痛的折磨，伤口迟迟未能愈合。一天，他的伤口化脓了，一块骨头的碎片从伤口处露了出来。“这一情景令我产生了奇怪的印象，”他这样写道，“我开始明白，我的计划、考试、去巴黎旅行统统都要泡汤了。只有当一个人看到他自己的一小片骨骼时，人类的脆弱才会彻底暴露无遗。”

上文提到的巴黎之行是他最新的一个想法。他很重视这个计划，同时尼采又是一个从来都不会独享欢乐的人，因此他必然要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格斯道夫、罗德、克莱默保尔和罗门特。他对他们写道：“当我们毕业时，我们一块儿去巴黎过冬吧。在那里，我们可以忘掉学业，我们也可以不再卖弄我们的学问。让我们见识一下康康舞和绿色的苦艾酒吧，我们可以好好品尝它。让我们去巴黎像兄弟一样地生活，漫步在林萌大道上吧。让我们作为德国青年的代表到那里去吧，我们不会虚度光阴，我们会不时地给报纸投点小短文，向世界披露巴黎的逸闻趣事。经过一年半载或是两年（他将这段时光设想得很长），我们将再次回来参加毕业考试。”罗德答应了尼采的请求，这大大地减轻了尼采一直以来的急躁，他忍受着病痛，直到夏天后才进入了虚弱的恢复期，最后他终于痊愈了。10月初，尼采在瑙姆堡无法享受到音乐、社交、交谈、剧院等文化活动，文化生活的极度缺乏使他重返了莱比锡。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热烈地欢迎着他的回归，对此他感到很快乐。此时的尼采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但是他的前途却已经一片光明了，柏林一家重要的评论杂志向他约稿，他们想要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尼采接受了邀请。同时，莱比锡一家音乐评论杂志发出了邀请，想聘请尼采做编辑，但是尼采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们的再三请求。在此期间尼采给罗德写信说：“我先是推辞，而后便是断然拒绝。”尼采爱好广泛，但爱好中却不包括政治，他讨厌公共集会上的嘈杂。他说：“我坚决不做一个愚蠢的政治家。”格斯道夫告知尼采一些有关议会在柏林的阴谋，对此，尼采立即回信道：

“我十分震惊，对于这些事情，我既不能很好地理解，也完全不能够接受。除非我不再属于人民这个阶层，可以分别考虑某个当权者所做的事情。俾斯麦总是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他的论文就像是高度酒，能带来强烈的快感，每次我总是把酒含在嘴里，尽量让自己不要咽得太快，从而尽可能地延长酒所带来的快感。对于你告诉我的他的对手们的阴谋，那实在是太容易猜到了，因为任何低级、狭隘、偏执和有限的事物都必然会反对这样高昂的天性并同它做殊死的斗争。”

此时的尼采沉浸在众多的欢乐当中，随后，一桩巨大的喜悦又不期而至。尼采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理查·瓦格纳。几乎与他同时，整个德国都看到了这个人所散发的光芒，虽然也发现了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暴烈，但德国人对这个集诗人、作曲家、政论家、哲学家于一身的男人却赞赏有加。他在德累斯顿是个激进的革命者，在巴黎是个不被政府欢迎的作家，在慕尼黑又是宫廷的宠儿。德国学术界讨论他的作品，嘲笑他的债务缠身和那件猩红色的长袍。总之，瓦格纳的生活夹杂着真诚和虚伪、卑贱和伟大，要对他这种有时强大有力却又经常废话连篇的思想作定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查·瓦格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天才？人们很难了解，尼采也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下定论。理查·瓦格纳的《特雷斯坦和依索尔德》深深地打动了尼采，但他的其他作品却令他感到不安。1866年10月，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刚读完《女武神》，我的感觉是如此混乱，以至于我无法下结论。里面巨大的美和善与缺陷和不足数量相等，因此相互抵消。0+a+（－a）=0，结果就是这样的。”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瓦格纳是个无法令人轻易搞明白的人。”他当时更喜欢的是音乐家舒曼。

瓦格纳可以让这个世界给予他无穷的荣誉。1868年7月，他在慕尼黑上演了诗剧《音乐协会》。在这出壮丽通俗的诗剧当中，充斥着雄辩、娱乐、劳动和爱以及被自我美化了的艺术和音乐，德国大众和作战英雄成为了主角，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因此具有自我膨胀的需要，而这出诗剧中洋溢着自信和热忱，因此创作者瓦格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186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瓦格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他越过了荣耀那条无形的界线，进入了不朽的伟人殿堂。

尼采也听了《音乐协会》，剧中不可思议的美让他素来吹毛求疵的喜好也消失不见了。“一个人要想走近瓦格纳，那么整个人就必须有点激情才行。”他在信中对罗德写道，“在听他的音乐时，我试图保持冷静，可是我的一切努力却都只是徒劳。他的音乐如此强大以至于让我体内的每根神经都在震颤。”尼采的心被这种奇特的艺术牢牢地抓住了，他希望与自己的朋友们来共享这新的激情，他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瓦格纳的印象，他这样写道：“在昨晚的音乐会上，《音乐协会》的序曲给我带来了持久的震撼，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此时，瓦格纳的妹妹布罗克豪斯夫人正好住在莱比锡。和其他妇女相比，她非同寻常，而她的朋友们说她和她的哥哥在特质上极为相似。尼采被这位夫人吸引了，想要接近她，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并且很快就得以实现了。

他写信告诉朋友罗德：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回到家后，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张便条，指明要我亲自开启，信上写的是：‘如果你想见到理查·瓦格纳，请在三点三刻去剧场咖啡厅——温德西。’我真的是被这条消息搞得晕头转向，就好像一股旋风向我冲击过来，击中了我那样。当然，我立即出门去找温德西，因为我知道他会给我更多的信息。后来，温德西告诉我，瓦格纳现在正隐居在莱比锡的妹妹家里，这个消息极为隐秘，甚至连新闻界对他的到来也一无所知。布罗克豪斯家的仆人们对这个消息都守口如瓶，就像过世的人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一样。瓦格纳的妹妹布罗克豪斯夫人只向哥哥推荐了一位客人——里奇尔夫人。这位夫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你是知道的。如此一来，布罗克豪斯夫人获得了双赢，她既可以在哥哥面前展现自己那令人骄傲的朋友，又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哥哥的伟大，她非常享受这其中的乐趣，并为此感到了快乐。当里奇尔夫人去做客时，瓦格纳演奏了自己《音乐协会》中的抒情曲，我相信你对这抒情曲也是十分熟悉的，这位优秀的女士告诉瓦格纳，在我的影响下，她对这出音乐已经非常熟悉了。对于里奇尔夫人的话，瓦格纳感到既骄傲又惊讶，于是他急切地想要私自会见我。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在星期五晚上邀请我前去拜访。温德西也向他们转达了我的意思，但是很遗憾，由于职务、工作和其他的限制，我无法在那天前往，因此我建议他们将会见时间改在星期天下午。那天，温德西和我一起去了那幢房子，教授一家都在那里，可独独就缺了理查·瓦格纳：他化了妆，用某种巨大的头饰盖住自己的脸出门了。里奇尔夫人将我介绍给了这个杰出非凡的家庭，我接受了他们一家要求我于星期天晚上到访的诚挚的邀请。

你可以想象得到，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会有多么激动。你得承认，在我新加入的这个社交圈内，肯定有着某些类似传奇的东西围绕在这位难以接近的英雄周围。我将要出席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场合，对此我十分重视，因此我要好好地修饰一下。凑巧的是，我的裁缝答应在星期天给我送过来一件新做好的黑色燕尾服，真是万事顺利啊！星期天那天，天气恶劣，雨雪交加。一般人都不会想出门，因此R下午的来访让我万分感动，我非常兴奋，没有感到一点懊恼。他和我喋喋不休地谈了一大堆诸如埃里亚哲学及其哲学中上帝之本质等问题。他是学校奖学金的候选人，正在着手准备一篇由亚伯伦斯命题的《亚里士多德之前上帝思想的发展》的论文，而他当时真正的工作是在解决有关意志的问题。夜幕降临之时，罗默特起身告辞了，可此时裁缝却并没有赴约。

我陪着他出门，一直走到了裁缝店门口。一跨进店门，我便看到裁缝的伙计正在缝制我的衣服，而他们再次向我保证一定会在三个小时之内就把衣服送到。我离开了裁缝店，对事情的一切进展都深感满意。在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了京茨西，买了份《风言风语》，报纸上的一条新闻让我颇为满意，文章大意是说瓦格纳正在瑞士，政府正在为他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这条新闻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知道自己马上就可以见到他，我甚至知道昨天他收到了那个年轻国王的来信，国王在信封上写道：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收。

我回到了家里，可是裁缝却依然没有到来。我坐了下来，开始惬意地读着一篇研究欧多西亚的论文，远处不时传来令人讨厌的噪音，这极大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最后，我听到了那道关闭了的古旧的铁格栅被敲击的声音……”

敲门的人是裁缝，他给尼采带来了新的燕尾服，尼采试了衣服，觉得非常合身。他向这位巧手艺人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可是裁缝却站在原地，要尼采当即将报酬付给他，当时尼采正处在经济窘迫的时候，只好提出了另外一种支付意见，可是裁缝却拒绝了这一方案，面对裁缝的意见，尼采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裁缝见尼采并不付钱，便又拿着衣服离开了，只留下尴尬的尼采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他垂头丧气的，却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另外一件黑色礼服，在尼采眼里，这件衣服似乎无法被穿着“合适地去见理查”，但最后他还是把那件衣服穿上了。

“此时已经是八点一刻了，门外还下着倾盆大雨。再过一刻钟我就要和温德西在剧院咖啡馆见面了。我冲进了这黑漆漆的雨夜，此时的我是个穷光蛋，穿着一身黑，连件像样的燕尾服也没有，但这并不妨碍我情绪的激动。命运女神眷顾了我，在这个寒冷的雪夜里，我觉得平日里普通的街道被罩上了神秘和不同寻常的气氛。

当我们走进了布罗克豪斯家舒适的客厅时，客厅里坐着几个他们家的近亲，除此之外，别无他人。他们将我介绍给了理查，面对他，我只是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向他表达了我的敬意。他对我成为了他的音乐的忠实信徒这一件事非常感兴趣，一边不厌其详地问我整件事的情况，一边高声诅咒他自己创作的所有作品，当然这些被诅咒的作品不包括他在慕尼黑写的那些令人称赞的作品。他滔滔不绝地嘲笑了弦乐队的指挥们，他认为那帮家伙总觉得自己很懂音乐，老是提出忠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先生们，再多一点激情。来吧，情绪再饱满一些，朋友们。’他操着惟妙惟肖的莱比锡口音说。

我是多么想与你共享那晚的欢乐，它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特别，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以至于到如今我都无法恢复原有的平静，使我无法用优美的语言向你叙述这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在晚饭之前，瓦格纳亲自演奏了《音乐协会》中的所有主题音乐，并自己模仿了全部的声音，这个过程我无法描述，只能留待你自己去想象了。瓦格纳说话时思路异常敏捷，表述生动活泼，他那充沛的感情和幽默可以打动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其间，我还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聊了叔本华，他深情款款地将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叔本华，他对我说，叔本华是所有哲学家中唯一可以理解到音乐精髓的人。天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听到他这么说时，我是何等的高兴。接下来，他又问我目前哲学界对叔本华的看法是什么，并且尽情嘲笑布拉格的哲学协会，后来他还谈到了哲学家的家庭生活。在谈论了哲学之后，他又为我们朗读了他正在写的回忆录中的片断。回忆录中所写的是他在莱比锡的学生时代，那个场景十分有趣，即使是现在，我一想到他的描述也会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他思路的敏捷、语言的幽默，简直令人惊异。

最后，温德西和我准备告辞时，他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非常友好地邀请我下次再去跟他畅谈音乐和哲学。他委托给我一项任务，就是向他的妹妹和双亲讲解他的音乐，这是一项让我十分满意的任务，我相信我会满腔热忱地去完成任务。当我在不久的将来，心情能够完全平静下来时，我会更为客观地回忆这个夜晚，在信中详细地给你讲述今晚的事情。最后，真诚地问候你，并衷心地祝你健康。”

尼采并没有等待到内心沉静以至于可以好好回味的那一天。他结识了一个圣人，内心受到这个天才的强烈冲击，而震撼的感觉则一直都在他的心里没有消失。他详细地研读了以前被他忽略了的瓦格纳的作品，并认真思考了其艺术作品里所表达的理念，瓦格纳采用了一种方法，可以把诗歌、造型艺术以及和声的分散美融于一体。通过瓦格纳的理想，他看到了德国精神复兴的方向，从此，他那敏感的心灵也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奔驰。

一天，里奇尔对他说：“我有一个让你大吃一惊的消息，你愿意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吗？”这个消息确实让尼采感到极为惊讶，因为那时他才二十四岁，资历尚浅，甚至还没有获得毕业文凭。里奇尔不得不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提议再次重复了一遍。他解释道，巴塞尔大学向他寄来一封信，在信中他们向他询问发表在《莱茵博物馆》上那篇出色论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否能够胜任大学语言学课程教授的职务。里奇尔在回信中向他们解释，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非常年轻，但他确实已经具备了去做任何他自己选择的工作的能力。他甚至在信中这样写，说尼采先生是一个极富天分的年轻人，尼采应聘大学教授这件事虽然没有最后敲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巴塞尔大学对他很满意，应该很快就会发来聘书。

对于这个消息，尼采深感不安，一方面他为这件事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难过，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最后一年自由的时光即将消失了，而他为最后一年制订的学习计划、广泛阅读和旅行的设想也都统统泡汤了。眼看着种种幸福生活在眨眼间就要化为泡影，尼采深感悲伤，但是他又怎么能够拒绝这样一个令人备感荣幸的建议呢？在里奇尔眼中，此时的尼采对即将到来的工作感觉良好，反而对未来有着种种的疑虑，因此他必须要先打消尼采内心的疑虑。这位年长的学者真心诚意地喜欢着他这个天才学生，里奇尔先生兼见解独到的语言学家、形而上学家和诗人几种身份为一身。但他依然喜欢尼采这个年轻的弟子，他喜欢并且信任他。但是里奇尔先生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丝忧虑，他怕尼采迷失在自己过多过好的天性之下，兴趣广泛却浪费了天赋。因此在尼采学习的四年时间里，他不断地向尼采重复着同样的告诫：要强大自身就必须约束自身。现在这个时候，他更为迫切地给尼采重复着这个理念。尼采理解老师的苦心，所以做了让步。他立即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欧文·罗德，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不要再想我们的巴黎之行了！我肯定要去巴塞尔大学任语言学教授，因此我不能去了。我这个人兴趣广泛，甚至想过要研究化学呢！从今以后，我必须得学会放弃。去到巴塞尔，我会多么孤独啊，我没有朋友，没有一个人能跟我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就像音乐中的三度音调、小调或长调那样的共鸣。”

考虑到尼采一直以来的优异表现和眼下特殊的情况，莱比锡大学同意他没有经过考试就毕业，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们可不愿刁难他们的巴塞尔大学的同行。

之后，尼采回到了瑙姆堡，他花了几个星期跟家人待在一起，对于这个结果，全家都备感欢乐和骄傲，在他们看来，尼采如此年轻就已经获得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可是尼采总是不耐烦地驳斥她们：“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教书匠而已。”4月13日，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

“这是我在家里度过的最后的假期，最后一个夜晚。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家庭，去投身于这个大世界了。从此之后，我要开始承担责任和义务，我全新的职业生涯即将在沉闷的气氛中开始。我不得不再对我的过去说声再见：永别了，我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每分每秒都纯属于我一个人。从此之后，艺术和世界就只是纯粹的图景，只存在于我的精神之中——这一时代将永不复返。现在，冷酷的责任女神开始主宰我的生活，而我悲伤的时代自此也拉开了序幕。你还记得那首忧伤的学生之歌吧，是的，是的，现在我已经和歌词里所说的一样，变成了一个庸人。

无论何时何地，谚语总是会得到应验。要想得到回报就必须要付出。但是必须要明白，束缚自己的东西是阻止你前进的铁链还是帮助你向上的绳索。面对生活中的未知环节，我仍然有勇气去打破它，我愿意冒着这样或是那样堕落的危险去尝试危险的生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我身上看到任何可以胜任教授这一职位的特质。宙斯和缪斯垂青于我，让我有机会与众不同，免去流于平庸的命运。我无法想象出自己成为我所不齿的人和场景。除此之外，我更害怕自己落入成为职业动物的庸俗之中，但只要投入工作当中，堕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每日工作，持续专注于整件事和某个问题，这种生活状态就像秤砣一样压迫着我的心灵，让我无法感受到自由的感觉，我相信这种感觉完全能够毁掉我心中那哲学感的根基。尽管如此，相比大多数哲学家而言，我相信自己能够更为平静地面对这种危险，因为我心中有着哲学家所特有的严肃，伟大的神秘教义者叔本华已经清晰地向我揭示了生命和思想之真实和基本的问题，以至于我决不允许自己可耻地背叛自己的思想。我的愿望很简单：我想用这种新鲜血液使我的科学研究重焕青春，并向我的听众宣讲叔本华的真诚，让这位高尚的思想家的前额焕发出异彩。这样的期望很大胆，因为我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老师。我一直在对我们这个时代老师的职责进行思考，我急切地关心着我们的下一代，这使我十分向往老师这个职业。我们无法逃避人生，因此我们必须忍受然后竭尽全力地去利用它。当我们解脱之日，我们至少还能够告诉别人我们生命中的价值。”

弗里德里希·尼采简直是在杞人忧天，要是他能够预知未来的生活的话，他的心情就一定不会如此悲伤，反而会十分兴奋。理查·瓦格纳，他所崇拜的伟人，住在离巴塞尔不远的地方，并且即将成为他的朋友。 z9dvfi6WKy/XC0yUBAb8Dz8c1xhX1P4QzvMapicU2h/EZ/LYqQbb6B4PPo91W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