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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便接触到了住在杜尔班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我认识了法院的翻译保罗先生，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认识了当时新教会倡办的学校的教员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出访印度的南非代表团成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现在已经过世了。大概也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巴希·罗斯敦济（现已故）和阿丹吉·米耶汗（现已故），所有这些朋友，当时只是工作上的交往，与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往来，后来才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关于他们的情况，后面还要谈到。
正当我不断扩大我的社交范围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要充分准备好打一场官司，建议阿布杜拉赛亲自去比勒托里亚一趟，或是派一个代表去。
阿布杜拉赛给我看了这封信，问我愿不愿意去比勒托里亚。我说：“只有从你那里了解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以后，我才有应对的办法。现在我都不知道到那里去我要做什么。”他叫来几个职员向我说明了整个案情。
我开始研究这个案子，感到我需要从头学起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我曾去法庭见识过那里的工作情况。见到一个波希律师盘问一个证人，问他不少关于账本所涉及的借贷问题，我一点也听不懂。无论在中学读书还是在英国留学时，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处理的这个案子，主要和账目有关。只有懂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解释其中的问题。那个给我讲案情的职员滔滔不绝地说着借方、贷方的内容，我却越听越糊涂。我不懂P．Note的意思，在字典里也查不到，只好请教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指的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认真加以研究。这倒使我增强了一些信心。我终于弄清楚了案情。阿布杜拉赛其实也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践经验，能够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做好去比勒托里亚的准备了。
“你打算在哪里住？”他问道。
“随便你安排。”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那边的律师，他会替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给那边的弥曼朋友写几封信，不过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和他们一起住。我们的对手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如果他们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来往信函，会对我们十分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来往，对我们就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不然我就自己找个单独的住处，请放心吧。没人会知道我们的秘密。但是我倒是很想认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达成庭外和解。毕竟铁布赛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我提到的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的方法，多少令阿布杜拉赛感到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我们对彼此已经有些了解，我不再是所谓的“白象”了。
他说：“那好吧。能够庭外和解再好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清楚对方的脾气，铁布赛不是一个轻易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就会想尽办法钻我们的空子，一整到底。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不必担心。”我说，“我无须和铁布赛说什么，也不必和其他任何人谈起这个案子。我只是建议他同我们达成庭外和解的共识，避免一场不必要的官司。”
我只在杜尔班待了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票，如果需要坐卧铺，通常要再付5先令。阿布杜拉赛非要我坐卧铺，但是出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5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赛说：“小心点，这里有别于印度。谢谢神灵，我们还花得起这点钱。只要是你需要的，请你不要舍不得花。”我谢过他，并请他不必担心。
晚上9点左右，火车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照例从这一站开始提供卧铺。有一个乘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卧铺。“不要，我自己有铺盖。”我说道。他便走了。跟着来了另一个乘客，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看我是“有色人种”，很不高兴。他马上走出车厢，带了一两个官员来。他们一言不发，后来又过来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转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厢的票呀。”我说。
“那没用，”另一个官员道，“我跟你说，你必须去货车厢。”
“我告诉你，我在杜尔班就获得坐这个车厢的许可了，我会坚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官员说，“你必须离开这里，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把你推出去。”
“那好，你去叫吧。我绝不自动离开。”
警察果然来了。他抓着我的手，把我推了出去，行李也扔了出去，我拒绝去别的车厢，火车就开走了。我拿着提包走到候车室，把其他行李留在原地，交由铁路当局代管。
恰逢冬天，南非高地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那种寒冷难以形容。我的大衣放在行李箱里，但我不敢去拿，害怕又受到侮辱，我就坐在那里任凭自己发抖。房里没有灯，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搭讪，可我却没有心情跟他讲话。
我开始想到自己的职责。是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呢，还是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抛到一边，先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处理完这个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回印度是懦弱的表现。我个人所遭受的还只是表面的痛苦，更深层的含义是那种沉重的种族歧视。如果可能的话，哪怕要遭受一些折磨，我也应当设法根除这个病根。我所寻求的无非是消除种族偏见罢了。
我决定搭乘下一班火车赶到比勒托里亚。
第二天早上我给铁路局长发了一个长途电报，一并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亲自去见那位局长。局长的解释是铁路当局的做法没有不妥，但也告诉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将我平安带到目的地了。阿布杜拉赛发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去车站接我，给我适当的照顾。于是，那些商人便来车站接我，还把他们所遭遇的不平事都讲给我听以安慰我，说我碰到的事情在这里并不少见，还有，印度人坐头等或二等车厢出门，铁路官员和白人旅客一定会刁难他。就这样听着大家诉苦，那天就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给我定下了卧铺。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买下了在杜尔班时不肯买的卧铺票。
我乘火车到了查理斯城。