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助自助者”， 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箴言，具体地说，就是经过人们丰富经验所产生的结果。自助精神是个人所有真正成长的根源，它体现在生活的众多方面，构成了国家强盛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外界的帮助使人更加脆弱，自助却使人得到恒久的鼓励。无论你为一个人或阶级做了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减弱了他们为自己干活的激励与必要性。在人们受到过分引导和过分监管的地方，其必然趋势是使人们不能自立。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能给人积极的帮助。或许，制度所能做的，顶多就是给予人们发展自我与改进个人状态的自由。但是，人们总是趋向于相信他们的幸福和成功是通过制度而不是自己的行为来确定的。因此，靠立法推动人类进步的价值通常被大大地高估。每隔3～5年选举1～2个立法者，形成立法机构上方的组成部分。

然而，尽管这项义务被诚挚地执行，对人们的生活和天性却并没有起到积极的影响。甚至，人们日渐懂得，政府的功能是消极和有限的，而不是积极和有效的；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保护——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如果被明智地执行，可以确保人们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论思想或身体。他们只需付出相对来说很小的代价。然而，再严厉的法律也无法使懒惰之人变得勤勉，使奢靡之人或嗜酒之徒有所节制。这种改变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节俭和自我克制才能生效，即通过好的习惯而不是大的权力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其组成个体的反映。高于人民的政府不可避免将被拉回到人民的位置，同样，低于人民的政府迟早将被提升到人民的位置。依据事物的规律，一个国家的整体特征总能显示适当的法律及政府的运行结果——就像水能显示水平线一样。贵族受高贵的统治，无知及腐败的人则受无知的统治。事实上，所有经验都证实：一个国家的富强取决于其子民的天性，而非其制度。因为国家仅是社会个体的集合而已，而文明自身也只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孩子完善个人的问题罢了。

国家的进步是社会个体勤勉、能干、正直的结果，正如国家衰败是社会个体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谴责的社会邪恶，在很大程度上，却源于我们不断堕落的生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尽量减少或根除它们，但是，它们却会以另外的某种形式重新复苏，除非个人生活及民族天性赖以存在的环境得到彻底的改进。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得出结论是： 最高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不在于改变法律和修改制度，而在于帮助和激励人们通过他们自己自由且独立的个人行为来提高自我。

一切事情都由个人的内因所决定，外因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最大的奴隶并不是被暴君所统治的奴隶（尽管这种统治是极大的罪恶），而是自身道义上无知、自私、邪恶的奴隶。一个充满奴性的民族仅通过统治者或制度的改变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只要这种致命的幻念盛行，自由将仍由政府掌控。即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种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曾经身处奴化幻觉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和持久的效果。个人的天性是自由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的可靠保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得很对： “只要允许个性的存在，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恶劣的后果；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

关于民族进步，时常涌现一些古老的谬论。有些会呼唤恺撒式的救星，其他一些人则呼唤国家作为救星，另外还有些人则寄希望于议会法令。我们在等待恺撒，然后我们发现“谁承认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条教义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由人们自己做主。如果这样的教义被作为指导，社会的自由良知将被破坏，它将迅速为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恺撒主义是人类偶像崇拜中最坏的形式——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其产生的效果与绝对崇拜财富产生的效果一样。另一个 对人们起谆谆教导作用的更加健康的教义便是自立精神。 一旦它被完全领悟并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将销声匿迹。自立精神与恺撒主义是直接对立的，正如雨果对笔和剑的论述，“其中一个会杀死另外一个”。

至于国家和议会法令的力量，也只不过是普遍的迷信罢了。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威廉·达刚曾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的闭幕式上讲道：“说实话，在我的印象中，从未听到我的同胞提及‘独立’一词。我听得最多的是，如何从这里、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取独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边的外国人身上等论调。当我以最大限度去衡量通过这种交流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时，我的内心常深深地感到，我们工业的独立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我相信，只要把精力放在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上，我们将会比任何时期都有更好的机遇和光辉的前景。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但 坚忍不拔才是成功的巨大动力。 只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前进，我深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将达到一个共同舒适、幸福、独立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带给其他人。”

任何国家都是无数代人思想与劳动的结晶。生活在各个阶层及条件下的坚忍的劳动者们，包括土地的耕耘者、矿山勘探者、发明家、探险家、制造业者、机械工、手工业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为缔造自己的国家作出奉献。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并把劳动成果不断推向更高的阶段。这些不断延续的伟大劳动者——文明的缔造者——在混乱的工业、科学、艺术中创造了秩序。因此，生存着的种族，在自然的演化进程中，成为通过我们祖先精湛技艺和辛勤劳动所创造宝贵财富的继承者。这些财富在我们的手中得以耕耘，并下传给我们的继承者，在此过程中，它非但毫发未损，反而会得到更大的完善。

自立精神，正如它在充满活力的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在任何时代都是英国人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衡量国家力量的真正标准。通常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个人，在做了群众的领袖之后，获得公众的尊敬。但是我们的进步同样归功于成千上万的无名小辈。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役中，尽管只有将军们名垂青史，但在很大程度上，战争的胜利是通过士兵们发挥个人的勇猛精神和英雄主义才赢得的。

同样地，生活也是一场“士兵的战斗”——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是最伟大的劳动者，其中绝大多数人们终生默默无闻。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影响力虽然无法与那些有幸名垂青史的伟人们相比，但是，即便是最卑微的人，只要他在勤奋、节俭、对生活保持公正诚实的态度等方面在其同胞面前作出榜样，那么，他对他祖国的美好生活就产生了现实和长远的影响。因为他的生活和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并在未来被推崇为时代好榜样。

日常经验表明， 充满生机的个人主义对他人的生活和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真正的实效教育。 与此相比，小学、中学、大学给予人们的教育只能算是最简单的文化启蒙而已。来自我们家庭、街道、商店柜台、生产车间、织布机坊、耕地间、财务室、手工作坊、拥挤嘈杂的人群的日常生活教育，却更加具有影响力。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最后的指导，即席勒所谓的“人生历程的教育”，它表现在人的行为、品行、自我修养、自我驾驭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在于正确地指导人们，使他们在人生责任和事业上作出适当的行动。这种教育是无法从任何书本或大量学术训练中获得的。培根用他那惯有的颇具分量的语言说道： “学习并不能教会人们怎么用它们，那是一个属于学习之外并超越学习的智慧，它只能通过亲自观察实践来获得。” 这句话既适用于实际生活，也适用于对才智本身的培养。所有的实践都证明并增强了它的合理性， 一个人的自我完善是通过工作而不是通过读书得来的——是生活而不是文学，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是性格而不是遗传，它在永久地完善人类。

伟人的传记，特别是那些品行良好的伟人传记，在为他人提供帮助、指导和动力等方面，仍然是最具启发和最有效的。有些佼佼者的传记无异于给人类带来的福音——教给人类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尚的思想和充满活力的行为。这些有价值的榜样充分展示了自立、耐心、奋斗和坚守良知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形成高贵品质的过程中。它所展示的语言不会让人误解他们获得成功的力量，它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自尊和自助的效力：它能使那些地位最卑微的人为自己赢得令人尊敬的实力和崇高的声望。

科学、文学和艺术界的伟人——伟大思想的传导者和宽宏心灵的使徒——他们并未脱离社会阶层，他们同样来自学校、车间、农舍——来自穷人的茅草屋或富人的高楼大厦。甚至某些上帝的最神圣的使徒也是来自“社会阶层”。最穷苦的人有时也会位及巅峰，在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没有困难被证明是根本无法战胜的。这些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这些困难能激发他们勤劳和坚忍的能量，并把这种能量转化成生存的本领和技能。现实中通过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计其数，这也是箴言 “有志者事竟成” 的最好的证实。著名的例子有：出身理发师的最富有诗意的神学家杰勒米·泰勒；发明珍妮纺纱机并成为棉纺织业奠基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英国上议院最卓越的大法官之一腾特顿；最伟大的风景画画家特纳。

没有人确切的了解莎士比亚。但不容置疑的是，他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屠夫兼牧场主，莎士比亚年少时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梳毛工，其他人则认为他可能会做学校的门卫，以后顶多成为一名代写文书的文员而已。他确实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人类的缩影”。他描写海洋的措辞是如此的精确，以至于一位海军军官还断言他以前肯定是名水手；而一位神职人员则表示，从莎翁作品中的种种迹象看来，他以前很可能是一名牧师的文员；一位出色的鉴马师则坚持认为莎士比亚以前是个马贩子。莎士比亚无疑是个演员，在他的一生中，他“扮演了多个角色”，从广泛的经验和观察中他收集了丰富的知识。在任何一件事情中，他都是一名用心的学生及勤奋的工人，直到今天，他的作品对英国人品格的形成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普通的劳动者阶层中，产生了工程师布兰德雷、航海家库克和诗人伯恩斯。有令泥瓦工和砌砖工们引以为豪的，在林肯法学院工作时总是手中拿着装有书的工具口袋的本·约翰逊，工程师爱德华兹和德尔福特，地理学家休·米勒，作家兼雕刻家阿兰·卡林汉姆。在众多杰出的木匠中，有建筑师伊利戈·琼斯，天文钟制造者哈里逊，生理学家琼·亨特，画家罗姆雷和欧比，东方学专家李约瑟和雕刻家约翰·吉卜生。

从纺织业阶层中产生了数学家西姆森，雕刻家培根，鸟类学家弥尔纳、亚当·沃克、约翰·福斯特、威尔逊、传道士利文斯通博士、诗人唐纳西尔。在鞋匠中产生了伟大的海军上将克劳德斯雷·肖威尔爵士，电力学家斯特金，散文家塞缪尔·德鲁，《季刊评论》的编辑吉福特，诗人布莱姆菲尔德，传教士威廉·卡雷，另一位传教士莫里逊则曾经是一位鞋楦制造商。在过去的几年里，班佛的鞋匠中出现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爱德华兹的资深博物学家，在从事贸易的同时，他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于研究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他对细小的甲壳虫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这个新物种被博物学家们命名为“普拉尼茨·爱德华兹”。

裁缝们也是很优秀的。历史学家约翰·斯通曾有一段时间经营服装贸易。画家杰克逊成年以前一直在做衣服。曾在波依蒂尔斯因为表现突出而被国王爱德华三世授予爵士称号的约翰·霍克斯伍德，早年是伦敦一位裁缝的徒弟。同行中，1702年在维戈摧毁敌人栅栏网的海军上将霍布林，也曾在威特岛靠近本彻奇的一名裁缝那儿当学徒。当年当听说海军战士要经过该岛时，他从裁缝店跳出来，和一群同伴来到海边，欣赏海军通过时的壮观景象。这孩子突然有了当水手的雄心壮志，他跳进一只小船，滑向海军舰区，抵达海军司令的船，最终被接受作为一名志愿兵。多年以后，他衣锦还乡，还在他曾经当过学徒的小屋吃熏肉和鸡蛋。裁缝出身的人当中，最杰出的要数安德鲁·约翰逊了，美国现任总统——一个具有超常品质和出众才华的人。他在华盛顿的就职演讲中说到，他很早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他是裁缝出身。”“某些先生说我曾是一名裁缝，这根本不会使我感到难堪，在我做裁缝之时，由于我做的衣服很合身，我享有好裁缝的美誉，我总是热情地对待我的顾客，并且总是把工作做得很好。”赞美中夹杂着讽刺，似乎又有点当真，这便是约翰逊的性格特征。

卡迪纳尔·沃尔塞、德·福、阿肯赛德、科克·怀特等人都是屠夫的儿子，班扬曾是补锅匠，约瑟夫·南卡斯则是一名编篮子的工人。以共同参与蒸汽机发明而著名的纽卡门、瓦特和史蒂芬森，第一个人是名铁匠，第二个人是名数学仪器制造商，第三个人是生产灭火器的。传教士亨廷顿最初是名运煤工，“木刻之父”伯威克曾是名煤矿工，多雷斯是个仆人，霍尔克罗夫特是名马夫，航海家巴芬是以一名普通水手的身份开始他的航海生涯的，克劳德斯雷·肖威尔爵士是仓管员出身，哈斯切尔曾是军乐队的双簧管演奏者，查特雷曾是个熟练的雕刻工，艾迪是名熟练的印刷工人，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是小餐馆老板的儿子。迈克尔·法拉第是铁匠的儿子，早年曾是一名装订书籍的学徒，并在这个行业一直干到22岁，他现在已经成为一流的哲学家，名声胜过他的导师。汉弗莱·戴维爵士则清晰地阐述了自然科学的众多难点和深奥之处。

在那些对天文学作出伟大贡献的人中，有哥白尼，一位波兰面包师的儿子；开普勒，德国酒店老板的儿子，自己也曾是“有歌剧表演的餐馆的服务生”；达隆巴特，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巴黎圣让宏教堂的台阶上被人捡到的弃婴，由一名玻璃安装工的妻子抚养长大；牛顿和拉普拉斯，前者是格兰泽姆附近一名小地产商的儿子，后者则是汉弗勒附近的波蒙特奥奇一位穷苦农民的儿子。尽管他们早年处于这样一种不利环境，但通过把天赋付诸于实践，他们获得了坚实和永固的荣誉，这些荣誉是人世间所有财富都无法购买的。事实上， 拥有财富相对于出身卑微更加有碍于人的成长。 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拉格朗日的父亲曾在都灵担任战时财务主管，但由于父亲的投机活动，他的家庭陷入贫困的深渊，成名之后，拉格朗日习惯于把他的名望与幸福归功于这种困苦的环境，他说：“如果那时我很富有，我很可能不会成为数学家。”

在英国历史上，牧师和宗教教长的儿子往往特别优秀。这些人中有名载海军英雄史册的德拉克和纳尔逊；科学精英沃纳斯顿·杨·伯内费尔和贝尔；艺术才俊莱恩、雷诺尔兹、威尔逊和威尔克；法律专才瑟罗和坎贝尔；文学天才阿迪孙、托马斯、古德史密斯、科勒里奇和特里森。在印度战争中赫赫有名的罗德·哈丁、科勒内尔·爱德华兹和梅杰·哈德森，也是牧师的儿子。事实上，印度的英帝国的建立及维持，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克里夫、瓦伦·哈斯丁和他们的继承者——他们绝大多数在工厂出生，并被训练成具有事业心的人。

在律师的儿子中，杰出的人物有：埃德蒙·伯克，史密顿工程师，司格托和伍兹沃斯，斯莫斯勋爵，哈德维克和丹宁。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是一名丝绸商人的遗腹子；吉福特勋爵的父亲是多佛的一名杂货商。登曼勋爵曾是一位内科医生；法官塔尔福德曾是一位乡村酿酒师；首席男爵波洛克逊曾是查伦交易市场的马鞍贩子；发现尼尼微纪念碑的莱亚德，曾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文员；水压器和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发明者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曾接受过法律知识的培训并一度职业为律师。弥尔顿是伦敦一名公证人的儿子；波普和邵西是布商的儿子；威尔逊教授是巴斯雷俊一名制造商的儿子；麦考雷勋爵出身于一个非洲商人世家。凯兹曾是一名药商；汉弗莱·戴维曾是一名乡村药剂师的徒弟，谈到自己，戴维曾说：“至于我的过去，我在谈及时，将抛开虚荣心，纯粹以平常心态去对它。”被人称为“自然历史科学界牛顿”的理查德·欧文，早年是海军学校的见习生，起初他并未迈入科学研究的行业，直到晚年他才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渊博的知识源于为约翰·亨特辛勤收集的巨大博物标本做分类工作，这项工作耗费了他在军医学院整整10年的时间。

在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扭转厄运的人中，外国人的数量并不比英国人少。在艺术界，有糕点工的儿子克劳德；面包师的儿子吉福斯；钟表制造商的儿子利奥波德·罗伯特；车轮制造人的儿子海顿；还有歌剧院布景师达格尔勒。格雷戈理七世的父亲是名锯木匠；萨克特斯五世的父亲是一名牧羊人；阿德利安六世的父亲是名穷困潦倒的平底货船船员。孩提时代的阿德利安，因为支付不起学习所需照明的费用，只好借助街上和教堂的灯光来完成功课，这种坚忍与勤奋的精神充分预示了他未来的卓越。同样出身卑微的杰出人物，还有矿物学家豪依，他是圣贾斯特一位纺织工的儿子；机械师霍特菲勒是奥尔良一名面包师的儿子；数学家约瑟夫·弗雷尔是奥克塞纳一名裁缝的儿子；建筑学家德兰特，是巴黎一位鞋商的儿子；博物学家格斯勒是苏黎世一位皮革商的儿子。格斯勒初涉人生，便遭遇了贫困、疾病、家庭灾难等不利因素，然而，所有这些不利都没有使他丧失勇气，阻碍他进步。他的人生经历充分说明了这样的真理： 有很多事情要做并乐意去做的人会拥有更多的机会。 另外一个具有同样特征的人，皮埃尔·拉玛斯，是皮卡迪一对穷苦人的孩子，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人雇用去放羊。但他因为不喜欢这个职业而逃到了巴黎，历尽艰难之后，他成功地进入纳瓦拉大学当雇员，这个环境为他开辟了一条学习之路，他很快便成为他们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化学家沃克林是卡瓦多斯圣安德鲁一带一个农民的儿子。上学时，他尽管家境贫寒，却很有才华，他的老师总是习惯于这样称赞他的才华：“继续下去，我的孩子，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将来你定会像教区执行官那样尊贵的。”一位参观该校的乡村药剂师赞赏这孩子强健的臂膀，答应让沃克林去他的实验室做捣碎药片的工作。沃克林希望能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于是他接受了这份工作。但这位药剂师不允许他在学习上花费任何时间，当了解到这样的事实，这位青年人马上辞去这份工作。他背着帆布包，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到达巴黎后，他试图找份为药剂师当侍童的工作，但是没有找到。在疲劳与贫困的双重打击之下，沃克林终于病倒了，被人送进医院，在医院，他断定这次自己死定了。然而好运却降临在这个苦命的孩子身上。康复之后，他又重新出去找工作。终于，他找到了一名药剂师。随后他认识了著名化学家福克罗伊，福克罗伊非常喜欢这个青年人，并把他当成自己的私人秘书。多年之后，当那位伟大的化学家逝世之时，沃克林作为化学教授继承着他的事业。1829年，家乡的选民选举沃克林当议会代表，他载誉回到了他那阔别多年、曾使他历尽苦难的家乡。

在军队中，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军队中从低级军官上升到最高级军职的成功事例相当普遍，相比之下，在英国军队中则太少。 “成功的道路时刻为那些能干的人敞开着” 这一真理早已被实践所证明，成功之路是公开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就看你如何去奋斗了。

霍奇、哈姆伯特、彼奇格鲁等人，都是从士兵开始他们的军职生涯的。霍奇在皇家军队服役期间，做的是给马夹绣花的工作，赚钱购买用于学习的军事方面的书籍。哈姆伯特年少时是个不可救药的恶棍，16岁时他逃离家乡，先在南斯地区给一名商人当仆人，随后在里昂给人打下手，再后来又成为野兔毛皮商贩。1792年他报名参加了志愿兵，一年之内就成了旅长。克勒伯、拉费耶尔、舒谢特、维克多、蓝纳斯、苏尔特、马斯纳、赛特·塞尔、德隆基、穆拉特、沃戈洛、巴斯叶赫和列伊等人，也都是普通士兵出身。

有些情况下提升得快，有些情况下提升得慢。圣·塞尔是多尔地区一名制革工人的儿子，开始他是名演员，之后，他在沙塞尔斯报名参军，一年之内被提升为上尉。伯鲁罗公爵维克多1781年参军，在法国大革命中他被除去军职，在对外战争中他又应征入伍，随后的几个月中，他的勇猛和才智迅速得到赏识，被提升为副少校和营长。莫拉特·白里戈特是一名乡村小餐馆老板的儿子，曾在军队中照看马匹，他首次参军是在沙塞尔斯的一个军团，由于他不服从上级命令，被该军团赶出军营，但他又参了军，不久被提升为上校。列伊18岁报名参军，一步一步被提升。但克勒伯的才华很快便被发现了，人们称他为“不知疲惫的人”，年仅25岁的他被提拔为副将。

还有一种情况，苏尔特是在参军6年后才从士兵升到上士的，然而这种提升却比马斯纳要快得多，后者是参军14年后才成为上士的。尽管后来他连续获得提升，一步步爬到上校、师长和元帅的职位，他宣称，获得上士这个职位是他花时间最长的，也是赢得其他职位的起点。类似上述的成功升迁在如今的法国军队中仍然存在。熊戈里尔1815年是作为普通士兵加入皇家童子军的。巴高元帅作为普通士兵在军中服役了4年，然后才成为一名军官。兰登元帅，当前法国的国防部长，他的军旅生涯是从一个小鼓手开始的。在凡尔赛美术馆陈列的他的画像上，只见他的手垂放在鼓面上，这是应他自己的要求绘制的。这样将激励着法国士兵饱含热情地献身于军职工作，因为每一名士兵都觉得也许某一天自己的军用背包上也会插上元帅指挥棒。

凭借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奋斗，使自己从最卑微的社会底层上升到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上层，这些事例在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难以将这种情形当做生活的例外。只要看一看这些成功者中那些出色人物的境遇，我们就可以说， 早年遭遇的人生艰难和困境真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

英国国会的下议院就一直有这么一批出身贫寒、通过自我奋斗成功的议员——他们是勤奋人民的代表，使我们的立法机构大为增光，也深受欢迎和尊敬。最近出现的沙尔福特选区的下院议员约瑟夫·布拉哲顿，在下院辩论有关《十小时工作法案》的过程中，以自己曾在一个棉纺厂当童工的遭遇为依据，备受同情和关怀，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部法案制定过程的各种细枝末节，并草拟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备受同情和关注。”确实，若非现在他具有权力，他还真是无法改善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詹姆士·格雷汉姆爵士在布拉哲顿发言完后立即站了起来，在议院的欢呼声中，他说在此之前，他一直不知道布拉哲顿先生的出身是那么卑微，但这个事实使布拉哲顿先生在下议院比以前更受人尊敬了，试想，一个出身那么卑微的人，能一步一步奋斗上来，以同等身份同贵族的后代们平起平坐，怎能不让人感到自豪，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阿德海姆选区晚进的议员福克斯先生则习惯于以“当我在诺威奇当纺织童工的时候”这样的词句开头向别人推介他昔日贫寒的经历。在国会议员中还有一批健在的同样出身低贱的人。众所周知的船舶业主林赛先生，直到最近还是桑德兰地区的国会议员。一次，在回击他的政敌时，他把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告诉了威蒙斯选区的选民们：14岁时他就成了孤儿，当离开格拉斯哥去利物浦的时候，他身无分文。船长同意带他走，但必须以提供劳动力作为交换，即他换取此行路费的代价是在轮船上为蒸汽锅炉不断铲送煤炭。到达利物浦后的整整7个星期里，他找不到工作，他忍饥挨饿，住在茅草屋里，几乎要绝望了，最后他终于在一艘船上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上船当了童工，由于他品行良好又能吃苦，不到19岁他便被提升为船长。23岁时他退出了海上业务，从事岸上业务，之后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快。“我成功了，”他说，“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持之以恒地工作，以及时刻坚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伟大原则而走向了成功。”

贝德比郡现任国会议员、白金汉宫的威廉·杰克逊先生的人生境遇同林塞先生相似。他的父亲是南开斯特市的一位内科医生，父亲死后，留下一个由11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其中，威廉·杰克逊排行老七。父亲在世时年长的孩子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父亲死后，年纪小的孩子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变。12岁时，威廉失学了，他在一个轮船码头做苦力，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老板得病后，他被带到办公室，在那里他拥有了更多空余时间。这给了他阅读的机会，他得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或白天，或黑夜，他从头到尾读完了该书。后来他投身贸易活动，因为他的勤奋而大获成功。现在，他的船只航行于各大海洋，同世界各国保持着商业往来关系。

与上述人物相似的人中，最近出现的有理查德·科布登，他同样也出身卑微。他是萨斯克斯的米德哈斯特一位农民的儿子，小小年纪便被送往伦敦，在该市一个仓库做童工。他勤奋且行为规矩，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他的主人是旧式学校出来的人，警告他别读太多的书。但他不听，继续他的事业，他把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财富铭记在心。很快他获得提升，从一名财产托管员到旅行推销员——从中他建立了大量的关系网络，最后，他在曼彻斯特从当印花布漆工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由于他对公共事业，尤其是对公众教育颇感兴趣，他的注意力渐渐地被有关谷类贸易法令的问题所吸引。为了废止该法令，他可以说是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财富和毕生精力。在这里要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他首次在公众面前发表的演讲彻底地失败了。但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毅力、实干精神和充沛的精力，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实践，他终于成了公共演说家中最具说服力和最具震撼力的人之一，就连一向不苟言笑、吝啬于赞扬别人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也不得不对科布登的演讲给予赞美。法国驻英国大使德鲁阿·德·鲁斯先生曾精彩地评论科布登先生，认为他是“一个依靠个人才能、毅力和勤奋所能完成一种杰出伟业的标本；他是那些出身贫寒却通过发挥自己的价值和才能，跻身社会公共生活并受人尊敬的上层人士中最完美的例子；最终，这个品格坚定的罕见例子在英国人的性格中承传了下来”。

上述所有这些例子表明， 要取得杰出成就必须依靠个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好逸恶劳的懒惰品行必然与杰出成就无缘。 正是勤劳的双手和大脑才使得人们富裕起来——在自我修养、智慧增长、商业兴旺等方面。一个人即使出生于富贵和社会上层之家，他也得靠实干才能获得稳固的社会声望。因为，虽然几英亩的土地可以承传给后代，但知识和智慧却无法承传给后代。富人也许可以雇用别人为他们干活，却无法通过别人来获得干活的思想，或者说从中买到任何形式的自我修养。事实上，只有通过实干才能在任何事业追求中取得杰出成就，这种说法在某些富人的经历中得到的验证就如同在德鲁和吉福特的经历中所验证的一样，他们的学校就是补鞋店的摊位，休·米勒也是一样，他的人生大学就是克洛马迪的采石场。

安逸的生活对一个要达到最高教养的人来说并不是必需的，而且那些出身卑微的人们在任何时代都从未给这个世界增添任何沉重的负担。安逸和奢华的生活无法使人成为艰苦奋斗或敢于直面艰险的人，也不会使人认识到朝气蓬勃的行为在生活中所能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事实上，贫穷并不是不幸和痛苦，通过坚持不懈的实干，它将会转化成一种幸福；它能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勇敢地去战斗。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某些意志薄弱者也许会通过自甘平庸或堕落来换取安逸，但是，那些意志顽强的人则会从中获取力量、信心和胜利。培根说得好：“人类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的财富，也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的实力：对于前者，人们竟把它信奉为无所不能的东西；对于后者，人们又太不把它当一回事，对自己的实力太缺乏信心。自力更生和战胜自我将教会一个人从他自身能力的水池中吸取动力，从自己的实力中品尝到甜蜜的面包，学会正确地劳动以养活自己，并认真地扩展好的事物来干好自己的工作。”

富裕对贪图享乐和自我放纵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尤其对那些被欲望所驾驭而缺乏自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绝大多数的富人仍然能够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奋发努力地工作——他们 “鄙视享乐而生活在辛勤劳动的时光里”。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富人阶层都不是懒汉，因为他们为这个国家尽心尽职，甚至在国家危难之时付出更多。值得称赞的是，在帕尼苏拉战役中，有一名陆军中尉带领着他的骑兵团穿过了湿地和沼地。今天，在塞巴斯托波尔荒芜的斜坡和印度燃烧的土地上，诞生了一批具有自我控制和奉献精神的绅士阶级。众多的贵族同胞们，他们拥有社会地位和财富，但仍然冒着风险，或是牺牲，活动在为祖国服务的一个或多个领域。

在哲学和科学的和平探索活动中，富人阶层也表现得很突出。例如，大名鼎鼎的现代哲学之父培根，以及科学家沃塞斯特、波伊勒、卡文迪希、塔尔波特和罗斯。罗斯被认为是一为伟大的贵族机械工，如果他不是出身贵族的话，他将会摘取发明家的最高桂冠。他熟练铁匠的工作，以至于一位不了解他身份地位的制造商说服他接受一个在大型制造车间当班长的职务，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一个专业上。著名的罗斯望远镜就是由他组装而成的，这无疑是迄今为止已组建的最杰出的仪器。

但是在上层社会中最勤奋的人主要存在于政治和文学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获得成功同在别的领域里一样，也只能靠勤奋、实干和学习才能获得。杰出的部长或议会领袖，肯定是最辛劳的工作者了。如巴麦斯顿、德比、罗素、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根据《十小时工作法》，这些人本来享有工作不超过10小时的权利，然而，经常在议会最繁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可说是“上双班”了，夜以继日地做。

当今最能体现这种工作者的人莫过于罗伯特·皮尔爵士了。他在连续进行脑力劳动方面具有非凡的能量，且从未吝啬自己这方面的能量的发挥：事实上，皮尔爵士的人生经历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一个具有相对适度能量的人通过勤奋实干将会完成多少事情啊！在他当国会议员的40年里，他的工作量异常庞大。他是一个诚恳踏实的人，无论做什么，他都自始至终坚持把它做好。他所发表的所有言论，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证明他对任何所涉及的事物的悉心研究。他是如此细心甚至有些过度；他不辞辛劳地使自己满足各种听众的口味。此外，他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意志力，以及用坚定的双手和眼神指挥行动进展的能力。从某些方面讲，他超越了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原则得到了弘扬；不但不会衰落，而且使他的个性走向更加成熟。他坚持敞开心扉接受各种新观点，以使自己走向成熟。尽管许多人认为他在超越过去方面显得过于谨慎，但他不允许自己陷入对过去的盲目崇拜之中，这会麻痹许多受过教育的心灵，并只能对过去的年代报以同情。

布莱汉姆勋爵辛勤工作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的榜样。他为社会服务超过60年，在这60年里，他在众多领域工作过——法律、文学、政治和科学——而且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是如何奋斗的，这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说是当有人要求塞缪尔·罗米利爵士从事某种新的工作的时候，他抱歉说自己没有时间，“但是，”他补充道，“可以去找布莱汉姆这个人，他能腾出时间做任何事。”这其中的秘密在于， 他从不让自己有一分钟的空闲；他有着钢铁般强健的体魄。 大多数人到了退休的年龄时会享受他们终身辛劳所获得的闲暇，或在太师椅上打发他们的晚年，布莱汉姆勋爵却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光线规律的精确研究活动，并把他的研究结果呈献给来自巴黎和伦敦的众多科学读者。与此同时，他又在新闻界发布了他的论文草稿《科学的人和乔治三世统治文献》，并在上议院中按时履行他的法律业务和政治辩论职责。西德尼·史密斯曾劝他别老是把自己投身于要三个强壮的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和事务中。但是，布莱汉姆就是如此地热爱工作——习惯不间断地工作——无论多么繁重的工作，对他来讲都不在话下。他对自己在工作上表现卓越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人说，如果他的人生岗位是擦皮鞋的话，那么，在他成为全英格兰最好的擦皮鞋匠之前他是绝不会满足的。

巴威尔·利顿爵士则是另一个与布莱汉姆具有相同社会地位的勤奋的人。很少有作家能同时在不同领域都取得卓越成就——作为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散文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他工作起来踏踏实实，不贪图享乐，时刻饱含热情和斗志，并不断超越自己。从勤奋这个角度来说，在仍然健在的英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写过那么多的著作，更没有人能产生如此多的高品位的优秀作品来。巴威尔的勤奋完全值得把所有的称赞都集于他一身。在社交“活跃季节”，他完全可以去狩猎，去射击，去休闲娱乐——频繁出入各种俱乐部和欣赏戏剧，参观伦敦的名胜古迹，然后驾车去乡间别墅，带上自己储备好的东西在那里度假，享受乡间户外的无穷乐趣——然后又到海外旅游，去巴黎，维也纳或罗马——所有这些对一个爱好玩乐和富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而且不再使他自愿去长时间从事任何艰苦的工作。尽管有着这么多令人快乐的诱惑，并且是他财力所能及的事情，与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相比，巴威尔拒绝了这种享乐的生活方式，并追求过一种文人的生活。与比隆相似，巴威尔努力创作的首部诗词《杂草和野花》是个败笔。他再次努力的成果是部小说《福克兰》，同样也是失败之作。意志薄弱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放弃创作。然而巴威尔却不，他继续创作，坚持不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通过不断努力，广泛阅读，他从失败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最终走向成功。继《福克兰》之后，他在一年之内又出作品《伯尔哈姆》。从此一发不可收，巴威尔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文学生涯，这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成功的作品。

迪斯雷利先生则以实干创造了杰出的公职生涯，同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像巴威尔一样，他是在文学领域取得了第一个成就的。他也是在遭受了一系列失败的打击之后才获得成功的。他的作品《阿尔罗伊的神奇传说》和《革命的史诗》遭到人们的讽刺，甚至被人们视为神经错乱的标志。但他继续从别的方向进行努力。《康宁斯比》、《西比尔》和《坦康雷德》便是他创作出来的精品。作为一名演说家，他在国会下院的首次演讲也是个失败，被人们戏称为“比阿德尔菲的滑稽剧还要厉害的尖锐叫声而已”。他在乐队担任词曲作者，而他本人也有雄心壮志，试图创作出一流的词曲作品来，然而，他所创作的歌曲中的每个句子，人们都报以“哄堂大笑”，悲剧《哈姆雷特》被他演奏成了与原剧精神背道而驰的喜剧。最终，他以颇有预见性的语句结束了这个插曲。他那充满学识的演说遭到别人的冷嘲热讽，在苦恼之际，他向人们大声说道：“我尝试过很多事情，并且最终都获得了成功。总有一天，我将会再次坐在这里演讲。”

最终，这一天到来了。迪斯雷利是通过勤劳和实干获得成功的，他在世界第一次绅士大会上那动人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奋发向前的力量和将会干出一番卓越成就的决心。与许多青年人不同，迪斯雷利先生遭遇失败后没有一蹶不振，或躲避到某个阴暗的角落里，而是继续勤奋努力，发奋工作。他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仔细地研究听众的性格，不知疲惫地练习演说的艺术，刻苦地学习议会知识。 为了成功，他忍受着一切，成功终究是到来了，尽管来得慢了点。 最后议会不是嘲笑他，而是同他一起欢笑。早年他失败的记忆从公众头脑中消逝，最后，公众一致认为他是议会里最成功和最有感染力的议长之一。

虽说个人的勤奋和实干对成功很重要，正如前面所引用的事例和以后的篇幅中还要引用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但同时我们应该承认， 接受别人的帮助对我们的人生历程也很重要。 诗人沃兹沃斯说得对： “自助和受助这两个事物虽然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然而把它们有效结合才是最完美的——高尚的依赖和自立，高尚的受助和自助。” 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会因被抚养和受教育而多少受人恩惠；真正优秀的人和强者往往最乐意承认和接受这种帮助。

例如，法国作家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人生经历就是榜样。托克维尔的双亲都是贵族，父亲在法国颇有名望，母亲则是马拉舍伯公爵的孙女。家庭影响力使他21岁就被任命为凡尔赛审计法官，但是，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才能不足以胜任那个职位，他决定放弃那个职位，独自去开创自己的未来。也许有人会说他很愚蠢，但托克维尔勇敢地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行动。他辞去职位，决定离开法国到美国游历。此行的成果就是后来他出版的那本伟大的《论美国的民主》。对于托克维尔在游历中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和他一起游历美国的朋友古斯塔夫·德·波蒙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性格与懒惰格格不入，无论在旅行中还是在休息时，他的头脑一刻也没有休息……同阿列克西斯在一起，他最喜欢与你聊的就是什么东西最有用。对他来说，最难受的日子就是那些无所事事、白白浪费时间的日子；哪怕是浪费一点点时间都使他如坐针毡。”托克维尔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生活中，人不能一刻没有行动。个人的外在努力和内在努力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否则，我们只会增长年龄而不增加成熟的智慧。世间的人好比在寒冷地区艰难跋涉的旅行者，他走得越高远，他就走得越快。病态的灵魂是可怕的，为了抵抗这种可怕的罪恶，人们不仅需要内在精神力量的支持，也需要与生活上、事业上的朋友互助互爱，共度难关。”

尽管托克维尔有力地论述了充分发挥个人吃苦耐劳和独立精神的必要性，但他更充分地认识到人的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得到别人的帮助或支持这一事实的价值。因此，他时常承认他非常感激他的两个好友德·克尔格雷和斯托菲尔——前者给托克维尔精神和智力的帮助，后者从道义上支持和同情托克维尔。对德·克尔格雷，托克维尔写道：“你是我唯一值得信赖的心灵，你的影响对我的一生都会起作用。许多人影响过我，但没有一个人能像你那样对我基本理念的形成和行为规则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托克维尔也从不掩饰他对自己的妻子玛丽深深的感激之情，她良好的脾气和性格使得托克维尔能够成功地进行他的研究。托克维尔确信， 一个具有高贵心灵和气质的女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提升她丈夫的品性，而一个低级庸俗的女人只会败坏她丈夫的心灵。

总言，人类的品格是受各种影响而塑造成的：有榜样和格言的影响，有生活和文学的影响，有朋友和邻居的影响，也有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先辈精神的影响，我们继承了他们品德言行的优秀遗产。我们所必须承认这些影响，但我们更需要明白， 人们应该是他们自己生活和行为积极的主人。 因此，无论对别人的感激显得多么明智和多么美好，从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讲， 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救星。 2qhZnTW0lPUKyh7nK9xU/G7Y1/ZVbuc2ZcRL4nKHAe3Wt9HMyDWS0X58teIfC6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